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问题与纳粹

马悲鸣

都人先生最近在《纳粹党人和西藏“独立运动”》一文中把电影《西藏七年》中的主角海因利希•哈勒尔的纳粹党人身分与西藏独立运动联系起来，似乎西藏问题的是非曲直和善恶可以由此而断定。

其实《西藏七年》只是一部电影，是编剧编的，导演导的和演员演的，很难百分之百再现历史。现在为了讨论问题上的方便，我们在这里假设，电影都是真的，只除了没交代主人公的纳粹党人身分。也假设都人先生对其纳粹出身的揭发都是真的。那么应该怎么看待这件事呢？

这个问题不理解，纳粹是纳粹，西藏是西藏。纳粹运动和西藏独立运动是两个在不同历史时期，发生在不同地点，互不相关的运动，不能混为一谈。一个纳粹党人有可能同情中国人大一统的民族感情，因其与德国和奥地利合并时的大日耳曼民族统一有着逻辑上的一致性。他也有可能同情西藏独立，尽管这反倒与其纳粹信仰没有逻辑上的一致。也就是说，一名德国人看待汉藏问题未必与其是否纳粹党人相关。

如今西方揭露电影主角的纳粹党人身分是愤恨纳粹运动，而不是愤恨西藏独立。这和都人先生刻意将两者联系起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如今西方对藏人处境多抱同情态度。这次江泽民访美时，就有很多美国人挺身站在藏人的抗议行列之中高举“Free Tibet”的标语牌。相反，却鲜少见到美国人站到台独阵营里去。而从中国人的“主权完整，祖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角度看，藏独与台独“分裂祖国”的意图并无二致。

最近发掘出来的一个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表拉贝的日记，记载了他目睹南京大屠杀的惨无人道，并亲自救援过二十万中国人免遭屠杀。其实这位拉贝也是纳粹分子。尽管这次纳粹分子的同情心放在了中国人的身上，但两位纳粹分子在日强中弱与汉强藏弱的冲突之中同情相对弱的一方却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而我们还知道，纳粹德国在与周围国家的征战中，往往是德国强而其他国家弱的态势，却鲜少见纳粹分子同情被他们自己攻击的弱小民族。这与汉人在汉强藏弱的冲突中鲜少同情藏人者倒是惊人的一致。

其实不仅纳粹分子，当年日本驻德国大使馆的一位签证官员给所有到他那里申请签证以逃脱纳粹迫害的犹太人痛快地发放签证，因此使数万犹太人获救。而这名签证官员自己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他在日耳曼强而犹太弱的民族冲突中同情方向的选择与南京大屠杀时的那位德国纳粹分子拉贝和《西藏七年》中的纳粹分子的同情方向也一致。而在南京大屠杀的现场，却鲜有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同情中国老百姓的。这也与汉人在汉强藏弱的冲突中鲜少同情藏人者惊人的一致。

这三位在与本国和本民族的利害无关的其他民族相互之间的冲突中，同情和救助弱小一方的纳粹分子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行为都属义举，但直接救助犹太人的纳粹分子辛德勒却比他们更胜一筹，盖因其不但在本国、本民族，甚至在本党迫害其他民族时把自己的同情放在了弱小的敌对一方。

即使撇开儒家精义的“尊夏攘夷”不谈（这里的“夏”泛指本民族），辛德勒的行为也颇多可指摘处。他好色，对妻子不忠，当然也同样对自己的纳粹祖国不忠。他花钱如流水，当然也因此买下了大批原来准备送往集中营焚尸炉处理的犹太人的命。他使用犹太人劳动，不付工资，不但是超额剥削，而且属于奴工生产，和现在西方社会抵制中国使用劳改犯生产的监狱工厂产品的动因一样。最后，他的工厂接受军方订货，谁能保证这些犹太人生产的军用产品不会用来打击盟军？而盟军正在为解救犹太人而战。

国际法禁止使用战俘进行军事目的的生产，以免因其产品会被用来打击自己的祖国而造成战俘严重的精神伤害。尽管犹太人不是战俘，但使用犹太人进行德国方面的军事生产也属同类的不道德。但西方社会并没有因此而大贬辛德勒。战后犹太人不但出钱供其挥霍，而且植树立碑对他表示永久的纪念。

