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讀王安石變法為之墮淚；趙紫讀戊戌變法為之扼腕。若戊戌事成，後世中國將別是一番景色。

辛亥之後戊戌首領康有為曾感慨道:“我們當初還沒學會走就想要跑。”足見他們當年也是胡鬧居多。比如廢科舉之舉一舉毀了天下知識分子的前程，怎能不遭人抵制。是年9月11日(夏曆七月二十六)，湖南舉人曾廉上書，請誅康、梁以謝天下。後經譚嗣同百口為之辯，方才罷議。辛亥革命後康聖人吊譚嗣同墓曾有一聯:“復生不復生矣，有為安有為哉”。復生是譚嗣同的字。

戊戌變法時節，每日上諭總有數條至十數條，多出康梁之手。彼時朝中大臣分新舊兩黨。疆臣如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等洋務重臣表面贊成新派，實則觀望。慈禧太后大權在握，每有上諭必先征太后同意而後下。康有為因此僅賞總理衙門行走，即辦事員。梁啓超僅賞六品。此皆帝秉懿旨而行，不敢自專。後因禮部員司王照上書，堂官不與代奏，為帝所聞，遂將禮部堂官一律罷免。被罷堂官，滿尚書懷塔布之妻到西太后那裡哭訴，說皇帝重用漢人，排斥滿人。直氣得老佛爺咬牙發狠道:“好，咱和他(指光緒皇帝)誓不兩立！”從此啟動了慈禧太后反制帝黨的決心。

事隔一日，康梁保薦的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四人同時被皇上提拔為四品京卿，派在軍機章京上行走。皇帝和太后曾有約定，舉凡任用二品以上大員，事前必須向太后請示；而四品京卿則皇帝可以直接任用。四個清一色年輕漢人新進擺在軍機處，整日價陪侍皇帝批閱奏章，實際上已經架空了一貫以滿族王公為主體的軍機處老臣。當時謠言滿天飛，有說皇帝要藉助洋人，陰謀陷害老佛爺的；更有說光緒要讓位於康有為的。帝后兩黨遂成水火。

譚嗣同從1898年9月6日(光緒二十四年夏曆七月二十一)進京參加新政到9月28日(農八月十三)菜市口就義總共只有二十三天，不足百日維新的四分之一。在這麼短的時間裡他幹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就是策動本無交情的新軍首領袁世凱，企圖以武力反制後黨。

皇帝風聞後黨要利用天津閱兵的機會，廢黜自己，着急之間悄悄寫了一道“衣帶詔”，讓正在軍機處當值的林旭帶出，轉命康有為等速籌解救之策。陶菊隱先生在《袁世凱演義》裡寫道:“天可憐見，這些白面書生平日只會信口講大話，提筆寫空文，何曾見過真刀真槍來？”事急他們才想到了曾在天津給開缺回籍的協辦大學士翁同和送行並贈六千兩銀子的袁世凱(康有為即翁所薦，稱其才勝己十倍)。如能將袁士凱拉過來，則可以反制後黨。

此謀一出，大家有如茫茫霧海里抓到了救生圈也似，頓時興奮起來。唯有林旭不以為然。他認為袁士凱是個靠不住的反覆小人。而譚嗣同則力主此議，認為正因其反覆無常，才有可能把他拉過來。於是他們先派了一個也是維新派的人去探袁士凱口風，暗示皇帝推行新政，頗多掣肘，身邊缺少一位保駕將軍。袁士凱是個見機說話的老手，遂指天發誓道:“今上倘有用得着我袁某之處，雖赴湯蹈火，在所不辭！”譚嗣同聞此即奏請光緒皇帝召袁士凱進京陛見。

9月15日(農七月三十)袁士凱進京。次日(八月初一)黎明，光緒帝在頤和園玉瀾堂招見，對袁士凱小站練兵略略嘉獎了幾句，即降旨開去其新授的直隸按察使，着以侍郎候補。侍郎就是朝廷大員了。袁士凱以一個不是科舉出身，剛晉級的按察使，一越而成為朝廷大員，不能不說是官場上的一大異數。

