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不比今人落伍
劉曉波
⊙ 新舊參半的袁世凱
二十世紀初的中國，辛亥革命結束了千年帝制之後，形成了南孫北袁
的權力較量，從１９１１年雙十起義後，孫中山於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就
任臨時大總統到清廷頒布《遜位詔》，從８月孫赴北京與袁世凱多次商談
並最後讓總統之位給袁，到１９１３年１１月袁世凱解散國民黨……政局
大起大落，成敗轉瞬交替。孫中山之所以不得不把大總統的頭銜讓給袁世
凱，絕非他本人顧全大局和不貪戀權力，而是實力對比和國內外局勢使然
。其原因之一，就是西方列強大都支持北方的袁世凱而不支持南方的孫中
山。袁因為復辟帝制而身敗名裂之後，西方列強對袁的支持也成為他的主
要罪狀之一，國內史學界一直把袁貶為獨裁者和賣國者。
然而，孫中山又何嘗不是獨裁者和賣國者呢？當時在兩廣活動的孫中
山又何嘗不想獲得西方支持呢？他是想尋求西方支持而不得。他為了與袁
世凱爭權竭力拉攏英國、美國和日本，向英美承諾：如果支持他，英美將
得到遠遠超出其他國家的優惠，甚至把財權置於美國人的控制之下，把中
國海軍置於英國人的控制之下，可以割讓更多的租借地給英美。對日本，
孫更是極盡拉攏之能事，承諾把滿洲租讓給日本，把成立國家中央銀行的
權利讓給日本人，中國市場全面向日本開放，日本產品進入中國可以免徵
進口稅，中國原料輸向日本也可以免徵出口稅，這種雙重免稅就可以讓日
本工商界獨占中國市場，總之，只要日本支持他，中國能夠提供給日本的
利益遠比印度提供給英國的更大。孫之所以在二十年代前期轉向蘇聯，提
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新三民主義”，成為列寧式獨裁黨的信徒，創建
“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種主義一個領袖”的黨國體制，同時大罵西方的議
會體制，貶之為富人俱樂部和豬崽議員，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因為西方不支
持他的暴力革命，而蘇聯卻支持他。
現在，在國人的眼中，袁世凱是“復辟帝制”的代名詞，是一個絕對
專制、保守、僵化的帝制餘孽，實際上袁世凱只是一個新舊參半的人物。
在李鴻章死後，袁便成為中國漸進改革的領軍人物，他支持地方自治和君
主立憲，被清廷任命為第一任內閣總理之後，他不僅得到國內的改革派諸
多頭面人物如康有為、梁啓超、嚴復、章太炎等人的支持，而且得到西方
列強的普遍支持。從１９０４年初到１９０５年７月清廷派遣大臣出國考
察憲政，全國８位總督之奏請立憲者就有５位，袁世凱無疑是這些力主君
主立憲的朝廷重臣的領袖。１９０６年７月週遊１４國考察立憲的五大臣
回國，向慈禧太后力陳君主立憲的緊迫性和種種益處。９月１日清廷便頒
布了《宣示預備立憲先行厘定官制諭》，一場聲勢浩大的立憲運動在全國
興起，各地紛紛成立民間的立憲團體，向民眾普及憲政知識和敦促政府加
快立憲進程。可以設想，如果清廷開始實行君主立憲並任命袁世凱為內閣
總理之改革，不被激進的共和革命所中斷，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將是另一個
局面（感謝袁偉時和王怡的研究對我寫作本文的啟示）。
鄭曦原編《帝國的回憶——“紐約時報”晚清觀察記》一書（三聯書
店２００１年５月版，北京），從外國人的視角印證了袁世凱確有開明的
一面。其中的袁世凱採訪錄，讀之使人慨嘆者，今日中國的政客們，遠不
如一個世紀前的晚清政客可愛！同時，對理解西方國家不支持力主共和革
命的孫中山而支持力主君主立憲的袁世凱的歷史，多少有所幫助，起碼可
以提供另一個觀察歷史的維度。
⊙ 地地道道的親美派
李鴻章和袁世凱都是親美派，因為在諸列強中，美國不僅是大清國與
其他列強之間的衝突調節者，更是屢屢在關鍵時刻扮演大清國利益保護者
的角色。
１９０８年４月，《紐約時報》記者托馬斯罰品米拉德在北京採訪了
袁世凱。這篇採訪中的袁世凱，不僅表現出強烈的親美傾向，更表現了他
作為大清國的漸進改革的頭面人物的開明和穩健。袁世凱說他崇拜西奧多.
