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容提要 ]

 

    本文對“中共為什麼不進行政治改革”、“中共為什麼不會垮台”作了透徹的剖析；從深層次挖掘出“只要達到一定條件，中共還是願意進行政治改革的”；最後提出了一個驚天動地的“全國人民和知識分子作出徹底讓步，讓中共啟動政治改革的可操作方案”。

 

 

掙扎出中華民族百年憲政歷史的怪圈(下篇)

 

——讓中共放心啟動政治改革的可操作方案

 

 

作者/陳沅森

 

 

[目錄]

 

上篇（一）  中共不進行政治改革的癥結何在？

 

    （二）  中共“潰”而不“崩”第一大理由

 

    （三）  難道不會發生軍事政變嗎？

 

    （四）  中共“潰”而不“崩”第二大理由

 

    （五）  中共“潰”而不“崩”第三大理由

 

中篇（六）  中共是一個正值壯年的“自組織系統”

 

    （七）  中共“潰”而不“崩”的其它多種理由

 

    （八）  中共難道真的不願進行政治改革嗎？

 

    （九）  《零八憲章》商榷

 

下篇（十）  政治落到實處是一個操作問題

 

    （十一） 釋十四疑

 

    （十二） 結束語

 

 

 

（十） 政治落到實處是一個操作問題

 

 

    中華民族繞了一個 “百年憲政歷史的怪圈”，目前，又回到了“憲政起步”的原點：面對一個與大清帝國同樣龐大、臃腫、腐敗、拒絕政治改革、統治術卻更加精湛的專制集團。一百年來仁人志士拋頭顱、灑熱血追求民主憲政的艱辛努力不但付諸東流，還產生了與憲政背道而馳的惡果。這是什麼原因呢？我們認真地反省過嗎？痛苦地檢討過嗎？一個世紀屢戰屢敗，難道與中華民族知識精英的思維和行為方式沒有干係？任你列舉多少客觀原因，怎樣巧舌如簧辯駁，知識精英應該承擔失敗歷史的主要責任是無可推諉，無法抵賴的。

 

    既然不是個別、偶爾、短暫的失誤，而是一百年、幾代人、前仆後繼的重大失敗，為什麼不好好反思一下，中華民族知識分子究竟存在一些什麼樣的群體性缺陷？為什麼不好好探查一番，我們承傳的五千年文明遺產中有哪些糟粕和劣質基因？如果能夠查清“病因”，總結經驗教訓，便可“對症下藥”，切除掉我們頭腦中遺傳的那段劣質基因，洗刷掉我們身上與生俱來的性格缺陷，拋甩掉壓我們肩膀上沉重的文化歷史包袱，認清形勢，重新起步，輕裝前進，邁出堅實的步伐，一步一個腳印地努力向前，在中國大陸實現民主憲政目標。

 

    為此，經過悲涼、沉痛、長時間的苦苦思索，我不自量力地初步探索了一些中華知識分子的群體性缺陷：

 

 

    第一， 狂妄自大、“能人”太多

 

自古以來，青年俊才讀了十來年書，便自以為“老子文章天下第一”，自視甚高，自我感覺良好，幻想登高一呼應者雲集，展雄才大略，遂“治國、平天下”之宏願。

 

儒家經典《禮記·大學》倡導“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真正做到前三項，對自身和社會大有裨益；壞就壞在後面兩項，鼓勵所有的讀書人“治國、平天下”。書生們並不知道自己不具備“治國、平天下”的素質和才幹，一窩蜂地霸蠻往這條窄路上瞎撞，不僅誤了自己，還對社會產生了消極後果與危害。

 

    人的一生，究其實，不過是一個“過程”：一個“由生到死”時間不斷消逝、一個來來往往地域不斷變換、一個進進出出肉身物質不斷新陳代謝的“過程”。“縱有千年鐵門檻，終需一個土饅頭”，誰都逃不脫大自然鐵的規律。什麼名滿天下、家財萬貫……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問題的關鍵在於，在這個長、短人各不同的幾十年、至多不過百年的過程中，我們究竟應該怎樣生活？怎樣做人？怎樣才能不負此生，不枉到人世間走了一遭呢？

 

    站在這個哲學的高度思考，就發現中華文化遺產中存在許多誤區，上述“治國、平天下”便是典型一例。

 

    讓我們來看看曾經擔任中共黨魁的知識精英瞿秋白的臨終遺言吧。瞿秋白先生臨刑前寫出了震撼人心的自述《多餘的話》，他哀怨地感嘆：“為什麼每一個讀書人都要去‘治國平天下’呢？個人找一種學問或文藝研究一下不好嗎？”、“其實，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爭論，‘和和氣氣的過日子’。”[注51]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名震寰宇、叱咤風雲的共產黨領袖臨死前，吐露了與“階級鬥爭”截然相反的人生真諦。

 

    中國古代典籍和現代文獻中，太多了鼓勵青少年“做人上人”、“成名成家”的格言和語錄： “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學成文武業，貨與帝王家”、“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以天下國家為己任” 、“帝王將相，寧有種乎？” ……但是，幾千年來，出將入相者，到底有幾多人？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次次失敗後，哀嘆“生不逢時”、“懷才不遇”，在鬱鬱寡歡淒冷寂寞中，了卻“百無一用是書生”的殘生。上述這些鼓勵青少年“往上爬”、“出人頭地”的格言和語錄，千百年來，不知誤了多少人家的子弟啊！

 

    根據馬斯洛“人生需求五層次說”，人在滿足生理、安全、社交需求後，還需要得到他人的尊重。但是，獲得他人尊重只有“學而優則仕”一條窄路嗎？人類數千年社會生活、生產的信史證明，無論在什麼領域，只要通過誠實勞動為社會作出有益的貢獻，都會獲得尊重。例如，當今在深圳，一個優秀的模具鉗工，企業爭相聘用絕對不愁失業，其工資不低於一個有真才實學的碩士，並受到廣泛的尊敬。在加拿大，早幾年缺少廚師，這兩年高級技工、家庭護士等許多行當的能工巧匠奇缺。

 

    中國大陸每年新增找不到工作的百萬大學畢業生，家長們為什麼不鼓勵自己的孩子學一門手藝呢？學一門手藝精益求精，一輩子不求人，技藝隨年齡增長，收入按歲月增加，所到之處，人人尊敬。我記得，才女陶樂誦在回憶文章中寫了遇羅克烈士的母親曾鼓勵兒子學手藝，例如當一名理髮師。要知道那還是文革時代，這位可敬的媽媽，具有多麼可貴的遠見卓識啊！[注52]

 

    中華大地自古以來逞能、爭強、好勝的人太多。其實，我們大多數人絕對不是能人，只是一輩子自以為是，時時處處指責他人，到頭來庸庸碌碌，無所作為，想出人頭地不得而牢騷滿腹的平庸者。由於投身政治場攪渾水的“能人”太多，大家競相扎堆在“治國、平天下”的狹路上，人人慾“遂平生管（仲）樂（毅）之志”，“一匡天下”。於是，各自為政，互不相讓；天下紛爭，王朝更迭；兵燹戰禍，連綿不斷。——綜觀中國歷史，大多數政治災難並不是庸人造成的，而是自命不凡的“能人”不甘寂寞的所作所為。

 

 

    有着深厚自戀情結的知識分子“能人”，一個典型是上世紀50年代的柳亞子先生。

 

    早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毛澤東在廣東就結識了名滿天下的南社大詩人柳亞子。1949年建政前後，毛澤東與柳亞子詩詞酬唱，借柳的詩名提升共產黨領袖風流儒雅的形象。誰知“聖眷甚隆”的柳亞子領會錯了上意，竟然向毛主席提出讓他來當政務院（後改為國務院）總理。未能遂願，在詩句中負氣地說要回老家分湖隱居。毛澤東用“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的詩句予以挽留，化解了柳亞子的不滿。

 

    滿腦子舊學、儒家思想，曾狂妄地放言自己是“中國第一流的政治家”，年老力衰之際，猶念念不忘“治國、平天下”，覬覦共產黨的“宰相”位置，這不是頭腦冬烘、不自量力、自以為是的“能人”嗎？柳亞子在舊體詩詞方面有一定造詣，但絕不是“政治能人” 。自秦漢以降，這樣誤己、誤人、誤國的書呆子實在太多了。幸虧登基之初，毛澤東還有點雅量，一笑了之，沒有讓柳亞子“牢騷太盛頭顱斷”。[注53]

 

    由此看來，中國教育的整改要落到實處，社會、教師、家長要提倡、誘導、鼓勵、勸慰中等文化的知識青年、大專生，甚至大學本科生，自覺自愿去做工、務農（絕對不能強迫）。不要讓青年人的眼睛老盯着“國家神器”（當官），動不動就空口打哇哇“為國為民干一番大事業”。要讓他們認識到，“大事業”需要的人才極少，且要求一些特殊素質，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的人，不具備“幹大事業”的才能和氣質，一輩子也得不到那種微乎其微的際遇。要改變社會上做工、務農是“下賤職業”的錯誤觀念和風氣，使“去工廠、農村干出一番出色的成績”成為青年人的理想。讓他們認識到社會上人才需求量極大的“七十二行”，不僅是謀生之道，同樣可以“行行出狀元”！只要肯放下身段深入工廠、農村，邊實踐邊鑽研，三、五年之後，文化優勢就會讓這些青年在他從事的行當中脫穎而出，成為出類拔萃的能工巧匠。這時，他不僅為社會創造了實實在在、看得見的財富，還收入超群、家庭迅速進入小康。在生產中取得良好實績提升了社會地位，就會廣泛地受到人們的喜愛和尊敬，成為群體中的佼佼者。這樣人才分流，人盡其才，就沒有那麼多人爭搶着去“治國平天下”了，大家“和和氣氣的過日子”，“老婆孩子熱炕頭，小康生活不用愁”，平安快樂地走完人生歷程，不是比那些苦苦追求出人頭地、一輩子鬱郁不得志、甚至惹來殺身之禍的知識分子，活得更舒心、更安逸、更瀟灑、更幸福嗎？