9月17日(農八月初二)，袁士凱再次到玉瀾堂叩頭謝恩。光緒皇帝要他20日(初五)入宮請訓後回任。袁士凱突然奉詔進京，榮祿事先本無所聞。待到袁士凱又突然無故加官進爵，就引起了榮祿的疑心。9月18日(初三)，榮祿以大沽口外有英艦游弋為名，三次急電召袁士凱回津。袁士凱既不敢違抗頂頭上司的命令，又不敢不告而行，不向皇帝請訓。這一天他心中忐忑不安，坐臥不寧。

是日(農八月初三)晚間，一位器宇軒昂，年輕英俊的貴公子趨車法華寺造訪袁士凱，不待通報，直入內室。看門人阻擋不住，搶步向前要了一張名帖，趕緊高聲大喊:“譚大人到--！”袁士凱急忙整衣準備出迎，不料來人已大步昂然地踏了進來。

入京僅十三天的譚嗣同二話不說，立刻要求閉門密談。袁士凱與譚嗣同素不相識，時值深夜突然來訪，還要求關門密談，袁士凱不覺心中一跳。

譚嗣同坐定後先向袁士凱拱手稱賀，祝其高升，然後話鋒一轉問道:“閣下可知恩命因何而來？”袁士凱誠惶誠恐，聲稱自己愧無尺寸之功，忽受破格之賞，不知哪位大臣在聖台前面謬加推薦，真令人受寵若驚。

譚嗣同搖首不以為然。

袁士凱試探着問:“莫非出自老兄台愛？”

譚嗣同一雙鋒利的目光緊盯着袁士凱答道:“簡在帝心。”他見袁士凱畢恭畢敬地聽着，就再緊逼一句:“聖眷如此優隆，閣下何以為報。”

袁士凱斬釘截鐵地回答:“赴湯蹈火，肝腦塗地，萬死不辭！”

於是譚嗣同把皇上面臨的危機和策動袁士凱倒戈助帝黨的計劃和盤托出，要求袁世凱利用校閱的機會，發動迅雷不及掩耳的突擊，宣布奉詔討賊，將榮祿斬首軍前，兵圍頤和園，威逼慈禧，反制後黨。並答應事成之後，皇帝以直隸總督的職位酬其功。

最後譚嗣同拍着自己的脛項，半真半假地說:“…要不然的話，閣下到頤和園出首，這場功勞也不小呢！”

一直靜聽的袁士凱把臉一沉答道:“你把我袁某當成什麼人了！？我家三代，世受國恩，如有三心二意，管教天誅地滅。”然後袁士凱信心十足地保證:“你放心，我殺榮祿如殺一狗。”

後人都罵袁世凱出賣了戊戌變法，因為他當面拍胸脯答應得痛痛快快的，不料反過頭來就到榮祿那裡告密去了。或問:袁世凱應當採取什麼對策才是應該的呢？

譚嗣同走後，袁世凱立即把他的智囊尹銘綬喚來問計。尹的着眼點在實力與勢利。太后兵權在握，皇帝所依靠的不過是幾個赤手空拳的書呆子，如果助帝黨則成算太小。袁士凱凝神靜聽，未置一言。

榮祿接任直隸總督後，改編所部為“武衛軍”:前軍聶士成，後軍董福詳，左軍宋慶，右軍袁世凱，榮祿自兼中軍。而其中尤以袁的新軍兵力最少，總數只有七千。榮祿有四五萬人馬，京津兩地駐防的旗漢各營還有幾萬兵將。而那時聶士成軍的五千人已調到天津，甘軍董福祥部進駐長辛店。從當時的軍事部署上看，京津兩地一直牢牢地控制在後黨手裡。新軍根本不是榮祿對手。袁世凱如果發動兵變，勢在必敗。陶菊隱先生論及此時說道，袁士凱應召進京，被破格加恩時，榮祿並未昏睡不醒。在這種情況下袁士凱是絕不會冒險出此，孤軍告變的。