羅斯福總統 但是對美國即將舉行的大選，他希望塔夫托能夠當選，因為
“去年秋天，塔夫托先生在上海發表了對大清國很友好的講話，這給清國
上下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
在袁世凱的眼中，美國是諸列強中對中國沒有野心且最值得信任的大
國，袁世凱說：“大清國的政治家們，自從開始考慮我國的國際關係時，
就認為我們和美國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這種看法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真
切，並且將來也一定會繼續下去。我覺得，我們需要和貴國保持友好和令
人滿意的關係，這種需要的程度怎麼說都不過分。貴國一直是大清國的朋
友，並且貴國從未錯過任何機會以無私的方式表示出這一點。的確，美國
一直對東方國家非常友好，並且從未顯示過哪怕是輕微的軍事部署要去攻
擊它們。如果說在不遠的將來，大清國在關繫到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嚴
峻時刻必須挺身抗爭的話，我們會期待並信賴美國能夠為保護我們的權利
而在國際上善施影響。當然我們會對所有那些友好的列強國家抱有同樣希
望，然而我們更加信任美國。”
袁世凱的強烈親美絕非媚態，而是身在其中與列強周旋的切身體驗使
然，是美國對中國的一系列善行的必然結果。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後的一系
列屈辱談判中，只有美國沒有割要中國的領土，並力主實行保全中國的主
權和領土的完整的“門戶開放”政策。在庚子賠款中，只有美國覺得拿這
樣的錢於心有愧，遂免去了中國二千四百萬美元的債務，用於留美中國學
生的基金，為此李鴻章訪美時特意向美國總統致謝。而日本人則把中國的
賠款全部用於未來大規模侵華戰爭的物質準備。
美國政府和輿論界屢屢嚴詞批評英國向中國販賣鴉片，稱之為“罪惡
的鴉片貿易”，把本國的巨額利潤建築在他國的苦難之上。在美國老羅斯
福總統的強力推動下，旨在禁毒的首屆國際鴉片委員會於１９０９年在中
國上海成立並召開大會。美國也對英法聯軍火燒和搶劫圓明園的野蠻行為
提出譴責。換言之，美國人當時在大清國政界的良好信譽，是長期對中國
友好相待的積累所成就的。
在此之前的１９世紀中期，清廷就對美國人信任有加，甚至達到可以
代表大清國出使的程度。１８６７年左右，大清國非常擔心諸列強要求修
改條約，決定派使團赴歐美進行外交遊說，卻苦於找不到合適的人選。美
國駐清國公使浦安臣（Ａｎｓｏｎ Ｂｕｒｌｉｎｇａｍｅ，１８２０—
１８７０），由於在調節中英衝突中的公正無私和卓越才能而深得清廷的
信任和賞識，遂被大清國任命為“充辦各國中外交涉事物欽差大臣”。他
陳述了接受這一任命的理由：過去，閉關鎖國的大清國的對外開放完全是
被動的無奈選擇，是被列強的“船堅炮利”逼出來的，而此次清廷派使團
赴列強各國，標誌着大清國由被動打開國門轉向主動對外開放，這是一種
革命性轉變，所以他應該竭力幫助。他說：“這個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
世界上最古老的國家，第一次欲求與西方各國建立關係，而要求這個世界
上最年輕國家的代表作為這種革命性巨變的中間人時，實不可忽略或加以
拒絕。”作為大清國赴歐美外交使團團長，他率團先後訪問了美、英、法
、普、俄等列強。代表團於１８６８年７月２８日在華盛頓簽訂了《中美
天津條約續增條款》（史稱“浦安臣條約”）。這一條約是奠定日後中美