 

    我來加拿大後發現，加拿大的青年似乎沒有中國大陸青年那麼多煩惱。目睹許多在餐館裡端盤子，在街道上收集垃圾的年輕工人，男男女女，盡職盡責、快快樂樂地忙忙碌碌。他們不稀罕名滿天下，不追求出人頭地，不擔心別人瞧不起（實際上加拿大幾乎沒有人蔑視平凡體力勞動），對擁有一份自食其力的工作心滿意足。

 

    在中國大陸實現民主憲政理想的過程中，狂妄自大的知識分子“能人”要越少越好。

 

 

    第二，不辨真假、輕信盲從

 

    八旗兵1644年入關，清王朝統治中國大陸268年。由於腐敗顢頇、故步自封，到十九世紀中葉，已衰敗不堪。又由於妄自尊大，不能與時俱進，頑固地拒絕開放口岸，不准西方人來華做生意，於是發生衝突。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多次與列強交手，在堅船利炮面前不堪一擊，屢屢喪權辱國，割地賠款求和。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青年知識分子對國家積弱積貧痛心疾首，便一窩蜂地把眼光投向西方，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那個時代的中國，遍地都是“主義”。什麼“民粹主義”、“民族主義”、“自由主義”、“實用主義”、“虛無主義”、“犬儒主義”、“無政府主義”、“機會主義”、“民主主義”、“專制主義”、“社會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都引了進來，真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許多人剛剛宣布信仰某個“主義”，又聽說“XX主義”更好，便三番五次改換門庭。大多數人對各種“主義”並沒有深入研究，拿不定主意，看了一本淺顯的入門書，便對某個主義崇拜得五體投地；聽了某位名人一次演講，便跟着起鬨。人云亦云，輕信盲從；不辨真假，暮楚朝秦；變化多端，隨波翻滾。柳亞子先生便是一個，有詩為證：“孔佛耶回付一嗤……獨拜彌天馬克思”。（見[注53]）青年李沛甘心儀無政府主義，他從這個主義的祖師爺巴枯寧、克魯泡特金的譯名中各取一字組成“巴金”，作為後來成為大作家的筆名。

 

    在這樣混亂狀況下，“馬列主義”乘虛而入，所謂“十月革命一聲炮響，把馬列主義送到了中國”。“馬克思主義”遠隔重洋，雲遮霧繞，高深莫測，被某些權威學者（如李大釗、陳獨秀等）吹噓成拯救中華民族的靈丹妙藥，據說“好得不得了”。這時，中國知識分子的群體性缺陷就暴露出來了，成千上萬的青年知識分子放棄原來的信念和理想，不辨真假、輕信盲從，紛紛趨之若騖，後來形成一股聲勢浩大奔向延安的“盲流”（盲目流動）。每一參與的個體都深受這股盲流之害，但同時又壯大了盲流的聲勢貽害更多的人。

 

    其實，大家只聽說馬列主義“好”，但究竟“好”在哪裡？是不是真正能夠“拯救中國”？卻說不出一、二、三。根本沒有經過自己的頭腦思考、分析，便跟着鸚鵡學舌，奉為圭臬，與狼共舞……請問，通讀了馬克思主義經典《資本論》的有幾人？當年的“革命隊伍”中，沒有一個。莫說當年《資本論》還沒有翻譯成中文，就連俄語專家、“馬列主義權威”瞿秋白，都坦率地承認自己沒有讀過（見《多餘的話》）。據說，另一位“馬列主義權威”王明，可將《資本論》背誦如流，但對政治操作一竅不通；1937年這個書呆子從蘇聯回國到延安，旋即被毛澤東整得灰頭土臉，差點被毒死。毛澤東將馬列主義庸俗化、實用化，他在延安時作報告說：”你能吃小米(吃苦)嗎？能走路(行軍)嗎？能吃小米，能走路，就是馬列主義。” ——照他這樣解釋，農民起義領袖李闖王的隊伍也可以算為“馬列主義” 。

 

    當年那麼多北大、清華以及其它大學的高才生放棄學業，如飛蛾撲火般地投奔延安，不是輕信盲從又是什麼？像王實味那樣“飛蛾撲火，連小命都丟了”的，不知凡幾。上世紀80年代，中國大陸出現了一批“兩頭真”的黨內離休官員和學者，如李慎之、許家屯、王若望等，他們的覺醒和坦誠令人感動和尊敬，但截至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現一個“兩頭真”，對他們早年是如何“真”心投入革命進行批判，總結經驗教訓。

 

    輕信盲從“馬列主義”將其引入中國“功莫大焉”的另一位“偉人”是孫中山。早年的孫中山上書清廷，乞憐賞識，希冀平步青雲；沒有得到回應鬱郁不得志，反過來便投身革命。他經常奔走南洋、美、英等國家募捐。1911年，他到美國募捐，沒有募到一分錢，連生活都無着了，只好到餐館去端盤子。10月10日後不久的一天，他正在侍應客人，餐館經理走過來對他說“孫逸仙，你的電報”，“啪”的一聲將一份電報甩在他端着的盤子裡。孫中山打開一看，原來是“武昌革命成功，速回國任大總統”云云——鬧出“美國的企抬（孫已入籍美國）當中國大總統”這則大笑話（見唐德剛《晚清七十年》）。

 

    民國之後，袁世凱、北洋軍閥走馬燈似地奪權。由於沒有實力（武裝），孫中山“革”來“革”去，連自己安身立“命”之地都沒有了。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他飲鴆止渴，接受蘇聯的盧布和槍械，辦了黃浦軍校和按照列寧主義重新組建國民黨，實行蘇聯顧問提出的“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於是，養癰遺患，讓共產黨寄生在國民黨內得以發展壯大。

 

    晚年的孫中山最後還是醒悟了，“馬列主義”不適合中國，但悔之晚矣，共產黨已成氣候。他沒有深刻反省，而是埋怨美、英帝國主義不出錢支持他革命，開脫自己“有奶便是娘”投靠蘇聯的罪責。孫中山培植了“馬列主義”的信徒橫行中國大陸，肆虐中華民族幾十年。

 

    中國知識精英不辨真假、輕信盲從，難道不應“負有失敗歷史不可推諉的責任”嗎？

 

 

    第三，誇誇其談，不善操作

 

    大多數剛剛從大學大門走出來的青年，只有一些書本專業知識，沒有或很少具備實際操作經驗，要參加工作若干年後，才解決將理論運用於實際的問題。而對於非專業又跨行搞政治的知識分子來說，不但相關理論知識不足，而且對政治操作一竅不通。“一竅不通”通過虛心學習可以通幾竅，但糟糕的是，大多數書生蔑視操作，認為“這有什麼了不起？”、“太簡單了”，以為自己“天生便會”或可“無師自通”，以為只要“懂得道理”了，就必然會“操作” 。實質上“懂道理”和“會操作”是兩碼事，大多數情況恰巧是“懂得道理”了，卻“不會或不善於操作”。書生們致命、盲目的自信和自負，有時達到非常可怕的程度。其實，“搞政治”落到實處，關鍵是一個如何“操作”問題。方向和路徑確定後，操作得當與否成為實現政治理想不可逾越的障礙。

 

    世界上做任何一件事，都存在“廓清它的道理”和“怎樣去完成”兩個部分。“廓清它的道理”，就是要具有一定的理論知識；“怎樣去完成”，則是符合實際的操作過程。“理論”和“操作”兩個部分相輔相成，就能把一件事辦好；兩個部分不相符、不對稱或某一部分缺陷甚大，事情就辦不成或辦得不好。

 

    打開各工種的《工人技術等級國家標準》一看，對於一個工人的要求也分為兩個部分：“應知”和“應會”。“應知”是要求工人懂得這項技術的基本道理，解決理論認識問題；“應會”則是要求工人能夠熟練地操作這項技術，能夠按技術要求干出某種難度的“活”。從學徒工開始達到“二級工”，“應知”“應會”各有幾十條，規定工人應該具備哪些理論知識和干出某種難度的“活”，條文很細緻、煩瑣。越往高級別走，理論難度與“活”的難度越大，但條文越來越少。到最高級別“八級工”“應知應會”合併為三條，除了這種技術最高操作難度的相關要求，其中一條是“對本廠生產關鍵提出有效措施”——這家工廠生產線上遇到的所有問題，要求“八級工”都能有效地予以解決。實際上，這種要求使“八級工”達到了“工人工程師”的高水平。

 

    文革期間，長沙水泵廠接到一台特大型軍工水泵的加工任務，因為設備和技術條件的限制，全廠工程師和高級技工都望而生畏，束手無策。任務緊急，只好作為“政治任務”出榜招賢。一位在機械工廠勞改多年、身懷絕技的右派分子帶領幾個青年工人用“螞蟻啃骨頭”的方法按時按質完成了加工任務，軍工代表給他的特殊獎勵是“摘掉右派分子帽子”。著名的“倪志福鑽頭”就是1953年青工倪志福在完成一批“抗美援朝”的合金鋼板高難度的鑽孔中發明的，倪志福被評為勞動模範，最後升任國家領導人。

 

