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人们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怀念，到世纪之交竟然成了一种非官方无组织的强大洪流，笔者的这一篇文章正是这一股洪流中的一朵小小浪花。 实际上在这股潮流中，毛泽东既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尊神；他超越了这一切，代表了中国的一个翻身时代，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不屈不挠奋斗精神的象征。

一、 关于毛泽东这个人和他所处的时代

毛泽东生于1893年，第二年甲午战争失败。在毛泽东18岁时发生辛亥革命，当时他还是一个懵懂少年，正在湖南一师上学，为此他政治热情高涨，写了一篇文章张贴出去，主张由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组成一个政府，竟然想要把革命派和保皇党拉到一起，真是有点匪夷所思。

这个时代给他的成长营造了一个氛围，自百日变法以降，湖南就有"小法兰西"之称，人们在对旧制度的失望之余，普遍怀有根本变革的企望。当时留学法国是非常的热门，毛泽东的朋友蔡和森一家，包括妹妹蔡畅、女朋友向警予和七十多岁的老母葛健豪一起，全部去了法兰西这个革命的摇篮实地学习。也正是由于湖南人勇于探求救国救民的道理，所以在国共两党高层中，湖南人都着实不少。

1921年1月1-3日，毛泽东组织新民学会在长沙开会，讨论组织宗旨，最终认为在各种改造社会的办法之中，只有列宁主义（阶级斗争）道路是可行的。其他的要么是不彻底难以解决根本问题，要么象罗素的改良共产主义一样是"理论上行得通、实践中做不到"。而事实的发展也证明了他观点的正确性，国民党的纲领从同盟会时期的"地权平均"到正式建党时的改为"社会经济政策"；国民党在一大上决定的"扶助农工"政策，但最后实施的却是"保甲连坐"法西斯专制手段。国民党对旧势力从平衡到平衡，从妥协到妥协，已经完全背弃了先前的初衷，在"保甲连坐"里已经看不到任何的社会改良和进步的影子，哪怕是一分一毫的民众利益和愿望都没有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中国旧势力的强大和顽固，没有阶级革命和阶级斗争，共产党也将和国民党一样，不可能取得社会进步和实现民众意愿。 后来国民党主流派转进台湾，以蒋梦麟、沈宗翰、李登辉这样的书生出马，就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这样的重大利益调整；而当年在大陆蒋经国以第一公子的身份，在上海整顿金融秩序"打老虎"却打不下来。这是什么样的差别。有人说"革别人的命"比较容易，这正反映了阶级斗争的有效性，而且必须是革命阵营和反革命阵营处于截然分开的态势，其效力才得以发挥。而后来李登辉以此煽动"省籍情结"，看来阶级矛盾还是能够物尽其用的。由此可见，阶级斗争并不是共产党的独门兵器。

二、 毛泽东和他的思想

据说毛泽东思想这个词汇是刘少奇首先倡导并使用的。人们常常把思想和理论这两个词汇放在一起使用，然而遍观《毛泽东选集》，除了写于1937年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以外，实际上都是关于政策和策略问题的文章，绝少理论方面的探索。 实际上毛泽东的文章在现阶段，相应的文字工作多数是由秘书完成的，但在当时那个时代，文化普及程度差和知识分子多数远离革命处身城市，老毛不得不自己动手。

从老毛的文章看，绝少空洞的理论和说教，现实感极为强烈。多数是从现实中某一种不足之处出发立论，指出应该改进和提高的地方。政策和策略问题才是《毛选》的中心，而理论从来都不是老毛的强项。