關係的基石性外交文件。此人對大清國的自立自強抱有強烈的理想主義熱
情，相信大清國將有一個充滿希望的未來，加之他在特殊時刻發揮的特殊
外交作用，使他對美國人的中國觀以及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產生了不可磨
滅的歷史性影響。這位理想主義者，不幸於１８７０年２月２３日為大清
國殉職在俄國首都聖彼得堡。大清朝廷為表彰浦安臣的盡職精神和卓越外
交工作，追授他頭品頂戴並賞撫恤銀一萬兩。
⊙ 漸進改革派的代表人物
袁世凱的親美，肯定深受他的恩師李鴻章的影響，或許因此他也很想
親身體驗一下李鴻章訪美時的盛況，所以他對《紐約時報》記者說：“我
一直期待着訪問美國。在所有未訪問過的國家裡，最吸引我的就是美國。
這也許是因為，在我的周圍，有很多年輕人都是在美國接受教育的。但是
我覺得，儘管我們兩國政府在形態上有明顯的差異，但實際上，美國比任
何一個西方國家更接近我們的體制。我已經注意到，受美國教育的清國人
，比受歐洲教育的更能容易地將他們所學到的知識運用於我們國內的管理
。並且據我所知，貴國政府的基本規則也與我國政府的極為相似。”
梁啓超所著《李鴻章傳》認為：在西方人眼中，李鴻章是“中國第一
人”，“李之死也，於中國今後之全局，必有所大變動”。梁甚至認為：
“自李鴻章之名出現於世界以來，五洲萬國人士，幾於見有李鴻章，不見
有中國。一言以蔽之，則以李鴻章為中國獨一無二之代表人也。”梁的言
詞不免有些誇張，但西方人對李鴻章的推崇則是事實，李訪問歐美所受到
的高規格接待和盛大歡迎就是證明。也許是愛屋及烏，作為李鴻章的得意
門生的袁世凱，也受到了西方人特別是美國人的青睞。
在美國記者的眼中，李鴻章是中國的改革之父，袁世凱是李鴻章的最
佳繼承人，“一直負責推動整個大清國的現代化進程”，是少數可以左右
李鴻章之後的大變局、帶領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政治人物。因為在當時的中
國，他是那些趨向改革和進步的高層官員中的“第一”人，他是“第一個
認真學習國外軍隊的組織方法和戰略戰術的人，並且也是第一個極力鼓吹
軍隊必須實現現代化的人。”他“雖然不是清國的改革之父，但他能讓改
革繼續進行下去。”他“素質全面”，具有“異常才智”且“野心勃勃”
。他善於利用政治時機並有能力把自己推上最高權力的寶座。他吸取了中
日戰爭和義和團式反西方的教訓，主張儘量尋求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支持和
諒解，以便推動保守的漸進改革，用這位記者的話說，袁世凱所推動的改
革“並沒有激進到會立即引起新舊體制的決定性對抗”的程度，是“允許
進步分子在維護皇權的前提下適當採取些行動”的改革。
在記者問到大清國的改革並認為中國民眾歡迎民主制度時，袁世凱說
：“我們內部的管理體制必須從根本上加以改革，但這卻是一件說起來容
易做起來非常難的事情。因為它牽涉到要徹底改變甚至推翻現存體制的某
些方面。而這個體制已經存在了許多個世紀，諸多因素盤根錯節地緊緊交
織在一起。就民意支持的狀況而論，我感到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給我們時
間再加上機遇，我們無論如何都能夠實現改革的大部分目標。”
接着他談了當前最需要改革的“財政制度、貨幣流通體系以及法律結
構”，認為這種改革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任何一項都與其他兩
項有着密不可分的依賴關係。”而且這些改革對國家主權關係重大。只有
完成了此三項改革，“大清國才能恢復完整的主權”，而只有主權徹底恢