电影《辛德勒的名单》里有一个镜头，辛德勒招集在他手下工作的犹太人开大会，宣布德国战败投降的消息。最后有句话好象是说:“请你们记住，在德国人里，也有象我这样的纳粹党徒。”这话也是编剧编，导演导和演员演的，不知是否真有其事。

在德军攻击周围民族时鲜少纳粹分子同情敌对的弱小一方。这不难理解。因为德国国防军里有盖世太保的存在。日军进行南京大屠杀使，鲜少有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同情相对软弱的中国一方。这也不难理解。即使在国内的汉藏冲突中鲜少有汉人同情相对弱小的藏人者也不难理解，盖因解放军里有指导员，教导员和政委，各单位有政工组，国家还有安全部的存在。

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如今在北美没有盖世太保，没有日本特高课，没有指导员，教导员和政委，没有政工组和国安部。何以象都人一流者还是如此自觉地站在和进攻周围弱小民族的德军，进行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因为藏人不放达赖喇嘛应邀出席军区的文艺演出而炮轰环护卢布林卡藏人这种立场上去评论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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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摘自ＦＨＹ９７１１ｂ）】

纳粹党人和西藏“独立运动”

－都人－

由Julie Andrews主演的《音乐之声》（港澳等地译名《仙乐风飘处处闻》）可以说家喻户晓。这场电影（原为纽约百老汇音乐剧）以奥地利von Trapp上校妻子的自传为原本，描述三十年代奥地利人民反抗纳粹党人强迫“德奥合并”的动人经历。七十年以后，这一历史事件的阴魂却突然对另一场好莱坞斥巨资精心制作、原定今年十月八日正式出笼的政治电影《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造成猛烈冲击，并对西藏“独立运动”及其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带来极其难堪的公共关系问题。

事情出在达赖喇嘛的启蒙恩师、密友、顾问和长期政治支持者、奥地利出生的海因利希•哈勒尔Heinrich Harrer身上，盖《西藏七年》正是根据哈勒尔自我吹嘘的同名自传改编拍摄，其中将哈勒尔捧成“拯救西藏”的大英雄。整场电影的政治主旨明显是为西藏“独立运动”张目。正当西方尤其美国影艺界和传播媒介为这一“电影艺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大手笔紧锣密鼓地作最后关头的推销宣传时，德国著名的《明星》（Ｓｔｅｒｎ）杂志却在五月末报道这位“大英雄”哈勒尔原来竟是一个铁杆纳粹党人。真是祸从天降，有关人士不仅必须绞尽脑汁应付“损害控制”，还被迫将早已完全杀青的影片大动手术，重作政治包装。向来把哈勒尔捧到天上、正准备靠这场电影坐收政治红利的达赖喇嘛本人和他的西藏“流亡政府”更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其实只要对有关人物历史略有了解，哈勒尔丑史的东窗事发并非突如其来，笔者三年前就在中文电子刊物上指出哈勒尔入藏前原是“英管纳粹战俘营的逃犯”。笔者当时强调哈勒尔这一背景的关键证据是他从英国纳粹战俘营逃亡的日期：１９４４年４月２９日。要说明这一日期对揭露哈勒尔政治立场的意义，我们必须从德奥合并的历史讲起。

自从普鲁士兴起之后，排斥奥地利一直是“铁血首相”俾斯麦的大政。他认为德意志统一大业的先天障碍就是奥地利，不能不除，必须将其“屏诸四夷，不与同德国”。统一固然是全体德意志百姓梦寐以求的目标，但奥地利“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只好割爱。１８６６年（大清穆宗同治五年）的普奥战争（又名“七周战争”）便是俾斯麦“尊普攘奥”政策付诸实施。结果奥地利惨败求和，丧权割地，被迫和德意志各邦分道扬镳。热切期待普奥久战相互消耗以便从中渔利的法国大失所望，在外交政策上方寸大乱。１８７０年，普法战争爆发，结果又是普鲁士大获全胜，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被俘蒙尘。１８７１年初，以普鲁士国王为元首的德意志帝国在巴黎附近凡赛尔宫举行开国大典，德军占据巴黎。三月，巴黎公社成立，五月，公社覆灭。八月，奥匈帝国被迫与德意志帝国修好，表示接纳“七周战争”的结果，不再翻案，“奥德分家”遂成定局。１９５５年盟国《对奥和约》规定“奥德永远不得合并”的条文就是再度重申这一历史。

