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岸的长期竞争关系中，台湾原有两大优势。其一，在经济体制上，台湾以自由经济抗衡大陆的统制经济；其二，在政治体制上，台湾以民主宪政抗衡大陆的极权专制。但是，这两项优势，皆在快速流失。

过去几年，台湾经济体制优势的流失，使人忧虑；最近几年，台湾政治体制优势的流失，尤其令人心惊胆战。眼前就有一个对照鲜明的例证。

一月一日元旦，在报纸第三版的黄金版面刊出两则新闻。上面半版的报导是，台北市至中正机场的「长生捷运」宣告出局；下面半版的报导则是，上海市区浦东机场的「磁浮列车」举行试车仪式。两相对照，正是两岸政治及经济情势的反映，读来令人颇多感慨。

台北的「长生捷运」，酝酿已有六年。号称是官民合作的BOT，但每次消息见报，都只见官府与商家吵架的场面。本案一开始就蒙上金权交互运作的阴影，如今终以官商两败俱伤收场。政府固然被长生所误，使重大政策空转了六年；长生也被政府所误，企业体质更形恶化。从长生捷运一例，正可一叶知秋，看出台湾整个政经情势的轮廓。

再看浦东机场的「磁浮列车」。浦东机场启用仅三年，而磁浮列车从动工到试车仅一年九个月；当初的可行性报告更只花了四个月而已。在过去两三年间，这一条全球首辟的「磁浮列车」经常出现国际媒体，每次消息传出都有重大进度；这次看到消息，竟然已由朱镕基与施洛德两位总理主持试车典礼。一斑窥豹，这不啻正是中国大陆如今政经情势的缩影。

大多数人都已发现，两岸在经济竞赛上渐渐出现彼长我消的趋势。但是，在深究其因由时，若竟发现经济上的彼长我消，主要是由两岸主政者政治操作的优劣得失所造成，仍然会令人惊愕不置。大陆所实施的是应当受到谴责的极权专制，但主政者却准确地运用了其间公权力有效施为的优势，大搞经济建设；台湾所实施的则是令人憧憬的民主宪政，但主政者却未能发扬其精华，反而沈沦在黑金、民粹及意识形态之中。

长生捷运造成了六年的内耗空转，但浦东磁浮列车花在沿线二千零八十六亩徵地，及八百零五户居民与一百零二家单位的搬迁，却只花了三个月。我们没有理由赞誉那种效率挂帅的专制政治，但不能不警觉此类政治条件无疑已经成为彼岸的经济优势。

这类的对比，不胜枚举。当彼岸以「年龄界限」与「经济成长指数的责任制」来选汰政府人才之时；台湾迄今却仍陷於黑金贿选的泥淖之中。在彼岸的体制中，不太可能因一时兴起而选任宗才怡那样的经济部长，也不必因选票考虑而任用像余政宪、范振宗这样的部会首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对方的主政者极力鼓吹「三个代表」，尝试将政权的基础建立在跨阶级的政治号召上，台湾的主政者还沈溺在「台湾脚、香港脚」的政治幻术之中。

时光倒退。十五年前，蒋经国以解除戒严、开放赴大陆探亲两大政策，及蒸蒸日上的经济发展，将政权交给後继者。如今，宪法支离破碎，两岸我消彼长，经济每下愈况。相对而言，五年前，邓小平以「改革开放」四字将主政地位交给後继者，却出现了日新月异的中国大陆，俨然成为「世界工厂」与「世界市场」。两相对照，绝不是因为对岸的极权专制优於我们的民主宪政。而是因为对岸准确运用了专制的效率优势，而我们的主政者则不但未将民主宪政的精华发扬光大，反而是将民主宪政玩弄得弊害丛生。例如，力主总统选举采相对多数制，致使台湾的政治陷於「少数总统」、「分裂国会」及「破碎社会」的困境之中，国家空转内耗，还奢谈什么发展进步？

台湾与大陆为何在许多方面皆出现我消彼长的趋势？最主要的原因是主政者将民主宪政导入了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