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独行的「刺猬」——金恒炜《 民主内战的必要》序

曹长青

在台湾向民主化和本土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中，金恒炜先生是一个指标性的人物。所谓指标性，就是在某些方面很具代表性，引人注目。

对我来说，金恒炜的第一次「引人注目」，是二千年大选前夕在英文《台北时报》和他相识。当时我受该报之邀赴台观选，写几篇大选评论。金恒炜给我的第一眼印 象，是在打领带之处，系了个褐色领巾装饰结，很「与众不同」。这可能是他的trademark ，因为后来从没见过他西服领带。

那天金先生和他夫人张文翊一块来报社，其夫唱妇随，配合默契的神态，令人印象深刻。后来在其它场合，也多见他俩成双结对，形影不离。台湾曾深受中国和日本 的大男子主义文化影响，多数情况下是男人们自己为事业交往，女人则守在家中，仍被称为「内人」，而出双入对的金恒炜夫妇好像相当「西化」。

后来和金恒炜接触多了，尤其读他的文章，更深刻而强烈的印象是，他这个在中国出生、属于「外省人」的知识分子，却信奉一种超越地域、血缘、种族的普世价值 观。而正因为这种超越，他才没有那种绝大多数外省知识分子沉迷的「大中国情结」，而坚定地支持人民的选择权，为台湾成为正常国家而奋笔疾书、鼎力呼喊。

在今天台湾蓝绿对峙、知识人也由此分野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外省知识分子都倾向国民党。例如蓝营的《中国时报》和《联合报》的高层主管，据统计前者近七成、后者八成以上都是外省籍，因此自然成为国民党的政治拉拉队，为泛蓝的意识形态鸣「报」开道。

有些中国文化人能跨过反专制这一关，但却无法跨过民族主义的篱障。因为中国历史悠久，积淀太厚的「大中国」、「大一统」的群体主义瘀泥；再加上中国传统文 化中没有「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的价值，更没把生命、自由、幸福的权利（美国独立宣言）作为终极目标，因此中国文化人自然就难以把个 人自由（选择）视为最高原则。在这种文化熏陶下的知识人要想超越「民族主义」，简直像李白的《蜀道难》所说，「难于上青天」。

例如在台海两岸都比较知名的文化人李敖和柏杨，都曾反对国民党，并因此受牢狱之灾。同时他们也都曾激烈地抨击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推崇「西化」。但最后遇 到台独问题，也就是台湾人的选择权利时，李敖则像共产党那样穷凶极恶地反台独，甚至跑去北京赞美共产党创造了中国「盛世」，呼吁学生「拥抱共产党」，让它 再活一千年。就因为中共「反台独」，符合他的「大中国」梦想。

柏杨在文化批判上比李敖似乎更激进，提出中国是「酱缸文化」，是几千年沉淀堆积的腐臭，任谁都无法逃脱被淹没、吞噬、变成一条蛆、成为《丑陋的中国人》的 命运。他在绿岛监狱中写出的近八十万字《中国人史纲》，对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狡诈、刻毒、残忍、阴险、暴行等，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全书的笔调是同情平民的命 运，而非宣扬国家盛世、群体强大。因而在中国被称为「平民版」史纲。

柏杨当然没像李敖那样反台独，也没去北京朝拜，但他也却从来没有明确地支持台独，即支持台湾人民的选择权利；反而有时迎合北京的统战宣传。例如前年连宋访 中国后不久，北京中央电视台摄制组到台北采访连战、宋楚瑜、高金素梅等，也采访了柏杨。柏杨当时不仅没替台湾人说一句公道话，还配合北京的统战调子说什么 「只要能回到家乡看一看，就心满意足了，我们还要什么？」然后又强调「我一生没有快乐过，我们这种待遇能快乐吗？我们的境遇能快乐吗？」然后矫情地说， 「我们做不到衣锦还乡了，能不能平安还乡？」还一板正经地发誓「我要活到中国的和平统一」。连中共记者回去都说，听柏杨这么说，「我起鸡皮疙瘩」。