復了，“才能真正理順國家正常的經濟和政治生活。”雖然力主君主立憲
的袁世凱，在當時的激進革命派看來是保守的，但是他所表達的上述整體
改革觀，在一百年後只進行單純經濟改革的中共看來，肯定又是激進的，
因為現在的中共政權根本沒有誠意放棄一黨獨裁制度。
袁世凱還談到了大清國改革與日本改革的不同，不能進行簡單的類比
。他說日本人在物質上取得了超過大清國的進步，是地理上和政治上的有
利環境以及西方的支持使然，並不能證明他們在精神上和道德上也優於中
國，而且中國的事業遠比日本的“更加艱巨和繁重”。
在談到大清國的現代化與世界各國的關係時，他再一次強調學習西方
的重要性，歡迎並感謝任何善意的建議和忠告，如果只按照他個人的想法
，他甚至主張引進能幹的西方人做大清國的財經顧問和法律顧問，但他又
說，如果現在就公開提出這樣的建議，只能授人以柄，對那些保守的政敵
有利。
⊙ 袁世凱不比今人落伍
在袁世凱那裡，對提出具體改革策略的時機選擇的務實把握，與對引
進西方的觀念及制度的務實態度是一致的。他認為，雖然當下的大清國，
也許還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去接納所有外來事物，但是只要有足夠的時間
，是能夠真正適應西方的觀點和方法的。而一談到西方，他就一定要把美
國對中國改革的幫助置於突出的位置上，他說：“我期待，西方，尤其是
美國的開明人士在這方面能夠給大清國以賞識和鼓勵，並能在大清國面臨
的改革偉業面前，給予我們精神上和道義上的支援，正像他們在一個類似
的歷史時期曾給予日本的一樣。”最後，袁世凱很誠實地說：我國正處在
現代化進程的潮流之中，西方國家在評估我國的發展進程時，應該充分考
慮到我們所面臨的問題和困難是巨大的，所以“假如我們一時沒有掌好舵
，西方世界也不應該對我們批評得過於嚴厲和苛刻。”
雖然不能絕對相信袁世凱的漂亮言詞，也不能對當時美國記者的偏好
毫無保留，但是，起碼這篇採訪讓我們了解到，清末民初時期的上層改革
者們在觀念上並不比今天的政客們落伍。而且，袁世凱們所面臨的國內外
局勢遠比今天複雜，改革的國內外阻力遠比今天巨大。如果把這篇一百年
前美國記者對袁世凱的採訪和今天江澤民數次接受美國媒體的採訪相比，
其中透露出的兩個人、兩代政客之間的高下優劣，就顯得一目了然、格外
醒目！袁世凱所表現出的明智、穩健、自信、謙遜和誠實，不要說江澤民
無法與之媲美，中共的任何一個政客的公開表態皆難以企及。
梁啓超在《李鴻章傳》中“敬李之才，惜李之識，而悲李之遇也”，
慨嘆李鴻章最終無法成就改革大業，實乃因為其被“數千年之思想習俗義
理所困，而不能自拔也”。我要補充的理由是，不僅是一百多年的傳統重
負、更是當時的世界大勢，皆沒有為那一代改革者提供足夠的支持和示範
。李鴻章袁世凱們所處的是強權政治主宰世界的戰亂頻繁的殖民時代，其
改革事業的局限及最終失敗實在不可避免，因為當時的世界大勢，自由和
民主僅是數種相互競爭的文化及制度之一種，還看不出向世界擴張並能夠
取得勝利的必然之勢；但是，江澤民所處的是人權高於主權的基本和平的
後殖民時代，制度競爭的成敗優劣已經一目了然，自由化民主化作為普世
價值和歷史潮流，已如朗日當空，世人共仰之，而中國的體制改革卻仍然
陰雲密布，難見一線陽光，沒有什麼根本的起色，實在不能還歸罪於帝制
傳統和世界大勢，更不是江澤民所說的人口大國、上億文盲所能辯護的。
換言之，李、袁等人的失敗，非人為也，乃有主觀之力難以扭轉的勢所必
然；而江澤民等人之拒絕體制的根本改革，絕非勢所必然，實乃全無人為
之誠意與努力所致也！(民主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