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的中共“十六大”，由江澤民作“政治報告”，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是：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GDP）比2000年翻兩番。今年的“十七大”，由胡錦濤作“政治報告”，看上去，2020年翻兩番的目標並無變化，但在“國內生產總值”前，卻悄悄加了“人均”二字，似乎表明，江所堅持的，是“讓少數人先富起來”，而胡所強調的，則是“走共同富裕道路”。

溫家寶早就感嘆：“一個很大的總量，除以13億，都會變成一個小數目。”暗示對江澤民好大喜功、一味追求總產值的做法，不以為然。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翻兩番，是一個什麼概念？2000年，中國人均產值為1000美元，到2020年，翻兩番，就是3000美元。而在台灣、香港和澳門，人均產值，眼下已經高達2萬5千至2萬8千美元。對照之下，中國大陸與台港澳的差距，依然令人咋舌！

當然，經濟藍圖，只不過是一個幌子。“十七大”的焦點，是人事安排，是權力分配，是權力鬥爭。

中共內部人士透露，“十七大”前，圍繞人事安排，中共高層權力鬥爭之激烈，為近三十年來所僅見。作為“十七大”的最後一幕，政治局常委出爐後，到記者面前亮相，竟遲到了半個多小時，這在嚴格照腳本演戲的中共那裡，顯然不同尋常。其中，可能只有一個解釋：即便到了最後一分鐘，胡江兩派的權力較量，仍然難以平息，而纏鬥不休。

如果說，在文明國家，選舉前，就能讓人看出誰勝誰負，那是因為，有民意測驗，選舉的結果，出自民意的走向；而在中共那裡，會還沒有開，外界就已得知會中的人事安排，不是因為透明，更與民意無關，乃是因為有人故意放風。

比如，今次中共的“十七大”，會前有關高層人事安排及習李變局的傳言，分毫不差，完全坐實。會前的傳言，與其說是外界打探的能耐，不如說是中共高層蓄意放風的結果。一則，胡江兩派各自放風，影響外界預期，造成有利於己方的輿論，所謂“先聲奪人”；二則，高層統一放風，造成權力分配的既成事實，以免黨外詫異、黨內不服。古人有“三軍未動，糧草先行”，在中共那裡，成了“權力未定，輿論先行”。

於是，除了一些可以忽略不計的微弱調整，沒有新意，沒有懸念，就成為“十七大”的最大特點，其實，這也是近幾屆中共黨代會或人大、政協“兩會”的共同特點。

江澤民退休之後，從未停止干政，其干政的力度，屢屢讓外界驚異。這種驚異，已然經歷了三層遞進。第一層， 2002至 2003年，當海內外媒體普遍議論“中共最高權力將首次實現有序和平穩移交”時，卻驚訝地發現，在交出了“總書記”和“國家主席”之後，江澤民居然效法鄧小平，繼續留任“軍委主席”；2004年，當江澤民被迫交出“軍委主席”一職、外界普遍以為胡錦濤“大權在握”之時，卻又驚訝地發現，江澤民繼續通過遍布黨政軍的“上海幫”或江系人馬，牽制胡錦濤。

最大的驚訝，恐怕還是2007年，當外界普遍以為在陳良宇下獄、黃菊暴亡之後，江系受到沉重打擊，胡錦濤將成為“十七大”的大贏家，豈料，江澤民竟能插手“第五代”人事安排，硬是將“李克強接班”的原案，變成“習近平李克強同時出線、習近平後來居上”的新版。

有人以為，安排習近平與李克強雙雙入局，表現中共的“與時俱進”：不再預先指定單一接班人。然而，古代封建專制王朝早就留下教訓：多名王儲爭位，往往引發慘烈的內鬥和悲劇。鑑於中共的封建性和專制性，重複歷史慘劇的可能性極高。

李克強從第一順位接班人，變為第二順位接班人，無疑是一種突如其來的打擊。這種打擊，來自於江澤民的強力干政。李克強的挫折，就是胡錦濤的挫折。李克強和胡錦濤對江澤民的耿耿於懷，將毫無疑問。從此，江澤民的主要精力，就是防範和對付李克強，或者類似李克強一樣的人物，讓其不得伸展大志。

從政治局常委到政治局到中央委員會，人事安排，似乎處處體現胡江兩派的平衡。按常理，派系牽制、派系共治，具有一定的民主原理。然而，在中共那裡，就連這個原理也走了樣：並不是正常意義的派系制衡與監督，而是江系對胡系的制約與監視。“十七大”之前一度被熱炒的“政改”和“民主”話題，明顯遭到冷處理，這從一個側面證明，江系人馬的牽製作用，就是堵死政改，阻礙民主進程。

大概沒有人能夠料到，江澤民還有那麼大的影響、那麼大的能耐、那麼大的勁頭。沒完沒了的“垂簾聽政”，在中國，依然看不到盡頭。這是中國的悲劇，也是中共的不祥之兆。誰還敢預料？江澤民不再干政胡錦濤的第二個5年任期？乃至於，不再干政“十八大”？

與“十六大”政治局中地方大員過半的情形不同，“十七大”的政治局中，地方大員少於一半，應是胡溫用心之處。大處隱忍，小處用勁，大概就是胡錦濤的最大功夫。但能否從此削弱地方主義、改變“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窘境？尚有待拭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