我舉出對工人的要求和這兩個實例的目的是說明：在現實生活中，許多時候，不是缺乏理論，而是操作上卡了殼，無法完成任務。為什麼要求工人重視操作呢？因為工人干出的“活” ，是眼睛看得見的東西，操作不到位便出次品或廢品。知識分子從政，操作得當與否可能一時看不出來，等到災難性後果降臨，敗局已定，人已出局，時過境遷，便沒有人去追究具體操作時哪個步驟失誤了。

 

落實到本文的主旨，當前中華民族要實現憲政理想，不是理論問題沒有解決，而是參與的知識精英不善於操作，造成了目前這樣僵持的民族困境。前述《零八憲章》還沒有進入操作程序，便碰得頭破血流，不能不引起知識分子警醒和重視。現在要“解套”，從實現憲政理想的僵局中解脫出來，就必須提出匪夷所思、出奇制勝的可操作方案。如果“提不出克服這些極具‘中國特色’的妙方，中國大陸的民主化不會有希望，中共的一黨專政將長期高枕無憂。”（李國政語）

 

   

 

    自孔夫子至王安石，到康有為……書生主持政治改革無不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重理論、輕實踐”，不善於操作。他們常常試圖走捷徑，指望畢其功於一役，一舉定乾坤，缺乏長期堅持做細緻工作的思想準備。他們議事時唾沫橫飛，說得頭頭是道，大道理一篇又一篇；處理具體事務，則心急火燎，手忙腳亂，全無細密操作的耐心。一個不諳人情世故、不注重平衡利益、不善於化解矛盾、無法駕馭複雜局面的人，學問再高，理論再多，如何能夠治理好國家？許多書生以救世主的姿態居高臨下，頤使氣指，動不動就訓人；他們拼命爭奪了主政的最高名分，卻看不起或不願親自處理細緻、瑣屑的日常事務，當“甩手掌柜”，事無巨細任由下面人各行其是卻不能控制整體局勢；他們喜歡聽諛詞，獲得讚揚便飄飄然，喜形於色；一旦忠言逆了耳，便火冒三丈，暴跳如雷，拍桌打椅；或者三句話不對頭，便拂袖而走，甩手不幹了，容易中保守派的奸計。其實，政治從來就是妥協的產物，憑一時意氣，不知退避讓步者，哪有資格主政呢？多數書生主政，空談理想，不腳踏實地，懵懂毛躁，不知事情的輕重緩急，不識人心之險惡，把勾心鬥角、暗流洶湧的政治場當作輕鬆愉快的周末派對（party，聚會），焉有不敗者？一旦大勢不妙，本人方寸先亂，進退失據，最終錯失歷史機遇，直落得“黯然銷魂，唯別而已矣”。書生主持政治改革失敗，往往激發了人性中最骯髒的“惡”，使歷史倒退，保守派重新掌權，造成國家民族無可挽回的重大損失。

 

    蕭翰教授批評《零八憲章》的政治水平不及清末的孫中山、袁世凱。我們要問，為什麼在理論普及、資訊發達、有前人經驗可供借鑑的今天，今人反而不及前人呢？因為孫、袁是經過複雜政治鬥爭長期歷練、老謀深算的操盤高手，非常注重政治權力轉移過程中的可操作性，連哄帶逼，迫使清帝遜位，避免了大動干戈。而起草《零八憲章》的劉曉波等人是書生議政、紙上談兵的純粹理想主義者，根本無視對方的存在，絲毫沒有考慮政治權力和平轉移過程中對方的利益和承受能力，一相情願地只顧自說自話，把可操作性撇在一邊，因此，搞出個不倫不類、可操作性等於零的東西，還迎來一片讚賞之聲。由此可見，中國知識精英群體性地蔑視操作是何等嚴重。因此, 中國知識精英今後在介入政治時，要在操作層面上緊急補課，狠下一番工夫，應該把“操作”看得與“理論”同等重要；在目前蔑視操作的狀況下，甚至比“理論”更為重要。

 

    茲舉三則書生意氣在政治鬥爭中操作失敗的事例如下：

 

 

    “戊戌變法”的領袖康有為，缺乏“改良運動”是一個長時期漸進過程的思想準備，急於求成，毛躁冒進；見光緒皇帝是個“有職無權”的傀儡，竟企圖採用“謀殺慈禧太后”的暴力手段來推動變法，結果事不機密，徹底失敗，以六君子喋血刑場、自己亡命天涯告終。

 

 

    1967年1月13日，是文革中最黑暗的一天，因為這一天決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的“死刑”。這天晚上，毛澤東玩弄“貓戲老鼠”的政治遊戲，用自己的小車，將處於困境中的劉少奇突然接到人民大會堂“談心”。因為畢竟共事40多年，延安時代擁戴自己有功，此時毛澤東尚未下定“置劉少奇於死地”的決心，他要看看這個政治對手是否徹底臣服。如果劉少奇痛哭流涕，自己掌嘴，跪地求饒……毛澤東是性情中人，樂意欣賞對手投降的場面，或會網開一面，饒劉一命。但劉少奇沒有識破毛的險惡用心，仍然以平起平坐的“同志”姿態請求“辭去黨內外一切職務，回延安或老家湖南寧鄉去種地”，並說“廣大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希望儘快結束文化大革命，解放他們”。毛澤東顧左右而言他，言不及義。談話完畢，毛不動聲色地將劉送出門，目送這位“死不悔改”的政敵絕塵而去……劉少奇不善於操作，看不出“死生一線”的玄機，失去了求生的最後寶貴機會。“長舌婦”江青適時進讒：“幹部是主席的幹部，他有什麼資格多嘴饒舌？他這是韜諱之計，妄圖保存實力，東山再起。”——於是，“打倒劉少奇”、“甄別幹部擁毛還是擁劉”的“文革”政治遊戲升級，最終導致劉少奇在單獨囚禁和絕望的飢餓、病痛中死亡。雖然任何人無法改寫歷史，但如果劉少奇善於操作，在生死關頭演出一幕跪地求饒的活報劇呢？

 

 

    “6·4事件”中，當我看到報載5月16日趙紫陽與來訪的戈爾巴喬夫的談話“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需鄧小平同志掌舵”時，大吃一驚，頭腦中立即冒出“趙紫陽完了”幾個字。怎麼能這樣說呢？這是撇清自己，在關鍵時刻，把一切責任推到鄧小平身上啊。且不說報恩，你是鄧小平提拔上來的，現在學潮鬧得這樣厲害，應該挺身而出，大包大攬，將一切責任捆綁在自己身上，這樣，上面的人就會保護你，無論如何不會落到“軟禁到死”的地步。在我們這個世界上，某些事“只能說不能做”，而另一些事“只能做不能說”的淺顯道理，普通老百姓都懂，你這位大政治家不懂？即使“黨內鄧小平掌舵”是事實，也絕對不能公開說出來，更不能對外賓說，否則就是“背叛”，就得下台。在官場歷練數十年的總書記，如此欠缺政治操作功夫，真令人扼腕嘆息。趙紫陽此舉不但沒有減輕自己的責任，反而將同情學生、舉棋不定的鄧小平推到保守派一邊，最終使十年改革成果毀於一旦，聚集的改革力量遭受沉重的打擊和清洗。

 

    另一說是：趙紫陽公開黨內秘密是有意“把學生運動推給鄧小平，同時把鄧小平推給學生運動，導致血案發生。”——那就不是操作失誤，而是個人意氣用事，暗中使絆，將個人進退、榮辱置於國家民族改革成敗大業之上，涉及道德問題了。——從趙紫陽的正直、大公無私等優秀品質來看，我無法苟同這種說法。

 

 

    其實，中國古代先賢早已指出，治理國家的關鍵是操作問題。老子《道德經》第六十章“治大國若烹小鮮”就通過比喻指出了政治操作的重要性。前人沒有弄清楚這句話的主旨，陷於斤斤計較詞章之中難以解脫。什麼“小鮮很嬌嫩，翻來覆去容易弄碎，比喻治理國家不能折騰”、“烹飪的關鍵是火候要掌握得恰到好處，比喻治理國家要恰如其分”、“治理國家要循其自然，不能朝令夕改”……各種解釋，不一而足。

 

    廚師，這個職業要求的理論水平並不高，懂得一些菜餚、配料的基本常識就足夠了；但炒出來的菜好吃不好吃，關鍵落實在拿着勺子站在爐火旁的操作過程。同樣的菜料、同樣的配料，內行與外行炒出來，味道天淵之別；同樣的菜料、同樣的配料，不同廚師炒出來，味道風格各不相同，就是操作差異的結果。“烹小鮮”光注意“不翻來覆去弄碎了”、“火候掌握得恰到好處”，並不能保證這道菜好吃。須認清最終目的，是“炒出來的菜合口味，好吃”；要胸有全局，操作時照顧到方方面面的細節，最後才能端出一盤鮮美可口的佳餚。在操作過程中，如果“一着不慎”，將“滿盤皆輸”，最後“小鮮”這道菜就不好吃了。所以，“治大國若烹小鮮”這句話的真實含義是：“治理國家的道理不難，關鍵在善於操作”。治理國家，要胸有全局，目的是國泰民安，國富民強；在處理具體事務（即操作）的過程中，要小心謹慎，照顧到方方面面的細節，要平衡利益，化解矛盾，求同存異，妥協讓步……最終形成合力，使政治清明，經濟發展，老百姓安居樂業。古往今來的大政治家，如劉邦、朱元璋、毛澤東……幾個是死啃書本、迂腐的碩學通儒？他們都是小知識分子，但在達到他們目的的實際操作中都是頂尖高手。

 