三、 内战就是老毛战胜了老蒋

有一种广为流行的说法，说共产党是内战内行。实际上这是国民党政治失败的遮羞布，是试图把失败责任推到国军将士身上，好象国民党的失败仅仅是因为在内战中不幸而战败。这是不能成立的，同时这也是对不起为党国牺牲的国军将士。如果有一天台独遭到毁灭性的破产，政客一样会照旧把它说成是军事失利，而不肯反省自己是否与多数人的意愿相对立。 天才出于勤奋，经验来自积累。当年北伐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薛岳，和第四军独立团见习排长林彪相比，究竟谁的知识更丰富，经验积累得更多。薛岳在对付日本人时虽然没有完胜，但从来没有象在海南岛那样，被林彪的部下打得落荒而走，而且惟恐跑得不够快。 几十年的国共内战，作为一个一般的规律，共军是越打越多。无论是多么能干的军人，在对手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时，恐怕永远都没有胜利的机会。

从表面上看这一次内战是在战场分出胜负的，实际上在战争之前就胜负已经预先确定。正如老毛所说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因为他们没有人民的支持。而且老毛在评论美国的顾问和老蒋的战略专家，试图破解和学习共军的战略时，对此嗤之以鼻"我们的战略战术是以人民战争为基础的，这是一切反动派都学不到的"。 实际上在井冈山时期，这一场内战的胜负就已经决定了，老毛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他告诉林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一场持久战之后，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最后必然可以在战略反攻中彻底消灭貌似强大的敌人，取得最后的胜利。 从1930年的《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完成，到1949年建立新中国，前后经过19年。

四、 统一战线的远见　

中共叛徒张国焘在回忆录中，极力把中共诋毁成苏联的工具。在１９３６年的"西安事变"处理上，把这一事件的处理方式说成是听命于苏联的结果。并极力粉饰自己，把自己装扮成特别具有统战远见的高明。如果张国焘真有这样的见识和眼光，应该不至于对革命前途灰心失望，去为中统特务机构服务了。

在１９２６年，毛泽东就已经发表了他的著名文章《中国社会个阶级的分析》，该文以罕有的高度和气势，开门见山地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并令人信服地阐明了革命的主力军和同盟军问题，确立了统一战线的政策。正是这一政策的落实，才确保了人民力量的凝聚和革命力量的压倒优势，极大地孤立了敌人，壮大了自己，才奠定了人民战争的基础和最终胜利的保证。 共产党在敌后抗日的岁月里，更凸显了统战的威力和能量。共产党军队从几万人发展到几十万人，而国民党军队陷在敌后的几十万人，一半被日本人打跨，另一半投降当了汉奸。共产党要求军队成为"战斗队、宣传队和工作队"，普通士兵几乎都具有落地生根的生存和发展能力，正是这样，才让那些不可一世的皇军乖乖地在华北住炮楼和碉堡。

五、 群众路线与精英主义

没有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把普通群众组织起来参加革命和建设，就没有可靠力量来处理中国的事情。在旧中国由于文化教育落后，工商业不发达，不能够发动基本群众特别是农民，革命就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几乎成为一个定律，只要是轻视农民和看不到农民力量的人，就不可避免成为不可救药的叛徒和悲观等待主义者。张国焘只注重工人运动，是那种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次精英主义者"。在中国所有的精英主义者不是怀着彷徨无路的苦闷，就是公然走上与人民为敌的可耻道路。张国焘背叛共产党，汪精卫背叛中华民族，而老蒋则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之内，徒劳地指望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精英主义者在过去中国的成就和眼光不过如此，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够更好地领会群众路线的深刻涵义。实际上在今天，农民仍然是中国的大多数和中华民族的主体，对他们采取轻视和疏远的态度，看不到或者是不去想办法发挥他们的力量，就会有深沉的无力感和陷入悲观主义，其右翼早已经走上了民族虚无主义和汉奸主义的道路。 毛泽东时代的成就是在彻底抛弃精英主义和确立群众路线的基础上的成就。对毛泽东的丑化除了一定程度的政治翻案以外，更多和更持久的是精英主义的反扑。

