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 ] 本文对“中共为什么不进行政治改革”、“中共为什么不会垮台”作了透彻的剖析；从深层次挖掘出“只要达到一定条件，中共还是愿意进行政治改革的”；最后提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全国人民和知识分子作出彻底让步，让中共启动政治改革的可操作方案”。

 

 

 

 

 

 

 

挣扎出中华民族百年宪政历史的怪圈(上篇)

 

 

 

 

——让中共放心启动政治改革的可操作方案

 

 

 

 

 

 

作者/陈沅森

 

 

 

 

 

 

[目录]

 

 

 

上篇（一）  中共不进行政治改革的症结何在？

 

 

 

    （二）  中共“溃”而不“崩”第一大理由

 

 

 

    （三）  难道不会发生军事政变吗？

 

 

 

    （四）  中共“溃”而不“崩”第二大理由

 

 

 

    （五）  中共“溃”而不“崩”第三大理由

 

 

 

中篇（六）  中共是一个正值壮年的“自组织系统”

 

 

 

    （七）  中共“溃”而不“崩”的其它多种理由

 

 

 

    （八）  中共难道真的不愿进行政治改革吗？

 

 

 

    （九）  《零八宪章》商榷

 

 

 

下篇（十）  政治落到实处是一个操作问题

 

 

 

    （十一） 释十四疑

 

 

 

    （十二） 结束语

 

 

 

 

 

 

 

 

 

（一） 中共不进行政治改革的症结何在？

 

 

 

 

 

 

    平心而论，1989年“6·4事件”之后，中共不是没有、而是已经进行了一些在一党专政框架下、有限的政治体制改革。例如，党的最高领导人“终身制”改为“限任制”、在农村试行基层民主选举、人大扩权（这项后来被“党委书记兼任同级人大一把手”基本抵消了）、包括司法改革实施《物权法》、《劳动法》等，都是朝着正确合理方向前进。不排除今后还可能采取一些对自身有利而无害的大大小小动作。另外，有学者视“实行民主宪政”为政治改革的目标，称之为“宪政改革”。本文所谓“中共不进行政治改革”，是指中共“不按照普世价值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打算实施宪政改革”，“坚持一党专政不愿意逐步实施民主政治”。为了行文方便依照已流行的说法，将“普世价值的政治体制改革”、“宪政改革”、“逐步实施民主政治”等删繁就简，统称为“政治改革”。

 

 

 

   

 

 

 

    中共为什么不进行政治改革呢？海外人士，众说纷纭。

 

 

 

   

 

 

 

    伍凡先生认为，

“有两种可能：可能之一，胡锦涛知道中共是无药可救了，没有任何措施能救活中共，所以任其继续腐败，直至灭亡……可能之二，胡锦涛有自知之明，他没有能力，没有魄力，也没有胆量挽救中共……”[注1]

 

    这两种“可能”是把一个拥有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大国（大党），“是否进行政治改革”这种严肃、艰巨、风险极大的大事仅仅归咎于中共并非绝对威权的一把手，不是充分理由。

 

 

 

 

 

 

    杨水先生的看法是：

“现行体制的落伍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执政当局肯定看到了这一点。为什么不动呢？两个原因，一是，对体制改革的前景和后果没有把握，怕乱，控制不了；二是，各种利益集团的顽固阻挠，阻力太大，怕难，完成不了。”[注2]

 

    “没有把握，怕乱，控制不了”是原因之一；“各种利益集团的顽固阻挠，阻力太大”说到了点子上。但“乱的后果是什么？”、“利益集团为什么会顽固阻挠？”没有进一步阐述，没有说透。

 

 

 

 

 

 

    北美“多维网”的老板何频先生为此撰写了专文《2021：中国民主来临》，论述当前中共

“外部：缺乏压力”、“内部：没有动力”，因此，“民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望”，要等到2021年中共建党百年之际才开始“党内民主”……[注3]

 

    何频先生论说得头头是道，但没有透过表面现象，看到目前中共在政治改革方面，既有

“外部压力”、又有“内部动力”的实质——道理在第（八）节说明。何文劝大家等十多年，耐心等待“党内民主”从天而降，然后再耐心等待国家政治民主……这样的答案，显然不能令人满意。

 

   

 

 

 

    国内人士，也表达了多种意见。

 

 

 

 

 

 

    一位笔名“炮郎”的作者，在互联网上发表博文：“为何政改一直迈不出大步？第一是认识上的误区。一是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会削弱党的领导，一是认为会破坏稳定。因此，政府官员缺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第二是来自既得利益群体的阻力过大……使得政治体制改革举步维艰；第三是政治体制改革难于找到突破口。”因此，“对于既得利益阶层而言，只有政治体制根本不改革，才是最稳定、最安全、最正确的选择。”[注4]

 

 

 

    说得有些道理，但不太精练。“政治体制改革”肯定会削弱“党的领导”，不是什么“认识上的误区”；“政府官员”数以千万计，是上层、基层，还是指全体官员？没有说清楚。有前两条不改革的理由，就不会去寻求“突破口”，因此“第三”条就显得多余了。

 

 

 

 

 

 

    另一位笔名“铁路混混”的作者写道：“权势阶层作为一个整体，是中国唯一可以迅速有效地动员起来的有组织力量，政治改革如果得不到他们的支持，便只能走向革命或动乱。但他们同时又是政改的最大延宕力量，名为“公仆”实为主人的权势人物和党政权力部门既在履行着政权的职能，同时也在经营和维护其个人与团体的独特利益。他们是一股强大的力量，现行制度使他们成为掌控最多公共权力、支配最多社会资源、占有最多社会财富、享受最多社会保障的既得利益群体。由于他们的独特地位，使他们有能力挫败任何损害他们利益的政治改革。”

 

 

 

    说出了令人信服的道理，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并指出“ 凡是热心政治改革的人总遭人疑忌，凡是主张政治改革的领导人总不免以‘犯错误’而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如果再进一步分析，很可能点破最终症结。[注5]

 

 

 

    以上两位匿名作者，可能是中国大陆民间的有识之士。下面是大陆三位专家、学者的看法：

 

 

 

 

 

 

    北京大学张千帆教授的解释是：

“阻碍宪政发展的就是一个利益集团”。——“身在曹营”的学者不能不吸取经验教训严格自律，说话的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尽量避免触动当局那根最敏感的神经。话说到这份上已经“画龙点楮”尽了最大的努力，不作进一步分析，弦外之音让读者对照前、后文自己去体悟吧。[注6]

 

 

    中国政法大学蔡定剑教授说，现在政治改革的阻力有两点：一个是既得利益；二是有思想禁锢。要克服政治改革的

“两个凡是”，即“稳定压倒一切”和“国情特殊论”。[注7]

 

    说法很有道理，但仍然是身处体制内，不得不小心翼翼，无法畅所欲言，只能含含糊糊带过去，语焉不详，也因此没有将最终的“症结”和盘托出。

 

 

 

 

 

 

    但是，也有直截了当直抒胸臆的。张博树博士在一篇论述

“中国宪政改革实施步骤”的长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要归功于现代市场的制度性魔力；但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仍然极其落后，以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为核心的中国现代政治体制仍然是中国走向政治现代化，回归世界主流文明的最大障碍。”[注8]

 

    大概是佶屈聱牙的纯学术论文冗长而又枯燥无味，阅读的人不多，影响面不大；或者是先在国外网站发表，“出口转内销”时国内许多网站没有将其中刺眼的话删掉。但这话失诸偏颇：既然是改革，就是在现有政权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将当今执政党视为“最大的障碍”，那又由谁去主导政治改革呢？——只要是改革，而不是革命，就必定由现有体制唱主角。

 

 

 

 

 

 

    中共是否进行政治改革，关系“中国向何处去”并对“地球村”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Andrew James Nathan）教授总结，美国学界对中国的前景有三种看法：一是以章家敦（Gordon G Chang）先生《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为代表的“悲观论”；二是以 Bruce Gilley 先生《中国民主的未来》一书为代表的“乐观论”；三是黎教授自己2003年的创新观点：中共已建立了一个

“有弹性或韧性的威权政体”，无法预测其短期命运，崩溃或者转型都还没有定论。[注9]

 

 

    著名的美国国家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中国项目主任裴敏欣（Minxin Pei）先生谦逊地表明：“我们受困于无法得到提供可信信息和线索的文件证明”，只能对“后天安门时代（中国最高领导层）对政治改革不合时宜的共识”，“提出一系列猜测”。

 

 

 

