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九十年代以來，人們用各種不同的方式表達了對毛澤東的懷念，到世紀之交竟然成了一種非官方無組織的強大洪流，筆者的這一篇文章正是這一股洪流中的一朵小小浪花。 實際上在這股潮流中，毛澤東既不是一個人，也不是一尊神；他超越了這一切，代表了中國的一個翻身時代，成為中華民族自強不息、不屈不撓奮鬥精神的象徵。

一、 關於毛澤東這個人和他所處的時代

毛澤東生於1893年，第二年甲午戰爭失敗。在毛澤東18歲時發生辛亥革命，當時他還是一個懵懂少年，正在湖南一師上學，為此他政治熱情高漲，寫了一篇文章張貼出去，主張由孫中山、康有為、梁啓超組成一個政府，竟然想要把革命派和保皇黨拉到一起，真是有點匪夷所思。

這個時代給他的成長營造了一個氛圍，自百日變法以降，湖南就有"小法蘭西"之稱，人們在對舊制度的失望之餘，普遍懷有根本變革的企望。當時留學法國是非常的熱門，毛澤東的朋友蔡和森一家，包括妹妹蔡暢、女朋友向警予和七十多歲的老母葛健豪一起，全部去了法蘭西這個革命的搖籃實地學習。也正是由於湖南人勇於探求救國救民的道理，所以在國共兩黨高層中，湖南人都着實不少。

1921年1月1-3日，毛澤東組織新民學會在長沙開會，討論組織宗旨，最終認為在各種改造社會的辦法之中，只有列寧主義（階級鬥爭）道路是可行的。其他的要麼是不徹底難以解決根本問題，要麼象羅素的改良共產主義一樣是"理論上行得通、實踐中做不到"。而事實的發展也證明了他觀點的正確性，國民黨的綱領從同盟會時期的"地權平均"到正式建黨時的改為"社會經濟政策"；國民黨在一大上決定的"扶助農工"政策，但最後實施的卻是"保甲連坐"法西斯專制手段。國民黨對舊勢力從平衡到平衡，從妥協到妥協，已經完全背棄了先前的初衷，在"保甲連坐"里已經看不到任何的社會改良和進步的影子，哪怕是一分一毫的民眾利益和願望都沒有了。從這裡也可以看到中國舊勢力的強大和頑固，沒有階級革命和階級鬥爭，共產黨也將和國民黨一樣，不可能取得社會進步和實現民眾意願。 後來國民黨主流派轉進台灣，以蔣夢麟、沈宗翰、李登輝這樣的書生出馬，就實現了"耕者有其田"這樣的重大利益調整；而當年在大陸蔣經國以第一公子的身份，在上海整頓金融秩序"打老虎"卻打不下來。這是什麼樣的差別。有人說"革別人的命"比較容易，這正反映了階級鬥爭的有效性，而且必須是革命陣營和反革命陣營處於截然分開的態勢，其效力才得以發揮。而後來李登輝以此煽動"省籍情結"，看來階級矛盾還是能夠物盡其用的。由此可見，階級鬥爭並不是共產黨的獨門兵器。

二、 毛澤東和他的思想

據說毛澤東思想這個詞彙是劉少奇首先倡導並使用的。人們常常把思想和理論這兩個詞彙放在一起使用，然而遍觀《毛澤東選集》，除了寫於1937年的《實踐論》和《矛盾論》以外，實際上都是關於政策和策略問題的文章，絕少理論方面的探索。 實際上毛澤東的文章在現階段，相應的文字工作多數是由秘書完成的，但在當時那個時代，文化普及程度差和知識分子多數遠離革命處身城市，老毛不得不自己動手。

從老毛的文章看，絕少空洞的理論和說教，現實感極為強烈。多數是從現實中某一種不足之處出發立論，指出應該改進和提高的地方。政策和策略問題才是《毛選》的中心，而理論從來都不是老毛的強項。

