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問題與納粹

馬悲鳴

都人先生最近在《納粹黨人和西藏“獨立運動”》一文中把電影《西藏七年》中的主角海因利希•哈勒爾的納粹黨人身分與西藏獨立運動聯繫起來，似乎西藏問題的是非曲直和善惡可以由此而斷定。

其實《西藏七年》只是一部電影，是編劇編的，導演導的和演員演的，很難百分之百再現歷史。現在為了討論問題上的方便，我們在這裡假設，電影都是真的，只除了沒交代主人公的納粹黨人身分。也假設都人先生對其納粹出身的揭發都是真的。那麼應該怎麼看待這件事呢？

這個問題不理解，納粹是納粹，西藏是西藏。納粹運動和西藏獨立運動是兩個在不同歷史時期，發生在不同地點，互不相關的運動，不能混為一談。一個納粹黨人有可能同情中國人大一統的民族感情，因其與德國和奧地利合併時的大日耳曼民族統一有着邏輯上的一致性。他也有可能同情西藏獨立，儘管這反倒與其納粹信仰沒有邏輯上的一致。也就是說，一名德國人看待漢藏問題未必與其是否納粹黨人相關。

如今西方揭露電影主角的納粹黨人身分是憤恨納粹運動，而不是憤恨西藏獨立。這和都人先生刻意將兩者聯繫起來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如今西方對藏人處境多抱同情態度。這次江澤民訪美時，就有很多美國人挺身站在藏人的抗議行列之中高舉“Free Tibet”的標語牌。相反，卻鮮少見到美國人站到台獨陣營里去。而從中國人的“主權完整，祖國神聖領土不可分割”的角度看，藏獨與台獨“分裂祖國”的意圖並無二致。

最近發掘出來的一個德國西門子公司駐南京代表拉貝的日記，記載了他目睹南京大屠殺的慘無人道，並親自救援過二十萬中國人免遭屠殺。其實這位拉貝也是納粹分子。儘管這次納粹分子的同情心放在了中國人的身上，但兩位納粹分子在日強中弱與漢強藏弱的衝突之中同情相對弱的一方卻表現出了驚人的一致。而我們還知道，納粹德國在與周圍國家的征戰中，往往是德國強而其他國家弱的態勢，卻鮮少見納粹分子同情被他們自己攻擊的弱小民族。這與漢人在漢強藏弱的衝突中鮮少同情藏人者倒是驚人的一致。

其實不僅納粹分子，當年日本駐德國大使館的一位簽證官員給所有到他那裡申請簽證以逃脫納粹迫害的猶太人痛快地發放簽證，因此使數萬猶太人獲救。而這名簽證官員自己也是日本軍國主義分子。他在日耳曼強而猶太弱的民族衝突中同情方向的選擇與南京大屠殺時的那位德國納粹分子拉貝和《西藏七年》中的納粹分子的同情方向也一致。而在南京大屠殺的現場，卻鮮有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同情中國老百姓的。這也與漢人在漢強藏弱的衝突中鮮少同情藏人者驚人的一致。

這三位在與本國和本民族的利害無關的其他民族相互之間的衝突中，同情和救助弱小一方的納粹分子與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行為都屬義舉，但直接救助猶太人的納粹分子辛德勒卻比他們更勝一籌，蓋因其不但在本國、本民族，甚至在本黨迫害其他民族時把自己的同情放在了弱小的敵對一方。

即使撇開儒家精義的“尊夏攘夷”不談（這裡的“夏”泛指本民族），辛德勒的行為也頗多可指摘處。他好色，對妻子不忠，當然也同樣對自己的納粹祖國不忠。他花錢如流水，當然也因此買下了大批原來準備送往集中營焚屍爐處理的猶太人的命。他使用猶太人勞動，不付工資，不但是超額剝削，而且屬於奴工生產，和現在西方社會抵制中國使用勞改犯生產的監獄工廠產品的動因一樣。最後，他的工廠接受軍方訂貨，誰能保證這些猶太人生產的軍用產品不會用來打擊盟軍？而盟軍正在為解救猶太人而戰。

國際法禁止使用戰俘進行軍事目的的生產，以免因其產品會被用來打擊自己的祖國而造成戰俘嚴重的精神傷害。儘管猶太人不是戰俘，但使用猶太人進行德國方面的軍事生產也屬同類的不道德。但西方社會並沒有因此而大貶辛德勒。戰後猶太人不但出錢供其揮霍，而且植樹立碑對他表示永久的紀念。