    在中國大陸實現民主憲政的過程中，如果由全局在胸、善於妥協的政治操作高手擔綱，輕重緩急，按序進行；有條不紊，穩步推進；則大功告成，必有時日。如果由目光短淺，不諳操作的知識分子“能人”掌盤，急於求成，急躁冒進，反而會壞事。

 

 

    中華知識分子還有許多群體性缺陷，例如：互不相讓，喜歡紛爭；缺乏溝通，固執己見；不知妥協，不識權變；急躁易怒，反覆無常；任性使氣，不計後果；缺乏耐心，韌性不足；不肯認錯，不願懺悔；倡導愚忠，至死不悟；自視甚高，無知人之明；相互蔑視，看不起他人；逃避責任，缺乏團隊精神……不必一一對號入座，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此處就不羅嗦了。

 

 

    [注釋]

 

    [注51] 瞿秋白（江蘇宜興，1899—1935），政治家、散文作家、文學評論家。1927—1931年曾兩度擔任中共最高領導人，1935年被俘後多次勸降不從，被槍殺。《多餘的話——瞿秋白臨終遺言》網址：http://www.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37790

 

    [注52] 陶洛誦，北京才女，現居澳大利亞。她在長篇紀實回憶錄《生之舞》中記述了遇羅克家的這件事。網址：http://www.fireofliberty.org/oldsite/leve14/issue17/2-shengzhiwu-cover-TLS.htm

 

    [注53] 柳亞子（江蘇吳江，1887—1958），民主主義者，著名詩人。《空言》：“孔佛耶回付一嗤，空言淑世總非宜。能持主義融科學，獨拜彌天馬克思。”《柳亞子先生詩詞作品賞析》，網址：http://www.wjllzx.com/show.aspx?id=15&cid=35

 

 

（十一） 釋十四疑

 

 

    “讓中共現任領導者、離退休的老一輩領導人，無一例外地同意和支持政治改革；讓7400萬中共黨員放心，贊成和支持政治改革；讓占全國人口0·4%、掌握70%社會財富的暴富者以及‘貪官污吏’組成的‘權貴利益集團’在政治改革前、後，不受到任何清算、追查……”——全國人民須作出這樣苛嚴的、天翻地覆的徹底讓步，中共才會啟動政治改革。

 

    當我博採眾長、集思廣益地總結出中國人民給中共作出徹底讓步的上述“底線”時，肯定會有許多人提出異議，提出許許多多疑問。根據可能提出的十四個大問題，一一解答如下：

 

 

    問題之一：“執行這種徹底讓步政策，連貪官污吏的財產都不追究了，有何公平、正義可言？”

 

    答：在中國大陸實現民主憲政的過程中，“公平和正義”不是第一位應考慮的因素，第一位應考慮的因素是如何儘早減輕、結束正在發生的“不公平和不正義”。

 

    公平和正義是相對的，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公平、正義。即使是加拿大這樣典範的民主國家，也經常出現許多不公平、不正義的大大小小事件。但是加拿大有一種非常好的機制：第一，儘可能防止不公平、不正義的事件發生；第二，出現了不公平、不正義的事件，有投訴、講理，使問題得到解決的評判機構；第三，輿論對不公平、不正義一致譴責。

 

    我承認，在財富占有方面執行這種徹底讓步政策，是不公平、不正義的。但如果在這個問題上死死糾纏下去，要在改革的過程中迫使“權貴利益集團”的每一成員極不情願地交出帶有恥辱標記大部分財富，他們就會反對政治改革，目前的僵局就無法打破。而繼續僵持下去，他們的財富又會進一步增長，貧富差距將進一步擴大。我們可以設身處地想一想：當“我”冒着身家性命風險（隨時可能被“雙規”）已經擁有巨額財富時，是否心甘情願交出大部分？大多數人是不情願的，只有極個別豁達的理想主義者，才樂意拱手相讓。因此，為排除啟動政治改革的阻力，我們不得不忍痛不公平、不正義地徹底讓步。人們應該有這樣的思想準備：政治改革最終給我們帶來國家安寧、人民幸福的歡快結果的同時，在改革過程中還可能給我們帶來某些損失和痛苦。上述讓步，就是政治改革給我們帶來痛苦的實例。只有忍辱負重，才能爭取到國家民族的光明前途。

 

    其次，我們承認目前這種不公平、不正義，恰巧是快刀斬亂麻，儘早斬斷不公平、不正義的鏈條，為國家的未來，為子孫後代創造一個公平、正義的環境。

 

    在國內時，我曾研究微觀經濟多年，以“松鬱郁”等筆名發表過數十萬字關於銷售學的文章，被一位教授命名為“非學院派經濟研究者”。在這一研究中，我對財富聚集過程獲得了較為深刻的認識和理解。古今中外，在自由市場，財富永遠向少數能人集中。這些能人，具有獨特的“親財敏感”和一些特殊的“聚財素質”。他們起步時兩手空空，或者只有很小的本錢。但是，他們在市場上摸爬滾打，犀利的目光很快就會發現高於常規的賺錢門道（俗稱“生意眼”），依靠機智靈活的操作手段，迅速賺取了第一桶金。本錢增大後，他們又會發現適合自己更大的生意眼，使贏利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最終成為資本家，財富過億……大多數人由於目光短淺，不善操作，只能賺幾個辛苦錢和生活費，與聚財能手不可同日而語。

 

    當然，除了在市場上打拼，成為富翁還有兩條途徑：繼承遺產和運氣特別好。繼承遺產，一般是有個好爸爸或其他富有的親友；運氣特別好，例如中了六合彩的頭獎。從“時運”這一角度看問題，我們可以把當今財富來歷不明的富翁成功的原因看作是“時機好，運氣佳”——他們遇到了“不惜一切代價發展經濟”的“黨媽媽”，他們遇到了“制度性腐敗”的絕佳時機。這樣一想，就心平氣靜，不耿耿於懷，不會氣不忿了。

 

    社會財富往少數人手中集中，是自由市場經濟的必然規律。美國的石油大王、白手起家的億萬富翁洛克菲勒在剛剛成為百萬富翁時曾經說過：“現在，把我的財產全部剝奪，例如一場大火燒得精光，讓我赤手空拳到市場中去闖蕩，過幾年，我又會成為百萬富翁。”——財富向少數具有積財天賦的能人聚攏，是不可抗拒的市場規律。我們國家已經經歷了一個“1949年之後剝奪全部富人的財富，到1978年改革開放後財富又向少數人手中集中”的怪圈。假設現在又一次強力剝奪當今所有富翁的財富，若干年後，財富會再次集中到另外一批少數人手中（其中不乏先前富翁的後裔）。沒有任何一筆原始積累的資本敢於號稱是絕對乾淨的，所以中國當今的富翁人人屁股上有“屎”。不出事是因為政治靠山平穩，頭頂光環，富翁排行榜上赫赫有名；一旦政治異動或冰山倒了，屁股上的“屎”就是淪為階下囚的罪證。馬克思說過“資本原始積累的每一個銅板都沾滿了血漬”，馬克思追究那些獲得大量血漬銅板的富翁沒有？——因此，我們的注意力不要集中在“劫富”和“均富”方面，而是要讓富翁們把財富拿出來利用，增值。   

 

    請問各位，你們知道嗎，當今的富翁與1949年之前的財主有什麼不同？——從前的小財主與現今眾多大富翁除了財富的數量級相差天懸地遠之外，最大的不同是：從前小財主掌握的是自由資金，他們省吃儉用，將兢兢業業積累的資金不斷進行穩妥的投資，以期獲得更大的利潤。這樣，窮人就得到就業機會，國家獲得稅收，生產得以發展，社會財富呈良性循環（螺旋型上升）狀態。現今許多大富翁的財富來歷不明，是“非自由資金”，國家又在執行“反貪政策”，除了藏着掖着，就是想方設法向國外轉移，不敢拿出來進行投資。這樣的“黑錢”呆滯在家裡，除了成為貪官們自身的“不定時炸彈”（經常看到報載從某某貪官家中搜出幾百萬、幾千萬“老人頭”鈔票），對國家社會毫無益處。

 

    我有一個大膽的設想和建議，值此金融海嘯、經濟低迷的大契機，國家立法宣布：不問資金來歷，不追查原始積累過程，只要拿出來投資，一律承認為“合法資金”——執行“黑錢”在特殊歷史時期“洗白”的政策。我猜想，這批資金的總量與“溫總理宣布投入4萬億救市資金”相比，可能少一點，也可能多一點，而創造的價值將遠遠超過國有資金。私人投資效益比國家投資效益不知高多少倍，資金將很快進入良性循環。於是，中國立馬走出困境，真正的全世界經濟一枝獨秀。——即使現在實施“黑錢洗白”政策有困難，在啟動政治改革時，也必須優先執行這一政策。

 

    蕭翰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零八憲章》的“可操作性等於零”，但是，隨後自己又提出了“可操作性等於零”的另一條款：“……除了應該將他們及其家族的財富按一定比例退還國庫，其他一概既往不咎”。——這是一個貌似寬大，,實質上緊逼的設想。

 

　　請問，“按一定比例退還國庫”的政策由誰來執行？“要讓共產黨‘剝奪’自己的‘財富’，無異於痴人說夢”。其次，怎樣操作？除了採取強制性措施被迫退財消災之外，99·99%的人絕對不願意將已經到手的財富獻出一大部分來。怎樣核定某人的財富數量？原本“暗箱操作”，你估計有那麼多，他不承認怎麼辦？“應該”退還國庫，他爭辯說“不應該”，怎麼爭得清？是“民主說服”還是採用“暴力壓服”？貪官們獲悉即將執行退財政策，會趁混亂時期，將財富全部轉移到國外，溜之大吉。更令人沮喪的是，他們將千方百計阻撓政治改革……