更离谱的是，当中共记者问到，柏杨的几个子女春节回家拜年时，「那时候（是不是）特开心？」柏杨的回答却是「除非中国强我才能开心。」

去年在接受香港凤凰电视采访时，柏杨说﹕「我二十九岁才来到台湾，我的思考方式、言行举止，都脱不了中国文化的影响，要我完全否定这些，不但不可能，也没 有必要。」《中国人史纲》虽痛斥中国历史文化中的腐败，但最后柏杨还是强调﹕「我们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我们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中国——我们 的母亲，是我们的惟一的立足点。」完全是「大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口吻，而没有一丝一毫的超越种族、文化的「普世价值」。

只从李敖、柏杨这两位曾激烈（也不乏深刻）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向往西方的知识人身上，就可看出，中国文化人要想跨越民族主义是多么难。我曾问过彭明敏先 生，如果殷海光还活着，他会不会支持台湾人建国的选择权利？他沉思了半天，好像也无法确定。由此就别说那些一向自视「龙的传人」的龙应台、余光中们了。正 因为是这么难，才映照出金恒炜超越中国人、中国文化、大中国等概念，信奉「普世价值」的难能可贵和鹤立鸡群！

在当今绿营的外省第二代知识分子中，和金恒炜一样理念坚定而引人注目的还有前总统府秘书长陈师孟、新闻局长谢志伟等。但他俩和金恒炜还有点不同﹕陈师孟因 父亲在台南糖厂工作，因而在南部长大，会说一口地道台语。谢志伟的台语则能恢谐幽默，甚至妙语连珠。这种对台语的娴熟掌握，自然就和台湾人有亲近感，增加 对台湾的认同。而金恒炜的台语可不那么灵光，我不知道他能听懂多少，但好像他根本不会说。我自己不会台语，有时参加台湾人的活动，当一个台语幽默引得满堂 大笑时，自己却一脸严肃，不知道人家在说什么；尤其是参加电视节目时的困窘，当来宾都说台语时，就完全处于状况外，要全神贯注地捕捉、琢磨他们到底在谈什 么，才能插话参与讨论。语言的隔阂，在相当程度上会产生情感的隔阂；但这点却完全没有影响金恒炜对台湾这块土地的认同。他曾很认真地对我说，「台湾就是我 的国家」。金恒炜的认同，不是从血缘、种族，更不是民族主义，而是从尊重人民选择权利的普世价值，是真正的自由主义精神。

除了理念的因素之外，金恒炜的第二个独特之处，就是他的率真。中国文化多强调「城府」，要深藏不露，其实就是「算计」或「诡诈」。什么「话到嘴边留半 句」、「揣摩上意」、「笑不露齿」、「察言观色」，这种格言警句数不胜数。早在《左传》就有「道路以目」，意思是两人路遇，只能以目传「话」。这个「目」 是什么意思，就要暗自揣摩、心领神会了。所以中国人作诗，也是强调「遥指天外」，或「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在这种文化下，率真、纯真、率性、真性情，都 被阉割了。于是一部中国文人的历史，就成为一部「厚黑学」。

而金恒炜所以能坚守「普世价值」，敢在国民党文化人占主导的台湾为此大声疾呼，也可能和他的性格有关。西方研究一个人，很强调character （性格）因素。金恒炜表面像个文弱书生，但实际上很是个性情中人；而且胆子很大，看准了方向，就敢向前冲。例如他驾车，也是「勇猛型」的，有时令旁人惊心 动魄，但最后都有惊无险，难怪他夫人文翊也说，「恒炜开车才吓人呢！」

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曾把知识分子分成两大类﹕狐狸和刺猬。前者能因地制宜、随机应变；后者则坚守原则，一贯而终。在中国古训中，三十六计、七十二变、 一百零八将（都是九的倍数）等，都是塑造「狐狸」的指南。因为三十六计，就是百般算计；七十二变是变来变去；而一百零八将，则是靠群体壮胆。狼总是成帮结 伙（因而有狼群），而狮子从来都特立独行（从无狮群之说）。从刺猬到狮子，古往今来，人类一直都推崇那种心灵强大、率性秉直的独胆英雄。而金恒炜就是这种 刺猬和狮子型的知识分子，因而其好友、台湾政大社会学教授顾忠华说，「正义感，是金恒炜展现出的最令人钦佩的地方。」

