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 ] 本文对“中共为什么不进行政治改革”、“中共为什么不会垮台”作了透彻的剖析；从深层次挖掘出“只要达到一定条件，中共还是愿意进行政治改革的”；最后提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全国人民和知识分子作出彻底让步，让中共启动政治改革的可操作方案”。

 

 

挣扎出中华民族百年宪政历史的怪圈(中篇)

 

——让中共放心启动政治改革的可操作方案

 

 

作者/陈沅森

 

 

[目录]

 

上篇（一）  中共不进行政治改革的症结何在？

 

    （二）  中共“溃”而不“崩”第一大理由

 

    （三）  难道不会发生军事政变吗？

 

    （四）  中共“溃”而不“崩”第二大理由

 

    （五）  中共“溃”而不“崩”第三大理由

 

中篇（六）  中共是一个正值壮年的“自组织系统”

 

    （七）  中共“溃”而不“崩”的其它多种理由

 

    （八）  中共难道真的不愿进行政治改革吗？

 

    （九）  《零八宪章》商榷

 

下篇（十）  政治落到实处是一个操作问题

 

    （十一） 释十四疑

 

    （十二） 结束语

 

 

（六） 中共是一个正值壮年的“自组织系统”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苦日子”过后不久，我听一位党委书记作报告时说：“我们共产党人有一种‘自洁能力’”。当年颇为新颖的“自洁能力”说法，估计来自高层，因为其它单位职工听到他们的领导也这样说。文革之后，又有党员干部用此语豪迈地夸耀自己的组织。所谓“自洁能力”就是“自己发现并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的能力”。后来学习了普里戈金创建的“自组织”理论，才知道所谓“自洁能力”就是“自组织能力”的一部分。[注25]

 

    荣膺1977年诺贝尔奖的比利时科学巨擘普里戈金（Prigogine Ilya，1917—2003）创建的“自组织学说”是当今最先进、最科学、最伟大的哲学。人们热情地称颂普里戈金为“热力学的诗人”、“一个使科学重新充满活力的魔术师”、“新科学范式的建筑大师” 、 “一个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重新糅合成一体，建立人与自然新对话的伟大的思想家” ……

 

    知识界普遍认为，当今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起主要作用的规律是“自组织性”；普里戈金的理论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划时代的巨大影响；用“自组织理论”开发人类潜能的终极时代已经来临；“以自组织演化为核心的哲学体系”已成为越来越强大的学派……充满睿智求实、毫无溢美的褒奖如天女散花，纷至沓来。

 

    人们赞扬道：普里戈金够资格与牛顿（1643—1727）、达尔文（1809—1882）和爱因斯坦（1879—1955）等百年一遇的伟大科学家比肩并立；“自组织学说”对人类的巨大贡献足以与“经典力学”、“进化论”和“相对论”等伟大学说对人类的贡献相提并论。

 

     目前在中国大陆，大多数人对“自组织学说”茫然无知。在华人中，知道“普里戈金”的人估计不足5％。也就是说，只有很少学界专业人士，才知道“普里戈金”这个名字及其学说。诚然，要搞清楚“自组织学说”的理论而后写出一篇相关的博士论文，须下很大的工夫；但是，只要弄懂它的基本原理应用于实际工作和生活，花一个小时就绰绰有余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

“百度”或“谷歌”网络搜索“普里戈金”、“自组织”和“耗散结构”三个关键词的任意一个，即可获得多篇将“自组织哲学”解释得清清楚楚、举的例子又十分生动有趣的科普文章。阅读三、五篇文章后，闭上眼睛想一想，你就基本掌握了一种认识世界、解释世界“放之四海而皆准”思辨利器，终身受用无穷。如果用英文搜索，可能斩获更丰。

 

 

    地球，是一个“自组织系统”；人，是一种“自组织系统”；地球上大大小小所有的生物——微生物、植物和动物——都是独立的或集合的“自组织系统”。例如，一棵树或一片森林，一只鸟或一群鸟。人类社会是“自组织系统”，人类社会中各种各样天然的、人为的集合，例如民族、国家、政党、各种社会团体……无一不是“自组织系统”。因此，中国共产党也是一个“自组织系统”。

 

    “自组织系统”每时每刻都与外界进行信息、能量和物质交换，在此过程中保证自身健康地生存和发展。“自组织系统”当然会“生病”，但是，他（这里应该用有生命力的他）有“自洁能力”，对于生物来说，就是“免疫力”。“自组织系统”的免疫力，有时候因某种内因或外因被抑制、损坏或失效了，这个机体就会生“病”；有目的地激发某种内因或外因，调动、恢复免疫力的积极性，系统的“疾病”就会被祛除。当然，如果免疫力完全丧失，这个“自组织系统”就会死亡。——从这个意义来说，每一位学习了“自组织哲学”的朋友，对保持和提高自己身体健康水平将获得更深层次的认识和理解，能有效地促进身体的活力。

 

    一般来说，“自组织系统”的特点是避开危险，拒绝死亡。一个系统“自组织功能”愈强，其保持和产生新功能的能力也就愈强。

 

 

    如果我们把中共视为一个正值壮年的“自组织系统”，那么，我们就站在一个新的高度去审视它的一言一行，它的所有举措和生存状态，就能更清醒、更全面地认识它。这一界定，与黎安友教授创造的

“韧性专制”完全吻合。黎教授认为“中国现在的政治体制已经演变成一种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韧性专制’”，“它不是一种僵化的专制，而是一种能够适应、能够自我调整，又继续保持基本专制性质的政权”。[注26]与裴敏欣先生定义的“（中共）一直采取一种极其成功的‘非自由化适应’对策”，相近似。[注27]

 

    中共这个“自组织系统”具有很多严重的缺点和病态，甚至罪过。这些缺点、病态和罪过，有的是马列主义的原教旨，有的是专制政权的本能，有的是用过时理论指导的错误，有的是历史的延续积重难返，有的是认识的误区，有的是庞然大物尾大不掉的必然产物，有的是惯性使然，有的是外界刺激的反弹，有的是内部派别争斗的结果，有的是色厉内荏而刻意作出的强硬姿态，有的是掩盖事实真相而制造出来的谎言，有的是为生存迫不得已的做法，有的是应付危机的权宜之计……但是，中共的“自组织能力”相当强大，它在不断地调整状态，以便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它努力改正自己的某些缺点，在一天天变好；有时候它想做得更好，但内部掣肘和外界压力，使它力不从心，做不成器。这架具有丰富镇压经验、超大规模专政机器的“自组织能力”与时俱进，所以它暂时不会突然垮台，甚至会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保持这种超稳定状态！

 

 

    海外有几家民运组织以及其它与中共持不同政见的群体，一方面对中共“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段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又采用同样的手法自欺欺人。他们反中共“报喜不报忧”而行之，对中共“只报忧不报喜”。他们的网络和报刊，从不刊登有利于中共的消息；明明中共为老百姓做了件好事，国内国际舆论一片赞赏，他们却发表一些奇谈怪论，硬说是坏事。他们的思维陷入极端，认定一个人坏，“脚板底下流脓头顶上长疮——坏透了顶”，就会一辈子坏，永远坏。他们连篇累牍、不断重复地刊登对中共的种种不利消息，一次又一次耸人听闻地故意营造“中共即将垮台”的幻象。

 

    著名的“四通公司”创始人、曾与许多中共高层人士过从甚密的万润南先生1989年流亡海外之初，估计

“共产党气数已尽”。后来他不被海外极端舆论左右，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分析，改变了看法。早在2006年3月，就发表了题为《为什么共产党“气数未尽”》系列文章。其结论是：“在可预见的未来，我看不到‘中共的崩溃将突如其来’这样的可能。”对中国的未来，万先生非常悲观，最近他说，中国的现实是：官场腐败、社会不公、民族道德良知沦丧，病入膏肓，但解决无望。[注28]

 

    “6·4事件”后出走美国的中共最高级别官员许家屯先生在《当前没有条件平反六四》一文中指出，

“中共也不会如某些人预期的那样会垮台”。[注29]

 

    有记者问姜维平先生

“中共这样形势的政权还能维持多长？”对大陆官场有深刻了解、蹲了五年多大牢，2009年2月流亡加拿大的姜先生说：“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的长。”[注30]

 

    王丹先生答记者问时也预期：

“中国未来民主化的路……会走一个比较曲折、相对漫长的过程。”[注31]

 

    刘晓波先生预感到中共

“溃”而不“崩”的长期性，当年风华正茂的他无可奈何地感叹：“我能想到最残酷的事，就是和这个政府一起慢慢变老。”不幸而言中的这句话使他进入了接近老年的54岁，且成为每一位企盼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的人挥之不去的梦魇和无法摆脱的现实。[注32]残酷的现状是，共产党在消耗我们，我们也在消耗共产党，两败俱伤；最终消耗的是国家民族宝贵的人力、物力资源和尽早自立于世界民族强林的宝贵时光。

 

 

    [注释]

 