電影《辛德勒的名單》裡有一個鏡頭，辛德勒招集在他手下工作的猶太人開大會，宣布德國戰敗投降的消息。最後有句話好象是說:“請你們記住，在德國人里，也有象我這樣的納粹黨徒。”這話也是編劇編，導演導和演員演的，不知是否真有其事。

在德軍攻擊周圍民族時鮮少納粹分子同情敵對的弱小一方。這不難理解。因為德國國防軍里有蓋世太保的存在。日軍進行南京大屠殺使，鮮少有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同情相對軟弱的中國一方。這也不難理解。即使在國內的漢藏衝突中鮮少有漢人同情相對弱小的藏人者也不難理解，蓋因解放軍里有指導員，教導員和政委，各單位有政工組，國家還有安全部的存在。

但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如今在北美沒有蓋世太保，沒有日本特高課，沒有指導員，教導員和政委，沒有政工組和國安部。何以象都人一流者還是如此自覺地站在和進攻周圍弱小民族的德軍，進行南京大屠殺的日軍，因為藏人不放達賴喇嘛應邀出席軍區的文藝演出而炮轟環護盧布林卡藏人這種立場上去評論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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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摘自ＦＨＹ９７１１ｂ）】

納粹黨人和西藏“獨立運動”

－都人－

由Julie Andrews主演的《音樂之聲》（港澳等地譯名《仙樂風飄處處聞》）可以說家喻戶曉。這場電影（原為紐約百老匯音樂劇）以奧地利von Trapp上校妻子的自傳為原本，描述三十年代奧地利人民反抗納粹黨人強迫“德奧合併”的動人經歷。七十年以後，這一歷史事件的陰魂卻突然對另一場好萊塢斥巨資精心製作、原定今年十月八日正式出籠的政治電影《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造成猛烈衝擊，並對西藏“獨立運動”及其領袖、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帶來極其難堪的公共關係問題。

事情出在達賴喇嘛的啟蒙恩師、密友、顧問和長期政治支持者、奧地利出生的海因利希•哈勒爾Heinrich Harrer身上，蓋《西藏七年》正是根據哈勒爾自我吹噓的同名自傳改編拍攝，其中將哈勒爾捧成“拯救西藏”的大英雄。整場電影的政治主旨明顯是為西藏“獨立運動”張目。正當西方尤其美國影藝界和傳播媒介為這一“電影藝術為現實政治服務”的大手筆緊鑼密鼓地作最後關頭的推銷宣傳時，德國著名的《明星》（Ｓｔｅｒｎ）雜誌卻在五月末報道這位“大英雄”哈勒爾原來竟是一個鐵杆納粹黨人。真是禍從天降，有關人士不僅必須絞盡腦汁應付“損害控制”，還被迫將早已完全殺青的影片大動手術，重作政治包裝。向來把哈勒爾捧到天上、正準備靠這場電影坐收政治紅利的達賴喇嘛本人和他的西藏“流亡政府”更陷於十分尷尬的境地。

其實只要對有關人物歷史略有了解，哈勒爾醜史的東窗事發並非突如其來，筆者三年前就在中文電子刊物上指出哈勒爾入藏前原是“英管納粹戰俘營的逃犯”。筆者當時強調哈勒爾這一背景的關鍵證據是他從英國納粹戰俘營逃亡的日期：１９４４年４月２９日。要說明這一日期對揭露哈勒爾政治立場的意義，我們必須從德奧合併的歷史講起。

自從普魯士興起之後，排斥奧地利一直是“鐵血首相”俾斯麥的大政。他認為德意志統一大業的先天障礙就是奧地利，不能不除，必須將其“屏諸四夷，不與同德國”。統一固然是全體德意志百姓夢寐以求的目標，但奧地利“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只好割愛。１８６６年（大清穆宗同治五年）的普奧戰爭（又名“七周戰爭”）便是俾斯麥“尊普攘奧”政策付諸實施。結果奧地利慘敗求和，喪權割地，被迫和德意志各邦分道揚鑣。熱切期待普奧久戰相互消耗以便從中漁利的法國大失所望，在外交政策上方寸大亂。１８７０年，普法戰爭爆發，結果又是普魯士大獲全勝，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被俘蒙塵。１８７１年初，以普魯士國王為元首的德意志帝國在巴黎附近凡賽爾宮舉行開國大典，德軍占據巴黎。三月，巴黎公社成立，五月，公社覆滅。八月，奧匈帝國被迫與德意志帝國修好，表示接納“七周戰爭”的結果，不再翻案，“奧德分家”遂成定局。１９５５年盟國《對奧和約》規定“奧德永遠不得合併”的條文就是再度重申這一歷史。