    裴先生的四点猜测是：①后天安门时代对自由派的清洗和专业治国派的兴起、②前苏联崩溃的教训、③迅速的经济增长和新威权模式的证实、④用经济改革替代政治改革。对四点猜测，裴先生逐一进行了分析和解释。[注10]

 

 

    作为长期习惯于用“西方思维方式”思考的顶尖学者，裴先生的四点猜测，都有一定的道理。虽然裴先生是中国出生、成长至大学毕业的华裔，但毕竟只是改革开放后一介一帆风顺的学子，不可能产生长期身受专制压迫痛苦经历所获得的感悟，且远离中国本土多年，因此，还是没有言简意赅地概括出中共不进行政治改革的症结。

 

 

 

 

    由于个人视野有限，可能有不少见解精辟的文章漏了眼。目前，我看到分析得最准确的两位作者是王力雄先生和李国政先生。王力雄

先生的谠论嗣后再谈。李国政先生在《中国大陆民主化的四大障碍》一文中通过与台湾的类比，指出“中国大陆民主化”存在四个主要障碍：“‘掠夺利益集团’与‘特殊利益集团’对民主化的恐惧”、“对历史清算的恐惧”、“异民族分裂、‘中国版图’缩小的恐惧”、“民族主义思潮与势力”。其中，前两个障碍直接指出了中共不进行政治改革的症结。

 

    李国政先生的分析有助于丰富对中国大陆民主化的想象，形成促进中国民主化的最佳战略与策略。在该文的结尾，李先生的犀利目光穿透事物的本质警告说：

“（如果）提不出克服这些极具‘中国特色’的妙方，中国大陆的民主化不会有希望，中共的一党专政将长期高枕无忧。”[注11]

 

 

    政治改革是当今摆在中共面前一件相当棘手的老大难事，牵一发而动全身，风险极大，决不是某一、两个权势人物“说了算”的。把政治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中共一把手身上，是一种天真幼稚的幻想，不切实际。坊间舆论企盼中共出现一位“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或叶利钦式”的领导人，但中共内部遴选接班人的机制，就是不让观念前卫、可能具有“新思维”的桀骜不驯者上台。20年来，中共政治改革不作任何微小松动，几乎成为全党一致的默契和共识。毛泽东先生说过

“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大意）。目前中共无论分为多少派别，多少不同利益集团，无论他们之间矛盾多大，争斗多么激烈，只要一提及政治改革便万马齐喑，没人争吵并显示出空前的团结，不容许有半点政治改革的火星迸裂。

 

    这是为什么呢？其症结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其实很简单，“6·4事件”的教训。

 

 

 

 

 

 

    杰出的独立作家王力雄先生创用

“大坝僵局”理论进行解释，非常精辟到位。他说：“民主的表达方式必然是得寸进尺的，只要给它开了一个口子，就必然会不停地扩张……把专制比做一个大坝……如果这个大坝出现一个小的缝隙，挡不住就会越冲越大，最后一溃千里。”[注12]

 

    通过“6·4事件”，中共认识到：当年赵紫阳等人就是在政治改革方面“松动”了，要求民主的一方得寸进尺，“鸽派”领导人一步步退让，双方角力的高峰酿成数以百万计的人参加、持续五十天的学潮。北京各大学的学生占据天安门广场向政府施压，百般劝退无效，“鹰派”领导人最终下狠心动用坦克机枪杀人，才“保住大坝不垮”。现在，如果政治改革又开一点口子，就是再一次“松动”，要求民主的一方必然再次得寸进尺，就会酿成第二次“6·4事件”，甚至导致共产党垮台……因此，中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在政治改革方面，坚决不开任何微小的口子，寸步不让，用“稳定压倒一切”不惜代价地严防死守，一点也不“松动”，其目的就是死死保住一党专政的地位。

 

 

 

 

 

 

    站在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立场上，局外观察“6·4事件”，只是看热闹，虽然内心支持学生，但“成也好、败也好”只能听天由命。但站在中共党员的立场上观察“6·4风波”，内心就不那么平静了。当年，居住在笔者楼下的“三八式”（1938年入党）离休老干部刘爷爷，愁眉苦脸地面对着电视屏幕整天唉声叹气：“今后还有没有离休金呢？看病哪有公费医疗呢？……”

 

 

 

    当年中央电视台的“6·4事件”实况转播（有三天新闻自由），大学生扎营在天安门广场，百万人潮翻滚，旗帜飘扬，群情激愤，呼喊震天，波澜壮阔，惊心动魄！只要再往前走几步，统治集团的意志稍稍动摇，共产党就可能倒台啊！怎么不令每一个共产党员心惊肉跳，内心焦躁，魂不守舍呢？

 

 

 

 

 

 

    中国共产党这座全世界最大的专制大厦訇然坍塌，绝对不会像“苏东波”共产党倒台那么轻松平稳，那么波澜不惊。东欧、前苏联共产党的极权统治者通过国家机器镇压人民，主要是警察、秘密警察和线人犯罪，没有或很少出现群众斗群众的现象。因此，一般来说“变天”后曾经遭受迫害的人找不到迫害他（她）的具体对象，只是泛泛地痛恨前极权政府而已。即使找到具体执行的警察、法官等，因为他们是职务犯罪，奉命行事，也无法判处他们重刑。直到几年后档案解密，人们才惊异地发现到有主教、神父、教授、大学校长、作家、艺术家、体育明星、教师、经理、丈夫、妻子、父子、兄弟、近邻等大批衣冠楚楚的亲朋戚友，充当过专制集团的告密者（线人）。虽然也有断交、离婚、蔑视、控告、审判的……但是，在文明的法制社会，没有或绝少发生个人之间的报复和杀戮。罗马尼亚党魁齐奥塞斯库及其夫人，恰巧就是混乱的权力真空时期被匆匆处决的（需要死亡的既成事实避免他的追随者反扑），如果延迟到秩序稳定之后再审判，真正民主了，也不一定判处死刑。

 

 

 

    我们中国的情况大不相同，“毛主席”他老人家搞“阶级斗争”别出心裁，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发动群众斗群众，实行所谓的“群众专政”。他老人家人为树立“对立面”，毫无根据地硬性规定将5%的人打为“阶级敌人”（每次运动揪出5%，实际上后来大大超过这个比例），利用个人崇拜形成的巨大威力，迫使街头巷尾每一个老实巴交的平民百姓，都要参加政治斗争；迫使每一个言辞木讷的心地善良者都要站出来，检举揭发、狠批狠斗本单位或左邻右舍的“阶级敌人”。去参加批判斗争会不算数，还要逼着每一个人发言。当年的说法是：“说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说与不说，是立场、态度问题。”——“立场不坚定”、“态度不好”者会受到严厉批评，甚至打入另册一起挨斗。那年头人人自危，人人都要“过关”，“端正态度，站稳立场，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闹革命”，大批大斗。这次运动斗了张三，下次运动再斗李四，说不定哪一天，又轮到斗争别人的人被“揪出来”挨斗……在发动群众斗群众的过程中，政策越来越左，为了避免自己挨斗，激励出大批专门“挖墈寻蛇打”、专门钻空子、找机会心狠手辣斗争“阶级敌人”的积极分子。斗、批、关、管、杀……折腾几十年，毛泽东在中华大地种植的仇恨太深了。而曾经“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雷锋语），斗人最凶狠的党团员、积极分子，都是有名有姓“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本单位职工或街坊邻里。“文革”期间，七、八亿中国人受冲击的达到一亿多，斗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者遍地都是，差不多人人都有一本血泪帐。再加上“6·4”动用坦克机枪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99年动用国家机器大面积残酷镇压法轮功……结下了世世代代的冤仇。我曾暗想，要是共产党垮台后，像1950年“暴力土改”那样开“斗争会”，根本不用动员劝说，成千上万的人会自动跑上台去，争先恐后地用血泪控诉“党棍”、“恶霸团员”、“积极分子”的罪行……

 

 

 

    中国的老百姓，几十年来在“党的教导”下，“阶级斗争”、“血债要用血来偿”已深入骨髓。因此，专制大厦訇然倒塌时，“仇恨的种子”便会“发芽”，并立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少有血仇的人会咬牙切齿地怒吼：“好，当年你那么残酷地斗老子，你也有今天！”长期积郁在心中的复仇怒火爆发，只要某一个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的受害者，“该出手时就出手”……杀戒一开，竞相仿效，于是，一颗颗、一批批人头落地，血流成河，掀起全国范围内报仇泄恨、乱打乱杀共产党员的滔天巨浪。

 

 

 

 

 

 