 

    一個最重要的思考是，要讓這筆常人想象不到的龐大財富滯留在國內。

 

    我來蒙特利爾後，女兒指着皇家山掩映在紅色楓林中的一大片豪華別墅說，那是白俄們的天堂，據說他們的錢多得子子孫孫永遠花不完。1917年列寧搞“十月革命”把俄國大批富翁逼出國，許多人來到加拿大，他們的財富當然也隨着主人轉移。一個世紀以來，這些財富對促進加拿大的經濟繁榮作出了不小的貢獻，而當年的蘇聯卻變成了“餓鄉”（瞿秋白旅俄寫有《餓鄉紀程》）。現在，加拿大的多倫多、溫哥華等城市已經出現了許多華裔成群的豪華別墅區，被戲謔地命名為“大奶村”、“二奶村”。美、加各大城市的中文小報，在各類廣告中刊登得最多、最具規模的是房地產廣告。沒有華裔移民買房子，怎麼會刊登那麼多中文房地產廣告？進入5月份，加拿大的房地產業逆經濟形勢升溫，來自中國的買家已成為溫哥華房市的主力軍。2009年加拿大政府的移民政策略有收緊，惟獨放寬了中國大陸“投資移民”的數量。說得漂亮是“投資移民”，赤裸裸的說法是喝令“帶錢來！”從嘗到白俄“帶錢來”的甜頭開始，加拿大曆屆政府一貫執行嫌貧愛富的政策。——我想，大家不會希望中國重蹈上個世紀初蘇聯的覆轍吧。

 

    當前，中國在嚴格的外匯管制下，還有空子可鑽，出現成群結隊的資金外逃現象；一旦因政治震盪政策鬆弛，外逃資金會像決堤潰壩的狂瀾，後果極其可怕，中國將上演真正的“金銀空城計”。我們制定任何政治改革政策，都應該優先考慮“讓龐大的財富滯留在國內”。上述“按一定比例退還國庫”，是一種“將財富逼往國外”的錯誤設想。因此，在政治改革過程中只能執行“難得糊塗”的“快刀斬亂麻”政策：“……他們及其家族的財富……一概既往不咎”。讓這些財富重見天日後，進入良性循環，促進祖國的經濟發展。

 

    執行“難得糊塗”的“快刀斬亂麻”金融政策帶來的另一個好處是，已經逃逸到國外的資金可能回流。這種“資金回娘家”的行為應當要受到國家的表彰與歡迎，以帶動更多的資金回流。

 

    關於財富的最後思考是：我們的富翁新貴，由於致富的時間短、暴富得太容易和國家反貪政策的制約，還沒有學會怎樣合理處置巨額財富的“散財之道”（這裡的“巨額財富”不是指幾百萬、幾千萬元，而是指多少億元以上的資金）。每一個人“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積累巨額財富做什麼用？子孫賢，不需要給他們遺留巨額財富；子孫不賢，遺留巨額財富反而害了他們，成為嫖賭逍遙的化孫子和社會敗類。因此，使富翁們在臨終時心安理得地告別人世的最佳散財之道是：生前成立各種各樣的慈善基金，回報社會。這一道理在美國重要歷史文獻《財富論》中，早已闡述得清清楚楚。請看當今世界首富比爾·蓋茨先生，身體健康、年事不高的他，若干年前已成立各種基金會，將個人名下數百億美元全部捐獻給社會，本人則收穫了快樂和欣慰。不要以為散財很容易，美國鋼鐵大王老卡內基說過，“有效的散財所需要的才智和能力決不亞於、甚至超過經營致富。”當今我們中國許多富翁毫無社會責任感，毫無愛心，只知道將財富轉移到國外，自己花天酒地、紙醉金迷地“燒錢”，沉浸在溫柔鄉、愛慾海，竟日裡迷迷糊糊、晃晃悠悠、意志消沉、道德敗壞、墮落為一具具“窮得只剩下錢”、沒有任何思想的行屍走肉。但是，我估計，只要出台“讓財富走到陽光下”的政策，中國的富翁們將很快學會對得住自己的良心、用巨額財富回報社會的人生終極最佳處置方法。人們翹首以待，實施積極的、科學的散財之道的大富翁，不久將現身於神州大地。

 

 

    問題之二：“你就這麼相信中共？要是我們徹底讓步之後，他們仍然頑固地堅持一黨專政，不啟動政治改革呢？”

 

    答：“不可能！”

 

    我們要看到，目前這種僵持局面，中共上上下下都很着急。共產黨人也是“人”，他們之中許多有良知的人也同樣熱愛這個國家。現在中國大陸環境污染異常嚴重，資源枯竭，三分之一的國土已經沙漠化，國民道德已降至歷史最低水平，貧富懸殊、官民對立已逼近臨界點……這樣僵持下去，上述這些問題不但不能得到有效的解決，反而會愈演愈烈。中華民族的子孫後代，還能在這片土地上繼續生存繁衍嗎？在“穩定壓倒一切”，在“黨的組織紀律”約束下，中共上上下下都急在心裡，不敢公開談論政治改革問題。對政治改革多嘴饒舌的人都受到了嚴厲處分，大家只好噤若寒蟬，悶在心裡，只在可靠的親朋戚友面前發發牢騷。本文第（八）節已經論證了當前中共“外部：有壓力”、“內部：有動力”，有“一個為數不少、頭腦清晰、憂國憂民、切盼順應歷史潮流進行政治改革、有着高度責任感的群體”，中共黨內潛伏和儲蓄了巨大的政治改革熱情。

 

    姜維平先生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很多省一級的領導幹部，私下談論的時候很開放，很有良知，也希望推動中國民主法制建設……（掌握權力的體制內官員有這樣想法的），最起碼有三分之一。”（見[注30]）姜先生太保守了，且止“三分之一”，據我看，只要沒有“丟命失財”的威脅，中共體制內可能有95%的官員贊成或不會阻撓政治改革。中國的未來命運掌控在“權貴利益集團”以及“權貴利益集團”遴選的中共最高領導人手中，只要他們沒了後顧之憂，內部就會起變化。

 

    有許多歷史事例可以證明，“一旦沒了外部壓力，內部就會起變化”。茲舉兩例：

 

    1945年日本投降後，一位社會賢達（名字忘記了）發出警告：日本入侵中國，國共兩黨雖有摩擦，但不會改變貌合神離的攜手合作大局；一旦日本人被趕出中國大陸，國共兩黨必有一場你死我活的惡戰。

 

    1975年西貢被北越占領時，對東南亞半島歷史恩怨非常熟悉的西哈努克親王預言：美國人被趕出越南後，中越兩黨必然交惡，兩國之間必然會兵戎相見。

 

    這兩次預言，都不幸而言中。

 

    有充分的理由推斷，只要讓步到位，全國人民和知識分子共同努力，給中共創造一個安寧的政治環境，中共沒了“失去政權”的外部壓力之後，內部必然起變化。現在中共內部保守派占據上風，改革派在沉潛中待時。改革派一直在祁盼某種形勢的出現，他們在觀望反共人士的政治走向、態度和行動，是大喊大叫要“天滅”他們，“埋葬”他們，“清算”他們，還是準備作出某種妥協和讓步。當讓步達到中共認可的程度時，黨內改革派絕對不會自甘寂寞，必然會浮出水面，對“是否進行政治改革”展開大論戰，就像當年辯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樣。沒了失去政權的後顧之憂，不擔心“丟命失財”，改革派必定會得到多數人的擁戴，在大辯論中戰勝保守派，“能夠控制速度和方向”的政治改革必然會啟動。——“中共一批政治改革新星帶領中華民族進入民主憲政時代”，足以彌補和抵消這個黨原先強加給中國人民的慘烈痛苦。這些嘔心瀝血、為實現民主憲政操勞的中共領導人的名字，必將彪炳於青史，傳之千秋萬代！

 

    與其說我相信中共，不如說我對“自組織哲學”深信不疑。中共這個“自組織系統”在許多方面已經棄惡從善，回歸人性；當今的中共，絕對不是文革時期的暴力中共；當今的中共領導人，也不是毛澤東那種專橫跋扈、一意孤行的獨裁者；他們都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都是理性的人；許多人出身平民，深知民間疾苦；同時，他們之中許多人都是具有高度責任感的愛國者。因此，我深深相信，只要給他們適合的條件和機會，他們將挺身而出，排除各種阻力，帶領中國人民走上民主憲政的康莊大道。

 

    中共目前雖然沒有垮台的緊迫感，但由於反對專制政權的人太多，他們相當緊張，活得很累。每天四面八方傳來告急文書，到處要“救火”，到處要“補漏洞”。溫家寶就是四處奔跑，忙得焦頭爛額的一個典型的“救火副隊長”。梁京先生觀察細膩，指出“溫家寶今年會見各國記者，精神大不如前……六年的勞碌歲月……顯出疲態……”。[注54] 如果實現了民主憲政，就不會出現有責任心的領導人累個賊死的現象。當然，初期的事情不會少，但制度和法律健全走上正軌後，許多矛盾得到緩解，一切按部就班，領導人就沒有這樣焦心，如此操勞了。——這也是中共高、中層領導人希望走出困境，得到解脫，願意進行政治改革的原因之一。

 

 

    問題之三：“中共既然在逐漸變好，大家不要反對了，就讓共產黨這樣搞下去算了。”

 

    答：“不可。”

 

    沒有經過民主票選，“一黨專政”的國家永遠被世界各民族視為野蠻民族。中華民族受到這種侮辱性歧視的狀態必須改變。

 