    [注25] 比利时科学家普里戈金（ Prigogine Ilya 1917—2003 ）创建了“自组织”和“耗散结构”哲学理论。自组织系统理论所刻画系统自组织演化可概括为：在开放的、远离平衡态的和有外部物质、能量、信息的非特定输入条件下，系统以其内部子系统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为动力，即以其子系统之间的竞争和协同为动力，同时受到内外涨落的随机启动，产生出集体运动的协同效应，其协同关联所产生的“序参量”（即集体运动的基本模式）又进一步支配了系统内各子系统的竞争与协同，从而使系统走入循环、交叉作用并关联放大的循环链圈之中；于是，通过这种有效利用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循环过程，系统便经历多种突变、渐变从无序跃变为有序，或使有序程度得以进一步提高。于是系统便从平衡态的混沌走向有序，又进一步演化为包含有序结构的非平衡态混沌。自组织系统理论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从简单到复杂、从无序到有序、从低级别到高级别的系统自组织演化图景。“耗散结构”理论可概括为：一个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的开放系统（不管是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乃至社会的、经济的系统）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在系统内部某个参量的变化达到一定的阈值时，通过涨落，系统可能发生突变即非平衡相变，由原来的混沌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间上、空间上或功能上的有序状态。这种在远离平衡的非线性区形成的新的稳定的宏观有序结构，由于需要不断与外界交换物质与能量才能维持，因此称之为“耗散结构”。

 

    [注26] 见黎安友《“韧性专制”可以持续吗？》一文，网址：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low/newsid_7770000/newsid_7779300.stm

 

    [注27] 见裴敏欣《中国民主化，何去何从？》一文，原载美国《民主》杂志2007年7月号，网址：http://www.chinesepen.org/Article/sxsy/200710/Aritcle-20071011231707.shtml

 

    [注28] 万润南（1946—），文革前清华大学的高才生，曾与胡锦涛同学；20世纪80年代的标志性人物，北京中关村民营高科技“四通公司”创始人；万润南先生具有高超的企业操作技巧，在他的领导下，四通公司迅速成长为全国电子信息产业的一支重要力量；万先生是八九民主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九十年代海外民运的重要领导人；现居美国。《为什么共产党

“气数未尽”》发表于2006年3月29日，网址：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6/03/200603291044.shtml

 

    [注29] 许家屯(江苏如皋，1916—) ，1938年入党，曾任江苏省委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1991年出走美国。《当前没有条件平反六四》，网址：http://www.dvnews.com/gb/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9_6_6_16_39_15_162.html

 

    [注30] 姜维平（1957—），香港《文汇报》前驻大连记者，陆续以笔名在香港《前哨》杂志发表揭露中共官场腐败的文章；2000年被大连国安逮捕，以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机密等罪名被判刑；案件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2006年因病提前释放，2009年流亡加拿大获难民身份。引用言论见《中国正处于撕裂状态——访前香港〈文汇报〉记者姜维平》，网址：http://www.dvnews.com/gb/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9_5_2_14_15_46_47.html

 

    [注31] 王丹（北京，1969—）八九民运学生领袖、中国海外民运领袖之一；多次被中国政府逮捕入狱；1998年流亡美国；2001年6月获哈佛大学东亚系硕士学位，2008年获哈佛大学东亚语言系博士学位。引用言论见《平反‘六四’在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行》：http://www.dvnews.com/gb/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9_5_1_10_6_44_831.html

 

    [注32] 刘晓波（长春，1955—），文艺学博士，从事自由写作的异议人士，多次被中共逮捕，关押，劳改。曾任独立中文笔会会长。2008年11月，因撰写《零八宪章》和组织签名，被监视居住至今。

 

 

（七） 中共“溃”而不“崩”的其它多种理由

 

 

    令人遗憾的是，暂时还没有见到将“自组织哲学”作为工具引入政治学领域的文章，本文可能始作俑。

 

    如果我们将中共视为一个“自组织系统”，那么，前面重点论述中共“溃”而不“崩”的三大理由——“枪杆子硬”、“笔杆子软（实力）”和“钱袋子丰”——都体现了中共的“自组织能力”，都是这个庞大的“自组织系统”生存、发展的结果。而中共具有强大的“自组织能力”，则可以视为它“溃”而不“崩”的第四大理由。

 

    中共这个“自组织系统”还继承、发展了几大“溃”而不“崩”的能力（理由）。下面接续四大理由依次叙述如下：

 

 

    第五，中共拥有一支庞大的、“用组织路线控制确保对中央效忠”的官僚队伍，牢牢地控制着13亿人民。这个官僚系统虽然存在腐败和各自为政的现象，但基本上或表面上还是服从中央的。任何一位敢于“犯上”不执行中央决策的基层官员，随时都可能被摘掉乌纱帽，甚至引来牢狱之灾。虽然中国大陆每年发生数万起对政府不满的上访、请愿等事件，但由于民众的分散，中共的打压使之群龙无首，无法形成合力，因此，对中共的整体稳定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有人估计2009年是个“多事之秋”，但我的看法恰巧相反。经过2008年底2800位县委书记进京轮训，今年对3080位县级公安局长和3000多位县级检察长轮训，在轮训期间请有关专家讲课面授机宜，请同行介绍平息群体事件未造成社会震荡的成功经验，会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这些基层官员化解矛盾、平息事态、打击首要、安抚群众的方法和技巧。现在，对县级官员的轮训面在继续扩大。这些受训官员回去后，为确保乌纱帽，制造“优良政绩”，将更加坚决地、积极地掐灭群体事件的苗头。一般发现几十、几百、最多不过几千、万把人聚拢在一起，来势不对，便由“父母官”亲自出面，用“胡萝卜加大棒”及时地予以瓦解。中央也会在硬件上给各地大力支援，例如在县政府、公安局和其他敏感部门公开或秘密安装监视器，将参加闹事的人群摄入镜头，然后在密室中回放，一一甄别，锁定头目。“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按图索骥，抓捕几个为首的，就没有人敢带头聚众闹事了。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平衡利益，惩处个别肇事官员，撒点“金钱胡椒面”安抚部分群众，就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呈现出风平浪静的太平景象。杜绝街头聚众闹事，从表面上看不到“有人反对共产党”，到年终总结时，这个县的官员就会受到上级的表扬和嘉奖，得到赏识的有功者还可能晋级升官。由于这个庞大的官僚群发挥了“灭火器”的作用，因此，我估计2009年不会再出现2008年瓮安、陇南那样数万聚众与政府严重对抗的群体事件，社会秩序的表象可能比以前更加安宁、稳固。

 

 

    第六，继承毛泽东创造的“群众专政”方法，运用得更加精致细腻了。   

 

    你见识过中国大陆戴着红袖章、睁着一双双鹰隼般的眼睛，在街头巷尾四处游弋的老大娘和老大爷吗？那就是“群众专政”的典型形象。用“80后”的现代词语表述就是：“‘群众专政’行为艺术的动态场景”。

 

    “群众专政”是毛泽东的发明，其实质是通过洗脑、利诱和胁迫，将群众网罗为共产党的“线人”（即告密者），监督和控制“地富反坏右”以及其他种种“阶级敌人”，用以巩固毛泽东的铁血统治。

 

　　1949年中共建政后，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责任层层落实，直达社会基层。城市最终落实到居民委员会、居民小组；农村最终落实到村一级（集体化后称“生产队”）。将赋闲、退休的家庭妇女、小脚老太太、白发老大爷们组织起来，以“维护治安”、“防止阶级敌人破坏”为借口，布满街头巷尾，严密监视人民的一举一动。当年，这个群体中小脚老太太数量最多且最积极，因此荣膺了一个戏谑的称号：“小脚侦缉队”……这种罗网致密的基层社会结构，不容许街坊邻里眼中的陌生人频繁出入，一句牢骚、半句怪话，落入婆婆姥姥竖起的耳朵里，便是线索，密报到街道党支部、派出所，这人就可能大祸临头，甚至产生灭顶之灾。因此，只要某人有反对共产党的思想萌芽，只要邀约几个陌生年轻人频频来往，就会被群众监视，偷听（那时还没有普及窃听器）……当上世纪60年代出现大批量饿死人的灾祸时，涌现出多如牛毛反对中共和毛泽东暴政的青年人。三、五个青年人聚集在一起，先是发牢骚，讲怪话，随后便议论模仿电影里面的地下党采取行动……但是，那些小型聚会无一不被“破获”，通通被冠以“反革命组织”罪名遭到残酷镇压。绝大多数“反革命组织”都是经由“群众专政”发现线索才得以侦破的。毛泽东将法西斯统治发展到了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缜密、最精细的地步，建成了世界上最庞大、最完善、最有效的监视、告密系统。这种严密监控所有人（监控者相互监控）的基层社会，把监控和管制“阶级敌人”的任务交给“群众”，所以命名为“群众专政”。[注33]

 

 

    2008年8月8日举世瞩目的29届奥运会在北京开幕，第二天，美国排球队教练的岳父在光天化日下被人刺死在旅游景点钟楼，外地来京的杀人者跳楼自尽。这个偶发的惊天大案，震动了全世界。人们，特别是聚集北京的众多外国人议论纷纷，奥运期间是不是还会出现这种恶性事件？当天晚上，北京全市开展了又一轮密如蛛网的挨家挨户紧急排查，将一些有正当理由、持有关部门证明来到首都、但与他家庭住地的公安部门联系后有点不放心的外地人，一律强制性地礼送（提供车票）出北京城；混进北京或来历不明者、有前科或犯罪嫌疑者，一律由公安机关收容后甄别。从案发的第二天起，落实责任，分片包干，加强街道居民的巡逻和旅游景点的安检……这些举措确保了奥运期间的安全，杜绝了类似事件再度发生，显示了“群众专政”的巨大威力。人口千多万的北京城，没有严密的“群众专政”基础，哪能做到这样精致细腻呢？

 

 

    第七，高科技的发展使监控微电子化   

 