三、 內戰就是老毛戰勝了老蔣

有一種廣為流行的說法，說共產黨是內戰內行。實際上這是國民黨政治失敗的遮羞布，是試圖把失敗責任推到國軍將士身上，好象國民黨的失敗僅僅是因為在內戰中不幸而戰敗。這是不能成立的，同時這也是對不起為黨國犧牲的國軍將士。如果有一天台獨遭到毀滅性的破產，政客一樣會照舊把它說成是軍事失利，而不肯反省自己是否與多數人的意願相對立。 天才出於勤奮，經驗來自積累。當年北伐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薛岳，和第四軍獨立團見習排長林彪相比，究竟誰的知識更豐富，經驗積累得更多。薛岳在對付日本人時雖然沒有完勝，但從來沒有象在海南島那樣，被林彪的部下打得落荒而走，而且惟恐跑得不夠快。 幾十年的國共內戰，作為一個一般的規律，共軍是越打越多。無論是多麼能幹的軍人，在對手不是越來越少，而是越來越多時，恐怕永遠都沒有勝利的機會。

從表面上看這一次內戰是在戰場分出勝負的，實際上在戰爭之前就勝負已經預先確定。正如老毛所說的"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因為他們沒有人民的支持。而且老毛在評論美國的顧問和老蔣的戰略專家，試圖破解和學習共軍的戰略時，對此嗤之以鼻"我們的戰略戰術是以人民戰爭為基礎的，這是一切反動派都學不到的"。 實際上在井岡山時期，這一場內戰的勝負就已經決定了，老毛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他告訴林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一場持久戰之後，經過戰略防禦、戰略相持，最後必然可以在戰略反攻中徹底消滅貌似強大的敵人，取得最後的勝利。 從1930年的《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完成，到1949年建立新中國，前後經過19年。

四、 統一戰線的遠見　

中共叛徒張國燾在回憶錄中，極力把中共詆毀成蘇聯的工具。在１９３６年的"西安事變"處理上，把這一事件的處理方式說成是聽命於蘇聯的結果。並極力粉飾自己，把自己裝扮成特別具有統戰遠見的高明。如果張國燾真有這樣的見識和眼光，應該不至於對革命前途灰心失望，去為中統特務機構服務了。

在１９２６年，毛澤東就已經發表了他的著名文章《中國社會個階級的分析》，該文以罕有的高度和氣勢，開門見山地提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鬥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並令人信服地闡明了革命的主力軍和同盟軍問題，確立了統一戰線的政策。正是這一政策的落實，才確保了人民力量的凝聚和革命力量的壓倒優勢，極大地孤立了敵人，壯大了自己，才奠定了人民戰爭的基礎和最終勝利的保證。 共產黨在敵後抗日的歲月里，更凸顯了統戰的威力和能量。共產黨軍隊從幾萬人發展到幾十萬人，而國民黨軍隊陷在敵後的幾十萬人，一半被日本人打跨，另一半投降當了漢奸。共產黨要求軍隊成為"戰鬥隊、宣傳隊和工作隊"，普通士兵幾乎都具有落地生根的生存和發展能力，正是這樣，才讓那些不可一世的皇軍乖乖地在華北住炮樓和碉堡。

五、 群眾路線與精英主義

沒有深入細緻的群眾工作，把普通群眾組織起來參加革命和建設，就沒有可靠力量來處理中國的事情。在舊中國由於文化教育落後，工商業不發達，不能夠發動基本群眾特別是農民，革命就沒有可以依靠的力量。幾乎成為一個定律，只要是輕視農民和看不到農民力量的人，就不可避免成為不可救藥的叛徒和悲觀等待主義者。張國燾只注重工人運動，是那種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次精英主義者"。在中國所有的精英主義者不是懷着彷徨無路的苦悶，就是公然走上與人民為敵的可恥道路。張國燾背叛共產黨，汪精衛背叛中華民族，而老蔣則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之內，徒勞地指望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精英主義者在過去中國的成就和眼光不過如此，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才能夠更好地領會群眾路線的深刻涵義。實際上在今天，農民仍然是中國的大多數和中華民族的主體，對他們採取輕視和疏遠的態度，看不到或者是不去想辦法發揮他們的力量，就會有深沉的無力感和陷入悲觀主義，其右翼早已經走上了民族虛無主義和漢奸主義的道路。 毛澤東時代的成就是在徹底拋棄精英主義和確立群眾路線的基礎上的成就。對毛澤東的醜化除了一定程度的政治翻案以外，更多和更持久的是精英主義的反撲。