毛泽东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是与精英主义妥协远离群众革命和建设事业失败；要么是改造精英阶层适应革命需要促进革命事业进步。毛泽东没有别的选择。 在夺取政权之前，由于蒋介石的屠刀威胁，精英的阵营非常清晰，到延安的知识界人士已经作出了困难选择。即使这样，要让这些人真正成为能够带领群众前进的合格干部，仍然是一个极为困难的事情，看一看老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知道这些选择了共产党艰苦道路的精英分子尾巴仍然有多高，要他们放下架子深入群众领导群众有多么困难。然而由于国乱当头，再加上反动派和侵略军的双重压力以至于经常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精英们总算是深明大义妥协投降了，所以整风运动取得了可喜成效。

在解放后，物资条件逐步好转，更重要的是没有分明的阵线，学而优则仕要求当官做老爷的精英主义气象全面复辟，而且没有了生死存亡的迫在眉睫的威胁，一些精英傲骨峥嵘死不低头。诗人聂绀弩曾经有过掏粪的经历，为此他作过一首诗其中的后四句是"手散千金成粪土，天降大任予曹刘。笑他遗臭恒司马，不解红旗是上游。"在诗人看来，曹操年轻时曾经游手好闲，刘备是贩草鞋的家伙，反正是不学无术的家伙，是不应该居于高位的。诗人对举国愚氓上共产党的当，为了争一面"红旗"而忘我努力工作，热情建设新国家充满了讽刺意味。一个自外于人民国家的建设进程，对自己怀才不遇充满了满腹怨气的精英形象多么清晰。说共产党以言治罪是站不住脚的，成千上万象聂氏这样的人物最后个个都是寿终正寝的。共产党的失败在于：他们无论是说服教育还是要求他们参加实际劳动、都没有能够让精英们自觉自愿地走上共产党指引的、去和工农群众相结合道路。大概资本家的方法比较管用，不听话的人让你挣不到吃饭穿衣的钱，逼着你低头和改行直到最终改邪归正。

虽然精英们许多是不合作的，但共产党群众路线却取得了巨大成功，因为共产党人终于感动了上帝--"这个上帝不是别的，就是全中国人民大众"，他们热情投身于祖国的建设热潮之中，使得贫穷落后的中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彻底改变了落后面貌。

六、 新中国的工农业成就

无论对毛泽东时代经济建设犯了多少错误，无论有多少人出于政治用心还是精英主义的反扑（如伤痕文学对社会现实的过分抹黑），往毛泽东身上泼多少脏水，他们是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抹杀那个时代的巨大成就，根除毛泽东在人民心目中崇高地位。 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许多人等着看共产党的笑话，尤以共产党的老诤友国民党为甚。一些国民党人还以共产党的良师益友的身份，给出了共产党各个科目的成绩"政治80分，军事100分，经济0分"，他们等着看大陆出现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景象。但共产党硬是不听招呼，让他们再次失望。

我们可以从一个事例开始，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个过程。1958年，安徽境内的淠（河）史（河）杭（埠河）灌区开工建设，几百万农民在共产党的组织之下，自带工具和口粮，使用最原始的方法，修筑以五个大水库为中心的水库群，13个小电站，16座船闸，数十座水闸和上百处排灌站，干渠和支干渠4980公里，灌溉河南安徽两省的10县2市共1200万亩耕地，使得中国这个最容易遭受旱涝灾害的地区，1500万人口不用经常离乡背井逃荒。工程历时12年，许多无法受益的相邻地区的农民也支援了这个工程的建设。笔者老家蕲春就有10万以上农民，自带工具和口粮翻过大别山，参加了这个大灌区的建设。 在笔者的老家，只要是适合于修水库的地方，都已经修好了水库，只要是有利于防灾的工程，都一样没有忽视，有一条小河因为不利于防洪，就改道20多公里直接排入长江，使得一个20多平方公里的小平原不再受到洪水的威胁。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每年秋播结束之后，共产党干部都带头挑上铺盖带领农民，响应上级的号召，去参加没有丝毫报酬但有利于千秋万代的水利事业。

