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资改派（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派）尤其是其中的“主流学者”，采取在《学习时报》、《财经时报》发表文章公开攻击党中央、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等多种方式进行反扑说明了什么？带关键性的一点，是说明用科学发展观取代庸俗发展观的统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地位，击中了他们的要害。
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腐败严重、分配不公、治安恶化、国资流失、“三农”问题等等，在十六大之前的八、九年这段时间为什么会急速加重，成为恶性循环的“老大难”？其中一个带根本性的原因，是在于受庸俗发展观的影响特别大，属于“大灾之年”。
庸俗发展观之所以有这么大的魔力，主要是因为：它的影响面极大。发展观是对一切事物发展问题的总看法，是关于发展目的、动力、标准、道路、战略等等的基本理念。所以，它是纲领、路线及方针政策的反映和体现，能统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在这个意义上说，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全党全国全军工作的总纲；坚持和推行庸俗发展观，是资改派把我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一个纲领。
它的欺骗性极大。由于现阶段人民群众企盼富裕起来和国家强大的愿望特别强烈；由于马克思主义确实非常重视生产力的发展；由于美国把推行新自由主义、实行经济上的和平演变作为重要战略举措之一，因而以“最重视经济建设”面目出现的庸俗发展观，自然很能骗人。至今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领导干部相信庸俗发展观最有利于经济发展那一套，就说明了这一点。
它的危害性极大。和科学发展观所主张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相反，庸俗发展观所主张的是以物为本，单边、畸形、泡沫式的发展，所以它必然逐渐滑向以资为本，以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为本；必然把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论点即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作为理论根基。因此，如果用庸俗发展观统揽全局，它就会给我们的事业造成全面的、带根本性的危害。
由“郎顾之争”引发的这场国企改革问题大讨论，为破除庸俗发展观打开了一个很好的突破口；破除庸俗发展观，是解决国企及其他多种问题的治本之策。
那末，有哪些具体事实，能证明庸俗发展观是“百病之根”呢？这里仅从党的路线的角度分析一下，看看实践是怎样检验“主流学者”的理论的，看看庸俗发展观给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外交路线、组织路线造成了哪些危害。
第一，它用实用主义标准否定实践标准，搞乱了党的思想路线。
“一切向钱看”，就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实用主义标准观。于光远等人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宣传过“只有低头向钱看，才能抬头向前看”之类观点。一切为了钱，一切都靠钱，一切都看能捞多少钱，这就把捞钱当作了一切的目的、动力和标准。
李君如等人宣传的“两个不问”即“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公姓私”（《中国经济时报》1997年8月12日），认为为了把物质文明甚至把经济指标搞上去，可以不择手段、不讲原则、不问是非、不顾人民利益，也是实用主义标准观的一种表现形式。
实践证明，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社会发展规律是一致的，只有站在人民立场上才能掌握社会发展的规律，而站在极少数剥削者的立场上在不少问题上便不能真正实事求是。所以党的思想路线，必须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统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是实践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的统一。由于“一切向钱看”说到底是一切围私转，“两个不问”说到底是主张从以物为本发展到以资为本，可见从根本上说，“主流学者”主张的思想路线，不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的思想路线，而是资产阶级政党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路线。
对于实用主义标准的危害性，连俄国的大富豪古辛斯基都悔恨地说：“崇高的目标是无法通过肮脏的手段来实现的。今天我确信了这一点”（《强国论坛》2005年8月31日）。
正是由于实用主义标准论的影响不断扩大，一些地方和单位才会出现讲实事求是最多，同时讲空话、假话、套话也最多之类反常现象；才会使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用“资本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及剩余价值论，用“精英民主”之类属于英雄史观的主张取代人民民主这种属于奴隶史观的主张，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是理论创新，从而使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扩大到建党以来的最高点，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降到建党以来的最低点；才会制造出建国以来的前30年是“停滞时期”、“公有制效率低”、计划经济“应该完全否定”之类最大的“冤假错案”；才会出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诚信危机、道德滑坡，使吸毒、卖淫、赌博等丑恶现象死灰复燃，使犯罪率连续创造最高记录；才会造成使许多人分不清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和和平演变这种最大的思想混乱；才会使不少人特别是年轻人受到思想文化上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主旋律逐渐被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卖国主义所取代即被“换魂”这类最严重的创伤；才会将“遇到红灯绕着走”、“政策可以变通”、“先生孩子后起名”、“不看成分（即不管公有制占不占主体地位）看贡献”、“只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当然包括外资、私有经济）就姓社”即属于社会主义经济之类表面看来好像有理，实际上危害很大的机会主义、经济主义、实用主义货色，一批接一批地成了引领时代潮流的最时髦的观点。