毛澤東面臨的選擇是：要麼是與精英主義妥協遠離群眾革命和建設事業失敗；要麼是改造精英階層適應革命需要促進革命事業進步。毛澤東沒有別的選擇。 在奪取政權之前，由於蔣介石的屠刀威脅，精英的陣營非常清晰，到延安的知識界人士已經作出了困難選擇。即使這樣，要讓這些人真正成為能夠帶領群眾前進的合格幹部，仍然是一個極為困難的事情，看一看老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就知道這些選擇了共產黨艱苦道路的精英分子尾巴仍然有多高，要他們放下架子深入群眾領導群眾有多麼困難。然而由於國亂當頭，再加上反動派和侵略軍的雙重壓力以至於經常面臨生死存亡的威脅，精英們總算是深明大義妥協投降了，所以整風運動取得了可喜成效。

在解放後，物資條件逐步好轉，更重要的是沒有分明的陣線，學而優則仕要求當官做老爺的精英主義氣象全面復辟，而且沒有了生死存亡的迫在眉睫的威脅，一些精英傲骨崢嶸死不低頭。詩人聶紺弩曾經有過掏糞的經歷，為此他作過一首詩其中的後四句是"手散千金成糞土，天降大任予曹劉。笑他遺臭恆司馬，不解紅旗是上游。"在詩人看來，曹操年輕時曾經遊手好閒，劉備是販草鞋的傢伙，反正是不學無術的傢伙，是不應該居於高位的。詩人對舉國愚氓上共產黨的當，為了爭一面"紅旗"而忘我努力工作，熱情建設新國家充滿了諷刺意味。一個自外於人民國家的建設進程，對自己懷才不遇充滿了滿腹怨氣的精英形象多麼清晰。說共產黨以言治罪是站不住腳的，成千上萬象聶氏這樣的人物最後個個都是壽終正寢的。共產黨的失敗在於：他們無論是說服教育還是要求他們參加實際勞動、都沒有能夠讓精英們自覺自愿地走上共產黨指引的、去和工農群眾相結合道路。大概資本家的方法比較管用，不聽話的人讓你掙不到吃飯穿衣的錢，逼着你低頭和改行直到最終改邪歸正。

雖然精英們許多是不合作的，但共產黨群眾路線卻取得了巨大成功，因為共產黨人終於感動了上帝--"這個上帝不是別的，就是全中國人民大眾"，他們熱情投身於祖國的建設熱潮之中，使得貧窮落後的中國在幾十年的時間裡，徹底改變了落後面貌。

六、 新中國的工農業成就

無論對毛澤東時代經濟建設犯了多少錯誤，無論有多少人出於政治用心還是精英主義的反撲（如傷痕文學對社會現實的過分抹黑），往毛澤東身上潑多少髒水，他們是無論如何都沒有辦法抹殺那個時代的巨大成就，根除毛澤東在人民心目中崇高地位。 在新中國成立的時候，許多人等着看共產黨的笑話，尤以共產黨的老諍友國民黨為甚。一些國民黨人還以共產黨的良師益友的身份，給出了共產黨各個科目的成績"政治80分，軍事100分，經濟0分"，他們等着看大陸出現哀鴻遍野、民不聊生的景象。但共產黨硬是不聽招呼，讓他們再次失望。

我們可以從一個事例開始，以便更好地理解這個過程。1958年，安徽境內的淠（河）史（河）杭（埠河）灌區開工建設，幾百萬農民在共產黨的組織之下，自帶工具和口糧，使用最原始的方法，修築以五個大水庫為中心的水庫群，13個小電站，16座船閘，數十座水閘和上百處排灌站，幹渠和支幹渠4980公里，灌溉河南安徽兩省的10縣2市共1200萬畝耕地，使得中國這個最容易遭受旱澇災害的地區，1500萬人口不用經常離鄉背井逃荒。工程歷時12年，許多無法受益的相鄰地區的農民也支援了這個工程的建設。筆者老家蘄春就有10萬以上農民，自帶工具和口糧翻過大別山，參加了這個大灌區的建設。 在筆者的老家，只要是適合於修水庫的地方，都已經修好了水庫，只要是有利於防災的工程，都一樣沒有忽視，有一條小河因為不利於防洪，就改道20多公里直接排入長江，使得一個20多平方公里的小平原不再受到洪水的威脅。在長達30年的時間裡，每年秋播結束之後，共產黨幹部都帶頭挑上鋪蓋帶領農民，響應上級的號召，去參加沒有絲毫報酬但有利於千秋萬代的水利事業。