    周局长继续说：“……稳定对于我们来说实在太重要了。我们现在在各地特别是北京的大街小巷都安装了不计其数的监视器，不瞒你说，北京已经是世界上安装监视器最多的城市(30多万台)。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们必须随时监视可能发生的不安和动乱……自从邓小平离开后，中国的强人时代已经结束，如果现在再出现1989年的动乱，党政军中没有一个强人可以控制局势，更没有一个人有胆量朝示威游行的人群开枪。那就是说，中国将陷入无法预测的混乱甚至动乱。所以，我党内部已经达成共识，一定要把任何不安和骚乱消灭在萌芽状态，而监视和控制不安的最好办法就是在全国各大城市的街头和广场安装高科技的监视镜头，把全国人民置于我们24小时的监控之下……我们之所以并不隐瞒我们在大街小巷安装的监视人民的镜头，主要的原因是让他们知道害怕，知道自律，让他们知道，我们在盯住他们看，国安部这个老大哥会记住你们的。你现在去问一些群众，你们为什么不敢上街游行示威？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会说，我们怕他们会记住我的脸。是的，我们的监视镜头会记下每一个冒犯我们的人民的面孔。”

 

    自称“民主小贩”的杨恒钧博士是写畅销间谍小说《致命系列》的怪才，上面这段话是从他写的《情报局长》第三章《窃听风暴之爱情故事》中摘录的。虽然是小说，但关于监视器的描绘却是真情实景，毫不夸张。[注34]

 

 

    “6·4事件”后，一位劳教释放青工告诉我，他其实没有参加学生运动，那天偶然撞到市政府门口，看到人山人海的大学生和市民们群情激愤地抗议，呼口号，他觉得有理，顶好玩的，便挤到人群前面声援学生，跟着大声吼了几句……后来被捕，开始他不承认，录象放映出来，在锁定的画面上看到自己声嘶力竭的“丑恶嘴脸”，不得不低下了头……那还是20年之前的事啊！

 

    据说，去年“陇南大规模群体事件”后，根据监视器的录象抓捕了幕后操纵的“黑手”……

 

 

    目前中共加速了监控手段的现代化，设备升级换代，越来越先进，并普及到基层，对全国人民进行全方位、全天候监控。应该广泛地宣传这种新形势，避免人民群众因不知情而遭受无端的伤害和无意义的牺牲。

 

    此前，具有诗人遗传基因的艾未未先生写出了诗一般优美语句：

“户外运动中没有什么比民众捡起石头扔向暴政更优美的动作了。”——尊敬的艾未未先生，您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应该知道砸石头的灾难性后果。1989年6月3日深夜北京街头对戒严部队砸一个石头，便引来一梭子真枪实弹，倒下一片鲜血淋漓无辜者的尸体和终生残疾的伤员……现在，中共县一级衙门通通安装了公开的、秘密的监视镜头。青年人涉世不深，读到您这句话觉得好玩，检起一个石头仿效了一个“优美动作”……被抓、失学、失去工作、录入档案失去前途、直至判刑的……是不是有？您不知道，我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只有作为“案犯”的当事人及其家属才知道。您是颇具号召力的名人，很可能产生名人效应，我似乎听到有年轻的生命因此在黑暗无援的牢房里轻声地啜泣。而砸几个石头泄愤，对政权的专制性几乎毫发无损，反而会刺激他们加强镇压。我有个小小的请求，您是否可以在下一篇博文中再提及这句话并作点补遗，甚至撰写专博提醒一下年轻人，这种行为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注33]

 

    我建议，今后最好不要号召对专制政权搞无益有害而又无效的偷袭小动作。如果觉得有必要号召人们张贴标语、“涂牌”或“摘牌”……请在发出号召之前，先提醒青少年可能面对秘密监视器。我们是成年人，是长辈，有不可推诿的责任保护青少年，保护我们的后代。

 

 

    中共的统治得以继续发展、壮大，还有许多理由和优越条件。例如：

 

    中共掌控了全国的资源和经济命脉，可随时逼仄“捋虎须者”的生存空间。焦国标为写作《讨伐中宣部》失去了北京大学教师的工作；贺卫方在“西山会议”呼唤民主及其它大胆言论，被北大变相流放到新疆石河子大学……[注36]

 

    改革开放后中共的政策，明显地向社会精英倾斜。“不惜一切代价发展经济”，培植和壮大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在这30年里，不断提高了政治和经济地位。“屁股决定脑袋，肚子指挥嘴巴”，坐在一个不错的位子上，住在高级公寓里，出门有车代步，吃香喝辣，满嘴的油腻和蜜糖粘住了双唇，除了感恩戴德，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如果按捺不住一定要多嘴饶舌，焦国标、贺卫方就是榜样，而据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如果还不闭嘴，进一步就是胡佳、高智晟和刘晓波等人的待遇。何去何从？听君自便。中共针对社会精英中的政治反对派进行拉拢、收买、分化和有选择的进行镇压，得到的回报是中产阶级的拥戴和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安分守己（犬儒）。

 

 

    托“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之福，中共拥有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优秀人才库”，时至今日已拥有将近百万“海归”。留学生选择回国，一方面是对海外民运失望，不愿意在国外将青春白白耗费；另一方面，表现了他们对国内变化和进步的认同。他们的内心并不认为专制政权那么可怕，也不苟同“共产党会很快垮台”的说法。他们从小立志报答祖国，学成回国参与建设无可厚非。中共各级政府机关和各行各业因势利导，对海归与国内成长的人才一视同仁；中央及地方组织部门，有意提拔一些专才和通才，充实各级领导岗位，逐步置换落后、老化了的官僚体系。最近，我有幸上了一些大陆网站，发现了海外人士难以见到、令人惊叹的“世外桃源”，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层出不穷，灿若群星。光是迁就中共一党专政提出政治改革设想和方案的文章，就数以百计，许多独特视角和新颖见解，显现出他们对国家民族的深深眷恋和个人才情横溢。海外民运队伍虽然人才济济，确实拥有许多杰出人士，但对比中国大陆，从总的数量和后继有人来说，相差太远了。

 

 

    现在，中共给人民一个比较宽松的政治、经济环境。在对社会严密控制、不使一党专政受到冲击的前提下，给人民一些有限的自由，在允许范围内个人可以在文化、经济等多种领域自由发展。经过历年的高压和驯化，使大多数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远离政治，不敢挑战中共对政治权利的垄断，几乎没有人提出“政治分享”。中共掌控的文化资源推出丰富的、五花八门的视听艺术（例如各种电视连续剧等），争夺眼球，转移了人们对政治的关注，消耗了人们的精力。

 

 

    中共凭借经济实力开展软硬兼施的外交，分化、瓦解了“国际敌对势力”，拉拢了不少“友好国家”……国内民运人士，由于不了解情况，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用人权压中共让步”，寄予了过多的不切实际的厚望。实际上，国际社会也是相当功利的，美国人永远会将自己国家的利益摆在第一位，历史和现实给这一事实作出了有力的充分证明。美国敢于攻打阿富汗、伊拉克，敢于威胁伊朗、北朝鲜，但布什总统绝对不敢动中国一根毫毛。2008年金融海啸使美国自顾不暇并在经济合作、解脱困境方面有求于中共，因此，著名民运人士张鹤慈先生分析说：

“在中国走向世界的开始阶段，中共有求于西方，人权外交还有一定的约束力。但现在中共财大气粗，反过来世界有求于中共，因而人权外交已经寿终正寝。”[注37] 现状是中共根本不在乎某些西方国家说三道四，不会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再度将大批民运人士释放到海外，胡佳、高智晟、刘晓波等人可能面临长期关押。没了西方国家多嘴饶舌的后顾之忧，中共将肆无忌惮地镇压敢于冒头的异议人士。

 

 

    中共分化、渗透和瓦解海外民运势力，防止他们集结成团的政策非常奏效。用天安门之子王丹的话说，“海外民运每况愈下”；另一位天安门之子熊焱在一篇纪念“六四”二十周年的文章中沉痛地指出：二十年来，我们行动缺失，缺少明确的目标，没有一个有效的组织，喜欢争斗、没有存大同的包容，滥用了千万美元（美国和台湾支持的民主基金）连一个办公室也没有买下来……[注36]

 

    凡此种种，上述每一项都可以做一篇大文章，都显示了中共“自组织能力”的强力延伸和发展。——暂时将上述六项综合为“中共‘溃’而不‘崩’第八大理由”。

 

 

    国内外许多民运人士以及其它反对中共的力量，认为只要我们不断地“反”，持之以恒地“反”下去，总有一天中共会垮台的，“退党”要退垮它，“拖”也要拖垮它。这种意见正确的一面是，从长远的未来看，中共确实会在某一天寿终正寝；值得商榷的一面是，这个“长远的未来”究竟多“长”？10年？20年？50年?……本文通过（二）至（七）节剖析的结论是：中共虽然“溃烂”了，但不会“崩塌”，它已经炼成一个“超稳定系统” ，会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保持它的稳固！——预测是很难准确的，如果一定要追问具体的时间维度，我只能说：是这样僵持下去，我们这一辈人看不到中国民主化的那天了，现今40岁以上的人恐怕都难以见到。

 

    从“6·4”算起，我们“反”了20年，效果怎样？以往那种反抗方式，除了让我们之中的某些人蹲大牢、吃苦头之外，起了什么作用？所有关于中共垮台或在一场经济危机中丧失政权的判断，都不过是美好的一相情愿的幻想和将遥远的未来推移到切近的眼前而已，对自己、对国家、对黎民百姓没有任何好处。中共巨大生存能力的现实教训了我们，这种僵持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现在，中共不但没有任何垮台的迹象，而且“愈反愈强”，具有无可动摇、无可挑战的稳固地位。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与之对抗，而不能“换一种活法”？我曾哀叹：今年是中共建政60周年，如果按照目前写点文章，搞点群体事件小动作，就这样僵持下去，大家就等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吧！

 