出生于奥地利的“不第艺术家”希特勒在本国走投无路，毫无成就，“转进”德国后却利用德国一次大战战败的“屈辱”心理和社会、经济困境，发起纳粹主义运动，一鸣惊人，最后通过“民主选举”出任德国首相，以此建立“第三帝国”。早年在奥地利本国“怀才不遇”加上传统的大德意志野心作祟，使得吞并奥国成为希特勒当政初期的最主要政治目的。我们也不能否认希特勒的另一项个人动机：他并不是德国的土生公民，要在德国稳坐“元首”宝座，必须以德奥合并来解除自己并非在德国出生这一政治隐患。至于此事与西藏“独立运动”领袖和前些日子秘鲁总统藤森类似麻烦的巧合，限于篇幅，只能另文介绍。

电影《音乐之声》的故事显示大量正直的奥地利人坚决反对和抵制纳粹的扩张“合并”行动，纳粹运动早期的“先锋组织”冲锋队在奥国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便是奥国政府维护本国主权独立的种种措施之一。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狂热追随希特勒的奥地利纳粹分子也大有人在，在电影《音乐之声》中追求von Trapp家大女儿的小混混便是典型。根据畅销德、奥、瑞士的《明星》杂志揭露，年青时的哈勒尔也是这样一个早在１９３３年就加入当时非法（！）的冲锋队的铁杆奥地利纳粹党人。１９３８年德奥合并后，哈勒尔公然加入臭名昭著的纳粹核心组织、负责护卫“元首”希特勒的党卫军。在瑞士一次登山活动中哈勒尔充分体现了“雅利安”人种“优秀性”这一纳粹核心理论，获得希特勒亲自召见，合影留念。希特勒并特地“御命”哈勒尔训练德国的精锐部队，这些精锐部队正是后来“贯彻执行元首最后解决方案（Endloesung，英译为Final Solution——指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的最主要凶手（参见纽约《每日新闻》本年六月１９日报道）。身为纳粹主义的忠诚信徒，哈勒尔在准备结婚时还特地向上级领导提呈男女双方均为优秀纯粹“雅利安”人种的证据，由兼任“盖世太保”（德文略词Gestapo，即秘密警察）总头目、１９４５年及早自杀、苟免纽伦堡绞刑处决的党卫军最高负责人希姆莱Himmler亲自批准。哈勒尔在纳粹政权和党卫军中之地位影响由此可见。

但是大多数奥地利人并不是象哈勒尔那样的狂热“雅利安”分子，他们对纳粹主义即便不是象电影《音乐之声》中的von Trapp上校那样坚决反对，也是三心二意，身曹心汉。有鉴于此，同盟国于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３０日发表著名的《莫斯科宣言》，正式宣布德奥合并非法和无效，承认奥国是纳粹德国侵略的受害者之一，号召奥地利人自我解放，反抗纳粹德国。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莫斯科宣言》是一项重要军事决策，其出发点即是笔者多次论证的“离强合弱”。《莫斯科宣言》也同时提出警告：任何奥地利人如果在此后继续认同纳粹德国，将被盟国视作纳粹分子并负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莫斯科宣言》一经公布，在英国和其他盟国控制区，奥地利人纷纷成立反纳粹组织，公开与纳粹和希特勒决裂。英国也加速自１９３９年就开始的对奥国籍战俘的甄别，只有拒绝接受《莫斯科宣言》的铁杆纳粹分子才被继续视作敌俘，不予释放。