所以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特邀顾问刘国光在谈到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倾向性问题时说：“西方教条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经济社会中的影响力在上升”，“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影响上升是当前的主要危险”（《环球视野》2005年7月15日。以下所引此文，只注“同上”）。以上这些铁的事实，难道不能证明党的思想路线被搞得混乱到了最严重的程度吗？
实践告诫我们，要真正全面、彻底地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做到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就要敢于面对历史，运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把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总结出来；敢于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地摆出庸俗发展观带来的种种问题。
第二，它用新自由主义否定科学社会主义，搞乱了党的基本路线。
庸俗发展观主张以物为本、以资为本，这就决定它必然要“改革”社会主义，推行新自由主义。也就是说，名义上肯定实质上否定党的政治路线、基本路线。
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的集中体现，它必然成为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基本点。“主流学者”要“改革”社会主义，搞乱基本路线，自然要否定四项基本原则。
“主流学者”在讲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准时，只从作用角度讲标准即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不从性质角度讲标准即是否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讲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时，只讲它的任务使命，不讲它的制度特征即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制度，这就逐渐淡化、模糊、抹煞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搞乱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结果便造成群众所说的“坚持社会主义没方向”。
“主流学者”一面宣传我国由于生产力水平低，现在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而必须实行公有制和私有制并存；一面宣传早已完成了只有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完成的历史任务——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即剥削阶级的消灭。苏东剧变的最大教训之一，是不能否认在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唯其如此，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特别强调了“复辟”的问题。而“复辟”就意味着资产阶级重新上台。“主流学者”宣传资产阶级不仅早已消灭而且将来也不会再产生，这就使我们在抓阶级斗争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时，失去了阶级对象。结果便造成群众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没对象”。
“主流学者”通过否定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剩余价值论，否定了现阶段的资本主义剥削；通过否定在社会主义阶段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否定了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斗争的革命性质；通过否定资产阶级的存在，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职能，这就从根本上破坏了党的先进性建设，削弱了党的战斗力和执政能力。结果便造成群众所说的“坚持党的领导没力量”。
“主流学者”在否定剩余价值论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块马克思主义基石的基础上，宣传公有制不仅“效率低”而且“必然产生官僚主义和腐败”；无产阶级专政是“极权主义”、“暴政”；坚持马克思主义是“限制思想自由”、“实行文化专制”。同时，宣传私有制“最有利于生产力发展”；西方的民主制“代表了历史潮流”；西方的文化“符合人的本性”。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先进性，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反动性、腐朽性，动摇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念。结果便造成群众所说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没信仰”。
但是，由于这些资改派的论点有一定的欺骗性，他们便得以把四项基本原则“虚置化”，即当作一句最大的空话、套话、假话，甚至反过来使用包括专政在内的种种手段，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志扣上“极左”、“反对改革”、“破坏稳定”等帽子加以打压。同时，却把美国为维护霸权、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对世界人民进行阶级报复而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或明或暗地作为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大力推行。在这个意义上说，四项基本原则实质上成了他们一块最大的“遮羞布”。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一手硬、一手软”问题在“大灾之年”不仅解决不了而且不断加重，原因正在于此。