    这是我个人观察、阅读、思考后博采众长的结论，请各位批评、驳斥、指正、争辩和补充。也许，“中共‘溃’而不‘崩’”的结论可能被批驳得体无完肤，一钱不值；也许，通过赞同者集思广益，可提供更多的佐证，支持中共“溃”而不“崩”的判断。总之，我们不能想当然，不能沉浸在浮华虚假的幻觉之中，不能故意营造一个“中共即将垮台”的幻象，要严肃地面对真实的现实，在高度清醒认识的前提下更好地设想中华民族的未来。

 

 

　　最后一条，第九，没有武装革命的敌对势力，没有真正可以与中共进行较量的敌对阵营。换句话说，中共太强大，反对中共的力量太弱小，就像摆在泰山面前的“一抔土”，弱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

 

　　自从李泽厚和刘再复开展“告别革命”对话以来，中华知识精英和民众几乎形成了共识，不能采取“以暴易暴”的方式推翻共产党。已故天才学者杨小凯先生首创

“反革命” （反对革命）理论，他在90年代初写的《中国政治随想录》，对不能革命和无法革命作了详尽精辟的论述。[注39]

 

    目前的反对意见是，不应该压制或排除用武力推翻中共的选择，不能捆住人民的手脚，不赞成与中共和解。持有或曾经持有这方面意见的人士有：高光俊、徐水良、刘水、曾节明、张三一言、刘蔚等先生。[注40] 问题在于，

“没有文化框架的支撑和生态底座的承托”（王力雄语），武装夺权的基础与实力何在？在现代高科技如此发达、对手无比强大的条件下，从哪里弄来一支比中共更强大的武装力量用以实现夺权理想？从哪里搞来这样一笔天文数字、上万亿美元的资金来开展革命？即使武装革命打响了第一枪，没有人响应，没有民众拥戴，国际社会也不会支持一个新出现的嗜血暴力集团。

 

    孙中山先生搞革命东奔西走，向西方民主国家苦苦哀求

“援以金钱及武备”，但英、美等西方国家不予理睬；走投无路的孙中山，最后从列宁那里获得卢布与武器，办了黄埔军校，北伐成功。西方国家为什么不支持孙中山？因为他们对中国没有野心，不愿用金钱打水漂漂；列宁、斯大林为什么支持？因为他们看准了这是一本万利的勾当。就凭“二战”期间中国拖住日本无力从东方进攻苏联这一条，无论老毛子花了多少万卢布（美金）都是值得的。更何况分裂出一个苏联的仆从国蒙古（150多万平方公里），现在又搞定了从清朝手中夺取的3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晚年的孙中山发觉“跨党分子”的野心后，对“跟俄国人的交易感到后悔”，临死之前埋怨西方国家不愿意用金钱支持他，以至于铸成大错。

 

    海内外“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源于中华暴力文化的长期熏陶。在苦苦追求进入上层社会不得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滋生和蔓延着鄙视庙堂、蔑视官府的“酸葡萄”思想，进一步演化成武装起义，改朝换代的暴力行动。中国历朝历代都如此，至今还涌动着这种思绪的暗流。实际上，中国再也不需要刘邦、项羽、孙中山、毛泽东式的，视百姓生命为草芥，以攫取个人权力为宗旨的“革命”，“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历史到1949年已经止步了。

 

    高光俊先生写了《如何推翻中共》(http://www.boxun.com/hero/200808/gaoguanjun/)一书，但现实条件不允许他搞武装斗争，为了生存，在美国奋斗一年拿到法学硕士学位后现在纽约当执业律师。上述高光俊等各位以及所有赞成用武力推翻中共的先生们，如果你们一定要坚持己见，请逐条严格批驳本文

“中共越战越勇，越战越强”的论断。当你们的雄辩和有效行动使人心悦诚服时，我愿改弦更张，公开承认判断错误，在你们麾下的“武装革命队伍”里随鞭执蹬，效犬马之劳。如果你们无法推翻本文“中共无比强大”、“武装革命是以卵击墙”——虽然正义在“蛋”这边——的判断，则请服膺真理，放弃你们的主张，改变你们的立场，为中华民族和平有序地早日跨入世界民主文明行列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注释]

 

    [注33] 如须详细了解“群众专政”的内容，请参见拙作《一个原中共线人的忏悔》，网址：http://www./gb/6/7/14/n1386084.htm

 

    [注34] 杨恒钧（湖北随州，1965—）复旦大学法学学士、澳大利亚新兰威尔士大学硕士、悉尼科技大学博士；美国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独立学者，畅销间谍小说“致命系列”的作者。2000年后，在华盛顿和悉尼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目前居广州。《情报局长》第三章《窃听风暴之爱情故事》网址：http://www.boxun.com/hero/200808/yhjwz/1_1.shtml

 

    [注35] 艾未未（北京，1957—），著名诗人艾青之子，当代艺术家，曾在美国、日本、德国等许多国家举办过个人艺术展览。这句话见艾未未的博文《陇南起义了》，原文是“在人的所有的室外运动中，有什么比向傻逼暴君扔石头更优美的动作呢？

”，但引用的句型流传得更广泛。网址：http://www.chubun.com/modules/newbb/viewtopic.php?post_id=29889

 

    [注36] 焦国标（河南杞县，1963—），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博士，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2004年3月发表《讨伐中宣部》一文，2005年3月访问美国后，被北大除名。贺卫方（山东牟平，1960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法学家；2009年3月赴新疆石河子大学支教，预计两年。

 

    [注37] 张鹤慈（北京，1943—），祖父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张东荪（1886—1973），父亲北京大学生物学教授张宗炳（1914—1988）；1963年因与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后勤部少将孙副部长的儿子孙经武等人组织“X诗社”，被打为“反革命组织”劳教十年；上世纪90年代出国，定居澳洲墨尔本；经常有精彩政论文问世。《正面评价人权外交的寿终正寝》，网址：http://blog.dvnews.com/?p=53333

 

    [注38] 熊焱（湖南，1964—），1985年加入中共，原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生；1989“6·4”学生领袖之一；“6·4”后在北大贴出退党声明；逃亡中在列车停靠大同站时被捕，1991年出狱；1988年曾攻读神学硕士；1992年通过特殊渠道出国；1994年加入美国陆军，曾任美军驻伊拉克随军牧师；2009年5月9日获麻省高敦-康维尔神学院教牧博士（Doctor of Ministry）。纪念1989

“6·4”二十周年文章《我们需要更坚定的信念》网址：http://www.ncn.org/view.php?id=74163

 

    [注39] 李泽厚（湖南宁乡，1930—），哲学家、美学家、中国思想史学家，1992年移居美国；刘再复（福建南安，1941—），曾任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1989年出国后在美国芝加哥等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和访问学者；《告别革命

——二十世纪中国对谈录》为李、刘二人对话（刘再复执笔），1995年香港出版，影响广泛而又深远。 杨小凯（湖南长沙，1948—2004），1968年在长沙市一中（金牌中学）读高中时写作轰动全世界的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被中共高层判定为“大毒草”，后因此被判刑10年；1968—1978在劳改中自学，向同是犯人的高级知识分子请教，出狱时成才超过大学本科水平；1982年获社科院计量经济学硕士学位，1988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1990年之后为澳洲莫纳什大学终身教授；被两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奖；2004年7月肺癌逝世。《中国政治随想录》网址：(http://www.boxun.com/hero/yangxk/49_1.shtml)

 

    [注40] 高光俊（湖北云梦，1962—）1983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刑侦专业，1991年因组织地下反对党被捕，10月28日逃脱，辗转于1994年5月来到美国。徐水良(浙江富阳，1945—)，196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文革风云人物，异议人士，1998年流亡美国。 刘水(甘肃庆阳，1965—)，因参加民主运动，1989至2006年五次入狱；曾在海口、深圳等八家媒体担任记者、编辑；一贯秉持自由知识分子独立写作立场，为言论自由、民主宪政鼓与呼。曾节明，本名申曦(桂林，1973—)1996年毕业于广西大学新闻系，任职桂林电视台记者，异议人士，2008年逃亡泰国，申请政治避难。张三一言，生平不详，网络写作高手，全部文章见：http://www.boxun.com/hero/zsyy    刘蔚，生平不详，网络写作高手，写了250多篇《唤醒国人》系列文章：http://www.boxun.com/hero/flake

 

 

（八） 中共难道真的不愿进行政治改革吗？

 

    何频先生认为，当前中共

“外部：缺乏压力”，“内部：没有动力”，因此，“中共领导人近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推动民主化的可能性极小”。（见[注3]）

 

    何频先生所指的中共

“外部”，应该包括“国际社会”、“国外华裔反对力量”和“国内非共产党系统的各阶层人民”这三个部分。

 

 

    真正缺乏国际社会对中共的“外部压力”吗？

 

    中共领导人无论具有多高的个人素质、无论怎样注重形象、发型标准、面带微笑、彬彬有礼地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外国人总是先入为主地认定你是“专制者”、“独裁者”，没有通过民主票选合法上台，而是通过野蛮的“丛林法则，强者为王”，霸占了中国的政治权力。外国领导人因某种政治、经济的原因不得不与实力强大的中共打交道时，嘴上虽然不说，但内心世界、骨子里是瞧不起，鄙视的。——这难道不是“压力”？没有把一个民族视为“野蛮民族”更令人感到奇耻大辱和痛彻心脾了。今年2月温家宝遭扔鞋，胡锦涛被评为全球排行第六的大独裁者，[注41] 难道不是国际社会视而可见的“外部压力”？——只要中国一天尚未民主化，这种压力就一天也不会消失，中共在国际舞台上就得不到应有的尊严和真正的信任。现在，全世界已有70%的国家和地区民主化了，中华民族难道要再延续几十年专制，直到99%的国家民主化之后仍然不愿融入世界民族强林，顽固地一支独“秀”在文明世界的对立面吗？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全世界民主化的程度不断增高，这种压力会越来越紧迫！