書生用事不會審時度勢，臨危卻要犯險，以求僥倖。此歷代清流取禍之常情。而見機行事，趁勢取勝乃兵家慣技。行伍出身的袁士凱尤為此中高手。袁作為一個臨時收買來的打手，並非皇帝親信。萬一譚嗣同之謀僥倖成功，則中國曆朝都以孝治天下，皇帝乃是以自己為表率的天下第一孝子。阮籍曾言，禽獸知母不知父，弒父者猶禽獸而已，弒母簡直是連禽獸都不如了。平民弒母即是大辟之罪。弒皇帝的母親，特別是立當今聖上為帝，垂簾聽政幾十年的慈禧，其罪之大，無可以及。一旦國母被弒，聖上將何以向天下交代？帝制時代，皇帝面子第一要緊，唯滿門抄斬袁世凱庶幾可以謝天下。《三國演義》裡司馬昭派賈充指使成濟兄弟弒魏主曹髦。曹髦發喪時，大臣陳泰請誅賈充以謝天下。司馬昭不允，遂夷成氏三族以塞天下之口，就是一個現成的例子。故袁世凱如果按照譚嗣同的吩咐去做，不管勝敗都難免一死。而且成功越快，死得也越快。

或曰，袁世凱既然不願意幹這種冒險的事，應當謝絕。恕不知如此嚴重的大逆密謀泄露出來豈容猶疑？只要老袁眉頭略皺，譚嗣同為防走漏消息，非當場殺了他不可。此等事例史不絕書。

如果老袁痛快答應以後既不肯行動，又何必出首？要是袁世凱這樣做，必將導致帝、後兩黨任何一方取勝都要殺他。帝黨恨其畏葸誤事。臨陣逃脫當然是死罪。後黨怒其不首告即是同謀，當然也是死罪。在形同水火的雙方之間，豈容觀望？！

當譚嗣同策動袁世凱之謀一出口，就等於是把他們倆人同時置於必有一死的境地。如果老袁不按照他後來所採取的賣譚嗣同以求生求榮的策略去做，只有他自己的腦袋搬家一個下場。如果不考慮袁世凱認為譚嗣同只不過是一個年少氣盛，殘忍嗜殺之徒的話，僅為寄在自己項上的頭顱着想，他除先拍胸脯保證，然後再首告以外，別無選擇。

20日(初五)光緒在乾清宮接見袁士凱，並授以小令箭一支為信，囑其辦好欽差後即日來京陛見。袁士凱戰戰兢兢地退出乾清宮，當天即乘火車趕回天津。下車後一步也不敢停留，急匆匆徑往總督衙門求見。當晚榮祿帶領衛隊十萬火急趕赴頤和園。第二天一大早，光緒照例到中和殿批閱奏章，即有太監口傳懿旨，太后請皇上到瀛台相見。光緒來到瀛台，卻不見太后。從此以後，除了庚子逃難，直到駕崩，德宗皇帝再也沒有離開過瀛台一步。

戊戌政變之後譚嗣同從容告梁啓超曰:“昔欲救聖上既無可救，今欲救先生亦無可救，吾已無事可辦，唯待死期耳。”他勸梁入日本使館避禍，自己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來。可是捕者卻遲遲不至。