改革开放是党的基本路线的另一个基本点。但在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私有化改革观的影响下，“公有制效率低”、“一股就灵”、“只有私营经济才有活力”的思想严重泛滥，直至“主流学者”敢于公开宣传私有化。例如，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胡景北，就一直在呼吁“公开的私有化”，要求“尽快对私有化立法”（《较量》第94页）。这使绝大多数国有企业越改效益越差，数十万个国企被以低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价格卖给甚至白白送给了极少数人。结果，“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有数以十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流失”（毛继东，《主人公论坛》2005年9月9日），即全国男女老少平均每人至少被剥削去7000多元；导致数千万吃着窝窝头、勒紧裤腰带大干苦干，为人民共和国做出巨大贡献的工人下岗失业，沦为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这无疑是最大的分配不公，是建国以来广大工人受到的最大损失。
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市场化（即市场调节面越大越好，政府管的越少越好甚至可以完全放弃宏观调控职能）改革，使“不找市长找市场”、“看不见的手一抓就灵”、“市场万能”思潮的影响急速扩大，使市场经济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消极作用得以兴风作浪。这样，便造成了恶性竞争泛滥、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地方保护主义猖獗、假冒伪劣产品增多、生产过剩危机四伏、损人利己倾向滋长、消极腐败现象蔓延等严重后果。
例如，医疗的市场化改革，使“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严重了。据卫生部公布的材料，前些年医药费平均每年涨13%以上，是人均收入增长率的3倍多。卫生部长高强指出：“有48.9%的人应就医而不去就诊，有24.6%的人应住院而不住院”。主要原因是“公立医疗机构运行机制出现了市场化的倾向”（《文汇报》2005年8月5日）。“2000年，在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中国位居第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排倒数第4位”。“90%的人对10年来医疗体制方面的变化感到不满意”（《中国青年报》2005年8月22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说：“商业化、市场化的道路不符合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规律和要求 是一个早已被理论和各国实践充分证明了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问题是重新走了一遍已经被认定为错误的道路。这种倾向必须纠正”。“目前的不少改革思路与做法都值得商榷”（《新京报》2005年8月6日）。
教育的产业化改革，使问题越来越多。教学质量下降，学生“高分低能”，思想政治素质不高；“破墙开店、文凭批发”，腐败成风；出国留学者大部不归，使国家遭受重大损失等问题，有目共睹。“一个大学本科生4年的学费相当于贫困农民35年的收入”（《新京报》2005年8月10日）。“从支付能力看，中国大学收费全球最贵”（新华社《每日电讯》2005年7月18日）。“在1994至2000年间，全国教育乱收费总额已超过2000亿元”（《发展论坛》2005年7月15日）。“北京师范大学2002年农村学生的比例为22.3%，比1992年减少5.7个百分点”（《新民晚报》2005年2月14日）。平民百姓尤其是工人、农民的孩子上不起大学，只能靠借债维持，成了相当普遍的现象。教育的不公平，是一种起点的不公、前提的不公。就是说，它将使有钱有势者永远成为“上等人”，平民百姓永远作“弱势群体”。因此，这是一种长久的危害。可见，在一定意义上说，教育领域确实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资本化、精英化、贵族化、洋奴化”的倾向。教育部长周济2004年1月6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败笔”就是教育产业化问题。“‘政策原因是教育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甚至是主要原因。’转型期中国重大教育政策案例研究课题组在日前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青年报》2005年6月27日）刘国光同志说：“如今，西方经济学已成为主流的经济学教学体系”；“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高频率地引进外国经济学教材”；“经济专业、管理专业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不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考西方经济学。这是教育方针的问题，这样的教育方针是根本错误的！”（同上）
在住房改革中，出现了由于房价太贵使平民百姓根本买不起、大批别墅式建筑成了烂尾楼、不少人靠搞房地产暴富、大量农民失去土地等问题。“房地产的回报率达100%”。“参与房改的房屋，都是职工自己的劳动积累，要职工再花钱去买回来，是一次性的掠夺”（《强国论坛》2005年9月10日）。因此，有人把住房、医疗、教育的问题，叫做“新的三座大山”。
在科技改革中，科技开发的投入是大幅下降的。科技部副部长程津培在中国化学学会年会上指出，从科技开发的投入占GDP的百分比看，我国1950至1979年年均1.28，而1980至1993年则只有0.64（《中国科技报》2005年7月31日），显然是最低的时期之一。“我国企业用于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的投入之比是1：0.078”。“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中有90%是‘三资’企业实现的”（陈至立，《主人公论坛》2005年9月10日）。海信集团常务副总裁郭庆春强调：“技术空心化是最大的危险”。日本学者科隆重说：“中国一直有人主张以市场换技术，但现在市场开放了，技术并没有换来。”（《经济学消息报》2004年12月17日）这使我国的科技发展受到很大影响。至于对厂领导、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技术攻关组织，对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活动，对通过大协作进行重大科技项目的开发，对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等等的干扰破坏，那就更大了。所以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光召提出：“从满足于跟踪西方、模仿西方、为西方外围打工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强国论坛》2005年8月30日）
