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右派們天天罵毛澤東，從江青的私生活一直到責問左派是否要回到三十年前，就像責問人們是否願意回到唐太宗時代一樣可笑。可真讓右派說出鄧小平的貢獻，無非是吃飽飯了什麼的那些論調。其實如果沒有化肥新農業技術什麼的，包產到戶那一套在中國已經幾千年了怎麼還總是有饑荒呢？所以這些右派總是說不到點子上。今天，我這個半左派就說說鄧小平的貢獻，目的不是去頌揚鄧的貢獻或搞什麼感恩教育，而是希望今後右派們能從江青的私生活中拔出腳來，認真思考毛鄧帶給中國人的遺產。我的評價只是一面之辭，但希望能拋磚引玉，見到網友的深水文章。 我們看待鄧，首先要從鄧的私德跳開，鄧的私德也許很糟糕，比如善於搞欺騙，經常祭出百字訣、萬字訣什麼的忽悠人。但鄧是政治家，評論政治家就必須從歷史的角度去評論。就像評論毛澤東一樣，儘管很多右派對江青年輕時代的私人生活很感興趣，但隨着時間的推移，江青在歷史上將會象呂后、武皇、慈禧一樣，人們將更願意從政治上來看待江青。 那麼鄧的貢獻有哪些呢？ 首先就是在港澳問題上的正確而靈活的處理方式，既維護了中國的統一，也增加了靈活性。儘管鄧在台灣問題上有嚴重的賣國行為，使未來的統一工作幾乎沒有現實性可言，但過是過，功是功。鄧在港澳問題上所採取的的堅定態度（比如對撒切爾說我只要派一個師就可以收回香港）以及實踐一國兩制的靈活，給中國人帶來了巨大的成就感和尊嚴，也沒給鄧的軍人履歷抹黑。 有些左派說80年代初就看出鄧賣國，那麼說這種話的左派人士中肯定有一大批是投機人士。為什麼呢？83、84年中英開啟的談判，一開始鄧的定調就是：只談怎樣收回的問題，不談是否收回的問題。所以，鄧在80年代是受到全民擁護的，這一點左派們不能因為鄧的錯誤而否定。鄧在港澳問題上的錯誤是：鄧混淆了一國兩制與一國兩民的區別，造成港澳的國中國、港澳公民高人一等的嚴重失誤，這又給大陸人民帶來了自卑感。 即使說當年鄧的軍事底氣以及一國兩制的構想本來是來源於毛澤東的，這也不能抹煞鄧的獨創性。同樣是毛澤東的部下，當年那些左派就缺乏鄧的靈活性，不知談判的基調如何定，而右派們缺乏原則性，甚至還在討論是否和英國續約的問題。從這點上看，鄧對中國的統一有獨特的貢獻，既克服了當年左派的僵硬，又堵死了右派的續約論。 鄧的第二個貢獻，就是讓私有制回到了中國大地。 雖然鄧的政治素養搞不清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的差別，但鄧走資的時候卻把私有制帶回了中國。毛澤東雖然對中國的問題看得更透徹，深知中國在有限資源、民性不善侵略的條件下搞私有制沒有出路，但毛把私有制幾乎剷除殆盡，同樣造成了災難，比如如果公有組織被壞人管理和利用，就會搞成“沒有制”，當年大煉鋼鐵的失誤，就是經濟的公有制被政治的權威搞砸的結果。一個國家的國民雖有共性，但必須承認個性的差別以及人性的惡劣一面，而毛當年的公有制忽視了個性的差別以及人的惡性，所以沒有達到公有制的應有效果。 而鄧讓私有制復活，而且是修正主義的私有制，這就讓中國人有了一次機會對比鄧的私有制和毛的公有制的內涵和特點，人民發現了毛時代公有制的問題，也看出了鄧的方向性錯誤。 鄧的錯誤在於，鄧走向了毛的另一個極端---儘量扼殺公有體系，所以中國出現了私有制的頑症：民生問題，也就是毛最害怕的中國輪迴問題。左派和貧苦百姓真的想回到毛時代的公有制嗎？不可能。他們想回到的是毛時代公有制中優秀的那部分，也就是以民生為指導思想的經濟體制、尊重底層百姓的政治文化體制。 但公有制有個巨大的政治頑症：產權和資源的主導權究竟是誰？如果是今天那樣的官僚惡霸，則公有制就比私有制還要壞。毛晚年就發現了這個惡疾，所以要發動文革阻擋官僚惡霸的形成，但文革固有的斗性也會使很多老實勤苦的人吃虧，使張揚跋扈者占便宜，所以文革在這方面起到了反面作用。 那麼鄧讓私有制復活，就使中國人看到了毛當年公有制的優點和致命問題。比如，解決中國的民生問題必須對主要的公共資源採用公有制，解決底層百姓的政治權利話語權力問題就必須對一些人搞專政。但為避免走向獨裁，就必須用私有制來制衡，以增加民主、增加人民個體的創造性。 鄧的私有制帶來的結果就會促使中國人思考：是否可以對主要的公共資源（比如醫療、教育、自然資源、重大國防科技）採用公有方式？而公有資源的管理者和運營者是否可以用政治手段用選票選出？是否可以對次要資源採用私有制方式？這一切，中國人都已經在思考，而且很多範本已經逐漸形成了。這一點，必須肯定鄧的“貓論”，儘管庸俗，但庸俗的東西還是可以產生很多有價值的經驗和借鑑的。這一點，中國人應當樂觀。但是，樂觀一定是在大動亂之後的樂觀，而我們這一代不幸的是，剛好要親歷這場動亂。 今天到此為止，歡迎左右派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