就是这样，共产党领导民众新修了2亿亩梯田，33000公里防洪大堤，80000万座水库。这样的历时几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完全改变了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条件。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基本的技术和测量以外，精英无所施其技，会计师、律师完全没有市场，招标投标工作也显得多余。投资额是多少完全没有必要统计，除了水泥钢筋以外基本也没有需要花钱的地方，工程完工以后一般也不计入国民生产总值。上级需要准备的是几面流动红旗，在过节的时候给农民吃一顿饺子，其实没有农民也不提意见。 如果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主人公相比，中国农民的唯一幸运之处在于：中国的纬度比较低，没有他们修路时那么冷。中国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节约闹革命（不节约也是不可能的，根本就没有可供浪费的东西），以愚公移山的坚毅精神，终于达到了温饱水平。根除了在旧时代威胁中华民族生存的重大旱涝灾害，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全流域洪水，整个湖北省需要进行救济的人口不到100万人口，从这可以看到30年的努力是大有成效的。

这个过程中涌现的一些典型也值得让人回味，河南林县人民开辟3000华里的渠道，把漳河水穿过太行山引到家乡来。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农民开辟许多梯田，单产过了长江（亩产800斤）。这两个典型还有着特别的意义，它们在地域上都属于太行山区，直线距离不超过150公里，在从前都是"穷山恶水出刁民（土匪）"的地方，但在共产党的管治之下，他们的辛勤劳动受到了全中国人民的敬仰。

在1970年代，工业化也有了长足的进展。各个县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导思想下，基本都建立了自己的五小企业。当时我老家蕲春县化肥厂已经开始向市场供应氮肥，同样的小氮肥厂在国内有1000多家，而全国只有2200个县级行政单位（包括城市里的区），几乎在产粮去每个县都有一个。粮食单产也因此大幅度提高。

在改革开放之后，由于进口化肥的竞争，这样的企业都很快关门了。当时买了多少进口化肥，我也不知道，不过当时的新闻报道说：上海港外的化肥船有的要等上几个月才能卸货，一些外贸公司被罚款罚怕了，钻门子找解放军帮忙用登陆艇下货，不知道这给后来的军队经商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实际上在刚刚分田到户时，当时笔者高中毕业正在家里作职业农民，使用过的尿素既有美国货和日本货，也有苏联和罗马尼亚产品。许多小企业刚刚开张就在这种毫无预防性的残酷竞争中关门，许多人刚刚在工厂里学会了操作机器，又不得不返回农村继续种田。如果假以时日，我相信必定有企业能够生存下去求得应有的发展的机会。这些年来，笔者接触到一些老的县级行政领导，他们为此感到迷茫更感到痛心疾首，对一些还在坚持挣扎的"落后企业"想尽一切方法予以保护，既有地方保护主义的理性，更多的是对亲手缔造的企业怀有难以割舍的感情。 许多人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物资短缺，一些工农业产品需要按票证供应嗤之以鼻，认为那是落后和排除了市场作用的结果，这种说法恐怕禁不起推敲。一些经济学家也十分肯定共产党是犯了常识性错误，如果不要票证限制，在市场供求关系的作用下，价格会上涨，利润会上升，将吸引更多的投资进入，产品供应将会增加直到供求平衡。在1949年之前倒是没有布票，但当时笔者的老家某乡第15保（约2000人），能够穿"洋布"的人，我母亲伸出一只手来，可以全部算上。当时从晚清状元张褰在上海附近开办大生纱厂开始，已经50多年了，这个供求也许真的平衡了。更早的事情笔者不记得，但在使用布票的1970年代，村子里（200多人）穿土布的人已经不到一只手的数目了。