在机构改革中，由国家财政供养的人员总起来说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说：“中国实际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超过7000万人，官民比例高达1：18。”（《联合早报》2005年6月14日）这使我国成为全世界官员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
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外贸和资本流动自由化改革，大大增加了我国在这方面的自由开放度。这使我国的政策特别是对外政策受到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相当大的制约，给我国的经济安全带来最大的风险；使“多党制才能有效防止腐败”、“西方式的权力制衡才能避免执政党的决策失误”、“精英民主才适合中国国情”的舆论甚嚣尘上；使宣扬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美国影片、书籍等到处占领阵地，宣传卖国主义、殖民文化、色情暴力的作品随处可见，汉奸卖国贼和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侠客术士一起充斥舞台；使崇洋媚外、叛变投敌、充当特务等现象的滋长蔓延程度，都达到或接近于建国以来的最高记录。
与此相联系的价格体制改革及分配体制改革，问题更严重。“1988年发起的价格闯关，就与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的建议直接相关。而这次价格改革因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只维持了半年就宣告失败”（邓聿文，《中国青年报》2005年8月30日）。“6年来（1996-2002），农产品价格下降了22.6%，农民损失3000亿至4000亿元”（《明报》2002年月12月16日）。“中国高收入者167万人，占总收入的一半以上，但缴税仅占个人所得税的20%”（《每日经济新闻》2005年9月1日）。“中国富人的税收负担在全世界是最轻的”（《环球时报》2005年8月5日）。
文化、新闻、出版、司法、干部、体育、旅游等方面的改革，由于受到新自由主义的严重影响，在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破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方面，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例如：
它使富人的骄奢淫逸达到了极点。“中国的富人可以花几千万元买一所豪宅，可以花3000多万买一艘私人游艇。他们还常在国外豪赌，一晚上输100万美元依然情绪高涨。”（《中国与世界》2005年第5期）
它使比阔气、讲排场之类铺张浪费达到了极点。“中国政府每年铺张浪费折算的金额损失在3000亿人民币以上，世界第一”。“中国政府每年公用车费折算的金钱数目高达2000亿人民币以上，世界第一”（《主人公论坛》2005年9月8日）。
它使黄、赌、毒、黑、邪，坑、蒙、拐、骗、偷等歪风邪气嚣张到了极点。“中国目前的卖淫嫖娼规模如此之大，恐怕早已超过‘性产业’合法的历朝历代”。“中国‘人口买卖’的规模，已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代”（《中国与世界》2005年第5期）至于见利忘义、见死不救，在公共汽车上歹徒当众强奸妇女，数十条男子汉眼睁睁地看着，连个屁都不放之类现象，更是古今中外所罕见。百多年来中国受列强欺辱的最根本原因之一，是一盘散沙；共产党对中华民族最重大的贡献之一，是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庸俗发展观最严重的危害之一，是消蚀了这种凝聚力，使各人顾各人的冷漠心态大量滋生蔓延。
这样，就使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提出这类问题：“如果医改的结果是老百姓看不起病，教改的结果是老百姓的子女上不起学，房改的结果是老百姓卖不起房，企业改革的结果是老百姓没了饭碗，那还要改革干啥？这样的改革只能是少数人享受了改革的成果，大多数人的血汗养肥了少数老板。”（黄草坪，《强国论坛》2005年4月7日）也就是说，大家逐渐认识到，“主流学者”所主张的改革，实质上是改向（改变社会主义方向）、演变，或者叫做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我们要用科学发展观统揽改革开放，使改革坚持以民为本，从而真正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就必须旗帜鲜明地破除资本主义改革观，树立社会主义改革观。
经济建设是党的基本路线规定的工作中心，“主流学者”对它的干扰破坏也特别历害。他们常常把20多年来尤其是“大灾之年”的经济发展，归功于庸俗发展观，以此作为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张“王牌”，这是必须而且完全能够打掉的。
当然，对于党和人民在这期间艰苦奋斗取得的成就，对于多数人的生活确有改善的事实，对于广大干部群众企盼经济快速发展、国家尽快强大的良好愿望和为此做出的辛勤努力，必须首先和充分地肯定。但当前特别需要的是打破禁区，讲清问题，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对“大灾之年”的经济工作进行一次实事求是的总结，用建国以来的实践对“主流学者”的理论进行一次检验，以正本清源，拨乱反正，避免苏联党垮台、国解体的悲剧在我国重演。从这个角度说，庸俗发展观的严重影响，使“大灾之年”的经济发展具有如下特点：