就是這樣，共產黨領導民眾新修了2億畝梯田，33000公里防洪大堤，80000萬座水庫。這樣的歷時幾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完全改變了中國人的基本生存條件。在這個過程中，除了基本的技術和測量以外，精英無所施其技，會計師、律師完全沒有市場，招標投標工作也顯得多餘。投資額是多少完全沒有必要統計，除了水泥鋼筋以外基本也沒有需要花錢的地方，工程完工以後一般也不計入國民生產總值。上級需要準備的是幾面流動紅旗，在過節的時候給農民吃一頓餃子，其實沒有農民也不提意見。 如果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裡的主人公相比，中國農民的唯一幸運之處在於：中國的緯度比較低，沒有他們修路時那麼冷。中國農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在長達30年的時間裡，在吃不飽穿不暖的情況下，節約鬧革命（不節約也是不可能的，根本就沒有可供浪費的東西），以愚公移山的堅毅精神，終於達到了溫飽水平。根除了在舊時代威脅中華民族生存的重大旱澇災害，1998年，長江流域發生全流域洪水，整個湖北省需要進行救濟的人口不到100萬人口，從這可以看到30年的努力是大有成效的。

這個過程中湧現的一些典型也值得讓人回味，河南林縣人民開闢3000華里的渠道，把漳河水穿過太行山引到家鄉來。山西昔陽縣大寨大隊農民開闢許多梯田，單產過了長江（畝產800斤）。這兩個典型還有着特別的意義，它們在地域上都屬於太行山區，直線距離不超過150公里，在從前都是"窮山惡水出刁民（土匪）"的地方，但在共產黨的管治之下，他們的辛勤勞動受到了全中國人民的敬仰。

在1970年代，工業化也有了長足的進展。各個縣在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指導思想下，基本都建立了自己的五小企業。當時我老家蘄春縣化肥廠已經開始向市場供應氮肥，同樣的小氮肥廠在國內有1000多家，而全國只有2200個縣級行政單位（包括城市裡的區），幾乎在產糧去每個縣都有一個。糧食單產也因此大幅度提高。

在改革開放之後，由於進口化肥的競爭，這樣的企業都很快關門了。當時買了多少進口化肥，我也不知道，不過當時的新聞報道說：上海港外的化肥船有的要等上幾個月才能卸貨，一些外貿公司被罰款罰怕了，鑽門子找解放軍幫忙用登陸艇下貨，不知道這給後來的軍隊經商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實際上在剛剛分田到戶時，當時筆者高中畢業正在家裡作職業農民，使用過的尿素既有美國貨和日本貨，也有蘇聯和羅馬尼亞產品。許多小企業剛剛開張就在這種毫無預防性的殘酷競爭中關門，許多人剛剛在工廠里學會了操作機器，又不得不返回農村繼續種田。如果假以時日，我相信必定有企業能夠生存下去求得應有的發展的機會。這些年來，筆者接觸到一些老的縣級行政領導，他們為此感到迷茫更感到痛心疾首，對一些還在堅持掙扎的"落後企業"想盡一切方法予以保護，既有地方保護主義的理性，更多的是對親手締造的企業懷有難以割捨的感情。 許多人對毛澤東時代中國物資短缺，一些工農業產品需要按票證供應嗤之以鼻，認為那是落後和排除了市場作用的結果，這種說法恐怕禁不起推敲。一些經濟學家也十分肯定共產黨是犯了常識性錯誤，如果不要票證限制，在市場供求關係的作用下，價格會上漲，利潤會上升，將吸引更多的投資進入，產品供應將會增加直到供求平衡。在1949年之前倒是沒有布票，但當時筆者的老家某鄉第15保（約2000人），能夠穿"洋布"的人，我母親伸出一隻手來，可以全部算上。當時從晚清狀元張褰在上海附近開辦大生紗廠開始，已經50多年了，這個供求也許真的平衡了。更早的事情筆者不記得，但在使用布票的1970年代，村子裡（200多人）穿土布的人已經不到一隻手的數目了。