    当年，毛泽东自知做得太绝，杀戮太多，曾多次警告说“红色江山一旦改变颜色，就会有千百万人头落地！”——这，绝非戏言，其实质是毛泽东把他的追随者和许多中国人绑架在自己的疯狂战车上。因此，在中共专制大厦突然倒塌、新秩序没来得及建立、极度混乱的“权力真空”时期，没有任何预警、预防和控制措施，累积的血仇和深层次矛盾将诱发出一场“10级大地震”，自发地发生大面积的大屠杀、大报复、大破坏、大抢劫，在中华大地掀起一轮极端的血腥恐怖。

 

 

 

    随后，新的民主政权建立，社会秩序基本恢复正常，乱打乱杀现象停止了。应广大群众强烈要求，新政权立即成立“追查、清算共产罪恶委员会”，接受千千万万苦大仇深的人民群众的控告，组织特别法庭对共产统治时期的军警、党团员、积极分子以及大大小小的各级“领导”进行审判、定罪。大批曾经参与迫害的有辜者被关进监狱，巨额的不义之财被没收，“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被处以极刑……

 

 

 

 

 

 

    截至目前为止，王力雄先生是为中共稳妥地进行政治改革思考得最早、最多、最深的民族精英之一。他创造性地提出的

“递进民主”构想，获得了啧啧赞扬之声，已成为广泛讨论的公共话题。在《中共如何一揽子免去所有历史责任》一文中，王力雄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以西方民主制进行政治改革，中共难以避免“清算结局”。即使是最稳定的转型，一旦中共失去原本掌握的强权，其几十年制造的诸如土改、镇反、反右、大饥荒、文革、六四、西藏平叛、内人党、东土、法轮功等众多历史公案，会有数不清的受害者以各种方式要求追究。众多贪官污吏也会面临群众压抑已久的清算。假若西式民主转型过程出现动荡或失控，落入了“民主的发作”，清算甚至可能演变成激烈的“群众专政”（尤其在乡镇基层和国有企业），导致相当多的中共官员失去生命财产和家庭安全保障。这也是中共不会接受西式民主改革的原因之一。（[注13]）

 

 

 

 

    “苏东解体后，那么多的军人、警察、特务被审判，他们和他们的家人被一个文明的自由社会清算，他们连找一个看门人的工作都困难。”[注14] 7400万中共党员愿不愿意看到政权丧失后的杀戮、报复、追查、清算、没收、审判等场面？当然不愿意！——怎么办？他们从“6·4事件”得到教训：政治改革就像一场“拔河赛”，绝对不能松动，只要松动一点点，对方就会借势发力，越战越勇，使松动的那方兵败如山倒，共产党就会垮台……于是，从上至下，在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上拧成一条绳，不要动员说服，无须下达文件，自主思考，心领神会，一致形成了绝对不允许政治改革的默契和共识，形成了中共统治稳定的社会基础。中国目前政治体制的选择权，紧紧攥在权贵阶层和依附于权贵阶层的知识精英（即“权贵利益集团”）手中。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制度首要的核心价值是：能够有效地确保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继承专制制度可以做到这一条，即使他们认识到有“更好的社会制度”，但那个制度对他们生命、财产的保护是一个未知数，又有什么必要去进行“改革”和“转型”呢？更何况，经验和理性思考证明，那个“更好的社会制度”在诞生过程中必然对他们进行“仇杀”和“清算”，他们就只好死心塌地、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护现有专制制度（稳定）了。因此，结论是：中国大陆在目前的形势下，没有政治改革的可能；如果哪位领导人异想天开，胆敢发动政治改革，胡耀邦、赵紫阳的悲剧就是他们的下场。

 

 

 

    这就是中国国情，这就是中国特色！说穿了，中共从“6·4事件”吸取教训，担心一旦启动政治改革就会垮台，担心垮台后的报复、追查、清算，因此不管国际、国内政治改革的呼声多高，压力多大，就是坚决地岿然不动，顽固地寸步不移。

 

 

 

   任何个人和政权，对于自己的生死存亡都是非常敏感和十分在意的。当有人要索取你的性命时，在可能的条件下，会尽一切力量拼命反抗，没有其它任何选择。“现在你们这些人搞《零八宪章》，按西方普世价值呼唤民主，就是要索取我们共产党人的性命，不能不坚决反对，坚决镇压！”

 

 

 

    胡平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论断：

“（共产党）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注15]——心智正常的人，谁都不会去“找死”；至于“等死”嘛，等一天算一天，在等的过程中完善各种操作方法，把经济搞上去，做一些小改小革讨好老百姓，说不定能活得更长，活得更滋润。因此，半遮半掩、杂七杂八，已经说出来和没有说出来的这样或那样不进行政治改革的理由，最终可以浓缩为简简单单的四个字：“保命、保财”！

 

    “保命”是为主的，“保财”也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20年来中共不进行政治改革的症结。

 

 

 

 

 

 

    [注释]

 

 

 

    [注1] 伍凡博士，原名伍乾璠（上海，1936

—），民运领袖，评论家，居美国纽约，现为2008年1月成立的“中国过渡政府”总统。这段话见新唐人电视台“独立评论”303期《评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的秘密报告》，网址：http://www.ntdtv.com/xtr/gb/2008/12/15/a233973.htm#video

 

    [注2] 杨水先生的简历不详，这段话见《融合左右超越对抗》一文，网址：http://www./gb/8/12/17/n2365629.htm

 

 

 

    [注3] 何频（湖南宁乡，1965—），“明镜出版社”和“多维网”的创办人，企业家、政论家，现居纽约。《2021：中国民主来临》一文的网址：http://blog.dvnews.com/?p=33096

 

 

 

    [注4] 炮郎，生平不详；《民主评价：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思路》发表于2007年11月18日，后来在网络上搜寻，见不到这篇文章；最近搜索到同名同作者的文章（http://cnmpq.com/html/4/3/3190），已经篡改得面目全非，引用的这段话不见了。

 

 

 

    [注5] “铁路混混”是一位勤写作、颇有见地的民间作者，真实姓名、身份“保密”，在“强国论坛”发帖2820个（截至2008年底）。《政治改革：“中国模式”的难题 》发表于2006年03月29日，后来在网络上多次搜寻，见不到这篇文章；最近搜索到同名同作者的文章，已经篡改得面目全非，引用的这段话不见了（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0/49152/4249582.html）。

 

 

 

    [注6] 张千帆（上海，1964—），80年代获美国两座常春藤大学“生物物理学博士”、“政府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法学院院长，教育部宪法与行政法重点研究基地常务副主任，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此言见张教授2008年12月20日在北京

“燕山大讲堂”的演讲，题目是《走向世界的中国宪政》，网址：http://view.news.qq.com/a/20081223/000038_2.htm
    [注7] 蔡定剑博士（江西新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宪政研究所所长兼北大“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特邀研究员等。这段话见《领导者》双月刊2008年6月号（总第22期）《从广东思想解放到政治体制改革》一文，网址：http://zxwh.cc333.com/cgi-bin/index.dll?index9?webid=cc333&userid=2242535

 

    [注8] 张博树（北京，1955—）。1982年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学士，1988、1991年先后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硕士、博士；1991年起任职于社科院哲学所至今。近年一直致力于百年来中国民主转型和制度现代化成败教训的苦苦追索，并逐步确定了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的研究主题。这段话见《中国宪政改革：背景、目标、实施步骤与约束条件》，网址：http://www.guancha.org/info/ArtShow.asp?ID=44858

 

 

 

    [注9] 黎安友（Andrew James Nathan，1943—）美国著名汉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东亚研究所主任；上述总结见《美国关于中国政治前景的几种看法》，网址：http://david.pengfamily.net/?p=176

 

 

 

    [注10] 裴敏欣（Minxin Pei），上海外国语大学学士、匹兹堡大学硕士、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1992—1998任教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现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及项目主任。四项猜测见《中国的政治改革：领导层的分歧和共识》一文，发表于2005年11月2日，网址：http://www.carnegiecndowment.org/programs/china/chinese/Research/PoliticalSocialDev/leadershipdiffe-renec.cfm

 

 

 

    [注11] 李国政先生简历不详，网络搜索出现同名同姓者有

“市政府副秘书长”、“好大夫”、“先进教师”……只有“对台湾政情非常熟悉的加拿大华语时事评论员、专栏作家李国政”比较符合本文作者身份。《中国大陆民主化的四大障碍》2009-3-26发表于《新世纪》网络，网址：http://www.ncn.org/view.php?id=74538

 