（一）这是社会成本最高的一种发展。美国《商业周刊》报道：“中国每年由于环境污染在生产力以及卫生保健方面大约损失1700亿美元。”（《参考消息》2005年2月6日）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说：“国企包括集体企业改革的最大成本是下岗、减员增加形成了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从1996年到2002年，国有、集体单位在岗人员累计减少了5500万人”。“当实际失业率超过自然失业率时，就形成了所谓‘奥肯损失’”。“1997年因下岗引起的奥肯损失占GDP比重为5.2%-5.6%，2000年达到7.4%”（《强国论坛》2005年6月3日）。“健康不安全给中国带来的经济损失十分惊人，仅2002年就高达八千多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百分之七左右”（《百度快照》2005年1月26日）“尽管中国的工资部分（劳动力成本）极其低，但中国的物流成本并不低，大约占货品成本的30%左右，据报比西方国家还高出3倍”（《中国与世界》2005年第5期）。
（二）这是整体效益最差的一种发展。例如，中科院现代化研究中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5》指出，中国“全员劳动生产力、能源使用效率、人均国际贸易、农业劳动力比重、服务业劳动力比重和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等6个指标仍排名世界第80以后”；中国“2001年GDP和GNP的世界比重不到4%，比1960年的世界比重还低一些，排名也与1960年一样”（《瞭望新闻周刊》2005年第33期）。上海中国电动工具协会的材料证明，中国“目前生产数量占全世界电动生产工具数量的80%，销售金额占20%，利润仅占1%”（《强国论坛》2005年9月1日）。
（三）这是泡沫水分最多的一种发展。不仅房地产热、开发区热、下海经商热、股市热等等造成的泡沫不少，而且正如国家统计局长李德水所说，全国省级的统计数据就有39%以上的水分。如此长期地、大规模地制造经济泡沫，是其他任何时期都难以相比的。
（四）这是欠内债外债最多的一种发展。“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累计引进外国资金超过1万亿美元”（《中华工商时报》2005年5月30日）。中国拥有“一个非常高的投资率——超过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40%，这个国家的固定资产投资，可能是一个大的经济体所能达到的最高的”。“而这个国家几乎是全球最高的不良贷款水平，就已经告诉你这是一种多么糟糕的投资。国际标准和贫困率机构最近估计中国的银行已经放出了大约价值6500亿美元的不良贷款，或者大约40%的末偿还贷款。”（《改革内参》2005年第21期）加上其他内外债，各种形式的“负债已经达到13万亿左右”，即全国平均每人头上都挂着一万元左右的债务。（《世纪沙龙》2004年12月7日）
（五）这是贫富差距拉得最大的一种发展。中央党校教授吴忠文写道：“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瞭望》2005年8月10日）“实际上的城乡收入差别应为6倍左右，这一比例大大超过了世界各国”（《社会科学报》2005年6月23日）。可见中国无疑属于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拉开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六）这是对外商外资依赖性最大的一种发展。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宗燕说：“中国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80%，成为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新华社》2005年9月10日电）青年经济学家左大培说：“目前中国出口的一半以上由外商投资企业控制，形成了一种外商控制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主人公论坛》2005年7月20日）“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的三资企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中华工商时报》2005年5月30日）。国际经济学家长谷庆太郎声称：“中国离不开日本的产品，、技术和投资，中国对日本的依赖只会越来越强而不会越来越弱，这意味着日本越来越有能力控制中国。”（《参考消息》2004年5月30日）
（七）这是受国际垄断资本剥削最重的一种发展。“有人这样概括在中国的外国投资商，他们拿出30%的资本，拥有50%的股份，拿走70%的利润，中国的资本只能拿30%的利润。而那种贴牌生产，有专家估计，外国人拿走了92%，中国最多拿到8%。所以，已经有媒体将中国企业比作‘国际民工’。”（《中华工商时报》2005年7月19日）“在美国有人估计，过去10年来，廉价的中国商品为美国消费者节省了6000多亿美元”（《中国与世界》2005年第5期）。
（八）这是腐败最严重的一种发展。在腐败的人数、干部级别及造成的损失等方面，都创造了建国以来的最高记录。“官方统计的1999-2001年10类腐败经济损失达到GDP总量比重的14.5%-14.9%”（这实质上意味着一年平均从全国每一个人身上剥削去1000多元）。“腐败的经济损失是难以在现有的国民经济账户中予以反映的。这账户的计算不仅是‘人为’的，而且只是‘加法’或‘加法累计’，故它只是统计意义上的名义GDP，与真正意义上的真实‘国民福利’相差甚远。”（胡鞍钢，《民主与法制》2004年第4期）
（九）这是留下隐患最多最大的一种发展。比如，“一年大的群体性事件就有6万件左右”（温铁军，《主人公论坛》2005年6月29日），就是多年积累下来的各种问题的一种反映。再如，随着世界经贸规则的实施，在明年之后，我们的银行及其他重要行业，将更多地控制在外资手里。一有风吹草动，那时我们即使能够挽救危局，也难免会受到巨大损失。
以上所引用的数据，难免有不实之处。因无法核实和找到更精确的材料，只能引用它们作参考。但基本事实无疑能够说明，受庸俗发展观影响的发展，势必会程度不同地发生以物为本，单边、畸形、泡沫化等问题；势必导致真正有质量、有效益的经济增长率，比公布的GDP增长率要低得多。正因为这样，一些外国学者提出了中国的实际增长速度不快的问题。他们说：“真正值得注意的，其实不是中国经济增长得多么迅速，而是多么缓慢”。“鉴于中国充足的机会和投资，它本应比其所做到的更快地提高其生活水平”（《改革内参》2005年第21期）。现在我们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经济发展的实际速度肯定会比“大灾之年”快得多。可以说，认为庸俗发展观“最有利于经济发展”，是目前欺骗性最大、危害性最大、破除起来阻力最大的一种迷信。使多数人从这张“王牌”的影响下警醒过来，是树立科学发展观最关键、最根本、最有深远影响的一项任务。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完成这一任务还要经过深入的教育、反复的争论、艰苦的斗争。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仅从以上的初步分析中便可以看出，庸俗发展观的顽固坚持者用新自由主义否定科学社会主义，把党的政治路线、基本路线搞得多么混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多么大的危害。不拨乱反正，怎么得了！
