有一個話題，就是直至今天，農民總是喜歡掛毛澤東的像而不是別人的，按照
中國知識分子對計劃經濟時代的描述，那簡直是一個人間地獄，尤其農村！比如農
民一年到頭拼死拼活連飯都吃不飽，農民被捆在土地上是奴隸不能退出，計劃經濟
造成城鄉二元社會之類，按理，農民應該知道計劃經濟時代的苦難，他們現在的生
活普遍比人民公社時期要好，農民掛誰的象也不應該瓜毛澤東的象，怎麼偏偏不掛
別人的像，比如讓他們富裕起來的人的象，尤其知識分子現在還在為農民充當“社
會良心”，怎麼農民還是這麼愚昧？
對於幾千年裡一直生活在大觀園的知識分子來說，毛澤東的“上山下鄉”讓他們第
一次嘗了點苦頭，看到了中國農村，可是這些知識分子他們並沒有改變自己的思維
方式，他們的思維方式是什麼呢？就是晉代一位皇帝的名言“你們沒有糧食吃，怎
麼不吃肉呢？”，他們並沒有去問問計劃經濟時代以前的農村是不是比計劃經濟時
代要進步，所以他們的一些問題本身就經不起推敲，比如，“計劃經濟時代農民被
捆在土地上，不能退出”，這個問題，先不論中國歷史上多少次農民起義就是因為
農民沒有土地耕作而起來造反的，只要看看知識分子首先關心的農民應該“退
出”，這就不是農民心裡所想而是知識分子自己的思想，因為知識分子自己是社會
里有發言權的階級，看哪群人不順眼，退出，讓你沒轍，妖魔化你，他們從來沒有
想過財富是生產出來的，因為知識分子自己只見到財富可以由自己的思想指揮別人
分配。可是，轉過身來，知識分子又說，“計劃經濟時代農民哪有土地？土地的所
有權並不屬於他們”，第一，農村土地並不屬於國家而屬於農民集體，這是我國憲
法規定的，所謂農民沒有土地顯然是知識分子依據城市的規定而推想的；第二，既
然說“農民被捆在土地上”，就是說他們有不可剝奪的勞動權，而且不是象封建社
會那樣是對其他個人的人身依附狀態下的勞動權，難道這不是對土地擁有權利的表
現？不過這種所有權是以農民集體——集合狀態的農民的身份擁有的，難道一定要
象知識分子說的那樣要“農民個人擁有種什麼”的權利，“轉讓土地”的權利才叫
對土地擁有權利？試問，在城市裡勞動的工人擁有自己生產什麼的權利嗎？那麼，
知識分子為什麼會提出這種純粹象牙塔的問題呢？原因在於他們從來不參與社會生
產，他們錯誤地把自己的生存狀態，把自己的思想——自由主義強加給農民，他們
不知道社會中的生產者和知識分子這群消費者的要求和思想是完全不同的。
我們聽到那麼多對計劃經濟時代農村的慘痛回憶，但是，知識分子自己也很奇
怪，就在“大躍進”最惡劣的時候，在浮誇風最惡劣的信陽，農民明明知道倉庫里
有糧食，卻沒有人去搶，在知識分子的記憶里，農民是一群“暴民”，他們怎麼也
搞不懂毛澤東用什麼魔法讓農民這麼平靜地面對困難，是警察嗎？否，當時的警察
數量不到現在1/10，農村自從剿匪後更是幾乎沒有武裝力量，但是連知識分子自己
也承認，“自共產黨奪取政權後，很長一個時期內，特別是在所謂的“三年自然災
害”的歲月里，儘管農民大量餓死在勞作的田野里，農民問題卻並沒有成為一個普
遍關注的社會問題。”，而在知識分子認為解決了農民的溫飽，並正在解決農民富
裕的時代，在大江南北，卻不斷地傳來農民武裝對抗的消息，“近十年來，湖南省
無論在湘南、湘西，還是湘中和湘北，都出現過大規模的農民反抗事件”——好象
農民又變回了“暴民”。
事實上，原因只有一個——知識分子根本不了解農民，在他們眼裡，農民是一
群愚昧的、需要重新啟蒙的猿猴！他們不知道尊重農民自己的勞動權是多麼重要！
正是在這種錯誤的思維方式下，他們錯誤地理解計劃經濟時代的歷史，錯誤地從他
們的消費者立場而不是學習馬克思主義從生產者立場去理解一段歷史。
舉個例子，按照知識分子的介紹，計劃經濟時期國家為了實現工業的趕超目標
而殘酷剝削農民，造成農業發展不快，可是他們沒有看到，新中國建立時的農村基
本上是處於與封建社會時期基礎設施接近的狀態，而在那種狀態下生產的潛力已經
被挖掘光了，現代農業需要工業和資金投入而不僅僅是勞動力投入，從數據看，新
中國成立時全國公路通車里程只有10萬公里，電力只有43億度，鐵路只有2萬公
里，想想，就算你有足夠的化肥，也要先修馬路才能運到村子裡吧，也要先給農村