    [注12] 王力雄（山东龙口，1953—）中国大陆作家、藏学家、民族问题专家及民间环保人士，“是中国大陆少有的具有创造性、前瞻性与自由精神的杰出学者”，现居北京。“大坝僵局”理论见《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途径》一文，网址：http://www.boxun.com/hero/wanglx/61_1.shtml

 

 

 

    [注13] 王力雄先生为中国未来政治制度设计的

“递进民主”道路，是一个大胆的、充满想象力、非常实际的政治理想。2003年6月—2004年6月，王先生在多维网发表《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政治道路》系列文章150篇，《中共如何一揽子免去所有历史责任》是其中之一，网址：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7531

 

    [注14] 余世存（湖北隋州，1969—），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教师、编辑，现为《南风窗》、《中国新闻周刊》等杂志专栏作家。这段话见2008-12-15《胡曾颠覆》一文，网址：http://www.chinesepen.org/Article/hyxz/200812/Aritcle-20081215005602.shtml

 

 

 

    [注15] 胡平（成都，1947—），北京大学哲学硕士，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和政论家；1979年投入民主墙运动，其《论言论自由》宏文引起轰动，广为传诵；1980年通过民主竞选，当选为北京海淀区人民代表；1987年赴美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88—1991年任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主席；现居纽约，任《北京之春》杂志主编。“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这句话可在《胡平点评五中全会中国出路》一文中查到，网址：http://hk../5/10/21/10490.htm

 

 

 

  

 

 

 

（二） 中共“溃”而不“崩”第一大理由

 

 

 

 

 

 

    中共目前的腐烂、败坏状况，发生在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国度，任何一个统治集团（政党），都搞不下去了，无法继续执政……但是，摆在中华民族面前回避不了的尖锐现实是：这样一个千疮百孔，四面楚歌，已经多次丧失执政合法性和执政道义的政权，为什么不垮台呢？它吃了什么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在苟延残喘，“溃”而不“崩”呢？而且，不但不垮台，从表面看去，似乎还挺神气地屹立着，冠冕堂皇，财大气粗，“巍巍乎泱泱大国，一片莺歌燕舞，形势大好”……2008年举办第29届奥运会，达到了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的辉煌顶点。

 

 

 

 

 

 

    中共“溃”而不“崩”有多种原因，第一大理由是：有一支强大的党卫军和一支强大的警察部队，即“枪杆子”很硬。

 

 

 

 

 

 

    中共目前保有250万左右的现役军人，如遇紧急情况，一声令下，征召预备役和退伍军人，能在短时间内扩充兵力至600万。这是一个用现代高科技武装、用自主研制的电子系统（解放军不使用美国电脑，避免隐藏的恶意元素）指挥、既能进行常规战争又能进行“核对抗”的庞然大物。世界军力最强的美国，对中共一直小心翼翼，尽力回避正面冲突，生怕触动它而引发核对抗；当然，中共也同样小心翼翼，不敢挑战美国。强大的军队起着威慑作用，平时不用，但对维护政权必不可少。时至今日“解放军”尚未“国家化”，它是属于中共的“党卫军”。如果中共有难，如1989年“6·4事件”，中央告急，就征召各路野战军“勤王”（如同3000年前的周朝，京城点燃烽火，各路诸侯便率兵向京城进发勤王），从四面八方向北京集结，用坦克和机枪对峙手无寸铁的人海人墙……“6·4”零点左右一声令下，响起一阵阵密集的枪声，血雨腥风中人们惊恐地四处逃窜作鸟兽散，百万人潮、人声鼎沸的天安门广场顷刻间人影全无，阒寂无声……

 

 

 

 

 

 

    许多人想不通，“6·4事件”中“人民子弟兵”为什么会“向人民开枪”？有人预言：“如果再一次发生‘6·4事件’，就没人听它（共产党）的了。”

 

 

 

    我的预测不同。第一，我认为，中共绝对不会允许类似“6·4”那样严重的事件重演；第二，如果不幸在某个局部发生了，“人民子弟兵”照样会“向人民开枪”。

 

 

 

    这是为什么呢？

 

 

 

    让我们来回顾“6·4事件”中，戒严部队向天安门广场进军时发生了什么。

 

 

 

    6月3日，中共中央向戒严部队和武警部队下达了“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和“天安门广场清场”的军令，命令“6月4日凌晨1时抵达天安门广场，天亮之前清场完毕”。

 

 

 

    6月3日晚上6时30分，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通过电视、电台和全市有线广播密集而又长时间地播出《紧急通告》，劝说“市民不要上街，不要去天安门广场，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许多人闻到了火药味，听从劝告，回家去了；但也有不少市民听了广播后义愤填膺，拍案而起，反而义无返顾地走上了街头。

 

 

 

    9时，戒严部队和武警部队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进发。大学生和北京市民群策群力地在各条大马路的路口设置障碍，自发地成堆聚集，试图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阻挡戒严部队的坦克、装甲车、运兵军车前进。防暴队徒步行进担任先导，冒着石头和棍棒袭击，艰难地排除路障，军车寸寸节节地向前推移。

 

 

 

    徒步排障的防暴队和敞篷军车上全副武装的子弟兵，出发前都经过严格的“思想教育”和政治、军事动员；中央领导和部队首长断言“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已深入军心；参加平暴的子弟兵都观看过解放军战士在天安门广场周围被“暴徒”们追打受辱以及军车被焚烧的电视和录象；他们被激发出“保卫党中央”的满腔正义和“对反革命暴徒”的满腔愤怒……

 

 

 

    戒严部队的西路先遣部队被堵在在天安门广场西边的木樨地，这里是最先开枪和打死人最多的地方。数以万计的大学生和市民手持类人猿时代的“武器（棍棒和石头）”，与现代化装备精良的政府军发生了一场全世界罕见的、力量天地悬殊的“遭遇战”。木樨地至复兴门一带，马路上和马路两旁挤满了堵军车和看热闹的群众。影影绰绰的路灯下，只见人山人海，是些什么人，却看不真切。在夜幕的掩护下，许多年轻人混在人群中不断向防暴队和军车砸石头、碎砖头和啤酒瓶……大声叫喊“保皇军”……部队发射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被迫后退一段的群众，停下来后又继续阻挡军队前进，继续向部队砸石头……天真幼稚的大学生和老百姓，根本不相信“人民子弟兵”会真正“向人民开枪”。

 

 

 

    反过来看，子弟兵其实也是年轻人。他们虽然头戴钢盔、身穿防弹衣，砸不中要害，但砸在身上其它部位还是蛮痛的。这个时刻，满腔正义、憋着一肚子气，手中握有“真家伙”的年轻士兵，被“暴徒”的石头砸中非常疼痛的时刻，会怎么样？……他们虽然被反复告诫，首先要朝天开枪警告……但又允许“万不得已可以采取一切手段……”于是，“哒哒哒”、“哒哒哒”，密集的真枪实弹拖曳着火光朝天射击了一阵又一阵……反复较量若干回合，10时半左右，急于执行军令按时抵达天安门广场的部队终于失去耐心，一梭子、一梭子、真枪实弹发出的“愤怒火光”射向了黑压压的一群群“暴徒”……幸好，大多数子弟兵还是克制的，没有向人群开枪；但也有个别杀红了眼的士兵，只要看见石头砸过来，只要听到咒骂“法西斯”、“土匪”的声音，便对准挑衅方向一梭子、一梭子地扫射，一排排有错无辜的群众倒在血泊中……“天安门母亲”们的儿子，大多是这个时刻中弹牺牲的。

 

 

 

    所以，有人说“如果再一次……就没人听它（共产党）的了”；我说，“人民子弟兵会永远保卫党中央！”

 

 

 

    况且，“军令如山倒”、“服从是军人的天职”……有消息说，“6·4事件”中38军中将军长徐勤先最后一刻听到“允许部队开枪”的正式命令，如五雷轰顶，在良知的驱使下将生死置之度外，称病躺倒在医院的病床上，痛苦地拒绝执行屠杀人民的军令。事后，徐军长被军事法庭判处5年徒刑。[注16]

 

 

 

 

    中共目前有武装警察（66万）和警察一共两百多万。警察每天与被统治的老百姓直接打交道，重点管制和监控不服从共产党的活跃分子。发现这些人的“不轨言行”后，立即“请喝茶”、传唤、拘留、关押、判刑……各个击破，防止形成小集团。偶然发生如2008年的瓮安、陇南等大规模聚众闹事，立即调遣大批武装警察镇压，包围和驱散人群。

 

 

 