为了理念，金恒炜不算计个人的物质利益。七十年代他和夫人张文翊都在《中国时报》任职，后来他出任该报副刊主编。在「中时」和「联合」两大报主宰的时代， 仅做个版面主编，就不仅有丰厚的薪水，还有体面的社会地位。但金恒炜却因与「中时」老板理念冲突，八十年代中就和夫人一起离开，然后夫妻俩胼手胝足，创办 《当代》杂志，引进欧美思潮。顾忠华曾说，金恒炜「是文艺复兴的手工业代表，《当代》杂志则是金跟太太的手工作品」，就是因为他们独办杂志，倍尝艰辛，更 赔进去一栋房子钱。

金恒炜宁损薪水、待遇、发稿权等，也不为「五斗米折腰」。后来在给《自由时报》写专栏时也是这样「倔强」﹕二千年大选时，《自由时报》老板因支持前总统李 登辉而支持了连战，但金恒炜却力挺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结果他又「固执己见」，放弃了《自由时报》，而去给立场深绿的《台湾日报》写「专栏」。无论从待 遇、稿费，还是影响力，两报都无法同日而语。后来「台日」关门，金恒炜的稿费都没钱发。但这就是金恒炜的「脾气」，更准确说是一种大丈夫的「气节」。

后来《自由时报》更倾向本土，金恒炜才回来写专栏，而且是每周两篇，对强化绿营理念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

理念和性格，可能都是自我造化，属于「天时」。但金恒炜还有「地利、人和」，那就是他有一位理念默契、志同道合的太太。张文翊也是外省人，而且她父亲还是 蒋时代司法院的大法官，可想而知自然偏「蓝」。张文翊虽是个孝顺女儿，但却绝不把自己的台独理念打折扣，更有股绝不妥协的劲头儿。

西方有谚语说，女人一旦认个理，比男人更坚持，更激烈。虽然政大中文系毕业的张文翊给人的第一印象温柔、文雅、文质彬彬，脸上还总有「招牌微笑」，但其内 在则是「认理」气质。有时听他们夫妇谈台湾政情，感觉金夫人比金先生更绿，因为她对国民党欺压台湾人的霸道和恶行，「口诛」不已，他先生则晚上挑灯「笔 伐」。常言说「夫唱妇随」，但他俩有时根本分不清「谁唱谁随」。

一个男人只要有太太的鼎力支持，就可顶天立地，即使受「天下围攻」，也无所畏惧。金恒炜竭尽全力为台湾呼喊的一无反顾，和他有个侠骨柔情的强大「后盾」密不可分。

在台湾绿营的写手中，金恒炜的时事评论独树一帜，因他敢说真话，敢把话说满，讲到「顶」，既不畏国民党权势，也不怕冒犯那些所谓大师（尸？）的泛蓝文化 人。他常点名道姓，痛斥那些为旧势力张目的獐头鼠脑。有读者赞誉说，金恒炜的专栏文章，「以独特见解针砭时事，不改呛辣本色，常常直捣蓝营的痛处。」

金恒炜是「刺猬型」的知识分子，他用理念的「刺」针贬时弊，刺穿国民党的谎言，戳破共产党的宣传，激活被洗脑多年的台湾人神经。他的这本评论集，每一篇都 像刺猬身上的尖锐、锋芒的「探针」，击中那些虚假的「喉头」、恶行的「七寸」。因而虽是「时事评论」，却绝无过时感，读之如同听到当今台湾「民主内战」中 「泛绿冻蒜」与「国共清算」的对决之声。文章中洋溢出一种真的精神、活的气质和凛然的正义，更有启迪读者「做人着文」的人格力量！无怪呼台湾人意见领袖之 一的罗荣光牧师曾激情地说，「没有看过金恒炜先生文章的人，就不够资格当台湾人！」我想这就是「真金」在人们心中的「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