架電線吧，而在沒有公路和電力的地區，農民的生產只能和祖輩一樣只用牛和牛糞
生產，這種生產的潛力早被挖掘光了，而毛澤東時代修建的能滿足生產基本需要的
公路、鐵路占建國後總量的70%以上，更不用說生產隊時期有而後來消失的簡單機械
化設備。也就是說，別人是在前人建好了的毛坯房子上只要裝修得漂亮點，就可以
賣高價了，因此，在農村基礎設施能夠得到基本普及以後，農業生產出現一段時間
的加速增長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因為生產技術水平上了一個檔次嘛，何況80年代
初的農業高速增長是以國家對農產品大幅提價來刺激作為背景的呢。按照鄧小平同
志的話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按照知識分子的理解，毛澤東時期在農村搞工業化是小農經濟的體現，農村根
本不適合搞工業和所有社會化大生產產業，“資源短缺、運輸困難”，不能容納那
麼多勞動力，只有城市化才是出路，製造貧民窟先裝下農民，犧牲一兩代人，等城
市發展了，原來的農民、現在的貧民也就好了，不是所有農村都有資源不假，但是
香港不也是沒有資源嗎？不也是加工生產變來的嗎？更重要的是，現在的珠江三角
洲、長江三角洲都是靠把農民趕出農村實現現代化的嗎？至於運輸困難，中國中東
部地區人口稠密，本地用戶資源就巨大，要知道小小台灣島才多大？也養活了2000
多萬人，也養出那麼多大公司，不過相當於我們一個地級市的地方而已，而且，這
本身就是一種片面追求生產效率的說法，從所謂“市場經濟”的理論出發，生產是
一切為了現在的利潤，因此不應該搞重複建設，應該搞幾個特大公司、精簡人員才
算有效率，而毛澤東時代努力把工業普及到每個被文明遺忘的角落是小農經濟的體
現，小農經濟也是追求“自給自足”的，可是他們忘了一點，中國的海量人口，任
何一個角落對外國都是難得的溫床，人家當初發展工業時一個工業體系的市場範圍
還未必比我們一個地級市多呢。
我們再來看看所謂“讓農民能夠退出”和農村工業化的區別，讓農民退出搞城
市化，表面上減少了農村的人口壓力，可是城市自己那麼多失業人員，並不能給這
些新市民提供勞動機會，對於國家來說，是把錢從左口袋掏到右口袋的區別，可是
右口袋並不能自動生錢，而本來經濟資源、尤其金融資源稀缺的農村則進一步失
血，左口袋乾脆漏了。更重要的是，知識分子所謂的“機會論”本身就暗含着人類
社會本來就是不應該平等的，不是所有的人都應該有明天，不錯，進城的人里有一
部分會發達，可是還有不願意進城的呢？還有必須留在農村的呢？他們有沒有發展
的權利？簡單地說，城市是處於一種對農村的強勢地位，是不是這就是合理的？農
民，只要中國農村還有農民，他們是不是就活該比城市貧窮落後？農村有沒有向城
市爭取話語權的權利？農村有沒有爭取社會資源分配的權利？而知識分子提出所謂
“機會論”、“退出論”，本身就是不想觸動城市在社會資源分配上的優越地位！
相反，毛澤東的農村工業化，從人的角度說，是讓現代文明普及到社會的每個角
落，不管你是不是市民，你天生有參與工業生產、參與現代文明的權利而不是知識
分子所謂的“機會”，只有毛澤東把農民當人，當作和別的人平等的人而不是被知
識分子用胡蘿蔔誘惑來拉磨的驢子——這才是農民懷念毛澤東的真正原因！
這裡需要指出知識分子編造的一個虛偽的所謂“計劃經濟造成二元社會”的理論，
事實上，第一，他們自己也在說，計劃經濟時代城市居民處處有“票”，也就是
說，城市居民自己並不象想象中那麼豐裕，而農民至少自己的副產品是可以自由支
配的，第二，農民發言權，除了毛澤東時代，恐怕再沒有農民可以做到副總理吧，
另一方面，農村當時的生產隊開會是完全民主的，今天農村那種村幹部作威作福的
事情在當時是幾乎不存在的；事實上，從數據看，1978年全國農民平均收入比1958
年增長83%，而全國職工平均年工資只從679元增加到684元——知識分子所謂的
“集體化後農民收入下降”的真相原來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