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中国大陆发生诸多“问题新闻”，举其大者，有太湖再度发生大面积蓝藻、佛山九江大桥被撞垮塌、交通强制保险公益性危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除名邹恒甫教授、涉二甘醇牙膏风波等等，所有这些事件的总和，都不如山西黑砖窑虐待工人事件更加引人关注。这一现象已经足以说明山西黑砖窑虐待工人事件所具有的巨大冲击力。

准确地说，所谓山西黑砖窑虐待工人事件，应被称为“山西砖窑奴工事件”。这些砖窑并非隐藏在地下，而是在政权的眼皮子底下活动，若属黑砖窑，何得如此？如果证照不全从事生产就是黑砖窑，那么为何没有一个部门去将黑砖窑及时查封？所谓虐待工人，至少那里面得要有工人才是，而那些被劳役的人，怎么能够算是工人呢，他们连夏衍笔下的“包身工”都不是，他们被拐骗或者被拐卖，进入砖窑后也并非自由地出售劳动，他们没有人身自由，没有获得工资，被打手和狼狗环围，受到殴打、鞭笞、残害乃至诛杀，只被给以最低限度的吃食。他们是典型的奴隶，而非现代意义上的工人。

这是一场完全应称之为现代社会耻辱的事件。疯狂到如此程度的奴隶劳动，已不能仅仅用资本的逐利冲动来加以解释。被奴役者的命运显影在光天化日之下，既显示了奴役者人性的彻底丧失，也表明奴役者存身于一个十分安全的环境。奴隶劳动在安全的环境下维持，证明的不止是地方执政当局的麻木，执政当局中的一些人甚至已经成为奴隶劳动的保护者。现在，劳动监察部门人员涉嫌倒卖童工的事实已见披露，当地公安机关已承认基层派出所与砖窑有牵连，“窑主吃黑工，派出所吃窑主”的利益链已露端倪，揭黑记者提供情况证明当地部门对那些强迫奴隶劳动的砖窑已经知情，而记者查找真相的最大阻力正是来自当地部门。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当代中国的劳动关系，正在呈现强弱程度不一的奴役色彩。医院和学校广受诟病，这种高收入机构中却流行著“院长（或校长）贵族化，职工奴隶化”的新谚语，“死也要下矿井”显示了异化劳动的存在，即使在官员阶层，长官也渐渐成为“老板”，一般公务员自认为“为老板打工”。奴役性的劳动事实上构成了一个由各种劳动所构成的连续光谱，连续光谱中包含了从精神奴役到身体奴役的各种形式，而山西砖窑奴工事件不过是这种奴役关系中已被发现的极点。

正是因为奴役性的劳动已经形成习非为是的态势，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们对这种劳动关系的敏感和憎恶，如果一个企业能够提供税收或者向某些部门、某些人的进贡，那么不合乎法律的用工关系又有什么不可以接受的呢？如果一个专案将会带来经济增长，那么忽视工人权益也会得到保驾护航。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何劳动权益普遍很难得到有效维护，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何强迫从事奴隶劳动的砖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即已出现，却一直要演变到今天这种人神共愤的地步。

山西砖窑奴工事件必须直达最高执政当局，才形成各级各部门“不留死角”地清查的局面，表明了责任制度的失败。追究某些部门、某些人的失职渎职是容易的，追查官商勾结也是容易的，某种程度上，单就个案而言，甚至查清山西砖窑奴工事件的全部真相也并不是很困难。但严重的问题是为何只要不触动最高执政当局，事情往往就会陷入无人过问的状态。这样的情形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如果一个制度的运行竟然弄到农民能不能进城卖西瓜，农民打工能不能得酬劳都要由国务院总理来大发雷霆的程度才能有个说法，那么可以说这个制度已经无法实现社会管理的基本职能。

现有的责任制度，乃是这样的设计，它通过一级一级的向上负责来实现正常的运转。但现实的情况是除了最高层级，每一个上级也同时是一个下级，对上负责因而演变为“不多事”的苟且因循，在牟利自肥的方面，权力往往层层加重了人们的负担水平，而在责任方面，它趋向于“没有乱子”发生，或者有事，资讯也不要传递到上一层级，而所有层级共同倾向于“只要最高层级不作反应，就可以万事大吉”。在这种责任传递过程中，真正有责任自觉的只是最高层次，而其他层级都只是被动去履行责任。这种制度设计不加改变，就无法扭转地方与部门放任或默许各种恶劣行径的局面，也无法扭转权力去牟利自肥的腐败行为。

向民众负责的制度，惟有民主。事实证明，靠官场人脉的连环作保，并不足以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而民主制度不仅将使得权力得以受到制约、责任得以被有效担负，也减少了各种权力人物受欺瞒、被哄骗，非“亲自干预”则事务废弛的情形。■

刘洪波：一九六六年生，杂文家、时事评论人、高级记者。现居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