    警察与刑事犯罪分子打交道，熟悉犯罪的过程、方式和细节，如果素质不高，缺乏有效监督，极容易滑向执法犯法。目前，中国大陆部分警察不是保护人民群众，而是威风凛凛，横行霸道，作威作福，敲诈勒索，或者伙同黑社会犯罪分子欺压老百姓，牟取私利。警民关系紧张到了极点，2008年7月杨佳杀警就是典型例证。如果允许聘请一位主持正义的大律师，甚至不要律师，只要让杨佳当庭畅所欲言，公布他遭受警察迫害，打得失去生育能力的真相，不仅无法判处杨佳死刑，而且中国大陆警察的腐败形象会大白于天下……许多网友呼吁特赦杨佳，免他一死，那怎么可能呢？如果杨佳免死，如何安抚全国的警察？依靠谁来保卫党的政权？为了稳定警察队伍（只在内部进行一些必要的整肃），无论如何要把杨佳杀掉。顶着“黑箱操作”、“控制杨母”、“违规指定律师”、“不作精神病鉴定”种种舆论压力，一切都是为了尽快走完装模作样的“法律程序”，尽快杀掉，既成事实，打一儆百。

 

 

 

 

 

 

    目前中共的军队和警察虽然腐败得很厉害，但尚未丧失保卫一党专政的功能。为了“保命保财”，中共连续20年，每年以两位数暴增军费。2009年军费增长14·9%，高达4807亿元人民币（约702亿美元），用以再次“提高军队官兵的生活待遇”，为他们加薪。邓小平说“政权在我们手上，谁也抢不走，我们有300万人民解放军！”王震说“谁要共产党的政权，拿1000万颗人头来换！”有恃无恐，杀气腾腾，令人震惊。中共用优渥的薪俸豢养着500多万军、警，“枪杆子”如此硬扎，足以对付国外国内任何力量的挑战。因此，中共政权岿然屹立，稳如泰山！

 

 

 

 

 

 

    [注释]

 

 

 

    [注16] 《抗命将军：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逸事及其它》网址：http://www.dvnews.com/gb/MainNews/Military/2009_4_19_10_54_56_330html

 

 

 

 

 

 

（三） 难道不会发生军事政变吗？

 

 

 

 

 

 

    有人认为，中共腐败、溃烂得如此厉害，必定渗透到军队内部，可能激起军内忧国忧民的将领奋起反抗，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共产党，实现军队国家化，在军队的监督下实现国家民主化。

 

 

 

持有这种幻想的人，是不了解中国军队“党指挥枪”的建制以及对军人政治思想控制之严密。党支部建立在连队上，党员、军官牢牢掌控着每一个战士的思想状况。政治学习、军事训练、思想汇报、领导谈心、例行生活会（批评与自我批评）……日记、信件、电邮，平常讲了些什么话，与哪些人来往……党支部对每一个战士都了如指掌，根本不可能萌芽清末武昌新军中“文学社”那样准备起义的军内地下组织。每一级军官，都有每一级或明或暗的规定和控制方法，对军区司令的监控尤其严格……中共中央主席（或总书记）按规定兼任中央军委主席，并亲自委任各大军区司令员。这些经过反复斟酌、考验后任命的司令员，应该是军委主席最信得过的军人……但仍然不放心。一个司令员在某军区呆久了，与部下、地方建立了错综复杂、千丝万缕的亲密关系，说不定……“人心隔肚皮”啊！” 毛泽东时代，某天他老人家一觉醒来，噩梦惊心，立即命令八大军区司令员限时限刻“换防”。规定司令员只带家属和行李，连秘书都不准带，对调到新的军区履新。光杆司令到了新军区，人生地不熟，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你说，在这样严密控制之下，军区首长有带头搞军事政变的可能吗？

 

 

 

    中共建政60年来，只发生过两次“军事政变”。

 

 

 

    第一次是1966年2月，毛泽东与林彪，以“野营拉练”为名调开北京军区的驻防部队，暗中调遣东北军区的一支部队“昼伏夜行”悄悄南下占领北京以及京郊所有军事要塞。执行过程中，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一线中央领导人毫不知情；连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元帅都蒙在鼓里。军事部署完毕后，久滞外地的毛泽东才大摇大摆放心地回到北京，紧锣密鼓地发动文化大革命。第二次是1976年10月，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等人调动军队逮捕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

 

 

 

    这两次动用军队，都不是严格意义的军事政变，因为调动部队的都是当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挥军队的一把手。

 

 

 

 

 

 

    军事政变发生在其它大城市或其它地区，是没有作用的，必定要在首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摧垮现任中央领导集团和并占领传媒系统（电视台、电台、电讯局、报社等），既成事实后向国际国内发布消息，才算走完军事政变的第一步。

 

 

 

    现阶段，在中国北京有没有军事政变的可能性呢？答案是肯定的：没有！

 

 

 

    为什么？

 

 

 

    毛泽东对军事政变防范极其严密，对军队控制极其精细。首先，他大权在握，规定解放军一个排的调动，须经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即他本人批准。换句话说，其他人，即使是军委副主席，如林彪，一个排的兵力都调不动。他在世时威望如日中天，莫说人们（实际是高官、高级将领们）“对毛主席动手”做梦都不敢想，只要听说了都会如五雷轰顶，吓得战战兢兢，大汗淋漓。例如林彪之子林立果搞“571（武起义）工程”时，假林彪手令，命令某火焰喷射师师长（林彪的亲信）在某日某时烧毁毛泽东路过的专列。那人听说要“暗杀毛主席”，顿时吓得浑身筛糠，赶紧装急病卧床，拒绝执行任务。林立果手里一个排的兵力都没有，最终只能仓皇出逃，“折（三叉）戟沉沙（漠）”了。

 

 

 

    毛泽东对京师拱卫极严，条条（自上而下的各系统）块块（责任落实到北京各县、区、街），交叉重叠，相互监督，相互牵制；各保卫部门谁都不知底细，谁也不敢乱动。密如蛛网般的保卫系统，稍有异动，信息就会在第一时间传递给中央军委主席。当年北京有公安、武警、首都卫戍部队、野战军、北京军区、中央警卫局（即8341部队）……还有秘密警察、秘密监控等，谁也搞不清有多少种保卫力量直接对中央军委主席负责，旁人不得过问。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即使有个别敢拿自己脑袋做赌具的军人，也被捆住了手脚，动弹不得，无法发动军事政变。

 

 

 

    毛泽东逝世后，历任中共一把手，对这种“保卫党中央”现成的有效经验，怎么会轻易放弃呢？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使监控微电子化，现在北京的街头巷尾布满了无数或明或暗的监控器，整个社会的一草一木，一言一行，尽在中共中央的掌控之中。所以，我敢断言，只要中央政治局不分裂，现阶段北京丝毫没有人们希望的那种“军事政变”发生的可能。

 

 

 

    而现阶段政治局不会分裂，因为他们懂得，一旦分裂便是自取灭亡，同归于尽。在胡锦涛领导下，即使极个别人动了军事政变念头，都会被他务实沉稳、克制忍让的民主作风化解。因此，又可以断言：中共中央政治局不会分裂。

 

 

 

    “中国过渡政府”（总统伍凡、议长袁红冰）宣称，是应“军中声音”成立的，并屡屡传来“军中声音”。对此我异常担心。现在，中共国安对所有国际长途电话、电邮以及其它通讯手段严密监控。民运重点人物更严，24小时全天候侍侯。如果确有来自中国大陆的“军中声音”，偶尔发声一次、两次，可能蒙混过关，侥幸漏网（例如到异地网吧临时申请一个电子邮箱，使用一次后就不再使用了）；如多次往来，作为必破的“大案要案”，这“军中声音”只怕传递几次之后就永远消逝了。

 

 

 

 

 

 

（四） 中共“溃”而不“崩”第二大理由

 

 

 

 

 

 

    中共是依靠“两秆子”起家的，维护一党专政仍然要依靠“两秆子”。前面两节谈了“枪杆子”，这一节谈谈“笔杆子”。

 

 

 

 

 

 

    社会进步到“信息多元化时代”（“互联网时代”），“笔杆子”的内涵应扩充为“信息控制”。也就是说，中共剥夺了老百姓完整的知情权，只允许被统治者获得经中共制造、筛选、删节，对中共有利的信息，甚至给他们强行灌注这些信息；与此同时，千方百计防止、阻挠和不准他们获悉另外一些对中共不利的信息，例如国际社会的批评和国内、外异议人士的呛声等。这样，13亿中国大陆人民被“洗脑”，只知道中共“伟、光、正”，不知道它的“假、恶、丑”，才能长期“保持稳定”，红色江山才得以绵延千秋万代。

 

 

 