看来关键是"增加"问题，而不是平衡问题，是经济学家没有搞清楚问题之所在。而增加供应的方法，根据近百年民族工业的经验，市场自由作用的效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毛泽东把增加产品供应看成是压倒一切的任务，采用的是一种"节约闹革命"的方法，从本质上讲就是"大跃进"，就是以压缩消费的方法积累资金，以超过常规实际的速度来工业化，而且这种政策的执行结果必然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布为例，为增加布的产量，在建纺织工厂之前优先建设纺织机械厂，为建设纺织机械生产能力，优先建设制造机器的机器---机床工业，当然钢铁工业是更加优先的。而且为了发挥机器的效率，工人总是要配齐三班准备24小时生产。实际上老毛和老邓一直都是这么干的。今天仅仅湖北省内，就有黄石、武汉、宜昌三家具备一定规模的纺织机械厂，开足马力生产的话，一年就可以装备20-30家中等规模的纺织企业。机床厂在武汉就有近10家，而武汉机床厂一家就要多余90%的工人。 平心而论，节约闹革命的结果成效还是比较显著的，在40年左右的时间里，大陆市场从整体上讲都是进入了买方市场，出现了整体供过于求的态势。据说从工业化开始到出现产品过剩，中国所用的时间与其他的先进大国相比是最短的，不过对于这个结论，我相信政府和民众都没有多少自豪感，相反倒是一肚子苦水。在统计上经常作为指标性产品的六大工业和能源产品中，大陆有四种产品已经稳居世界第一（钢、煤、化肥和水泥），一种居世界第二（发电量和装机容量），一种居世界第五（石油）。而且这个结果基本上是自力更生取得的，外资的作用时间很短规模也不大。在对外开放时代，外资占同期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不超过10%，总额在3000亿美圆左右。其中台商投资近240亿美圆，占外资的8%左右，接近同期大陆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当然外资的影响还是比内资作用要大一些，起码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要好得多。

老毛和老邓的时代在采用大跃进的工业发展策略，和拼命建工厂这一点上没有什么根本区别，区别在于建设什么样的工厂。如果是老毛不死，今天的结果可能完全不同，拖拉机工厂、农药和化肥工厂肯定比较象样。农村可能基本上能够实现机械化耕作，对这一点我个人从不怀疑，因为在1970年代，就已经在大力普及拖拉机作业，虽然当时拖拉机质量极差，但农民也不能有效抵制，二十年后质量肯定会有大的进步，农民已经没有必要抵制了，作为一个不可能避免的后果，农村的弯弯小路也肯定要拓宽。沼气的推广工作也肯定成效卓著，农民可能基本上使用沼气作饭，有机物还田的结果至少也可以少用上千万吨化肥。土地平整也会达到多数土地可以方便地使用拖拉机，中国最多数人的生存环境必定有一个根本改观。

而在城市，情况恐怕就没有那么乐观，也许家电的普及过程才刚刚开始，家电工厂恐怕远远不如今天有气势。上等的大酒店和漂亮高楼也决不会有今天这么多，让海外人士瞧得起的富人肯定也少。而今天使得每个城市看上去象是贫民窟的乱搭乱盖的建筑也可以肯定基本没有。也可以肯定决没有那种上百条彩电、汽车生产线的大手笔引进，产品生产布点由于在八十年代以后，就不怕帝国主义袭击肯定规模也会很可观，如果是要加入WTO的话，大概为国担忧的人士远远没有今天这样多，情绪也不会这么强烈。大概也不会有这么多的人下岗和陷入贫穷。中国如果进行开放的话，必定更加叫西方高兴，整个中国的购买力可能远远大于今天的规模，当然也有叫西方不高兴的地方，中国政府大概在更多的时候不买他们的帐。

大陆在毛泽东时代的建设成就，不是一个段落的文字可以方便进行概括的。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当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在经济上发生的深刻变化。

