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兩岸的長期競爭關係中，台灣原有兩大優勢。其一，在經濟體制上，台灣以自由經濟抗衡大陸的統制經濟；其二，在政治體制上，台灣以民主憲政抗衡大陸的極權專制。但是，這兩項優勢，皆在快速流失。

過去幾年，台灣經濟體制優勢的流失，使人憂慮；最近幾年，台灣政治體制優勢的流失，尤其令人心驚膽戰。眼前就有一個對照鮮明的例證。

一月一日元旦，在報紙第三版的黃金版面刊出兩則新聞。上面半版的報導是，台北市至中正機場的「長生捷運」宣告出局；下面半版的報導則是，上海市區浦東機場的「磁浮列車」舉行試車儀式。兩相對照，正是兩岸政治及經濟情勢的反映，讀來令人頗多感慨。

台北的「長生捷運」，醞釀已有六年。號稱是官民合作的BOT，但每次消息見報，都只見官府與商家吵架的場面。本案一開始就蒙上金權交互運作的陰影，如今終以官商兩敗俱傷收場。政府固然被長生所誤，使重大政策空轉了六年；長生也被政府所誤，企業體質更形惡化。從長生捷運一例，正可一葉知秋，看出台灣整個政經情勢的輪廓。

再看浦東機場的「磁浮列車」。浦東機場啟用僅三年，而磁浮列車從動工到試車僅一年九個月；當初的可行性報告更只花了四個月而已。在過去兩三年間，這一條全球首辟的「磁浮列車」經常出現國際媒體，每次消息傳出都有重大進度；這次看到消息，竟然已由朱鎔基與施洛德兩位總理主持試車典禮。一斑窺豹，這不啻正是中國大陸如今政經情勢的縮影。

大多數人都已發現，兩岸在經濟競賽上漸漸出現彼長我消的趨勢。但是，在深究其因由時，若竟發現經濟上的彼長我消，主要是由兩岸主政者政治操作的優劣得失所造成，仍然會令人驚愕不置。大陸所實施的是應當受到譴責的極權專制，但主政者卻準確地運用了其間公權力有效施為的優勢，大搞經濟建設；台灣所實施的則是令人憧憬的民主憲政，但主政者卻未能發揚其精華，反而沈淪在黑金、民粹及意識形態之中。

長生捷運造成了六年的內耗空轉，但浦東磁浮列車花在沿線二千零八十六畝徵地，及八百零五戶居民與一百零二家單位的搬遷，卻只花了三個月。我們沒有理由讚譽那種效率掛帥的專制政治，但不能不警覺此類政治條件無疑已經成為彼岸的經濟優勢。

這類的對比，不勝枚舉。當彼岸以「年齡界限」與「經濟成長指數的責任制」來選汰政府人才之時；台灣迄今卻仍陷於黑金賄選的泥淖之中。在彼岸的體制中，不太可能因一時興起而選任宗才怡那樣的經濟部長，也不必因選票考慮而任用像余政憲、范振宗這樣的部會首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當對方的主政者極力鼓吹「三個代表」，嘗試將政權的基礎建立在跨階級的政治號召上，台灣的主政者還沈溺在「台灣腳、香港腳」的政治幻術之中。

時光倒退。十五年前，蔣經國以解除戒嚴、開放赴大陸探親兩大政策，及蒸蒸日上的經濟發展，將政權交給後繼者。如今，憲法支離破碎，兩岸我消彼長，經濟每下愈況。相對而言，五年前，鄧小平以「改革開放」四字將主政地位交給後繼者，卻出現了日新月異的中國大陸，儼然成為「世界工廠」與「世界市場」。兩相對照，絕不是因為對岸的極權專制優於我們的民主憲政。而是因為對岸準確運用了專制的效率優勢，而我們的主政者則不但未將民主憲政的精華發揚光大，反而是將民主憲政玩弄得弊害叢生。例如，力主總統選舉采相對多數制，致使台灣的政治陷於「少數總統」、「分裂國會」及「破碎社會」的困境之中，國家空轉內耗，還奢談什麼發展進步？

台灣與大陸為何在許多方面皆出現我消彼長的趨勢？最主要的原因是主政者將民主憲政導入了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