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時間過去了，九一一事件的影響卻絲毫沒有減退，反而正在不斷加深。在諸多方面的深刻影響中，有一個問題很值得我們觀察和思考，那就是這一事件對美國民主自由制度的衝擊和考驗。從中，我們可以得到很多啟示。

　　應該說，美國的民主制度在這種考驗下“基本面” 大致良好，沒有出現嚴重的混亂和動搖，也沒有出現人們所擔心的強烈非理性的極端情緒和行為。但是，在良好的“基本面” 之下，也有不少不甚“良好” 的方面。

對言論自由的壓制

　　九一一事件所帶來的第一個深刻變化，是言論自由受到了明顯的壓制。在突如其來的震撼和巨大的生命財產損失的悲情之下，整個社會形成了一種無形的壓力，壓制着美國人以往無拘無束的言論自由。在這種壓制之下，對總統不能隨便諷刺挖苦，對恐怖分子不能有絲毫同情，美國的對外政策也不便批評了。布什將恐怖分子形容為“懦夫”，脫口秀節目主持人比爾(Bill Maher)一時還沒來得及“換腦筋”，沒有與布什保持一致，對此調侃了一句，馬上引來眾怒和強烈抗議。新聞記者湯姆(Tom Gutting)和丹尼斯(Dennis Mack)也因為“不當” 批評布什，被炒了魷魚。不管他們的批評是否正確，這種結果在九一一之前是難以想像的。

　　法國思想家伏爾泰有一句名言：我並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這句話曾經被看作保護言論自由的典範。西方社會向來也以倡導思想自由、包容不同觀點而著稱，但是，在九一一後的美國，人們似乎忘記了伏爾泰的話。在這個十分自由的國家裡，新聞開始有了“紀律”，言論開始有了“禁區” 。這是一種引人深思的變化。

　　以往，民主制度下的美國社會有一種寬容、信任、尊重個人權利和保護個人自由的寬鬆氣氛。美國的機場對乘客的檢查並不嚴格，美國政府也沒有嚴格的“戶口”制度，不但公民的遷徙從不受干涉，外國移民一旦入境，也來去自由，政府並不追蹤。

　　九一一以後，這種寬鬆的環境出現了收緊的趨勢。在反恐的名義之下，機場和邊境地區異常嚴格，移民局搬出了半個世紀前的一條舊法律，要求外國移民隨時報告搬遷情況，而對於美國公民，則有建立嚴格的身份證制度的提議。

　　過去，美國有很多嚴格的司法規範，也有很多保護人權的原則，如今，這些都讓位於反恐鬥爭，在反恐的大旗之下都可以被忽略或變通。九一一以後，一些人因被懷疑與事件有關而被長期拘押，這其中不少人是冤枉的，但並沒有人嚴格追究這種拘押是否符合司法程序。情報部門對很多可疑分子的電話進行監聽，常常沒有履行嚴格的法律手續。在一些機場，保安人員把乘客的行李拆得七零八落，甚至對乘客出言不遜，乘客對此也多半無可奈何。而美國政府把抓來的塔利班分子關到古巴的關塔納摩島的時候，甚至宣布不按照日內瓦公約給他們以戰俘的權利，因為他們是恐怖分子，“不是戰俘”。

　　在反恐的大旗下，這些以往美國人津津樂道的法律、人權甚至人道原則都被打了折扣。美國人的實用主義哲學，在這裡表現得非常突出。

對亞洲國家的啟示

　　對於正在走向民主的亞洲國家來說，美國民主制度的這種變化帶給我們不少啟示。

　　首先，民主制度不是千篇一律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對於不同的國家，或者一個國家的不同時期、不同形勢，民主制度可以有很多變化。除了基本的思想和原則不變之外，具體的制度必須與具體的情況相適應。美國的民主制度，在太平盛世中確實能順利運行並產生良好效果，但離開了太平盛世的條件，很多方面就會有所調整。

　　其次，當一個國家面臨着緊迫的共同任務的時候，個人自由就會受到壓制，社會上會出現一種無形的壓力，促使人們的行為、言論甚至思想趨於一致，以便形成共同的行動，去實現共同的目標。這種社會壓力和社會氛圍，正是很多亞洲國家的特點，而導致這種特點的主要原因，便是亞洲所面臨的發展經濟的緊迫任務。美國社會在反恐這個緊迫目標的牽動下所出現的變化，從另一個側面為此提供了佐證，也讓我們更深刻地理解其中的微妙關係。

　　另外，美國是個實用主義者，對他們來說，原則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所要達到的目標。當原則與目標不相符時，原則是可以變通的。下一次，當美國人再向我們推銷他們的民主和人權原則的時候，我們應該記住這一點。

　　當然，這絕不意味着應該排斥拒絕民主、人權原則。實行這些原則，總的來說是社會進步的需要。但是，我們應該以實用主義的態度來對待這些原則，不應把它們看作金科玉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