 

    虽然国际社会被金融危机拖累，暂时对中共降低了改善人权呼声的分贝，但他们几百年形成的价值取向绝对不会抛弃，只要有机会，仍然会对中共施加压力。正如我们对待“坏孩子”一样，一个玩劣儿童要在大人的管教下才肯念书；一个号称具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古国总是要在国际社会的不断督促下才肯一点一点进步，难道不是国际大家庭中的一个“bad boy”吗？

 

    中美之间互不信任加强军备竞赛、澳大利亚最近斥资千亿加强针对中共的国防力量……则是看得见的压力。

 

 

    “国外华裔反对力量”主要是民运人士和法轮功。1999年法轮功遭受镇压后一直在坚毅、平和地与中共抗争，成为中共感到害怕、头痛的一支重要民间力量。截至目前为止，真正创办了具有影响力的卫星电视台（新唐人）和短波电台（希望之声）的，真正能够拉出一支支队伍在国外各城市游行向中共示威的，是不屈不挠的法轮功学员。但毕竟法轮功没有正式提出政治诉求，只是站在宗教的立场上“讲真相”。虽然宣传“天灭中共”，在国内传《九评》，号召“三退”（退党退团退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中共的打压、拦截和堵塞之下，没有构成对中共执政地位的真正威胁。

 

 

    海外民运状况则惨不忍睹，许多人打出的旗号是民主的，话语却是专制的；纷争分裂，各自为政；争抢资源，不成气候；既没有出现萨哈罗夫、昂山素姬那样的民族精神领袖，又没见具有号召力的人物站出来整合成统一的力量。但是，民运队伍中数以百计的“笔杆子”，屡屡发表剖析中共入木三分、具有杀伤力的文章，使中共感到胆战心惊，采用一切可能的方法阻止这些真知灼见渗透到国内。使这些精彩论文只是在国外流转，没有起到广泛唤醒大陆民众的作用。

 

    法轮功和海外民运这两支力量都对中共产生了一定强度的压力，但对于政治改革来说是一种“反压力”——压力愈大，中共坚持不进行政治改革的反作用力愈强。

 

 

    中共“外部”压力的主力军是“国内非共产党系统的各阶层人民”。

 

    从上层与中共“持轻度不同政见”（所谓“轻度”是中共能够容忍的不同政见）的知识精英到真心实意同情、帮助中共的知识精英，纷纷向中共建言献策，希望尽快启动政治改革。去年有一次胡锦涛会晤八大民主党的高层人士，原定两个钟头的会议，延长到六个钟头还意犹未尽。这些民主党派的主委们有多少关于国家民族前途的真心话，要亲自向执政党的领袖倾诉啊！

 

    下层民众——广大的工人、农民和城市居民——自发维权，对中共来说是最大的压力。由于一党专政，黑箱操作，缺乏有效监督，基层官员及其攀附者，必然要从欺骗、压榨民众中攫取更大的利益。最典型、最多的案例是征地、拆迁和拖欠工资。不欺压老百姓，这帮为非作歹之徒的获利就会减少甚至不够分赃。基层老百姓一直有一个“上面政策是好的，就是被下面这些贪官污吏搞坏了”的说法，所以就“上访”、用“大官压小官”的方式来寻求正义的伸张。中共这口“高压锅”也要找些出气口来减轻压力，不惜让贪腐行为过分的少数下层官员作出点牺牲，于是才出现“信访办”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机构。上级信访办下达的指示函件，确实解决了不少百分之百有理和“善于操作”的上访者的问题，具体比例不详。但如果完全不能解决问题，信访办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就没有络绎不绝的上访者了。可见，还是有不少上访者解决了问题。人们才具有希望，才会前赴后继。所谓“善于操作”的潜台词是“利益分享”。我曾经听一位熟人说，上访拿了“尚方宝剑”（信访办的批文）回来后，用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标的”对当地掌握实权的官员进行“疏通和润滑”，补偿金便顺利地到手了。

 

    如果不改变一党专政的局面，维权、上访仍然会世世代代继续纠缠下去。民意不可违，长期违反更不可。这一让中共头痛不已、执政成本大大增加、影响安定团结的问题长期存在，使党内、外，从基层到高层都看到了、认识了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只是由于形格势禁，为“保命保财”，政治改革不能启动，只好暂时这样敷衍下去。

 

    由此可见，中共“外部”不是没有压力，而是党的高压政策不准涉及，使政治改革话语缺失，压力被掩盖。不信？开放“报禁”试试，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将铺天盖地，如惊涛骇浪般滚滚而来。

 

 

    中共“内部”有政治改革的“动力”吗？

 

    让我们先看看一位入党70年的老干部钟沛璋先生的善语哀言吧。

 

    钟沛璋老先生1939年入党，曾任中宣部新闻局局长。2008年9月21日，这位84岁高龄的老“布尔什维克”发表了感人至深的演说《我们从哪里来，向何处去——走向人生终点的思考》。

 

    “乌之将亡，其音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钟老满怀忧虑、不无遗憾地说：“我……看到腐败成风、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人们普遍以谎言欺骗自己和别人，青山绿水正在变成穷山恶水，这难道就是我梦寐以求的新社会、新中国吗？……一直到1976年才认识到那套极左理论祸国殃民的危害，认识到中国的出路是必须实行民主宪政。”钟沛璋老先生最后哀怨地感叹：“我们老了，不能做什么事了。但可以把我们从哪里来，向何处去，告诉下一代。”——对下一代继承老一辈“实现中华民族民主宪政”寄托了殷切的期望。[注42]

 

    钟沛璋先生以及这样一大批上世纪70年代末先后浮出水面、中共党内良知未泯的老人，被称为

“两头真”。所谓“两头真”就是：年轻时真诚地追求真理，年老时真诚地面对现实，真诚地进行反思。其代表人物李慎之先生1999年发表了振聋发聩的《风雨苍黄五十年》雄文，赢得了国内各阶层人民的广泛尊敬，赢得了全世界的赞扬。他们之中比较著名的还有许家屯、李锐、王若水、林牧、胡绩伟……[注43] 不仅这些能写文章的老人，还有许多不写也不说的老共产党员，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反思。例如，我长沙旧居楼下那位“三八式”老干部刘爷爷（14岁参加革命，没机会学文化，靠自学达到能读报看文件的水平），经常对种种腐败现象摇头叹息，对国家前途忧心忡忡，非常苦恼。我还认识许多七老八大的老共产党员，只要能看报看电视能思考的，大部分都是“两头真”。“当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未来，实际上却在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截然相反的东西。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注44]他们全都陷入这样的悲剧之中。

 

    非常遗憾的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持稳定”的执政当局没有宽容地善待这些老前辈，生怕乱了阵脚，不但不表扬，反而将他们看成“准另类”，施加或明或暗的压力。但由于“两头真”辈分高、资格老、个个有功劳，一般也奈何不得，只好拼命压制他们写文章和阻挡文章扩散。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忧国忧民的“两头真”空怀企盼政治改革的希望，一个一个伤心地黯然离去。可以想象，即使到了阴曹地府有朝一日当他们听说中国实现了民主宪政，会像杜甫《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那样“漫卷诗书喜欲狂” ，笑逐言开、老泪纵横地雀跃欢呼！[注45]——这些“两头真”老人及其后继者，难道不是党内真诚要求政治改革的巨大推动力吗？

 

 

    即使是党内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内心深处都是向往民主政体的。你看，他们络绎不绝地把大量资金转移到国外，让老婆（有的包括二奶）孩子先行移民北美、澳洲，自己准备三、四本真真假假的护照在国内当“裸官”，为的是有朝一日发现风吹草动，便赶快弃沉船而飞逃。他们为什么选择去北美、澳洲，而不选择去古巴、北朝鲜呢？一方面是北美澳洲接纳移民，特别青睐携带大量资金的“投资移民”；另一方面是移民这些民主国家后，只要你在当地遵纪守法，对社会没有危害，非常自由，根本不用对人身、财产的安全提心吊胆。即使有人举报你的金钱来历不明，因为是民主国家，首先必须拿出确凿的物证人证，其次须经过旷日持久的法律程序，而用重金聘请熟悉当地法律的大牌律师，还可确保胜诉……不像在中国大陆，上级“丢卒保车”的权斗、反贪风向标的左旋右转、错综复杂人际关系的变换无穷、老百姓仇富心理的爆发……整日里惴惴不安，生怕夜半敲门，说不定哪天就被“双规”了，不是“呜呼哀哉”，便是“人财两空”……

 

    中共的肃贪已经部分沦为打击异己、逆我者亡的政治斗争的工具。民间流传“百万的贪官作报告，十万的贪官戴手铐” ，就是官场斗争的生动写照。现在，中纪委抓人，连这个人的单位都不通知，此人就突然失踪了。找一个隐秘的地方关押起来，先行突击审问，取得“罪证”。他们采取盯梢、暗访等方式，利用微型间谍工具进行录音录象，对各级官员秘密监控，并大兴告密之风，令所有官员如惊弓之鸟，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惶惶然不可终日，使共产党的官僚阶层面临自文革以后的新一轮恐惧。差不多所有官员都收受过来历不明、无法推却的“灰色收入” ；有时候也没有挡住年轻漂亮女人屡屡投怀送抱的诱惑。不知哪一天中纪委的人来敲门，某一笔说不清楚的灰色收入，某个小蜜在床上的录音、录像资料，便成为沦为阶下囚的“贪污” 、“腐败”罪证。官员们被迫结为各类利益攸关的帮派，相互套牢，相互依靠，以图自保。吊诡和恐怖的政治气氛打击了他们对党的忠诚度，一有机会，便逃亡到民主国家隐藏起来当寓公。动作较慢的，被抓后暗地里找后悔药吃……