    儘管中共在逐漸變好，但不徹底，總是在某些時候、某些方面，頑固地表現出專制本性。在缺乏有效監督的前提下，依靠自我整改，是靠不住的，也是不徹底的。目前仍然是少數人的小圈子獨裁，許多關係國計民生的重大決策，根本無須通過人大作形式上的審核、議定，由中共政治局幾個人說了算。而且有隱患，在某種政治氣候條件下或某個適合的時機，仍然存在出現鐵腕人物奪取權力獨裁的可能。

 

    實際上，中共內部也在裂變，隨着裂變程度的加深，它的主流聲音也會跟着起變化。難道他們之中的有識之士和開明派會相信目前這種高張力的統治方式能持續千秋萬代嗎？可以想象，他們自己都不會相信。

 

    所謂“立黨為公”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假招牌，從來就是“立黨為私”，為黨和黨的成員攫取利益。審視中共建黨88年的歷史，從奪權、建政直至如今，霸占政壇，竊據要津，一貫損害國家、人民的利益養肥自己；把全國的土地、資源、稅收視為黨產；把全國人民視為黨的工具，而且要求每一個中國人做“黨的馴服工具”，不馴服者一律趕盡殺絕。這種反民主、反世界潮流的狀況，必須改變。

 

    一黨專政要防止人民造反，要防備人民了解真相，須消耗巨大的社會資源。中共及其政府，是全世界執政成本最高的國家之一。這種不必要的社會資源浪費，應該儘快結束。

 

    中國現在是一個經濟實力強大，政治制度落後的國家，與文明世界的價值理念和利益必然發生各種各樣的衝突，僅僅把“和平崛起”叫得震天價響，很難讓人放下心來。

 

    中國民主化是國際大家庭安全鏈的重要一環。獨霸政治權力的中共，擔心失去政權，總是不斷增加軍費；民主國家對一黨專政不放心，為防範其滑向法西斯發動戰爭，勢必跟進，增加軍備。雙方互不信任循環升級，一輪又一輪無止境的軍備競賽，使地球人永遠生活在恐怖的陰影之中，永無安寧之日。因此，中國必須民主化，融入國際大家庭，使世界更加安寧。

 

    台灣希望大陸民主化。因為實現了民主化的大陸會取消對台灣的打壓；台灣的許多有識之士深知另立一個蕞爾小國並不一定是好事，他們尚未完全死了“中國心”。中國大陸民主化實現得越早，祖國統一的希望越大；如果拖延得太遲，則台灣獨立的機會越來越大。

 

    享受民主政治，是人類所有成員應該享受的權利，中國人民不應該永遠被強權剝奪這種權利，因此，必須儘快結束一黨專政。

 

    依靠一黨專政和權貴資本主義崛起的不民主的中共，目前已強大到足以影響世界政治文明的格局。這種發展模式可能成為具有獨裁偏好國家的“合法”榜樣，從而可能使專制主義在世界範圍抬頭。

 

    用民主票選的方式選舉領導人，為了爭取選票，政治家就會千方百計討好選民，他上台後必然執行照顧人民福祉的政策；由專制集團少數人遴選的領導人，他們只感謝提拔他們的人，不會優先照顧廣大民眾的福祉。

 

    這是一個“雙贏”策略。對於中共來說，避免清算結局，平穩地過渡到民主憲政社會，是一個了不起的勝利。他們失去的“權力”，實際上是動一次大手術割掉了一個巨大的毒瘤（癌），丟掉了一個不堪重負的包袱。他們之中對治理國家感興趣的精英人物，仍然可以組成新的政黨，甚至就用“共產黨”這個名字，參加競選。如果獲得多數選票，仍然可以大大方方登上政治舞台發揮能力。

 

    “民主”也好，“專制”也好，最終落實在“誰來擔任領導人？”這個問題上。人類的信史證明，“掌管國家神器者”由個人或少數人私相授受靠不住，容易激發出他的“人性之惡”，產生無法無天的獨裁者。政權私相授受，往往結黨營私，侵犯公眾利益，常常給社會和民眾帶來災難；獨裁者本人也戰戰兢兢，地位極不穩固。配備了強大監督機制、民主選舉出來的領導人，無法胡作非為，用制度杜絕獨裁和腐敗，政治清澈透明，經濟平穩發展，給國家帶來長治久安，使人民福祉與日俱增。

 

    “為什麼是他當領導人呢？”——不應該用“砍人頭”的辦法，應該用“數人頭”的辦法決定；不應該由極少數人說了算，應該由多數人說了算。

 

    現在中共許多領導人和離退休領導人的子孫後代（太子黨），依靠官僚階層對政治經濟的壟斷迅速膨脹為億萬富翁。為了確保自身權益和確保子孫不被清算，緊緊攥住權力不放手，形成“穩定壓倒一切”的共識。

 

    但你保得幾時呢？你們小範圍決定的接班人是不是絕對可靠呢？

 

    古話說“富不過三代”、“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你能保住兒子、孫子，此後的曾孫、玄孫、來孫……呢？在一黨專政下，能確保今後所有子子孫孫的未來平安幸福嗎？如果一黨專政某一天突然崩塌，給兒孫帶來的必然是社會報復的滅頂之災。

 

    多年以前，我看到一則報道：有位老紅軍的孫女以優異成績大學畢業後，競爭公開招聘的某職位得到錄用通知書，但遲遲不能上崗，最後才得知卡在總經理“上床就上崗”這一關。老紅軍氣得拍桌子：“老子出生入死鬧革命，難道就是為了建成這樣的腐敗社會！”當老紅軍了解到這位總經理的過硬靠山後，自知無力扳倒，只好忍氣吞聲叫孫女另謀職業。

 

    你們能夠確保你們的子子孫孫今後永遠不會受到類似的欺侮嗎？

 

    魯迅先生說過“愛自己的兒女是母雞都知道的事”，所以我們不僅要愛自己的兒女，也要愛別人的兒女，愛中華民族所有的兒女和子子孫孫……要達到這種“博愛”的境界，最好的辦法是把他們交給民主社會，這樣才能確保中華民族子子孫孫的權利永遠不會受到無端侵害，受到侵害後有講理和維護權益的地方。

 

    目前官家子弟大批大批地定居國外或持有發達國家綠卡，你們既然如此嚮往民主，把自己的兒孫放心地交給別的民主國家，又有什麼理由不把自己的家園改建成民主體制呢？

 

    我認為，本文“讓占全國人口0·4%、掌握70%社會財富的暴富者以及‘貪官污吏’組成的‘權貴利益集團’在政治改革前、後不受到任何清算、追查”這一條款成為全國人民的共識之後，中共現任領導者、離退休的老一輩領導人，應該趁熱打鐵，趕快啟動為子子孫孫造福千秋萬代的政治改革，完成國家政體最低成本的民主轉型！

 

 

    問題之四：“要是讓中共改革，他們按照極權主義思路，改出個‘民主四不象’呢?”

 

    答：“不會。”

 

    不是說“民主”是“普世價值”嗎？提出這樣的問題，證明你對“民主”的“普世性”沒有信心。

 

    什麼是“普世價值”？——吃喝拉撒，衣食住行，一切生活、生產領域，從低級向高級發展、從粗糙向精緻靠攏、從野蠻向文明轉化、從不合理向合理進展，從低耗能向高耗能過渡……適合人類需求的所有行為、方式，都是跨地域、國界、種族、文化等人類的共享價值。

 

    舉例來說，請一位從來沒有見過汽車的人，設想製造供汽車行走時轉彎用的“方向盤”。他把方向盤的草圖勾畫出來後，一定會告訴你：右轉彎時向右打方向盤，左轉彎時向左打方向盤；他絕對不會設想一個“右轉彎時向左打方向盤，左轉彎時向右打方向盤”的怪物。裝上“怪物方向盤”的汽車，是不能也不准上路的，否則車禍連綿不斷。那麼，適合“人體工學”的“右轉彎時向右打方向盤，左轉彎時向左打方向盤”，就是“普世價值”；反之，則是“非普世價值”。

 

    民主、自由和法制的社會制度是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最簡單易行、最普世的政治制度。凡有人群聚居的地方，只要聽任其自然發展，少一點人為干預，這種制度就會水到渠成。根本不需要什麼高智商、高學問的“能人”去“設計製造”。

 

    落實到中國的政治改革也一樣，只要是真心實意啟動政治改革的“人”，就會改革出適合“人”的“普世價值民主政體”，絕對不會改革出不適合“人”的“非普世價值政體”。因此，如果今後政治改革在中共的主持下啟動了，請不要七嘴八舌，指手畫腳，共產黨裡面有的是人才，他們知道怎麼做，我們不要自稱“能人” ，不能“能人”太多。本文的副標題經過多次修改，最後從“促進中共進行政治改革……”修改為“讓中共啟動政治改革……”，就包含這層意思。你不要自稱能人去“促進”，只要讓路，只要讓它 “啟動”就行了。中國的知識分子患有“上書癖”，動不動就給最高領導人上書。其實，誰都知道洋洋萬言的“上書”底下隱藏着祈盼平步青雲的私心。現在是互聯網時代，萬一有什麼好的建議，寫成博文往有關網絡上一貼，就行了。如果你的建議好，切實可行，就會被當局採用。不必費盡心機去上書，還難以“上達天聽”。另外，要允許“試錯”，要有政治改革可能會走一些彎路、須經過一個漫長時期（至少20年）的思想準備，就像當今台灣一樣。要有耐性，慢慢來，“草鞋沒樣，邊打邊像”，在探索中前進，最後必然走上符合“普世價值民主政體”的人間正道。

 

