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不同種族、民族間的智商差異根本不是什麼“種族主義”
不久前，英國一名學者繪製了一份所謂的“全球智商地圖”，給全球民眾的智商水平按國別排了個名次，其中給日本、韓國和中國這三個東亞國家打了個最高分，引起了一陣不大不小的風波。這個消息轉到國內，欣然色喜者有之，一笑置之者有之，質疑詰問者有之。
據本人之觀察，大多數人的態度是不置可否。但是，有的朋友對這名學者的結論，以及網上對這個問題的討論，一概斥之為“種族主義”。對於這種指責，我倒是覺得實在不敢苟同。
這名學者製作的所謂“全球智商地圖”如下：
據說，這種態度源自於西方——據說，西方主流社會認定，世界上各種族、各民族之間的智商應該是平等的，認為不同種族、不同民族之間存在智商上的高低差距，那就有“種族主義”之嫌。
我想，如果西方主流社會確實存在這種觀點的話，那麼是非常可笑的。反而，這種不分青紅皂白地誣人以“種族主義”的做法，才有亂扣帽子之嫌呢。
不同種族、不同民族之間的智商是否有差距，我想這絕對是個淺顯至極的“偽命題”。這個命題“偽”到什麼程度，實在是一眼就可以看穿的。
理由很簡單：先問一句，一個種族、一個民族內部的每個個體成員——也就是每個不同的人之間的智商是否相同？顯然，不同的人之間的智商是有高低之分的。換言之，在我的周圍，我的智商可能高於我的朋友甲，但我另一位朋友乙的智商可能高於我。
正因為我們的社會普遍認同不同的人之間智商存在區別的現實，所以才會有智商高低之說；也正由於人們已經接受智商高低是一項可以量化的指標，所以各種測量智商的“科學方法”才會被“發明”出來和推廣開去。
說到此，對於智商不是太低的人們而言，這其實就已經非常明瞭了——作為每個組成分子的個體成員，也就是每一個人而言，單個的智商原來都是一個不確定的值，那麼又憑什麼去斷言，由這些不確定值的個體組成的整體之間，智商的平均水平就一定是相等的呢？！
舉個簡單的類比，就如財富的多寡是衡量人們貧富的量化指標一樣，我們承認不同的人之間存在着貧富差別的；由大量貧富不等的人們構成的民族、種族、國家、地區之間，顯然也是存在貧富差距的。要是有人非要說這世界上各種族、民族、國家、地區的貧富水平原來竟都是均等的，恐怕連他自己也不敢苟同吧。
同樣充滿着不確定因素的智商，其實也就是同一回事的。不同的人的智商可能與生俱來就存在着明顯的差別，譬如有的嬰幼兒說話、認字學得很快，有的卻學得很慢；即使是同一個人或資質極其相近的兩個人，成長於不同的環境之下，後天培育出來的智商也會明顯有差異，譬如一對雙胞胎，若分別放在落後、封閉的鄉村和發達、開放的城市寄養，數年後智商肯定會拉開一段明顯的距離；即使就是同一個人，不同時期的智商也有可能存在明顯的落差，譬如一個農民剛從農村到城裡打工的時候，跟他打了十年的工，掙到了一筆錢和學到了一定的經營管理的經驗，準備自己做生意的時候相比，智商自然也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進而，一個競爭激烈的社會，一個自強不息的種族，一個時刻充滿危機感的民族，一個擁有着催人奮進的精神的國家，人們的智商自然會在永無止境的磨鍊當中不斷水漲船高；反之，一個慵懶成性的社會，一個得過且過的種族，一個缺乏危機感的民族，一個大部分人在等待着天上掉下餡餅的國家，人們的智商難免就會停滯不前，甚至出現倒退。這個道理，其實咱們的先賢早已經異曲同工地點出來了：“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語出《孟子·告子·下》）。
一句話：環境，尤其是社會環境對智商的培育有着莫大的影響。而各種族、各民族自身的文化，也是這種社會環境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環。因而，恰恰不同的種族、不同的民族之間，智商的平均水準及發展水平，就很可能由於各自不同的文化環境而造成了一定的落差。也就是說，從不同的文化及習性等出發，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再次論證出，所謂“不同種族、不同民族之間的智商是均等的”這種命題竟是何等的“偽”。