 

    那么人们要问：贪官污吏既然喜欢民主政体，为什么又反对政治改革呢？本文第一节已经论述清楚了，他们害怕“丢命失财”。他们喜爱成熟的民主社会，却经受不起民主化过程的冲击。如果“有人铁肩担保他们在政治改革过程中既不会丢命，又不失财”，他们马上会改变反对的态度，举双手赞成。

 

 

    今天的中共，绝不是文革时期的中共，领导人也不是毛泽东那样无法无天的独裁者，它正在向好的方面转变和走向文明。因此，辨识当今中共高层领导是否愿意进行政治改革，不仅要“观其言”，还要“察其行”。政治家在某个时刻需要敷衍和忽悠，因此，不能用某位政治家在某个场所说的某一句并非内心真实意愿的话，给他定性，重要的是看他做了些什么。胡锦涛首创“建设和谐社会”、温家宝实干身先士卒、习近平甫上台关注热爱中国的美国人（安葬司徒雷登于杭州），都体现了他们实实在在想把中国的事情办好的良好心愿。

 

 

    有一个可以窥探胡锦涛内心世界和领导作风的实例：

 

    2008年9月30日胡锦涛视察小岗村，其“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讲话，被外界定为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基调，各界都在期盼酝酿多年的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变革即将到来。令人吃惊的是，几天后召开的三中全会竟然否决了胡锦涛的意见。《三中全会公报》中只有一处老生常谈的话：“要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也就是说，胡锦涛的改革设想和建议，遭到了与会202位中央委员、166位候补中央委员的大多数人反对。

 

    中共一把手说的话不算数，在毛泽东时代是不可想象的，这些反对者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胡锦涛提出他的看法和建议，证明他想为农民谋福利，想慢慢地一步步改革；但是，他提得仓促了，他的秘书、智囊们欠缺深入调研，没有考虑到会有那么多人投反对票。胡锦涛性格温和，不霸蛮，尊重党内同事和大多数人的意见，决不一意孤行。因此，不能简单地判断胡锦涛“失了面子”和“不够权威”，而是要积极正面去理解和评价他在党内的民主作风。由此例可见，胡锦涛在某些方面，是急切地愿意推动改革的；同时证明他是一位善于操作，深知妥协、退让的合格的政治家。——这样的领导人在台上，难道不愿意为中华民族实现民主宪政的美好前景建功立业？本文第一节已经说清楚了，时机未到，如果他现在贸然发动政治改革，胡耀邦、赵紫阳的悲剧，就是他的下场。所以，为了顺从党内多数人的意志，他还要不失时机地高喊“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6·4事件”20周年了， 媒体上发表了许多纪念文章歌颂那场“伟大的运动”，谴责共产党的血腥镇压，但很少总结惨痛的经验教训。

 

    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由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三架马车”开创的政治改革，进入了中华民族改良运动的最佳历史时期。当年，没有人认识到真心实意进行政治改革的那“三架马车”是多么珍贵，是多么难得的历史机遇。整个社会“能人”太多，七嘴八舌，指手画脚，弥漫着浮躁、轻率和不负责任的喧嚣。不管中共党内开明领导人怎样务实地艰难前行，反正是“不满足”、“不满意” ，左也是反对，右也是反对，谁的反对声音最高，谁就是媒体聚焦的“英雄”。当年，缺乏耐心、过分性急、狂妄自大的“民主力量”一次又一次地强力冲击，给中共党内保守派制造抬头的机会，终于先后迫使胡耀邦、赵紫阳两位总书记黯然下台，换上了后来的领导人，自毁长城地丧失了千载一瞬的政治改革良机。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是让胡耀邦、赵紫阳一步一步稳妥地改革下去好，还是使政治改革夭折换上后来的领导人好?——每每回顾这些痛定思痛的问题，只能一声一声长太息。

 

    今年有人提问“6·4”遭受一号通缉令的学生领袖王丹，他回答是“现在我不会参加那样的运动了”。王丹的回答是“成熟”，反过来证明当年大学生“不成熟”。——把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头等重要大事，轻率地任由毫无思想准备、血气方刚、一味猛冲猛打、不讲策略、不知节制、不成熟的年轻人手中，难道当年的“幕后黑手”们没有责任吗？那些颇受大学生景仰的导师和知识精英们，有多少人发表过重量级策略性的文章劝导学生适可而止？在一片“反对”、“谴责”的高分贝噪音中，没有一个敢于承担历史责任、敢于把牢底坐穿的知识精英站出来，于是，就这样漫无目标、放任自流地让年轻学生无止境地与政府对抗，直至血流成河惨败为止。因此，从这一视角来看，胡耀邦、赵紫阳是我们自己把他们先后“轰下台”的，学生、市民们的流血与我们成年人在关键时刻不敢肩负历史责任有关。虽然从操作层面看，没有一个具体的知识精英是真正的“幕后黑手”，但追寻历史的责任，那些此前发表慷慨激昂的鼓动性演说（文章）者，荣膺“幕后黑手”称号无可推诿。现在我们无论写多少文章来歌颂胡耀邦、赵紫阳，都无济于事，都不能弥补国家民族深受的创伤，都不能赎愆我们的历史罪责。从这样的角度看问题，不能不承认“6·4”在中华民族政治改革的历程上起了反作用。“6·4”的教训应该是，让我们懂得民主转型是一个长时期的过程，应该有耐心，不能稍有不满便冲上街头大呼小叫，把一切改革成果不负责任地冲个稀巴烂，并导致政治改革的夭折。在西方卓有成效的游行示威，街头政治，绝对解不决中国的难题。在未来的政治改革过程中，中华民族不需要轰轰烈烈的街头行动，而是需要冷静、理智，面对不同意见坐下来，通过协商和谈判，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

 

    我之所以含着热泪写下这一段不太情愿发表、可能伤害某些人的文字，是因为我必须正视和证实一个事实：在中国共产党内，绝不止胡耀邦、赵紫阳那么“零星几个”热血沸腾的民族精英，心甘情愿地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实施政治改革。他们是“一批人”，是“一个为数不少、头脑清晰、忧国忧民、切盼顺应历史潮流进行政治改革、有着高度责任感的群体”。这个群体在“6·4”之后虽然不少人受到清算出局，但大部分人沉潜下来了。他们迫不得已按捺住政治改革热情，服从“保命保财”的大局。——毕竟，他们生存在体制内，大坝溃决时将玉石俱焚。

 

    “时势造英雄”，一旦新形势出现，就会造就出新一代习耀邦、李紫阳……我们应未雨绸缪，先行警醒，大声疾呼：当新一轮政治改革启动，新一代改革之星升起于中华大地时，我们是嫌弃步伐太慢，某些措施不尽人意而走上街头猛冲猛打，直至把新的改革之星打落为止？还是平心静气，耐心等待，至少不干扰、最好是扶助他们平和地、有序地、稳妥地完成国家政治转型的历史重任？——未来将考验我们民族的智慧，知识精英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根据以上分析，结论是：中共党内不是没有政治改革的“动力”，而是，潜伏和储蓄了巨大的政治改革热情，他们被沉重地压抑了。一旦解禁，由势能转化为动能的政治改革，将如破土而出的雨后春笋兴奋地迅速拔高，将如喷薄而出的一轮红日放射出万丈光芒！

 

 

    弄清楚了中共“外部：不缺压力”，“内部：确有动力”之后，本节最后一个问题是：中共何时会启动政治改革？

 

    这个问题外国专家已经帮我们找到了答案。

 

    全球排名第一的智库、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布鲁金斯评论》“新力量”网络研究总监叶芮（Ray Yep）先生在《经济低迷和不稳定的中国：政治改革正其时？》一文中的结论是：“开放政治改革只会出现在下列情况下：共产党对其独霸权力的地位感觉良好，并相信它有能力控制这种改革的速度和方向。”[注46]

 

    这位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骨灰级”专家极其准确地说到了点子上。请注意，这个重要的结论使用三个分句递进表达：第一个分句表达的是，经过叶芮先生多年研究确认中共是愿意进行政治改革、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如果他的判断相反，中共没有政治改革的愿望，就不会写这段话。在第二个分句中叶芮先生指出，启动政治改革的首要条件是中共政权不能受到威胁，没有任何干扰；反过来说，像现在这样惟恐天下不乱，国内国外群起而攻之，就只能

“稳定压倒一切”，不但没有精力和时间去考虑政治改革，还要嘴硬再三强调“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第三个分句所谓“有能力控制这种改革的速度和方向”的真实内涵是，共产党和共产党员不能在政治改革过程中“丢命失财”，不能受到任何清算和侮辱，不能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利；政治改革必须平和地、有序地、稳妥地、没有干扰地一步一步进行。

 

    啊，天哪！“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原来只要达到这样的客观条件，中共就会放心地启动政治改革。“中共是否愿意进行政治改革”这个全世界最大、最难，连博士导师们都望而生畏、几乎无法解答的重大课题，答案就这么简单的三句话？

——嗨！草泥马，你怎么不早说呢？

 

 

    [ 注释 ]

 

    [注41] 见《恶搞“网老五”》一文，网址：http://blog.dvnews.com/?p=52384

 