看來關鍵是"增加"問題，而不是平衡問題，是經濟學家沒有搞清楚問題之所在。而增加供應的方法，根據近百年民族工業的經驗，市場自由作用的效果是不能令人滿意的。 毛澤東把增加產品供應看成是壓倒一切的任務，採用的是一種"節約鬧革命"的方法，從本質上講就是"大躍進"，就是以壓縮消費的方法積累資金，以超過常規實際的速度來工業化，而且這種政策的執行結果必然就是優先發展重工業。以布為例，為增加布的產量，在建紡織工廠之前優先建設紡織機械廠，為建設紡織機械生產能力，優先建設製造機器的機器---機床工業，當然鋼鐵工業是更加優先的。而且為了發揮機器的效率，工人總是要配齊三班準備24小時生產。實際上老毛和老鄧一直都是這麼幹的。今天僅僅湖北省內，就有黃石、武漢、宜昌三家具備一定規模的紡織機械廠，開足馬力生產的話，一年就可以裝備20-30家中等規模的紡織企業。機床廠在武漢就有近10家，而武漢機床廠一家就要多餘90%的工人。 平心而論，節約鬧革命的結果成效還是比較顯著的，在40年左右的時間裡，大陸市場從整體上講都是進入了買方市場，出現了整體供過於求的態勢。據說從工業化開始到出現產品過剩，中國所用的時間與其他的先進大國相比是最短的，不過對於這個結論，我相信政府和民眾都沒有多少自豪感，相反倒是一肚子苦水。在統計上經常作為指標性產品的六大工業和能源產品中，大陸有四種產品已經穩居世界第一（鋼、煤、化肥和水泥），一種居世界第二（發電量和裝機容量），一種居世界第五（石油）。而且這個結果基本上是自力更生取得的，外資的作用時間很短規模也不大。在對外開放時代，外資占同期固定資產投資的比例不超過10%，總額在3000億美圓左右。其中台商投資近240億美圓，占外資的8%左右，接近同期大陸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1%，當然外資的影響還是比內資作用要大一些，起碼企業的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要好得多。

老毛和老鄧的時代在採用大躍進的工業發展策略，和拼命建工廠這一點上沒有什麼根本區別，區別在於建設什麼樣的工廠。如果是老毛不死，今天的結果可能完全不同，拖拉機工廠、農藥和化肥工廠肯定比較象樣。農村可能基本上能夠實現機械化耕作，對這一點我個人從不懷疑，因為在1970年代，就已經在大力普及拖拉機作業，雖然當時拖拉機質量極差，但農民也不能有效抵制，二十年後質量肯定會有大的進步，農民已經沒有必要抵制了，作為一個不可能避免的後果，農村的彎彎小路也肯定要拓寬。沼氣的推廣工作也肯定成效卓著，農民可能基本上使用沼氣作飯，有機物還田的結果至少也可以少用上千萬噸化肥。土地平整也會達到多數土地可以方便地使用拖拉機，中國最多數人的生存環境必定有一個根本改觀。

而在城市，情況恐怕就沒有那麼樂觀，也許家電的普及過程才剛剛開始，家電工廠恐怕遠遠不如今天有氣勢。上等的大酒店和漂亮高樓也決不會有今天這麼多，讓海外人士瞧得起的富人肯定也少。而今天使得每個城市看上去象是貧民窟的亂搭亂蓋的建築也可以肯定基本沒有。也可以肯定決沒有那種上百條彩電、汽車生產線的大手筆引進，產品生產布點由於在八十年代以後，就不怕帝國主義襲擊肯定規模也會很可觀，如果是要加入WTO的話，大概為國擔憂的人士遠遠沒有今天這樣多，情緒也不會這麼強烈。大概也不會有這麼多的人下崗和陷入貧窮。中國如果進行開放的話，必定更加叫西方高興，整個中國的購買力可能遠遠大於今天的規模，當然也有叫西方不高興的地方，中國政府大概在更多的時候不買他們的帳。

大陸在毛澤東時代的建設成就，不是一個段落的文字可以方便進行概括的。但是沒有人能夠否認當時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在經濟上發生的深刻變化。