出生於奧地利的“不第藝術家”希特勒在本國走投無路，毫無成就，“轉進”德國後卻利用德國一次大戰戰敗的“屈辱”心理和社會、經濟困境，發起納粹主義運動，一鳴驚人，最後通過“民主選舉”出任德國首相，以此建立“第三帝國”。早年在奧地利本國“懷才不遇”加上傳統的大德意志野心作祟，使得吞併奧國成為希特勒當政初期的最主要政治目的。我們也不能否認希特勒的另一項個人動機：他並不是德國的土生公民，要在德國穩坐“元首”寶座，必須以德奧合併來解除自己並非在德國出生這一政治隱患。至於此事與西藏“獨立運動”領袖和前些日子秘魯總統藤森類似麻煩的巧合，限於篇幅，只能另文介紹。

電影《音樂之聲》的故事顯示大量正直的奧地利人堅決反對和抵制納粹的擴張“合併”行動，納粹運動早期的“先鋒組織”衝鋒隊在奧國被宣布為非法組織便是奧國政府維護本國主權獨立的種種措施之一。但是我們不能不看到狂熱追隨希特勒的奧地利納粹分子也大有人在，在電影《音樂之聲》中追求von Trapp家大女兒的小混混便是典型。根據暢銷德、奧、瑞士的《明星》雜誌揭露，年青時的哈勒爾也是這樣一個早在１９３３年就加入當時非法（！）的衝鋒隊的鐵杆奧地利納粹黨人。１９３８年德奧合併後，哈勒爾公然加入臭名昭著的納粹核心組織、負責護衛“元首”希特勒的黨衛軍。在瑞士一次登山活動中哈勒爾充分體現了“雅利安”人種“優秀性”這一納粹核心理論，獲得希特勒親自召見，合影留念。希特勒並特地“御命”哈勒爾訓練德國的精銳部隊，這些精銳部隊正是後來“貫徹執行元首最後解決方案（Endloesung，英譯為Final Solution——指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的最主要兇手（參見紐約《每日新聞》本年六月１９日報道）。身為納粹主義的忠誠信徒，哈勒爾在準備結婚時還特地向上級領導提呈男女雙方均為優秀純粹“雅利安”人種的證據，由兼任“蓋世太保”（德文略詞Gestapo，即秘密警察）總頭目、１９４５年及早自殺、苟免紐倫堡絞刑處決的黨衛軍最高負責人希姆萊Himmler親自批准。哈勒爾在納粹政權和黨衛軍中之地位影響由此可見。

但是大多數奧地利人並不是象哈勒爾那樣的狂熱“雅利安”分子，他們對納粹主義即便不是象電影《音樂之聲》中的von Trapp上校那樣堅決反對，也是三心二意，身曹心漢。有鑑於此，同盟國於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３０日發表著名的《莫斯科宣言》，正式宣布德奧合併非法和無效，承認奧國是納粹德國侵略的受害者之一，號召奧地利人自我解放，反抗納粹德國。歷史學家普遍認為《莫斯科宣言》是一項重要軍事決策，其出發點即是筆者多次論證的“離強合弱”。《莫斯科宣言》也同時提出警告：任何奧地利人如果在此後繼續認同納粹德國，將被盟國視作納粹分子並負擔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莫斯科宣言》一經公布，在英國和其他盟國控制區，奧地利人紛紛成立反納粹組織，公開與納粹和希特勒決裂。英國也加速自１９３９年就開始的對奧國籍戰俘的甄別，只有拒絕接受《莫斯科宣言》的鐵杆納粹分子才被繼續視作敵俘，不予釋放。