    所以，只要中共像上世紀70年代末那樣真心實意地啟動政治改革，我們就可以放心，最後必然會走上適合中國人民的“普世價值民主政體”之路，任何人的阻撓和干預都無法扭轉向正確的“普世價值”方向前進。

 

 

    問題之五：蕭翰教授指出：在民主憲政實施過程中，應該給予中共“制度性寬恕方案”；這些具體方案，都是“憲法性文件”，“具有各界不可凌越的法律地位”。——請問，怎樣將這一設想具體化。

 

    答：我個人初步設想，凡是“贊成作出重大讓步，給中共創造一個啟動政治改革的安寧環境”的中國公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華裔，應該簽署一個讓中共滿意的《中華民族大和解憲章》。這個憲章的草案經過公開的、廣泛的討論，修改、完善、形成正式文本後，面向全世界徵集簽名。

 

    初步設想，《中華民族大和解憲章》(草案第一稿)應該包括下列內容：

 

    一、為使中華民族順利地走上民主憲政之路，我們必須改變思維方式，不把中國共產黨當作“敵人”看待，進一步認識到中共是當今唯一有實力改變中國政治體制、決定中華民族前途命運的政黨。

 

    二、從簽署本憲章之日起，本人徹底放棄“反對中國共產黨”的立場，轉變至“給中共創造一個安寧環境以利於啟動政治改革”的立場。

 

    三—1、我自願為“給中共創造一個安寧環境以利於啟動政治改革”讓路，自即日起直至新的民主政權誕生之日止，克制忍讓，不採取針對中共的任何對抗性行動；

 

    三—2、我不僅自願為“給中共創造一個安寧環境以利於啟動政治改革”讓路，還願意對此進行一些個人力所能及的幫助。自即日起直至新的民主政權誕生之日止，不但克制忍讓，不採取針對中共的任何對抗性行動，還勸說我的親朋戚友、周圍民眾克制忍讓，不採取針對中共的任何對抗性行動。勸導他們了解、認識“不把中共當作敵人看待”的重要意義；全國人民同心同德，給中共創造一個安寧環境以利於啟動政治改革。

 

    （三—1、三—2兩條可任選一條）

 

    四、自簽署本憲章之日起，本人保證不口頭表達、書寫和發表任何揭露、譴責、漫罵中共的言論、文字、藝術作品或行為藝術；不以居高臨下的姿態，對中共說三道四，指手畫腳，惡語相加。

 

    五、即使非常必要、須及時發表某種政見，也應該用善意的姿態，用建設性的語言，心平氣和地予以表達；只講事實和道理，不使用刺激性、侮辱性、挖苦諷刺的語言和文字。

 

    六、從簽署本憲章之日起直至新的民主政權誕生之日止，本人不參與任何針對中共的遊行示威、結社、組織政黨等一切針對中共的政治活動，不違反一黨專政的任何規則。

 

    七、為順利啟動政治改革，我同意對中國共產黨、中共歷任領導人和中共黨員進行制度性寬恕，赦免其在中共體制、政策和制度下，在所有政治運動中和非運動中的罪錯；對每一個曾為中共服務的自然人以及逝世者，不追究其歷史責任（用中共有關法律衡量、在20年追訴期內必須懲處的殺人、縱火、投毒等重大刑事犯罪分子除外）。

 

    八、為順利啟動政治改革，我同意將中共體制下集體、個人獲得的財富一律視為合法資金，不進行追繳。所有共產黨員及其家族、所有民營企業及其個人的財富，一概既往不咎，承認為合法資金。

 

    九、本憲章具有國家憲法同等的崇高地位，新的民主政權建立後，不應違反本憲章的條款，例如對曾為中共服務的某個自然人進行政治責任追訴，或對某人在中共執政期間獲得的財富進行追繳。如發生上述類似事件進行投票表決時，全體憲章簽署人一律自動投反對票。

 

十、我認真填寫《中華民族大和解憲章》表格，簽署真名實姓和正確的身份證號碼，以示誠意和嚴肅，永不反悔。

 

十一、我嚴格恪守上述承諾，將《中華民族大和解憲章》視為限制和約束自己言行、一切法律、法規與個人不可凌越的憲法；並向親朋戚友、人民群眾進行廣泛的宣傳，爭取更多的公民簽署。（不全面，歡迎修改、補充）

 

   

 

    問題之六：有人說：簽署這樣的憲章太不平等了，就像歷史上屈膝投降的《南京條約》、《馬關條約》。中共至今連錯都沒有認，它總得表個態，先認一下錯，我們再讓步，再與它和解。

 

    答：在目前僵持局面下，要中共首先認錯是不可能的。我在本文第一節中已經論述清楚，為“保命保財”，現在中共寸步不讓，“認錯”就是一種讓步，就是給“大壩僵局”開一個口子，被認為是放棄執政權力的表態。如果你能保證只要它認個錯，就會達到全國人民徹底讓步後創造一個安寧政治環境的最佳效果，它也許可能點點頭，作出一個認錯的姿態。但它並不知道你們要怎樣做？即使知道你們願意讓步，但是否能達到最佳效果？……當這些都是未知數時，它怎麼會輕易認錯呢？

 

    再者，我們不要僵化地追求“認錯”這一形式和表象，而是要看中共領導人實質上“做”了些什麼。他們如果仍然堅持“階級鬥爭”，甚至發動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那就不可救藥了。但它的現任領導人胡、溫，以身作則，勤政親民；遴選的接班人一個對美國釋放善意（安葬司徒雷登於杭州），一個兢兢業業，低調務實；都是經過大風大浪考驗，在“太上老君八卦爐”中歷煉過、值得信賴的正人君子。為什麼不給他們機會呢？

 

    從表面上看，我們是向中共屈膝投降，但實質上我們是向國家民族的前途投降，向子孫後代的福祉投降。我們順應歷史潮流率先讓步，成為政治改革的讓路派而不再當阻礙者，絕對不是怯弱和懦夫；相反，表現了我們具有大海一樣的廣闊胸懷，證明了我們已經掙脫專制文化和敵對思維的枷鎖，站在一個更高的道德基點，展示了更加值得稱頌的成熟的人生境界，而我們獲得的將是國家民族實現民主憲政的美好前途。為了國家民族，什麼樣的“屈辱”我們都要忍受，都應該甘之如飴。

 

     我們徹底讓步，中共是否讓了步呢？ ——怎麼沒有讓步？他們啟動政治改革，就是讓步。政治改革的結果，必然是中共退出政治舞台， 建成新的民主政權(當然也可能包括改組後的共產黨競選獲勝合法執政)，這是最大最大的讓步。

 

    君不見，70年代末，“鄧、胡、趙”三架馬車真心實意的改革，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委員會”，準備接替”中國共產黨軍事委員會” ，使軍隊國家化；草擬了新聞法，準備開放報禁……一系列措施，都是朝着政權轉移到民主政體的正確方向前進，可惜被連續不斷的學潮衝垮了。

 

 

    問題之七：我們的現實問題和歷史遺留問題，例如給歷次運動中的受害者平反，給“6·4”平反，給“法輪功平反”等等，怎麼解決?

 

    答：有先知先覺早已指出，要求專制集團“平反”是一種“奴化思想”，當久了奴隸，亟盼主人發發善心，給予一點點恩賜，然後自己感恩戴德，繼續當奴隸。

 

    其實，只要政治改革獲得成功，我們所希望的一切“平反”，都變得無足輕重，幾乎沒有意義了。自己都成了民主國家真正的主人，時過境遷，幹嘛還要去乞求先前的奴隸主？國家民主化，子子孫孫永遠生活在一個制度化公平、正義的環境裡，祖先的心靈、我們的心靈都得到告慰，遠遠勝過一切平反。

 

    實際上，我們要求的一些重大平反，在目前僵局下永遠做不到，所以，只好將一些歷史遺留問題讓給政治改革完成後新的民主政權來代庖。新的民主政權建成後，沒有歷史包袱，沒有心理壓力，成立一個專職的“歷史遺留問題平反委員會”，將幾十年的老賬、陳賬全部翻出來，進行清理。應該平反的，依序分期分批舉行隆重的集體平反儀式，全部發給金光閃閃的平反證書，讓逝者瞑目，生者得到安慰。——我們只是在執行程序上顛倒一下，將現在的平反要求推遲到政治改革完成後，所有應該平反的將全部獲得公平公正的評價。

 

    但是，有一點須事先提醒，不要心存物質奢求。換句話說，就是沒有什麼錢賠償。中共製造的冤案，死人和受害者的數量是創記錄的，全世界第一。如果從1949年算起，對歷次運動的所有冤案進行賠償，即使按中共國家賠償法的最低標準，傾全國所有的黃金，都不夠。新的民主政權建立後，除了前政權必須遺留的過渡性資金，國庫並不殷實，而百廢待興，需要用錢的地方多得很，哪有錢補償給歷史遺留的冤屈者呢？當然，具體問題須具體對待，對於極少數活着的生活困難者，可能會給予一點點生活補助，但絕對沒有大量資金用於平反。

 

    在平反賠償中，可以發給象徵性的“安慰資金”。例如，國家特別印製一種與貨幣同樣精緻漂亮的“平反券”頒發給平反者。面額不妨大一點，“萬、十萬、百萬……”，沒有市場流通價值，只有心靈告慰和紀念意義。可以用鏡框裝着，供奉在亡靈的牌位前；也可以當作冥錢，在逝者墳墓前敬拜時焚化。

 