第三，它用和平主义否定反帝斗争，搞乱了党和国家的外交路线。
这至少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认为我们所处的不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邓小平同志指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3、385页）。这显然是反对把当代定性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时代的性质，是由国际阶级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决定的。正是因为当代国际阶级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是国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集中表现即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才决定我们所处的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和一个国家内的情况是一样的。拿苏联来说，在两个阶级的矛盾中，无产阶级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它是社会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它就演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
“主流学者”不顾这些客观事实，主张用生产和需求的矛盾取代社会阶级矛盾的地位，这就给我们的事业包括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的危害：
——导致在许多原则问题上得出错误结论，使党的指导思想受到严重影响。例如，许多“主流学者”认为，苏联发生和平演变主要是因为经济没搞上去和体制僵化。这方面的原因确实有，但不能把它当作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原因。因为这显然忽略了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集团推行现代修正主义路线所起的更带有直接决定性的作用；显然不能回答东德、捷克、南斯拉夫这些或相当发达或相当灵活的国家也会发生和平演变的问题，显然无法解释比苏联的经济差得多或体制更僵化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发生和平演变的客观事实。
——导致“趋同论”的影响不断扩大。认为包括基本制度在内的社会主义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可以实现“共存、共荣、共赢”，其核心就是“趋同论”。这显然是受到了老修正主义的“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新思维”之类谬论的影响；显然是在调和阶级矛盾、敌我矛盾。
——导致“洋孙哲学”暗流涌动。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慎之曾公开宣传“跟着美国走的国家都富起来了”的观点，提出中国“要给美国当孙子”（《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4期）。但是，更多的“主流学者”和“政治精英”则在私下传播“如果不抗日，中国就是今天的日本；如果不把蒋介石赶出大陆，中国就是今天的台湾；如果不反帝反殖，中国就是今天的香港”这样的奇谈怪论。
——导致“社会主义胜利渺茫论”严重泛滥。“主流学者”把邓小平同志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夸大为像孔子至今已有70多代那样，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也需要2000多年。这种主观臆想，从根本上动摇了相当一部分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
二是把改革开放建立在“跟着美国走”的基础上，严重损害了我国的独立主权、民族尊严和根本利益。在钓鱼岛及其他海岛的主权、东海油气田的开发、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美日公开准备军事干涉我国解放台湾这一内政、我国的使馆被炸和飞机被撞、美国公开把军事战略重点转移到西太平洋地区、极力构筑对我国的铁桶式军事包围圈等问题上，都说明美帝国主义在苏联解体后实质上一直把我国作为主要敌人；说明在国际上不提帝国主义、不提反对世界人民共同敌人的斗争，并不能骗得了敌人；说明增加经济联系并不能使战争狂人不敢发动战争；说明软弱退让不仅不会消除反而会助长敌人的嚣张气焰，增加战争危险。我们当然希望和平发展，和平当然对我们有利。但同时要清醒地认识到，和平往往要靠斗争去争取；软弱可欺往往会增加战争的危险。满清政府软弱腐败并把姑息养奸看作计高一筹，正是导致战争和失败的重要原因。如果重走这条老路，必将因招致更大的失败而成为千古罪人。
三是背离国际主义原则，放弃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应有支持，使世界人民的反帝反霸大业受到重大损失。自从在“大灾之年”从党章中砍掉了一直存在的“国际主义”之后，这种支持便大大削弱了。这引起第三世界国家和全世界人民的极大失望、疑惑、悲痛和不满。“从1945年到20世纪末，美国试图推翻40个以上的政府，镇压了30次以上的民族、民主运动。这期间美国在造成数百万人失去宝贵生命的同时，也迫使更多的人陷入了痛苦和绝望的境地。”（《美国的贪欲》张善明、袁秀凡著，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10月版）2003年初，美国公然抛开联合国，发动了对伊拉克的侵略战争。这就是说，根据其“先发制人战略”，它不仅可以想打谁就打谁，而且可以先下手为强。有小布什等“精英”参加的一次会议认为：“由于现代世界财富的绝大部分，仅由20%的优秀人口和优秀文明（以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为代表）所创造，所以必须设法消灭和淘汰那些无能力创造新价值的‘群畜’。”（《论政治国家主义》第133页）这就是说，除了西方国家的白种人之外，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地球上80%的人都是他们要消灭和淘汰的“群畜”。所以，说帝国主义也是爱好和平的，如果是认识问题，那就是最大的糊涂虫；如果是有意宣传，那就是最危险的罪犯。因此，必须以社会主义国家为小核心，以中国、巴西、委内瑞拉、伊朗等第三世界国家为中核心，以中、俄、印为大核心，结成在某种程度上包括欧盟、加拿大等在内的最广泛的反霸统一战线，同霸权主义进行不可避免的斗争，是我们党和国家外交路线的基轴。否则，在美国采用把中国分成七、八块，列强们谁占领算谁的，即组织新的八国联军瓜分中国时，我们就可能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到那时即使人们泣血成河，也悔之晚矣！