故此，憑空臆測一個“不同種族、不同民族之間的智商是均等的”的前提強加於人，把對不同種族、不同民族之間智商的探討劃為禁區，給膽敢犯禁探討者扣一頂“種族主義”的大帽，我想這根本就是極其荒謬的思維和行為。這樣掩耳盜鈴的做法，倒是一種明顯的不自信的表現，根本無助於不同種族和民族之間的團結，亦無補於讓智商平均水平確實偏低的群體客觀地認識到自己的差距及其原因所在，從而奮起趕上。
我一向明確反對任何形式的種族主義，但對於這種根本就屬於矯枉過正的做法，覺得實在是過猶不及，毫無正面意義。我認為，對不同種族、不同民族之間的智商水平孰高孰低這個命題，其實只要是屬於客觀地探討，注意別把某些主觀的情緒摻雜在裡頭，別因此就產生一種“高人一等”的“種族（民族）優越感”或“低人一等”的“種族（民族）自卑感”，不會因此就對不同的種族、民族產生莫名其妙的歧視的話，就根本談不上什麼“種族主義”的。
對於那名英國學者的研究，我是支持的；我支持的是他這項向“種族主義”的大帽子挑戰的研究本身，以及他那敢於向“禁區”挑戰的精神，而不是他的這項“研究成果”。恰恰相反，我對他的“研究成果”的可信度明確表示疑問。
譬如，在他的“研究成果”中，猶太人的智商居然不能名列前茅，僅憑這一點我就覺得他的“研究成果”的公信力非常值得懷疑。據前些年的統計，猶太民族的人口僅占世界人口的0.3％左右，但她們卻向全人類貢獻了愛因斯坦、弗洛伊德、柴門霍夫、門德爾松、馬克思等等世界性的、劃時代的偉人；在歷屆諾貝爾獎獲得者的名單當中，猶太人也占據着與其總人口極不相稱的極高比例。
在中國人的心目中，無論對猶太人近幾十年來的所作所為看法如何，大都卻不得不承認，猶太民族的整體智商是出類拔萃的，至少是比中國人要高的。幾百萬猶太人在以色列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換同樣數量或者再加數倍的中國人過去，給予同樣的自然和社會環境，就肯定做不了同樣的成就出來。
對於這名學者的“研究成果”中把中國人的整體智商列於前列，我覺得也許從某種角度上是反映出了某種現實。以我的觀感，中國人個體的智商確實不低，但問題是這種“高智商”，往往表現為大量讓旁人瞧不起的小聰明，而非令別人心悅誠服的大智慧。
正是由於這些小聰明的濫觴，導致了許多令外人匪夷所思的旁門左道的勃興，如年前披露出來的“荒山刷綠漆”式的“綠化”；同時，無數在外人手中能夠很好地運用的玩藝，一旦到了中國人手中則無一例外地會淮橘成枳，如股市。也正因為大智慧的高度缺失，使得中國人賴以生息的社會狀態無論宏觀還是微觀都一直處於劣質水準，成為中華民族闊步向前邁進的巨大絆腳石。
倘若中國人躺在別人所謂“智商最高”的“研究成果”當中沾沾自喜，不認真、深入、徹底地反思為何“智商偏高”而生活狀態卻長期偏低的根本原因的話，那麼這種“智商”再“高”亦於事無補。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只要這種自省能力缺乏，那麼這種所謂的“高智商”就必然是名不符實，浪得虛傳。
不過，話又說回來，我對中華民族的智商還是頗有信心的。只要能夠擁有一個相對較好的社會制度，那麼中華文化圈內的群體（包括中國大陸之外的華人）的智商就能夠較正面地被發揮出來的。譬如香港，譬如澳門，譬如台灣，譬如新加坡，譬如海外華人，幾乎都已經很好地驗證了這條規律。
另外，那名英國學者的“研究結論”中，把中國人的智商跟日本、韓國人的並列，我倒是覺得有些耐人尋味之處。我不管這三個東亞國家的真實水平到底是處於世界的哪個位置上，僅三者之間水平相仿這一點，憑我的經驗和閱歷，我覺得還是有些可信的。
我倒是覺得可以由此認為，中國人是不必過於妄自菲薄的——你想，長期處於一種思想被箝制、異端被扼殺、人性被扭曲的高度肅殺的社會氛圍當中的中國人，整體智商水平居然不輸於業已長期處於另一種相對優秀得多的社會制度之下的日本人和韓國人，那麼，設若中國的社會在不遠的將來能走回正軌，中國人的整體智商又當如何發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