七、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如果两岸民众不是为了响应陈水扁的号召，要与大陆进行"文明的冲突"的话，就大可不必仇视和蓄意贬低老毛。相反，笔者以为一位西方学者的说法值得推荐："阿拉伯人今天还在苦苦地寻找自己的毛泽东，而印地安人已经永远失去了寻找毛泽东的机会"。 虽然毛泽东被共产党最高权威机构以决议的形式，宣称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但是有明显的名实不符之处。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知极为有限，恐怕远远称不上是马克思主义者，更遑论伟大；他也完全称不上理论家，他著名的理论文章《矛盾论》在关于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上完全不能自圆其说。他说"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而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这一著名论断是不能成立的，如果说斗争性是无条件的那么必须承认同一性也是无条件的，否则事物必然解体而解体后的新事物必定具有新的同一性；如果斗争性会改变自己的形态产生新的斗争性，同一性也必须有新的步伐才合乎逻辑。但是这并不影响《矛盾论》烛造后人的理性光芒，这一文章目的就是告诉你，不要怕麻烦而且怕也没有用，麻烦有时就是有利。

同时在同一个决议中，还宣称"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时间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这也是瞎说的不能当真。实际上，从儒家的"三纲八目"可以很容易推导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所谓"明明德"就是要注重思想教育，解决在思想上入党的问题；"亲民"就是群众路线（宋楚瑜的亲民党要干什么？）；"在止于至善"就是"向雷锋同志学习""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瓦解敌军"和"统一战线"的思想渊源在于："怀敌附远""今王与民同乐则王矣""以天下之所助、攻亲戚之所叛""上下同欲者胜"。只有"劳农主义的武装斗争"是从马列那里来的，是"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虽然孟子也说过"君视民如土芥，民视君如寇仇，闻洙一夫纣尔，未闻弑君也"，孟子有时候也主张造反有理，不过显然不是本源。

毛泽东是伟大的实践家，具有远大的战略眼光，和百折不回的坚毅精神。他的一生从未对他认定的事业有过丝毫的动摇和后退，他带领他的同志们走过前人从未经历过的曲折和极低潮，受过前人从未经历过的磨难，并把他的事业推进到前人从未达到过的高度。把毛泽东称为伟大的革命家和战略家，他是当之无愧的，古人说"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正是老毛一生的真实写照。在他的一生中，既表现出"墨者"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牺牲精神；也表现出先秦"农家"学派立足于生产自给的力行作风，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独立自主的思想渊源；他憧憬着古人的"大同世界"和"寰球同此凉热"；他把群众路线真正落到了实处，同时对精英主义极为鄙弃[在文革一段时期中实际上已经接近庄子的思想---知识越多越反动（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老毛是战略家是当董事长的材料，但他所具有的力行主义色彩使得他总是想去当总经理，在这个方面他明显不如刘少奇。他的诗人式的和儒家型工作方法，在和平时期明显遭遇人们积极性欠缺的问题，非常难以奏效。在建国初期，老毛号召高级干部要下去学习经济事务，几次讲话都不见成效，而刘少奇在广州只讲了一次"我们现在工作重点已经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部长不下去了解经济情况，将无法胜任部门管理；中央委员不了解经济现实就不配当中央委员。"（大意如此不是原话），结果多数人呼啦拉一下子都下去了。和平时期比战争时期少了许多生死存亡的压力，"上下同欲"容易为各种利益因素所左右和破坏，威胁利诱的手段是用来对付积极性主动性缺乏的法宝，而这些老毛明显不擅长。虽然老毛自己也说"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刘少奇"，明白自己的不足，但还是怀有难以遏止的冲动去想当总经理，这是他的错误和悲剧所在。这也是农民出身的他难以避免的特点，人毕竟不是圣人也不是神仙，而且有哪一个热血将士不是想自己亲自在战场上立下战功呢？

所以，毛泽东是中国的毛泽东，而且也只有中国才能出来一个这样的而不是别样的伟人。他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如李大钊和陈独秀等教会他的，不过是一些马列的语汇，而他的父母和私塾先生才真正影响了他一辈子，这好象已经有点接近弗罗伊德的观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