    [注42] 钟沛璋（浙江宁波，1924—），1939年加入中共，1958年补充为右派；曾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中宣部新闻局长等；耋耄之年仍笔耕不辍，是一位忧国忧民的“两头真”。《我们从哪里来，向何处去——走向人生终点的思考》网址：http://www.chinaeIections.org/Newslnfo.asp?NewsID=135901#

 

    [注43] 李慎之（江苏无锡，1923—2003）国际问题专家，曾任“美国研究所所长”，20世纪末中国大陆自由知识分子代表人物。《风雨苍黄五十年》网址：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5889# 。许家屯（见[注29]）。李悦(湖南平江，1917—),著名中共党史专家，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王若水(1926—2002) ，著名理论家，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1987年被勒令退出中共，1988年离休后多次出国作访问学者，2002年在美国逝世。林牧(浙江义乌，1927—2006) ，曾任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秘书，异议人士。 胡绩伟(四川威远，1916—)当代中国争取新闻自由的重要代表人物，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因支持1989年学生运动被免职。

 

    [注44] 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

 

    [注45] 唐·杜甫七律《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注46] 互联网上暂时没有介绍叶芮（Ray Yep）生平的中文条目，《经济低迷和不稳定的中国：政治改革正其时？》网址：http://www.dvnews.com/big5/MainNews/BackrStage/2009_4_17_11_25_43_771.html

 

 

（九） 《零八宪章》商榷

 

 

    明白了“中共要达到一定的客观条件，才会放心地启动政治改革”之后，“球”，就抛到了中国人民和一切反对中共的人士这一边——我们是创造一个安宁的环境让中共有序地进行政治改革，还是继续加紧两败俱伤的“拔河赛”，让目前的僵持局面继续下去？

 

    我把“中国人民加上各类异见人士”喻为甲方，“中共及其拥趸”喻为乙方，将双方的角力比做一场“拔河赛”。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用不断运动、制造冤案的方式将一根巨大的结实无比的绳子在中间扎了一个“死结”，现在双方用这根绳子使劲拔河。实际上，当前最需要的是用善良的人性解开这个血腥杀戮、冤冤相报的死结。但拔河赛事与愿违，越使劲，这个“死结”就愈紧，愈加解不开，并可预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没有解开的希望。现实局势就是：甲方频频指责，乙方持续打压，双方坚决不让步，谁都不是赢家，让这种僵局不知伊于胡底地继续下去，劳民伤财无穷无尽地“耗”下去……我们在消耗共产党，共产党也在消耗我们，两败俱伤，最终消耗的是国家民族宝贵的人力、物力资源和尽早自立于世界民族强林的宝贵时光。

 

    甲方有人一方面严词谴责中共不进行政治改革，另一方面又加紧揭露、挤兑中共，算历史旧帐，鼓动老百姓与中共对着干，使乙方时时刻刻处于紧张状态，生怕丢失政权而不得不加强专政。在这场“游戏”中，既责备乙方无所作为（不进行政治改革），又不给乙方机会，是不是有点不公平？而要给中共创造一个放心启动政治改革的机会，离不开全国人民、主要是全体知识分子的努力。因此，行文至此，对当前形势下公布的《零八宪章》不能不提出一些个人看法。

 

 

    《零八宪章》的主要意义在于描绘了未来中国的宪政蓝图，给海内外民主力量指明了奋斗的目标。在目前冻结民主进程的情势下，有人站出来大声疾呼，抵制犬儒主义，表现出来的道德勇气令人钦敬，也起到了一定的振奋民主精神作用。但是，

 

    第一，《零八宪章》表现了知识分子的狂妄自大、傲慢无礼和好为人师：你们共产党人不懂什么是民主政治，让我们来教你们一招吧！——说毛、朱、刘、周不懂西式民主？说邓、李（鹏）、江（泽民）、朱（镕基）不懂三权分立？说胡、温、习（近平）、李（克强）不懂西方政治结构……岂不是天大的笑话！或许原来毛时代有些基层官员不太明白，但这么多年来，不少官家子弟都送到西方去镀了金，遍地都是海归，即使只听听回国人员侃大山，关于西方的事都耳熟能详了。特别是政府官员年轻化、知识化之后，争论又如此激烈，中共体制内对民主宪政几乎人人了如指掌。我在大陆时接触的官员，从上（部长级）至下（村干部），没有一个不懂的。实际上，《零八宪章》所涉及的政治思想主要内容，早在一百年前的晚清时期那些奉命出洋考察的大臣就基本搞清楚了。

 

    民运人士格丘山先生对中共不愿接受

“初中水平”的《零八宪章》百思而不得其解，搞笑了一个“幼儿园水平”版本的《零九宪章》，并调侃地说“如果共产党仍然不同意，只能退回到娘肚子里去重生了”。[注45]

 

    现在不是“懂不懂西式民主”的问题，而是“中共是否启动政治改革”的问题。中华民族当务之急是如何打破“中共寸步不让，不启动政治改革”的僵局。只要中共像上世纪70年代末那样搞政治改革，事情就好说，什么都好办了。因此，当前中华民族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创造条件让中共启动政治改革”，而不是用一个什么文件去“教训”、刺激中共。今日之中国，不需要七嘴八舌的“政治宣言”，需要的是兢兢业业的务实行动。《零八宪章》在这样的重要历史关口，没有把握住时代的主旋律，而是说了一通人所共知、在互联网上随时都可以搜索到的老生常谈，迫使中共加强专政，起了反作用，令人深感遗憾。

 

    第二，萧翰教授指出，《零八宪章》

“在现有形势下，其可操作性等于零”。“而目前的宪章如果全部实行，共产党必然成为全国人民的敌人。要求共产党经过改革把自己改造成沦为阶下囚的国家之敌，共产党能答应吗？”如果没有进行“可行性”探索，就匆匆发表《零八宪章》，则起草人和签署者的政治智慧，明显不足；如果明明预计到没有“可行性”却强行公布这样对抗性文件，向中共施压激化它的专政本能，与当前“如何重新启动政治改革”的时代主题背道而驰，令人对知识精英“政治智慧的指向”难以理解。[注46]

 

    第三，《零八宪章》秘密操作，准备一朝突然公布，大约是想“给中共一个措手不及”。但中共早已嗅到气味，按兵不动是需要进一步摸清情况，“等蛇出洞”，锁定一个较为广泛的目标。当征集签名达到303人时，传来中共准备动手的风声，便匆匆忙忙提前一天公布了。这种操作方式近似于一个“秘密政党”的诞生模式，犯了中共的大忌。换句话说，假设现在开放“结社自由”，这303人中的大多数可能马上宣告成立一个以实行西式民主为纲领的政党并成为第一批骨干党员。中共最害怕反对派集结成团，更何况其中有那么多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知识精英，所以“首恶必办”，其余“请喝茶”。此前，刘晓波写的某些文章对中共的打击力度并不见得比《零八宪章》弱，但中共不破格“关照”他。为什么？因为刘晓波写的文章仅在国外流转，“出口转内销”只有不到千分之一的网民能看到，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个人行动，影响面不大，无足轻重。而对刘晓波、余杰、王怡那么几个散兵游勇的特许“宽容”，开个小小的“民主窗口”可制造良好的国际形象，向西方国家展示中共的“开明”。现在刘晓波带头越过“结社”界线，秘密串联搞“准政党”，这个“口子”绝对不能开，所以就请君入瓮了。鉴于金融危机的拖累国际社会对中共降低了改善人权呼声的分贝，如果不增大营救力度，刘晓波等异见人士如不具结悔过，有长期失去自由的可能。

 

    第四，《零八宪章》的具体内容也有瑕疵。所谓“宪章”只是一个大前提，一些原则，指明大家努力和前进的方向，要尽量回避写入有争议的具体问题。《零八宪章》写上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联邦制），马上就有人拒绝签名，因为他不同意“联邦制”，或者偏爱“邦联制”、“两院制”……在“宪章”中写上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不考虑尽可能团结最大多数，缺少民主协商和理性思考，似乎是还没有起步就拒绝一部分人参与。《零八宪章》没有涉及民主支持者见解一致的“基本福利”问题，反而涉及了许多民主支持者可能存在争议的问题，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第五，《零八宪章》“描绘了未来中国的宪政蓝图，给海内外民主力量指明了奋斗的目标”。其实，海内外民主力量（参与、支持或关注民主运动的人）对这样的目标早有不同程度的与闻，关键是要唤醒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活法”的广大民众。由于中共的打压、封锁和阻挠，真正需要看到《零八宪章》的大陆网民大约只有千分之一（按3亿网民计算为30万人，其中大部分是“民主力量”）。因此，在中国大陆现时条件下，《零八宪章》的启蒙作用难以尽善尽美地发挥，难以广泛地传播。

 

 

    萧翰教授2008年12月13日在《忧思录之十一》中，针对

“零八宪章”之缺陷和不足，思考与提供了一些切合中国政治改革实际需要的设想和指导性原则，摘要如下：

 

    《零八宪章》在现有形势下，其可操作性等于零；

 

    目前的宪章如果全部实行，共产党必然成为全国人民的敌人；

 

    要求共产党经过改革把自己改造成沦为阶下囚的国家之敌，共产党能答应吗？

 

    既然是政治行动，就应该考虑它在社会各界最大程度的可接受性；

 

    要解决一个一定程度具有决定性的问题，即如何让中国共产党接受其中所有观点；

 

    中国未来的政治道路，应该是在和平推动中完成宪政改革，共产党必定是其中最重要的力量，不能把共产党当作敌人看待……而目前的宪章如果全部实行，共产党必然成为全国人民的敌人；

 

    中国未来的宪政改革必须是没有敌人的政治；

 

    结束（专政）这一过程，需要给共产党及其重要成员一些基本承诺；

 