    在中共宣传部的掌控下，从中央到地方，数以千计的电视台、电台、电讯局、报社、杂志社……所有传媒，都是同一个步伐，同一个调子，同声歌颂中国共产党，或者制造谎言掩盖丑恶事实真相，粉饰太平，不容许出现任何“不和谐”的杂音。前不久，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就“躲猫猫”事件答疑网民时，不小心说漏了嘴的一段话暴露了他们的一贯做法。伍皓的话节录（整理）如下：

 

 

 

    “以前我们遇到这种公共舆论事件时，常规做法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我们可以采取拖的措施。对网友的言论可以拖，碰到新的新闻点又转移了。第二，堵，我们拥有一定的指挥媒体的权力，可以让所有的媒体收声。第三，删。我们把网上不利的、负面的言论一条一条删。第四，等。这个做法更好，因为是司法案件，慢慢地等司法部门调查，一个漫长的时间，到那个时候公众的知情权无法满足。”[注17]

 

 

 

    中共豢养的许多“御用文人”，枉顾事实，颠倒黑白，编造许多对中共有利的信息，为虎作伥，麻醉人民。例如有一位名叫房宁的教授[注18]，以

“理论家”的姿态经常写文章给中共涂脂抹粉，歌功颂德，维护极权统治。房宁的博文，乍一看去，似乎有点道理，但经不起仔细分析。在他的个人博客上，每一篇新博出炉后，如及时去看跟贴，十之八、九都是骂他的，甚至毫不客气地使用“无耻”字样诅咒。偶尔也有一、两篇“顶”的，我猜想，可能是“五毛党”的杰作。[注19]

 

 

    中共的宣传招数越来越“精致”，也就是说，宣传渗透到方方面面，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被洗脑。要注意的是中共在“信息控制”中的一个新发明——“消音”。

 

 

 

    什么叫“消音”呢？一个问题被揭露出来，参加讨论的人很多，大家正沉浸在纷纷的热议中，忽然有一天，所有媒体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全没了。面对莫名其妙噤声，广大受众无可奈何，除了摇头叹息，回天无力。例如汶川地震中“豆腐渣”校舍倒塌死亡大量学生、三聚氰胺毒奶粉等问题，一夜醒来，所有媒体全部销声匿迹了。过了很久，零零碎碎提出来，甚至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质询，都被支支吾吾搪塞过去，或轻描淡写，或答非所问，或不了了之。又例如，2008年奥运会期间每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官员们被外国记者的尖锐提问紧逼得好象是在受审，非常尴尬，后来干脆取消这个“新闻发布会”，让你们这帮带刺的记者没有了这个发声的平台。还例如，奥运会中国女子体操队个别队员年龄造假，出现了许多证据，如果因此而金牌易手，中国将大失面子。怎么办？“国际奥委会”交给“国际体操协会”去“调查”。我关注这个问题近一年了，至今没听到回音；网络上搜索，仍然只有几篇2008年8月23日之前的文章，没有看到后续报道。——幕后怎样“摆平”，怎样消音的？不得而知。

 

 

 

    “消音”比“顾左右而言他”好，无须对问题进行实质性的回答，避免了面对面支支吾吾的尴尬，可以掩盖许多难堪的、无法交代的事实真相。时间拖得越久，效果越好。到彼时，人们的注意力转向别的热点，斯人斯事就淡忘了。中共宣传部门食髓知味，我估计，中国大陆今后还会有更多恶性事件被消音。

 

 

 

  

 

 

 

    进入信息多元化时代后，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可以通过互联网获悉越来越多不利于中共的信息，长此以往，怎么得了呢？于是，中共花费千亿巨额资金构筑了全世界最大、最昂贵的网络防护体——“金盾工程”，使用高科技“防火墙”堵塞互联网漏洞，过滤敏感词汇,对所有网民进行严密控制。“金盾工程”只准许中国大陆3亿多网民浏览某些网站，大多数国外网站、发出与中共不同声音的网站，均被一一封锁或及时屏蔽。

 

 

 

    中共对互联网的控制，已经达到非常精致、准确、及时的地步。比如，我在国外（加拿大蒙特利尔）上网，只要打开电脑（上中文网站），输入开机密码后，中共网络警察的办公室里就有一台监控电脑同时启动，同步运作，屏幕上显示与我的屏幕一模一样的内容。因此，每天我上了一些什么网络，看了一些什么文档，写了一些什么文字，发出了一些什么伊妹儿……他们都了如指掌，而且都逐日作了记录。有时候，我到蒙特利尔市最大的“魁北克省图书馆”上网，那里是一台高级巨型惠普中央主机，有一千多台终端。但无论图书馆的管理员把我随机安排到哪一台终端，只要输入帐号和密码，中共网络警察都能及时跟踪、监控。

 

 

 

    如果仅仅被跟踪，我浑然不知，只要操作基本不受影响，也无所谓。问题在于，他们适时地进行干扰，也可以说是戏弄，捣乱，破坏。例如，我想上某个民运网站，屏幕上弹出“找不到服务器”的对话框；我想读某篇剖析中共的新论文，正常操作后显示的是却另一篇毫不相干的文章；刚刚保存在桌面上的文件，下次开机后一看，竟然被删掉一部分或全篇都删掉了，连“回收站”里都找不到；我想将某些重要文件用打印机打印下来，但连接打印机后怎么样也启不动，只好用手工抄写；我想看某条视频新闻，说一句话就暂停了，再操作，再停，无法完整连续地看下去；电子邮箱被控制，一些信件被删掉，一些信件发不出去；我操作“copy”（拷贝）或者“paste”（粘贴），偏偏这些功能被“反白”（变得暗淡）不起作用了；有时候，暗中捣鬼让鼠标失去右键功能，只有左键能使用……经常被戏弄得哭笑不得，白白耽误许多时间。甚至于，神不知鬼不觉，给电脑灌注“木马”。2004年，有一次我在儿子家上网，事后儿子责备我“您怎么搞进来64个木马？”2008年，我在一位朋友家上网，“搞进来18个木马”，害得她家的电脑都瘫痪了。——这是在国外，监控、骚扰和破坏还如此严重，国内就更不用说了。

 

 

 

    总之，中共耗费大量人力、财力、物力，绞尽脑汁防范网民突破“防火墙”获悉外部信息。对电视、广播、通讯和出版业，同样严格控制，使人民获得的信息残缺不全，并防止他们相互传递“敌对势力”的信息，防止老百姓凝聚成团。

 

 

 

    中共巧妙的“信息控制”机制和宣传的精致化，非常成功。在专制多年驯化和调教下，许多人被“洗脑”后都学会了“自律”，变得谨小慎微，干脆不去浏览政府禁止、“很黄很暴力”的“低俗”网站；遇到涉及政治的事件，纷纷以沉默和不参与规避风险；或者自觉变成麻木人，万事不关心，服服帖帖地听任中共摆布。甚至有许多人，听说你“要求民主，反对专制，不同意中共的某些政策”，便觉得“大逆不道”，把你视为另类，进行劝告或责备。有专家估计，只有不到千分之一掌握了电脑操作诀窍的年轻知识网民，才能够下载国外研制的某些突破“防火墙”的免费软件，获悉海外信息。

 

 

 

        

 

 

 

    中共宣传部门渐渐认识到，一味视互联网为洪水猛兽，天天与民众为敌，一旦出现恶性事件便习惯性地急忙“拖、堵、删、等”、“捂、压、盖”，妄图转移社会高度关注的视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做法，不是最佳策略。社会进入“信息多元化时代”，要想捂住3亿多网民的眼睛和嘴巴是徒劳的，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引起民众反感，甚至可能将事态扩大。因此，中共在长期监控过程中开始学乖了，出现了突发事件，不忙着“捂、压、盖”，而是因势利导，化解矛盾，变不利为有利。例如，中共改变原来“恶性突发事件不报道”的被动局面，现在争取主动，抢先报道，以便采用新华社的统一文稿，抑制“谣传”，引导舆论。又例如，云南省晋宁县2009年2月间警方公布“躲猫猫”事件后，互联网上舆论一片哗然。[注20] 省委宣传部马上公开邀请网友参与、并以网友为主任、副主任进行调查，终于使真相大白，不仅平息了网民对政府的抨击、挖苦和讽刺，提升了政府的公信力，还在随后“两会”期间促进了“看守所与公安分离”的司法改革。这种“通过网络疏导”对稳定有利的做法作为经验推广后，我估计，今后基本上不会再出现如2008年瓮安、陇南那样数万聚众、与政府严重对抗的群体事件了。

 

 

 