兩天後9月22日，(八月初七)，譚嗣同又到日本使館勸梁赴日本避難，並將自己手稿託付與梁。9月22、23、24(初七、初八、初九)三日他與通臂猿胡七和單刀王五擬救光緒，因宮內戒備甚嚴未果。胡王欲護其出奔而被拒。日本人士數名也力勸其避難日本，其中一人發急地說:“你們中國有句老話，‘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留得此身，將來可以重整旗鼓，於國家於自己不是更有利嗎？”譚嗣同回答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並言:“自古以來，未有不流血而能成大事者。我願流血以待後人。”峻拒之，旋被捕。9月28日(八月十三)與林旭等四章京及康有為之弟康廣仁和抗疏反對垂簾聽政，實與變法案無關之楊深秀六人同赴菜市口就義。京城市民萬人空巷看殺頭。

隨後，慈禧太后以五千兩銀子賜袁士凱，並補發命令，實授袁士凱候補侍郎銜。庚子亂後，李鴻璋病歿，袁士凱順接其直隸總督職務。帝黨所許之賞額，後黨並不吝惜。

後人對譚嗣同甘願等死之舉解說紛紜。有言其“死君”者，有言其“死事”者，有言其“殉主張”者。更有惜其輕棄此身，未能參與興中會，效力國民革命為戊戌最慘痛之悲劇也者。其實這些看法都沒說到點子上。

譚氏任俠，傲遊天下，飲譽江湖，不意竟被項城所賣。他雖言“請自嗣同始”願流血以待後人，然其心中自知，策動之謀既出，已無後退之理。試想如果他逃跑的話，將如何向不同意策動袁士凱而也被誅戮的林旭交代？又如何向被禁終身的皇上交代？--這主意是你譚嗣同力主的，事敗你怎麼自己倒先跑了？！--想想今日逃亡海外的八九民運激進領袖和知識界名流的道德人格遭人質疑的窘境，當可洞見當初譚嗣同為什麼不逃生。--他不願落個身敗名裂，到頭來求死不能的下場。

“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譚嗣同是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到底而甘願服誅的。此即其必死，且必不自殺之心所由來。不料後世革命諸公皆以譚嗣同之死來反證其造反有理:“吾不殺彼，彼必殺吾，君不見譚嗣同乎？！”

慈禧太后捲簾歸政，本不反對維新。若譚嗣同未出此謀，則袁氏不被逼出首，光緒自無瀛台之禁。後來攝政王也不會想到為皇兄報仇而欲誅袁世凱。袁氏若未被逼懷二心，則辛亥不成，君憲猶在，六四結局當與泰王出面擺平政治危機模式相類，猶不失大國皇家風範。

譚嗣同此謀最終導致中國一系列非革命不可的局面相繼出現，直到如今。這些接連不斷的革命直接間接造成中國小半億人口進了枉死城。

“非流血不能成”之論無甚創意。孫子曰:“以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譚氏策動袁士凱倒戈之謀不善之又不善者也。然其以死衍其咎，令後世只能論其智與不智，卻無人能責其不義。

以流血成事者，不過效他人故技，蹈他國舊轍耳。以不流血而成大謀者，方見手段。故孫子曰:“必以全爭於天下”。可見謀大事者不可輕動，此其大戒。

六四時，廣場萬眾效譚嗣同策動袁世凱般翹首盼望三十八軍軍長倒戈。該軍長採用的是既不倒戈也不執行鎮壓命令的策略，後來被軍事法庭判決。此可為解釋袁世凱舉措動因之近世旁證。畢竟不是帝后兩黨相敵的時代，這位軍長雖然丟了前程但無死罪。若有死罪，其人端是不能袖手。

凡革命者，無不讚嘆譚嗣同以一死提供了不斷革命的充分論據。凡不贊成革命者則不能不重新估評譚嗣同之謀。其乏善可陳，無庸置疑。

法國的流血革命始自1789年攻陷巴斯底獄，終於1871年梯也爾的政府軍在拉雪茲神父墓地撲滅巴黎公社最後的反抗，前後總共82年。中國的流血革命始自譚嗣同誤出此謀，到六四鎮壓總共是91年。

但願共軍在木樨地突破手無寸鐵的平民築成的血肉防線，能一舉把從菜市口誅六君子開始的流血革命時代劃上休止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