    清帝退位，国民政府给出《优待清室条例》——和平建新政权是要代价的；

 

    将近一百年，中国人的政治眼光应该高于清末，而不是连清末都不如，但这份零八宪章的政治水平不及清末孙（中山）袁（世凯）；

 

    中国未来的政治，如果要走和平转型的道路，在理念上必须彻底抛弃敌我思想，要将中国共产党作为改革的同盟者——甚至改革的主力对待；

 

    由于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将近60年里，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穷灾难，而且迄今依然手握大权，如果宪政的和平改革不能给他们起码的制度性宽恕方案，要让共产党来革自己的命，无异于痴人说梦；

 

    要使得共产党成为和平宪政改革的同盟者甚至主要改革者，必须有一些“污点国父”——他们可能在这个体制内获得了巨大的不义之财和地位，但是只要他们主导或者推动宪政的和平改革，除了应该将他们及其家族的财富按一定比例退还国库，其他一概既往不咎，并且保护他们家族的一切安全，使他们在此基础上成为与广大无罪国民权利平等的公民，如果他们成为国家重要领导人的，以后卸任了也绝不秋后算帐，上述政策应该也是针对其他一切共产党官员的做法；

 

    这些具体方案都是宪法性文件，具有各界不可凌越的法律地位；

 

    这些问题都应该进入公开、和平与理性的讨论阶段。（见[注46]）

 

 

    我们要认清政治改革的目的是改变不合理的制度、不平等的游戏规则，而不是打击参与游戏的竞争对手；我们要消除他们疑惑、紧张、不安和恐惧的心理；我们要改变邪恶的现状，而不是制裁从邪恶现状中获得利益的人。萧翰教授的《忧思录之十一》，就包含了这些道理。这个文件是目前我看到的，在现实条件下最具前瞻性、最富想象力、最通情达理、最接近实际需求的政治改革设想和建议。这些宝贵的设想，一条都不能缺，否则中国就不会出现政治改革的局面。而上述这些条款，在《零八宪章》中一律阙如。从中国需要平和的宪政转型来看，《零八宪章》是一个好心办错事，起反作用的文件。

 

    但是，萧翰教授的文章，仍有很大的局限性，最根本的一条是

“不彻底”。他是站在某个想象的、虚拟团体的立场上说话，以“我”为主来“促进”中共进行政治改革。“我”是谁？中国人民、民运人士、知识精英？……实际上这个“我”除了代表自己之外，“我”的“有形团体”并不存在，也没有谁有资格代表这个“虚拟团体”。因此，现阶段如果启动政治改革，只能以中共为主体，让中共来主持和操作，不存在其它任何与中共对等谈判、平起平坐的替代力量和组织。“中国和解智库”没有充分理解上述状况，闹出了尴尬场面。成立于2007年6月8日的“中国和解智库”及其《冲突与和解》网站(http://www.chinareciliation.org)，集结了许多知识精英和有关中国政治和解的高品位文章。2008年11月2日在首届“推动中国进步奖”颁发给智库的大会上，发起人王光泽先生不无遗憾地感叹：“中国和解智库曾经公开发表呼吁”、“此种呼吁连同其他的呼吁，全都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回音。”——现在中共有恃无恐，不考虑政治改革，根本不需要与谁“和解”。智库的一班书生议政（其中许多人签署了《零八宪章》），看你们一个个憨厚得可爱，言论基本没有出格，不取缔就算顶客气了。——你算老几？凭什么给你“回音”？[注47]

 

    实际上，既无法“回音”，也没有“回音”的必要。等“中国和解智库”搞出一个中共满意、完全接受、可实际操作的“宪章”，签名人数实打实超过100万时，才有可能引起中共高层重视，才有可能指令低级别官员或外围组织与之对话。

 

    中国人民、民运人士、知识精英……由于无法成立“有形团体”，师出无名，与中共处在地位不对称、力量不对等的境地，每一个人只能代表自己。因此，任何人都不要把自己估量过高，不要奢望得到某种回答，也不要对中共指手画脚，不要提出任何不知天高地厚的要求。例如，经常看到一些“敦促中共”怎么怎么地……的文章。你有什么资格“敦促”？“敦促”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力量显示，在淮海战役中，几百万解放军形成了包围圈，毛泽东才能写出《敦促杜律明等投降书》。如果在政治改革过程中你写出了好的建议，请选用“敦请”这个有礼貌的词汇。

 

    要脚踏实地。我们的任务：第一，让路；第二，帮助。“让路”就是现阶段，不呼喊刺激中共的口号，不发表批评中共的文章，在行为上不做反对中共的事，不鼓动老百姓反对中共——一句话，不对中共政权进行任何威胁，站在一旁耐心地等待中共启动有序的政治改革。至于帮助，则要看你的心愿和能力，你不愿意帮助，只要让路就行了；如果你愿意帮助，则可以写文章，讲道理，告诉和劝说老百姓“让路”对中华民族、国家前途的重大意义，给中共创造一个真实的安宁的政治环境。

 

    但是，我深深相信，中共在启动政治改革时，可能成立一个以八大民主党为基础，增聘一些研究宪政的学者专家，甚至延揽部分有真才实学的异议人士，组成一个带有顾问、参谋性质的“咨询委员会”，以便协助他们更好地完成民主转型的任务。

 

 

    中华民族自晚清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的“宪政起步”开始，花费了整整100年的宝贵时光，耗费无法尽数的财富，在血流成河、相互杀戮的刀光剑影之中，温和的、渐进的改良屡屡被暴烈的、激进的革命扑倒，至今尚未建成“宪政体制”。绕了一个 “百年宪政历史大怪圈”之后，目前，我们又回到了“宪政起步”的原点。

 

    中华民族最著名的“社会发展路径依赖怪圈”是《三国演义》开头“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句话。大规模农民起义每隔几十年或两、三百年来一次。起义暴民将所有社会成果打了个稀巴烂，积累的财富洗劫一空，一切又得从头开始。

 

    我能记起来中国文学描写的“怪圈”是鲁迅先生短篇小说《在酒楼上》借主人翁之口说的一段话：

“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来了……”[注49]

 

    中华民族的“百年宪政历史的怪圈”是世界上时空绵延最长、涉及人口数量最多的特大型怪圈。今天活着的每一位中国人，目前仍陷在这轮硕大无朋的历史怪圈的末端。是随着“怪圈”沉沦，又开始新一轮“宪政大怪圈”的旅程，还是从这轮“宪政历史大怪圈”的末端奋勇地挣扎出来？是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严肃而又紧迫的课题。——我想，整个中华民族应该没有一个人不愿意体面地从历史的怪圈中走出来。

 

    要走出这个“宪政历史大怪圈”只能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而希望中共启动政治改革，则需要彻底颠覆我们头脑中原来视中共为“敌人”的观念——虽然这种“敌对观念”是中共造成的，但我们要主动率先将其颠倒过来——承认中共是现实中国主持政治改革的唯一主体。在先进的知识精英“让步”、“帮助”的表率作用带动下，全国人民作出天翻地覆的让中共满意的彻底让步！

 

    要让步到什么程度？

 

    让中共现任领导者、离退休的老一辈领导人，无一例外地同意和支持政治改革；让7400万中共党员放心，赞成和支持政治改革；让占全国人口0·4%、掌握70%社会财富（此数据有几种版本，不一定准确）的暴富者以及“贪官污吏”组成的“权贵利益集团”在政治改革前、后不受到任何清算、追查……必须达到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顶级专家叶芮先生的研究成果所指出的条件：

“共产党对其独霸权力的地位感觉良好，并相信它有能力控制这种改革的速度和方向”。

 

 

    初次听到这样惊人的“让步条件”，你会一蹦跳起来，大声嚷嚷：天哪！这不是“投降”吗？——是的，从某一视角看问题，确实是投降，而且是自动自觉地彻底缴械投降。请冷静下来，除此之外，现实中国没有任何启动政治改革的可能。从表面上看，我们是向中共投降，但实质上，我们是向民族和国家的前途投降，向我们子孙后代的福祉投降。中华民族要想解脱中共的政治锁链，必須忍辱负重，摒弃一切“忍无可忍”的前嫌，超越“上帝的玩偶”这种自身角色的局限，升华到更高层次的思想境界，才能走上“融入符合人类普世价值的世界文明大家庭”之路。

 

    什么叫“无可奈何”？什么叫“忍辱负重”？思考吧，争论吧，“上帝的玩偶”们！——写作到这里，我不禁热泪盈眶，不能自已到几乎失声痛哭。写作到这里，我将本文的标题“走出中华民族百年宪政历史的怪圈”的“走”字改为“挣扎”——绝对不是轻轻松松地“走”出来，而是万般痛苦地“挣扎”出来。

 

 

    [注释]

 

    [注47] 格丘山（1942—），个人网页：http://www.webspawner.com/users/jhuang/index.html。老先生的观点见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8/12/200812301822.shtml《09宪章——一部共产党没有理由拒绝的宪章（草案）》。

 

    [注48] 萧翰，原名叶箐（浙江天台），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个人在新浪网络创建“追远堂”博客,《忧思录之十一：关于〈零八宪章〉》网址：http://www.chinareconciliation.org/list.asp?Unid=1546

 

    [注49] 王光泽(河南信阳，1972—)，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硕士，著名记者，评论员， “中国和解智库”创办人之一，现居北京。 《革命伦理昌兴与政治和解的困境》网址: http:// boxun.com/hero/200811/wanggz/1_1.shtml

 

    [注50] 鲁迅《在酒楼上》网址：http://www.xiaoshuo.com/readbook/0011031885_16947_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