在這一背景下，因為來亞洲“登山探險”而在二戰初期被英國扣押、自己承認曾經多次企圖突獄去投靠正在中國和東南亞肆虐的納粹德國軸心盟友日本的哈勒爾卻於《莫斯科宣言》發表近半年之後，再次試圖越獄，結果成功逃出戰俘營。從《莫斯科宣言》公布、英國加速甄別釋放奧地利戰俘和哈勒爾的越獄時間順序，他的政治立場和屬性一目了然。在投奔“大日本皇軍”途中，哈勒爾滯於拉薩。“天高皇帝遠”，對中英聯合抗日十分不滿的英國駐藏最高負責人、蘇格蘭人黎吉生（Hugh Richardson）擅自收容繼續以敵國德國人自居的哈勒爾，於是哈勒爾開始他的“西藏七年”之旅。

哈勒爾在拉薩成為達賴喇嘛的啟蒙恩師、密友和政治顧問。我們無法知道在向年青的達賴喇嘛教授“數學、英語和體育”的同時，這位直到戰後還以德國人自居的納粹黨衛軍還灌輸了多少他奉膺不渝的西方“雅利安”優越性理論。我們可以明確了解的是在１９４７年色拉寺大批反英喇嘛被屠殺的西藏小型內戰和親南京中央政府的前攝政熱振呼圖克圖第五世（１９１４－１９４７）被逮捕謀殺等重要事件中都有哈勒爾的身影。我們也知道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達賴喇嘛一直將哈勒爾視為他最親近信賴的西方密友而大加讚揚。遠在西藏“和平解放”十七條協議簽署之前，中共軍隊於１９５０年十月越過金沙江之後不久，自謂“西藏政府官員”的哈勒爾即倉惶逃亡印度，並與當時積極在西藏開展秘密活動的美國官員有過密切接觸。此事不果之後，以（納粹）德國人自居的哈勒爾並不回到已經恢復獨立並在清算納粹分子的祖國，也不投奔當時經濟迅速復興、以嚴格執法杜絕納粹宣傳自栩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反而定居於因“洗錢”和其他非法活動聞名於世的山區蕞爾小國列支敦士登，其中種種歷史關節和耐人尋味之處，無法一一詳論。電影《西藏七年》原定版將哈勒爾描繪成西方的“大英雄”，良有以也。

美國在二次大戰之後出於私利包庇保護大批納粹分子並非秘密，有證據表明知道哈勒爾的納粹身份和立場的人為數不少，甚至連《西藏七年》的製片商事先都有所聞。但是由於明顯的政治需要，達賴喇嘛的密友哈勒爾多年來被西方各界逐漸捧成“人權鬥士”和“英雄”。近年來隨着中美關係的變化，國際地緣政治的變遷，以及美國外交政策的需要，哈勒爾在西方越來越紅。電影《西藏七年》的拍攝正是此事的頂點。

一心一意要充分利用好萊塢在世界上的巨大影響力來塑造一個“反抗中國壓迫西藏”的大英雄，製片商TriStar特地找到有硬漢形象的影星Bratt Pitt出演哈勒爾。為了飾演“標準雅利安人”哈勒爾，Bratt Pitt還專門將自己的頭髮染成金黃色，考慮不謂不周。萬事俱備之際，卻不想向來與保持“政治正確性”的美國傳媒大相徑庭的德國新聞界毫不買賬，半路殺出程咬金，在節骨眼上捅出這樣一個大漏洞。事發之後，《西藏七年》片商、達賴喇嘛和其他“同情西藏人士”等企圖以大事化小、輕描淡寫等進行“損害控制”以及美國主要傳媒的一些表現都可圈可點，令人大開眼界。例如在美國政治影響數一數二的《華盛頓郵報》便力守鴕鳥政策，至本文完稿時尚未刊載過關於哈勒爾納粹身份的片言隻字，用心可謂良苦。可是最近瑞士銀行不得不開始公布當年貪占被德國迫害的大批猶太人的財產詳情，納粹當年的惡行又重新在新聞中曝光。在這樣的形勢下，正如《洛杉磯時報》承認：達賴喇嘛密友和政治顧問哈勒爾的納粹醜史很難被一手遮天而掩蓋帶過。至於《西藏七年》能否在臨時“緊急搶修”後如期推出、它的票房價值和許多人為此長期策劃的政治效果如何，人們只能拭目以待。

（提交於９７年８月２９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