七、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如果兩岸民眾不是為了響應陳水扁的號召，要與大陸進行"文明的衝突"的話，就大可不必仇視和蓄意貶低老毛。相反，筆者以為一位西方學者的說法值得推薦："阿拉伯人今天還在苦苦地尋找自己的毛澤東，而印地安人已經永遠失去了尋找毛澤東的機會"。 雖然毛澤東被共產黨最高權威機構以決議的形式，宣稱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但是有明顯的名實不符之處。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所知極為有限，恐怕遠遠稱不上是馬克思主義者，更遑論偉大；他也完全稱不上理論家，他著名的理論文章《矛盾論》在關於同一性和鬥爭性的問題上完全不能自圓其說。他說"鬥爭性是無條件的絕對的，而同一性是有條件的相對的"，這一著名論斷是不能成立的，如果說鬥爭性是無條件的那麼必須承認同一性也是無條件的，否則事物必然解體而解體後的新事物必定具有新的同一性；如果鬥爭性會改變自己的形態產生新的鬥爭性，同一性也必須有新的步伐才合乎邏輯。但是這並不影響《矛盾論》燭造後人的理性光芒，這一文章目的就是告訴你，不要怕麻煩而且怕也沒有用，麻煩有時就是有利。

同時在同一個決議中，還宣稱"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時間相結合的產物---毛澤東思想。"，這也是瞎說的不能當真。實際上，從儒家的"三綱八目"可以很容易推導出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所謂"明明德"就是要注重思想教育，解決在思想上入黨的問題；"親民"就是群眾路線（宋楚瑜的親民黨要幹什麼？）；"在止於至善"就是"向雷鋒同志學習""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軍民一致、官兵一致、瓦解敵軍"和"統一戰線"的思想淵源在於："懷敵附遠""今王與民同樂則王矣""以天下之所助、攻親戚之所叛""上下同欲者勝"。只有"勞農主義的武裝鬥爭"是從馬列那裡來的，是"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雖然孟子也說過"君視民如土芥，民視君如寇讎，聞洙一夫紂爾，未聞弒君也"，孟子有時候也主張造反有理，不過顯然不是本源。

毛澤東是偉大的實踐家，具有遠大的戰略眼光，和百折不回的堅毅精神。他的一生從未對他認定的事業有過絲毫的動搖和後退，他帶領他的同志們走過前人從未經歷過的曲折和極低潮，受過前人從未經歷過的磨難，並把他的事業推進到前人從未達到過的高度。把毛澤東稱為偉大的革命家和戰略家，他是當之無愧的，古人說"雖千萬人吾往矣"，這正是老毛一生的真實寫照。在他的一生中，既表現出"墨者"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犧牲精神；也表現出先秦"農家"學派立足於生產自給的力行作風，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獨立自主的思想淵源；他憧憬着古人的"大同世界"和"寰球同此涼熱"；他把群眾路線真正落到了實處，同時對精英主義極為鄙棄[在文革一段時期中實際上已經接近莊子的思想---知識越多越反動（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老毛是戰略家是當董事長的材料，但他所具有的力行主義色彩使得他總是想去當總經理，在這個方面他明顯不如劉少奇。他的詩人式的和儒家型工作方法，在和平時期明顯遭遇人們積極性欠缺的問題，非常難以奏效。在建國初期，老毛號召高級幹部要下去學習經濟事務，幾次講話都不見成效，而劉少奇在廣州只講了一次"我們現在工作重點已經轉移到經濟建設方面，部長不下去了解經濟情況，將無法勝任部門管理；中央委員不了解經濟現實就不配當中央委員。"（大意如此不是原話），結果多數人呼啦拉一下子都下去了。和平時期比戰爭時期少了許多生死存亡的壓力，"上下同欲"容易為各種利益因素所左右和破壞，威脅利誘的手段是用來對付積極性主動性缺乏的法寶，而這些老毛明顯不擅長。雖然老毛自己也說"三天不學習就趕不上劉少奇"，明白自己的不足，但還是懷有難以遏止的衝動去想當總經理，這是他的錯誤和悲劇所在。這也是農民出身的他難以避免的特點，人畢竟不是聖人也不是神仙，而且有哪一個熱血將士不是想自己親自在戰場上立下戰功呢？

所以，毛澤東是中國的毛澤東，而且也只有中國才能出來一個這樣的而不是別樣的偉人。他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如李大釗和陳獨秀等教會他的，不過是一些馬列的語彙，而他的父母和私塾先生才真正影響了他一輩子，這好象已經有點接近弗羅伊德的觀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