可见，如果让主张背离国际主义、放弃应有反帝斗争的和平主义自由泛滥，势必把中华民族拖到“最危险的时候”。因此，每一个稍有民族感的炎黄子孙都应坚决反对。
第四，它用“精英民主”否定人民民主，搞乱了党的组织路线。
科学发展观反映和体现的是科学民本主义发展路线即实质上的社会主义路线，这决定和要求它必须把真正主张人民当家作主、自觉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人，安排到领导岗位上。庸俗发展观反映和体现的是庸俗物本主义发展路线即实质上的资本主义路线，这决定和要求它必须把主张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等“精英”当家作主、自觉把剥削阶级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人，安排到领导岗位上。正因为这样，尽管受到不少坚持原则的好同志的抵制和反对，但由于庸俗发展观的影响很大，所以在“大灾之年”以下“四种人”仍相当得势。这“四种人”是：
——腐败分子。他们在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已占相当的比重。这是因为，一方面，庸俗发展观的以资为本，必然引导人们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必然引导国家由公有制为主体滑向私有化、由人民民主滑向“精英民主”；必然引导社会陷入贫富分化，使极少数人一夜暴富，成为新贵，使大多数工人农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另一方面，资改派们为了推进资产阶级自由化，必然要用庸俗发展观来侵袭干部群众的思想；必然要用腐蚀拉拢等手段收买领导干部；必然要积极配合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如果不肯和不敢治这个本，姑息迁就，它便必然成为腐败日益严重的病根。
——官僚政客。买官卖官、唯书唯上、明哲保身、见风使舵、吹拍逢迎、高高在上、脱离实际、蔑视群众、专横跋扈、文过饰非、“政绩工程”等现象的广泛存在，都说明领导干部中的官僚政客作风非常严重。以资为本的庸俗发展路线能够得以推行，党内不少监督制约制度的失灵，党的“三大作风”在一些地方变质为“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与自我表扬”，都和一批领导干部官僚化、政客化有关。
——既得利益者。在党内那些以政治特权、经济特权、文化特权谋私的人；那些为维护既得利益而从党的同路人逐渐变成社会主义革命反对者的“老革命”们；那些新入党的私营企业主中继续残酷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者等等，便属于这类人。仅从数年前中国社科院课题组的重要报告敢于公开提出要使私营企业主发挥“主导作用”这一点上，便不难看出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已相当大。
——资改派。最近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接连发表吉力、秦德君等的文章，进行反攻倒算。党中央强调要注意总结经验教训，他们却强调要“警惕和防止往回看”。胡总书记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他们却把建国以来的前30年说成是“计划经济时代以平均主义为特点的‘社会和谐’”时期（2005年6月6日）。胡总书记认为当前要突出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要以人为本，推进发展和改革，他们却认为“建立并完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一定要坚持，不能改；事关中国改革与发展方向、道路的各项指导原则和战略方针也一定要坚持，不能改”（2005年6月20）。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新形势的需要，不断进行开拓创新，他们却要求中央领导人像曹参对皇帝建议的那样，“照着前人既定的做”，还告诫“领导者‘没水平’没关系，要紧的是不要把自己的‘没水平’展览给社会、殃及给社会——如果是这样，那就是真正的‘没水平’”（2005年7月18日）。党中央强调要实施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战略，他们却批判道：“有人要以其他发展战略来代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2005年9月19日）。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讲的反“左”，都是带引号的“左”。这是特指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形左实右分子（因为全世界共产党有史以来都认为，左的思想是指革命思想，左派是指革命派）。可是他们却说：“改革开放前，受左的思想影响”如何如何坏，公开提出要反左。（2005年9月19日）中央政府部门和人民群众都说医院、学校等都实行市场化是错误的，他们却大讲：“不论是一些学校，一些医院，还是别的什么部门中的一些部分或全部，搞市场化都没有错。”（2005年9月19日）《中国改革》主编新望说：“现在这种反对市场反对改革的潮流，从民间到高层都有”；“改革到了现阶段，政府基本职能差不多丧失了。如果大家要批评改革，原因在政府（广义的政府）”。《财经时报》编辑言扬尖锐地提出了“如何面对来自高层和底层的反对改革、反对市场的潮流”问题。《财经时报》的编者按提出：“一些人借着市场化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而全盘反对市场体制，甚至反对整个改革，是很值得警惕的”。对于公开大讲私有化“本来就是物归原主的过程，它本来就是从资本家手中抢过来的，通过程序还给人家，人家买回去怎么又叫国有资产流失呢”的张维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战略写手薛兆丰称赞他“是为产权改革的大是大非做判断”，而且随之宣扬私有化是条“高速公路”。长期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刘军宁则公开为张维迎一次便接收顾雏军为其特定目的支付的一场演讲费8万元辩护道：“单纯地做交易挣钱是很正当的。如果拿了钱还不替人家说话，这是另一种不道德。” （以上均见2005年9月5-11日《财经时报》）
在答“主流学者”的前三篇拙文里，我大量引证了厉以宁、吴敬琏、邢贲思、周其仁、王东京、高尚全等人的自由化言论。问题是，这些公开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资改派，在“大灾之年”不但没有被清除出党，相反却或者垄断话语权，成为声名显赫的“主流学者”；或者步步高升，成为手握大权的高中级领导干部；或者一夜暴富，成为顶级公司的老总。这些事实，都足以证明党的组织路线被干扰破坏的严重程度。