在这一背景下，因为来亚洲“登山探险”而在二战初期被英国扣押、自己承认曾经多次企图突狱去投靠正在中国和东南亚肆虐的纳粹德国轴心盟友日本的哈勒尔却于《莫斯科宣言》发表近半年之后，再次试图越狱，结果成功逃出战俘营。从《莫斯科宣言》公布、英国加速甄别释放奥地利战俘和哈勒尔的越狱时间顺序，他的政治立场和属性一目了然。在投奔“大日本皇军”途中，哈勒尔滞于拉萨。“天高皇帝远”，对中英联合抗日十分不满的英国驻藏最高负责人、苏格兰人黎吉生（Hugh Richardson）擅自收容继续以敌国德国人自居的哈勒尔，于是哈勒尔开始他的“西藏七年”之旅。

哈勒尔在拉萨成为达赖喇嘛的启蒙恩师、密友和政治顾问。我们无法知道在向年青的达赖喇嘛教授“数学、英语和体育”的同时，这位直到战后还以德国人自居的纳粹党卫军还灌输了多少他奉膺不渝的西方“雅利安”优越性理论。我们可以明确了解的是在１９４７年色拉寺大批反英喇嘛被屠杀的西藏小型内战和亲南京中央政府的前摄政热振呼图克图第五世（１９１４－１９４７）被逮捕谋杀等重要事件中都有哈勒尔的身影。我们也知道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一直将哈勒尔视为他最亲近信赖的西方密友而大加赞扬。远在西藏“和平解放”十七条协议签署之前，中共军队于１９５０年十月越过金沙江之后不久，自谓“西藏政府官员”的哈勒尔即仓惶逃亡印度，并与当时积极在西藏开展秘密活动的美国官员有过密切接触。此事不果之后，以（纳粹）德国人自居的哈勒尔并不回到已经恢复独立并在清算纳粹分子的祖国，也不投奔当时经济迅速复兴、以严格执法杜绝纳粹宣传自栩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反而定居于因“洗钱”和其他非法活动闻名于世的山区蕞尔小国列支敦士登，其中种种历史关节和耐人寻味之处，无法一一详论。电影《西藏七年》原定版将哈勒尔描绘成西方的“大英雄”，良有以也。

美国在二次大战之后出于私利包庇保护大批纳粹分子并非秘密，有证据表明知道哈勒尔的纳粹身份和立场的人为数不少，甚至连《西藏七年》的制片商事先都有所闻。但是由于明显的政治需要，达赖喇嘛的密友哈勒尔多年来被西方各界逐渐捧成“人权斗士”和“英雄”。近年来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国际地缘政治的变迁，以及美国外交政策的需要，哈勒尔在西方越来越红。电影《西藏七年》的拍摄正是此事的顶点。

一心一意要充分利用好莱坞在世界上的巨大影响力来塑造一个“反抗中国压迫西藏”的大英雄，制片商TriStar特地找到有硬汉形象的影星Bratt Pitt出演哈勒尔。为了饰演“标准雅利安人”哈勒尔，Bratt Pitt还专门将自己的头发染成金黄色，考虑不谓不周。万事俱备之际，却不想向来与保持“政治正确性”的美国传媒大相径庭的德国新闻界毫不买账，半路杀出程咬金，在节骨眼上捅出这样一个大漏洞。事发之后，《西藏七年》片商、达赖喇嘛和其他“同情西藏人士”等企图以大事化小、轻描淡写等进行“损害控制”以及美国主要传媒的一些表现都可圈可点，令人大开眼界。例如在美国政治影响数一数二的《华盛顿邮报》便力守鸵鸟政策，至本文完稿时尚未刊载过关于哈勒尔纳粹身份的片言只字，用心可谓良苦。可是最近瑞士银行不得不开始公布当年贪占被德国迫害的大批犹太人的财产详情，纳粹当年的恶行又重新在新闻中曝光。在这样的形势下，正如《洛杉矶时报》承认：达赖喇嘛密友和政治顾问哈勒尔的纳粹丑史很难被一手遮天而掩盖带过。至于《西藏七年》能否在临时“紧急抢修”后如期推出、它的票房价值和许多人为此长期策划的政治效果如何，人们只能拭目以待。

（提交于９７年８月２９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