    目前，国内外有许多呼吁新闻自由，开放“报禁”的声音，但中共为“保命、保财”，在“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稳定”的前提下，这方面绝对不会松开任何微小的口子。最近，反而收紧了“新闻管制”，逮捕了一些强烈呛声的异议人士。从古至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政权，利用上帝赐予人类的最高智慧，这样挖空心思、花样百出、全力以赴地对付它统治的臣民。将“笔杆子”——“信息控制”——这个法宝玩得更加精致，更加纯熟，使中共高枕无忧，不担心形象受损，不必担心人民造反，丝毫没有政权旋即垮台的迹象。

 

 

 

 

 

 

    [ 注释 ]

 

 

 

    [注17] 《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等就“躲猫猫”事件答疑网民》网址: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02/22/content_10869442_3.htm

 

 

 

    [注18] 房宁（1957—），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生院政治学系主任、教授。“以其独到的第三世界视角观察、研究当代世界经济政治体系的发展、演变……”

 

 

 

    [注19] “五毛党”，指中国大陆特有的由政府聘用或者由政府指导的网络评论员。通常他们用笔名以普通网民的身份发表与官方思想一致的评论，进行“舆论导向”。网民讥讽他们每发表一篇评论能赚到五毛钱。此词内涵扩展后，泛指网络警察。

 

 

 

    [注20] “躲猫猫”事件：2009年2月12日，因盗伐林木被刑拘的24岁青年李乔明在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死亡。云南公安部门2月13日称，李乔明系与狱友玩“躲猫猫”时头部撞墙而死。此说疑点甚多，引发社会高度关注，互联网上舆论一片哗然。后经云南省委宣传部公开邀请网友参与调查，终于真相大白：李乔明是被牢头狱霸殴打时头部撞墙致死。

 

 

 

 

 

 

（五） 中共“溃”而不“崩”第三大理由

 

 

 

 

 

 

    “6·4事件”后，中共执行了两个“不惜一切代价”的政策，在“不惜一切代价保持稳定”的前提下，“不惜一切代价发展经济”。采用牺牲生态环境、掠夺性地开采自然资源、在强力榨取工人劳动剩余价值的基础上，实现老佛爷“以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夙愿的同时，一跃而为“世界经济大国”。2007年，中国大陆GDP上升到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经济发展了，依靠“枪杆子”、“笔杆子”起家的中共，在维护专制政权的过程中，又增加了一“子”——钱袋子。

 

 

 

 

 

 

    中共向来是“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搞经济”也这样。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到长沙某卫星县出差，有幸与一位风头正健的“科技副县长”同桌吃饭。在筵席上，这位“父母官”鼓励众人“为振兴家乡经济”作贡献，引进项目，并承诺如果引进成功，给以丰厚的奖金。当有人提到“环保”问题时，这位重点大学工科毕业的高才生面无愧色、振振有辞地拍着胸脯担当：“没问题，引进来再说。先污染，后治理！”——我闻言，内心一震！

 

 

 

    事后朋友解释说：副县长的表态是对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要是处在他那个位置，也会说同样的话。经济搞不上去，不但县财政捉襟见肘，事事办不成，而且没有“政绩”，乌纱帽也保不住。再者，客商就是因为项目有污染才找上门来的，你犹犹豫豫，拿不定主意，谈条件、讲价钱，别的地方便争抢着捷足先登了……

 

 

 

    朋友同时指出，副县长“后治理”的承诺是打马虎眼的，靠不住。几年后，任期一满，他发财升官到别的地方去了，继任者一来，看到前任把盈利都拿走用光了，哪里还会有心“费力不讨好”去“治理”呢？一届一届的官员照样榨取污染后的利润——可怜祖国的大好河山就这样一块一块、一片一片地变成了穷山恶水，受害的则是世世代代居住在那里无处挪窝的劳动人民及其子孙后代。

 

 

 

    亲耳所闻，见微知著。 一个学而优、有才干的年轻官员，对待祖国的大好河山，采取这样不负责任的轻率态度，令人齿冷心寒。有什么办法呢？在其位者，必谋其政啊。在这种惟利是图、急功近利的政策推动下，全国成千上万、大大小小的官员，都这样说，这样做，祖国的河山怎么承受得了呢？

 

 

 

    事实上，多年来共产党确实这样大面积地干了。“不惜一切代价地发展经济”，到今天，严重环境污染和严重生态破坏的“代价”，已经一览无遗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继续这样搞下去，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还能够在这片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吗？

 

 

 

 

 

 

    “傻瓜，这是经济问题！”1992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克林顿用这句戏剧性的口号，终结了老布什总统争取连任的美梦。从那个时候开始，全球大众的眼光从“冷战、军事对抗、外交风云、核扩散危机、谍影幢幢……”转移到了对“贸易、投资、股市、利率、物价、住宅……”的全面关怀。

 

 

 

    正是这个1992年，邓小平顺时应势发表了“谁不改革谁下台”的南巡讲话，拼老命把因“6·4事件”中断三年的改革，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启动——终止政治改革，更大胆、步子迈得更快地开展经济改革。

 

 

 

    “南巡讲话”巧合地回应了克林顿的口号，使“经济”一词在中国大陆变异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深入到政府机关和普通百姓之中。于是，“九天阊阖开宫殿”（王维七律《和贾舍人早朝》），政府官员在忙着招商引资，权力寻租，权钱交易，卖进出口批文，卖地皮，卖小型国有企业、倒腾房地产，股票内线交易……的同时，借双轨制化公为私，侵吞国有资产，收受巨额贿赂，掠夺性地“闷声发大财”。而“旧时王谢堂前燕”，则“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七绝《乌衣巷》），老百姓一窝蜂地投身商海，买进卖出、投机倒把、钻营行贿、承租权力、逃税走私、贩黄贩毒、炒股炒汇、非法集资、老千传销、制造假冒伪劣，不择一切手段地坑蒙拐骗，种种光怪陆离的黑心“赚钱”把戏，闹腾得热火朝天。一刹时，中华大地真个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十亿人民九亿商”，所有的人都变成了“经济动物”。其结果，一方面显示出某种“成功”，中国大陆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华景象。利用权利垄断，中国共产党及其后裔（太子党）“赚”了个盘满钵满，原来扁扁的钱袋子变得鼓胀鼓胀的了。另一方面，在楼台水榭、歌舞升平、繁荣“娼”盛的景象掩盖下，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政治、官场的腐烂和社会、道德的衰败。

 

 

 

 

 

 

    2001年，美国蓝灯书屋出版了轰动一时的《中国即将崩溃》（英文版），作者章家敦（Gordon G Chang）先生认为中国会在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中备受困扰后崩溃，少则五、六年，多则不过十年，共产党政权就会垮台。

 

 

 

    一般来说预测是很难准确的，何况中国如此庞大，问题如此复杂，变化、机会和选择如此众多。章先生虽然在中国工作将近20年，但毕竟不懂中文，深入不够，且低估了中共的应变能力（即下一节所述

“自组织能力”），缺乏严谨的论证，因此结论失诸偏颇。[注21]

 

    来自中国大陆本土的著名经济学家、评论家何清涟女士的判断就切中肯綮。她说：

“由于政府的刻意控制以及镇压力量的空前强大，中国现在成了一个无法革命的社会，当局的危机感自然不如当年的清政府严重。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最有可能的前途是‘溃’而不‘崩’。”——溃烂是一部分事实，但在近期，甚至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不会崩塌。[注22]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因此本文将“溃”而不“崩”选作几个段落的小标题。

 

 

 

 

    国家如此巨大，庞大的经济实力，超乎人们的想象。只要某个问题打着“国家”的旗号来解决，渺小的个人即使对它不具信心也不得不俯首就范。例如，“6·4”的第二天，当人们从血腥恐怖中惊醒过来，立即拿着存折跑到银行去提取现金。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加上各种传言，像“传染病”似的，6月6日挤兑风潮席卷全国。现金告罄的银行，纷纷向央行告急。当天晚上19点钟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播出李鹏总理的讲话，银行将实施“保值储蓄”。第二天银行开门之前，先挂出“三年期、五年期‘保值储蓄’利率”的牌子。动作之迅疾，异乎寻常！老百姓看到“保值储蓄”后掐指一算，钱存放在银行里，不付出任何辛劳，三、五年后翻番，比投资多种常规生意的利息都高；而且，自当日起所有符合存款年限的储蓄，一律自动转为“保值储蓄”……赶早起床在银行门口排队提现的长条形队伍，一声呼咙就散了。——李鹏用“国家”名义略施小计，便平息了“只要一挤兑，银行就必然破产”的危机。

 

 

 