“四种人”中是有不少交叉的，就是说，不少人是“双料货”甚至“三料货、四料货”。但他们的共同特点之一，就是把个人私利放在第一位。他们的以权谋私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像苏共中的“四种人”那样以国谋私。美国著名教授科兹在《自上而下的革命》一书中讲的一段话，确实让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刻骨铭心：“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的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这里所说的“精英集团”，指的是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在内的约10万高中级干部。当时，82%以上即近两亿人民群众主张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但由于7-6%即7万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高中级干部手中有权，便使资本主义得以复辟。可见，用“精英民主”否定人民民主，会带来多么大的危害！
反面教员有时更能教育人。苏联党垮台、国解体这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史以来最惨痛的教训告诫我们，对“四种人”姑息迁就甚至委以重任，那就是自我演变，就是葬送社会主义，就是自取灭亡。所以刘国光同志以共产党人的责任感大声呼吁：“当前要切实地检查和清理，因为不仅仅是教育系统，包括国家的财经系统的一些领导岗位特别是一些研究机构的领导岗位还掌握在非马克思主义者才手里。”（同上）
综上所述，可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最能教育人的课堂。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就能加深认识以下几点：
一是，“跟着美国走”，是资改派的国际纲领，“补资本主义的课”，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而庸俗发展观，则是这两个纲领的理论依据和集中反映。在这个意义上说，庸俗发展观必然成为多种问题的病根。
二是，庸俗发展观坚持以物为本、以资为本，必然把社会主义庸俗化为一场单纯发展生产力的运动，一场单纯发展经济的运动。因此，它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庸俗社会主义。这种假社会主义，最终必然滑向资本主义。
三是，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必然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坚持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目的、动力、标准，必然主张树立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作为生产关系，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作为科学理论，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作为国家政权，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科学发展观才能统揽全局。
四是，资改派是一伙政治骗子。他们天天喊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恢复已存在几千年的陈旧私有制，并把我国重新变成西方的殖民地；他们天天大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际上这些人正是致使腐败严重、分配不公、治安恶化、国资流失这些极大地影响经济发展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的罪魁祸首；他们天天标榜自己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实际上这些人大多是巧取豪夺的腐败分子、一夜暴发的富翁、瞧不起老百姓的老爷、崇美亲美的洋奴。劳师斧同志说得好：“中国的老百姓从来就不怕吃苦，也能吃苦。可是这些善良的广大人民，是最痛恨欺诈的。”（《强国论坛》2005年9月10日）资改派惊呼高层和底层都出现了“反改革的潮流”，不仅说明他们把斗争矛头既指向了中央又指向了群众，是多么的狂妄，也说明他们那顶“反改革”的帽子再也吓不倒人了，他们那面“改革”的旗子再也骗不了人了。这样，他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五是，当前必须实行反右防“左”的方针。刘国光同志郑重建议：“目前的主要倾向是什么，要不要提出反右防‘左’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很重大的问题，中央应当考虑”（同上）。如果再不实行这一符合实际的正确方针，将给党和人民造成巨大损失，将犯极大的错误。
六是《学习时报》、《财经时报》组织力量进行的反扑，决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的、个别的事件，而是一场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大反攻的信号。对此掉以轻心，书生气十足，就会真的发生“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那样的悲剧。即将到来的这场决战，实质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改派掌权还是社改派掌权、作美帝国主义的附庸还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生死搏杀。每一个稍有党性的共产党员、稍有爱国心的中国人、稍有人格的炎黄子孙，都应当警醒过来，“该出手时就出手”。当前，我们务必要逐个领域、战线、地方、单位地揭发庸俗发展观带来的问题；务必要以最大的决心解决群众不满意的问题，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务必要维护团结稳定的大局，坚决反对以任何借口制造分裂和动乱。这样，我们才能掌握主动，稳操胜券。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只要稍微接触一下老百姓，便可知今日之民心，时代之潮流。所以尽管资改派还有一定的力量，但由于他们代表落后的生产关系、代表腐朽的思想文化、代表极少数剥削者的利益，实质上也是一只纸老虎，终究难逃失败的命运。谓予不信，拭目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