    一位经济头脑十分清醒的朋友私下对我说：“‘保值储蓄’是一场骗局，因为它是随物价指数波动而上下浮动的。”——果不其然，到后来“保值储蓄”的保值率降至“0”，到期的存款仍然只拿到原来定期储蓄的利息。

 

 

 

 

 

 

    唱衰中共，认定“中共在某次经济危机后垮台”的，大有人在。但是，2008年的金融海啸并没有给中共“致命一击”。目前虽然众说纷纭，但金融海啸第一轮最凶猛的冲击波已经安然度过，经济在缓慢回升。看来，“中共在某次经济危机后垮台”的说法难以变为现实。为什么？因为即使走到那最困难的一步，经济危机的恶果必定会转嫁到劳苦大众身上，由中国老百姓的善于“吃苦”来承担，而中共依然可以渡过难关，不会垮台。——这个结论，是从何新先生前不久的一个预言推断出来的。

 

 

 

    一提起“何新”，许多年轻人立马用“御用文人”四个字把他贬得一钱不值。但，何新究竟何许人也？他是怎样成为“御用文人”的？这位只受过三个月高等教育、没有大学毕业文凭、混到国家最高学府（社科院）研究员资格（教授级）的“学术个体户”，到底有没有真才实学？——这样一问，那些年轻人便哑口无言，瞠目结舌了。

 

 

 

    我建议大家不妨在“百度”网络搜索“何新”二字，进入他的个人网站（http://www.hexinnet.com/）去浏览一下他的等身著作和传奇经历，用“博大精深、新奇巧妙、令人惊叹、由衷钦佩、无法效仿”等言词来形容，绝不为过。阅读何新淋漓酣畅的大块文章，欲罢不能。不错，何新的政论文大多是维护一党专政的，但他说得头头是道，文采飞扬，蕴涵哲理，具有出人意表的思维突破，似乎代表着一部分“非党人士”和“民间学者”的声音。例如“6·4”闹腾得沸沸扬扬期间，他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的一句话（大意：“你们不要希望中共垮台，如果中共突然垮台，至少有1000万难民蜂拥到西方，你们受得了吗？”），就影响了西方国家对学潮的态度和支持力度。因此，“6·4事件”后国家主席王震握着何新的手说：“我代表共产党感谢你！”

 

 

 

    何新先生的言行及其著作，究竟出自真心实意，还是为谋求

“出人头地”违心的矫柔造作？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不管怎样，我非常看重他屡屡有新奇创意和深刻内涵的研究成果。例如，2008年10月他预言：“展望今后5—10年，中国人应该有过苦日子的思想准备。苦到什么程度？对下层社会，生活可能十分严峻，以至许多人发生类似上个世纪60年代那样衣食无着的艰难状况也难以避免。”[注23]

 

    何新先生的这段话内涵非常丰富：第一，何新认定5

—10年之内中共的经济必定会出现严重的危机，要不然现在好端端的，老百姓基本上吃饱穿暖了，怎么会倒退到“衣食无着的艰难状况”呢？第二，何新没有预言“经济危机将导致共产党垮台”，言外之意就是：“即使出现巨大的经济危机，共产党也不会垮台”；第三，何新直接指出“衣食无着”是“下层社会”，即广大的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第四，现今中国大陆物资极大的丰富，从低档到高档，应有尽有，为什么5—10年后许多人会“衣食无着”呢？暗示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就业者收入减少，失业者增多和物价飚升；第五，脑袋瓜子那么灵活的何新，作为中共的“文胆”、“帝师”和“智囊”，想出了什么办法来挽救呢？可能是山穷水尽，想不出解救的良方妙策了，只好叫老百姓准备勒紧裤腰带；第六，何新的这个警告是针对“下层社会”的，叫他们作好“过苦日子”的思想准备，暗示和安抚“上层社会”、“中产阶级”，你们没有什么大的影响，顶多是钞票缩点水而已；第七，何新的这个警告也是针对中共最高领导层的：严重的经济危机必然出现，已经无药可救，你们要及早作好各种准备，还要考虑如何使“衣食无着”的老百姓能够半饥半饱地勉强活下去，否则，他们会闹事影响“稳定”的……第八，何新拥有多次准确预言的记录，包括提前四、五年预报了80年代末的重大政治风波(即六四)；他的信息来源十分广泛，享有阅读中共政治局绝密参考资料的特权，经过他的头脑思考、分析、发酵后的预测，可信度往往比较高。

 

    请看，“御用文人”的一段话能够分析出这么多深层次的内涵，是不是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呢？这个预言最重要的推论是：“即使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共也不会垮台”，推翻了不少人认同的“中共会在某次经济危机后垮台”的预测。

 

 

 

 

 

 

    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讲座教授、以“郎监管”闻名大陆的经济学家郎咸平博士，从独自的研究中，得出了与何新预言同样的结论。郎教授

“详细剖析了中国的经济现状以及金融海啸对中国的冲击，预言由于制造业的全面衰退，中国将面临大萧条的经济危机，届时中国的未来和下一代都很悲惨。”[注24]

 

 

    中共认为，只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势头（例如“保8”），就会逢凶化吉，化险为夷，一俊遮百丑，许多问题都得到解决。至于其它深层次矛盾暂时撇在一边，拖一天，算一天；拖十二个月，算一年。

 

 

 

 

 

 

    钱袋子丰满了，中共便可以为所欲为，无往而不胜。首先，它用钱保“稳定”，保平安，多次增加国家干部的工资，每年以百分比两位数增长军费等；其次，它用钱收买人心，用巨额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2008年金融海啸有专家估计中共在美国的投资损失了800亿美元，但“小菜一碟”，不怕亏损，今年继续购买。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有目共睹的好处是国务卿希拉里为了美国的利益，上任后2009年2月首次朝拜北京，将“人权”和“贸易”脱钩。又例如，砸下几千亿人民币大操大办第29届奥运会，让全世界投来殷羡的目光，打造辉煌的国际形象。又例如，2002年11月，朱鎔基总理访问柬埔寨，大笔一挥，勾销了柬埔寨政府的欠债2·2亿美元；2006年4月，温家宝总理在访柬期间宣布给柬埔寨政府6亿美元的援助。为什么中共领导人一再“厚爱”这个小小的邻邦，对其它几个小邻邦没有这样慷慨呢？施舍是有目的的。为的是请柬埔寨政府在“国际法庭”审判红色高棉时高抬贵手，尽量不涉及、不曝光中共在上个世纪用10亿美元（按当年的比值可能等于现在的百亿美元）教唆和支持红色高棉屠杀柬埔寨人民的历史罪行……

 

 

 

 

 

 

    钱袋子丰满了，中共也会适时地给老百姓撒一点胡椒面。譬如，减轻农民负担，免除农业税；譬如，九年制义务教育，免除学生的学杂费；譬如，推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进行“新医改”……多多少少可能给老百姓带来一点点实惠。

 

 

 

    经济发展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饭碗里有了油花花，暂时没有出现上世纪60年代那种吃不饱肚子饿死人的现象，抱怨和反对的声音减少，马马乎乎过得去的人增多，于是，中共政权重新拾得了执政的合法性——你凭什么执政？——我（中共）让13亿老百姓有饭吃，获得了生存权！

 

 

 

 

 

 

    [注释]

 

 

 

    [注21] 章家敦（Gordon G Chang），祖籍江苏，1951年出生于美国，康乃尔大学法学博士，律师；改革开放后在中国香港、上海等地为外资、中外合资企业服务近20年；2001年5月离开中国，8月出版《中国即将崩溃》（英文版）。

 

 

 

    [注22] 何清涟（湖南邵阳，1953—），复旦大学经济硕士，著名政治经济评论家。这段话见《清末立宪一场未完成的‘天鹅绒革命’”》，网址：http://www./gb/8/12/19/n2368131.htm

 

 

 

    [注23] 何新（浙江温州，1949—），他没有读完大学，但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聘为研究员；他不是共产党员，却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他以自己卓越的才华和独到的眼光，奠定了他在中国学术界的特殊地位。《对全球金融危机和5年后的中国表示悲观》2008-10-14，网址：http://www.chinareform.org.cn/cirdbbs/dispbbs.asp?BoardID185813

 

 

 

    [注24] 郎咸平（台湾桃源，1956—），1986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财务学博士，曾执教美国多所名牌大学，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财务系讲座教授。郎教授以保护小股民的正当权益著称于中国大陆，被尊为

“郎监管”。2008年10月12日郎教授在烟台“经济论坛”演讲预言“未来和下一代都很悲惨”。网址：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develop/1/186887.shtm  (24046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