    還有很多歷史遺留問題，例如，西藏自治、新疆鬧獨立等等，該平反的都應該給予平反。至於西藏、新疆的前途，可以與民主政權進行協商、談判，用民主的方式予以解決。因此，在這裡，我呼籲西藏和新疆同胞，暫時將你們的訴求擱下，克制忍讓，不給中共製造麻煩，讓它一心一意進行政治改革。待新的民主政權建立後，與新政權談判，民主協商，會順理成章地獲得雙方都滿意的答案。——一位哲人曾說過：“用爭奪的方法，某些東西你永遠得不到；但採用讓步的方法，你可能得到的比你所期望的更多。”

 

    台灣在馬英九總統的領導下，與大陸的聯繫日益密切。估計這種“雙贏”局面，一時很難逆轉。如果有人趁大陸民主轉型時打“台灣獨立”的鬼主意，屆時已經國家化的軍隊，絕對不會坐視。希望台灣人民保持兩岸和平相處的現狀，待大陸民主化後再協商兩岸的關係，決定台灣的地位。切勿操之過急，製造人為災難。

 

 

    問題之八：全世界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特殊重大讓步，怎樣操作？

 

    答：我個人認為，辦任何事情都離不開人才和資金兩大因素。我們首先要成立“中華民族大和解基金會”，遴選一位有能力的籌委會召集人，在這面旗幟的召喚下，延攬人才和義工，爭取募捐和贊助，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展各項工作。

 

    籌委會召集人必須具備下列條件：有政治理想和強烈的參政熱情與能力、有參加政治活動的實際操作經驗、有較好的學歷背景、年富力強（50歲左右）；籌委會召集人的優先條件：有一定的知名度、與中共領導人有歷史淵源和較好的人脈關係、與西方民主國家有較好的直接溝通能力和溝通渠道。

 

    經過初步考慮，我推薦方覺先生為籌委會召集人。

 

    方覺（北京，1955—），198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系，學生期間即參與組織政治活動，險受處分；與李克強大學同學；1982—1994年先後在北京、福州等地體制內擔任公職，在福州工作期間是習進平的部屬；1998年1月在美國、法國和台灣公開發表《中國需要新的轉變——民主派的綱領意見》，同年7月在香港發表《擴大中國的政權基礎》，均要求中共進行政治改革。也是這個時候，方覺用合法手段向當局發動政治挑戰，7月4日在北京組織了有美國使館外交官參加的“中國政治改革討論會”。7月25日，方覺準備組織第二次討論會，向在北京的100位外國人和100位中國人發出了邀請。但是，7月23日他被秘密拘捕，非法關押4年，輾轉5座監獄勞改；2002年7月出獄後繼續呼籲民主改革，11月4日再次被密捕非法關押82天。兩次關押期間，方覺拒絕寫任何檢討、認罪、悔過書，堅持批評中共反民主的錯誤。2003年1月24日，經美國政府交涉，在面臨“判刑十年”和“出國流亡”兩種選擇中無奈地選擇了後者，從秘密監禁地直接押送機場飛抵紐約，接受美國哈佛大學的邀請任訪問學者。

 

    方覺先生年輕有為，具有高度的政治參與熱情，性格堅強，不屈不撓；具有超人的智商、能力和政治操作實踐經驗，見解總是高人一籌；方覺先生在體制內當過官，對中共有深度了解，對中共體制及其轉型中的問題具有豐富的經驗和機敏的直覺，增強了他知己知彼的應對能力；方覺先生辭職後在體制外幹過一段時期，對民間思想意識和生存狀態也有深度了解。方覺先生上過九天，也打入過十八層地獄。因此，請他出任“中華民族大和解基金會”籌委會召集人，是非常適合的。方覺的傳奇經歷見自傳體文學作品《龍會轉型嗎？》，網址：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z_special/2003/11/200311070446.shtml

 

    由於我出道甚晚（2002年6月飛抵加拿大），情況不太熟悉，可能遺漏了許多適合的人選，歡迎毛遂自薦。另外，無法與方覺先生直接聯繫，不知方覺先生是否願意承擔這樣重大的責任？請方覺先生與我聯繫後（住宅電話：514-403-0549、電郵chys51@hotmail.com），再撰文鄭重推薦。

 

    “中華民族大和解基金會”是一個非贏利性機構，在美國註冊後，面向全世界募捐，爭取企業和富商贊助，爭取西方國家民主基金的支持。除少量全職工作人員領取工資外，非全職工作人員多聘請義工；基金會應儘快創建“中華民族大和解基金會網站” ，有條件時陸續創建平面、立體媒體；每個月的財務月報表在網上公布，並接受國際審計，接受大額贊助者和憲章簽署人聯合組成的審計小組進行年度審計，確保善款善用。   

 

    “中華民族大和解基金會”成立後的首要任務是草擬、徵求意見、完善和發布《中華民族大和解憲章》，並徵集簽名。

 

    “中華民族大和解基金會”是為《中華民族大和解憲章》的簽署進行服務、廣泛宣傳和協調關係的臨時性辦事機構，有憲章簽署人的數量統計，但不是一個有組織形式的政黨，不召開憲章簽署人大會，不定期收取會費（個人自願捐款在外）。當政治改革日臻成熟，中共開放結社自由、允許組織政治團體參加競選時，因憲章簽署人的政治觀點基本相同，不排除屆時經自願報名參與組成一個新的政黨。

 

    “中華民族大和解基金會”在簽署人和資金聚集到一定數量時（大約六個月至一年），通過憲章簽署人網上民主選舉第一屆基金會委員會，5—7人的委員會再投票選舉基金會主席；每屆主席任期兩年，可連任兩屆；一切按民主程序操作。

 

    基金會宣布成立之日，我捐款100美元，以示誠意。

 

    上述僅僅是個人設想，疏漏、錯誤難免，不周到、不全面之處敬請批評指正。

 

 

    問題之九：法輪功問題怎樣解決？

 

    答：法輪功是中國大陸道德衰敗、世風日下時出現的一方淨土，每一位真正的法輪功學員都具有良好的個人品質。李洪志老師創建這樣一個組織結構鬆散的民間煉功團體，帶領億萬學員健體強身，提高個人和社會道德水平，令人欽敬，必將名垂青史。

 

    李老師曾宣告，法輪功不是宗教，但今後人們會認為是宗教。初次看到這個說法，大惑不解，後來才悟出這是李老師高超的操作技巧。

 

    在中國大陸，宗教團體要進行登記註冊，中共不放心，要派人來“領導”，實為控制這個團體。我的老家湖南省南嶽大廟兼長沙麓山古寺方丈聖輝法師，就是中國佛學院培養、絕對聽話的新一代高僧；他同時兼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是“副廳級和尚”。

 

    李老師宣稱法輪功不是宗教，避免了麻煩和政治干擾，但“不戴金箍”，特別是學員日益增多、煉功陣營龐大之後，令中共領導人非常疑忌，恐慌。因法輪功學員不進行登記，參與和退出自由，中共曾多次派幹員臥底窺探其秘密，但返回的報告全部是法輪功毫無政治訴求。因受天津政府打壓，1999年4月25日2·5萬法輪功學員到北京信訪辦上訪，在中南海圍牆外靜靜地排着隊，秩序井然，令中南海袞袞諸公感覺被“包圍”了。上訪結束後，地上沒有一點紙屑和磚頭，乾乾淨淨；學員散去，剎那間匯入人海，來無影，去無蹤，紀律嚴明，行動整齊劃一，令當時的總書記江澤民大為震驚，於7月20日下令動用國家機器殘酷鎮壓。但宗教信仰用暴力是鎮壓不了的，江先生大為失算，內心驚恐，悔之晚矣。鎮壓開始之後，我所接觸到的政府官員、基層黨員幹部和普通群眾，大多數持反對意見。

 

    2004年，焦國標先生在美國聽到法輪功朋友告訴他，“胡（錦濤）有解決法輪功問題的計劃，但法輪功堅持必須懲凶”而告吹。就是那一年，我也曾聽到法輪功骨幹學員說“有好消息”，但後來沒了下文。因未見公開報道，無法證實消息確否。焦國標先生認為“凡是社會和解，公正不是第一位要考慮的因素，第一位要考慮的應是如何才能減輕或結束正在發生的苦難”，“與其追求法辦元兇，不如追求終止對法輪功正在進行的迫害”。這些意見，也許具有參考價值。[注55]

 

    法輪功學員視李洪志老師為大佛下凡，道成肉身；常人則認為李老師是大智大慧的覺者。不管怎樣，我們這些從小飽受唯物主義教育、對宗教理解非常膚淺的凡夫俗子，沒有資格對法輪功指手畫腳或妄加評論，也不用為法輪功問題的圓滿解決而過分操心。要相信李老師的神佛靈感和廣大法輪功學員的智慧，他們最終會走出困境，“在中國大陸光天化日之下學法煉功”的那一天必將到來。

 

 

    問題之十：關於毛澤東先生

 

    我在長篇小說《佛懷煽仇錄》（http://www./gb/nf2872.htm）最後一章的結尾處對毛澤東的評價是“千古罪人”。那是過去的想法，寫作本文時不是這樣想了。

 

    有人稱毛澤東為“偉人”，有人反對這種稱呼，但無論怎麼說，不能不承認他是一位“巨人”。他的一生，對20世紀的中國影響實在太大了。

 

    由於我們自願為“給中共創造一個安寧環境以利於啟動政治改革”讓路，不把中國共產黨當作“敵人”看待，而毛澤東目前仍然是中共的一面旗幟，他的經過美化的畫像仍然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他的遺體仍然躺在“毛主席紀念堂”的水晶棺材裡供人瞻仰……我們要與時俱進地作一些改變，尊重許多共產黨人對他的尊敬態度，停止各種咒罵他的語言，暫時取消各種惡毒仇恨的稱謂；我們暫時不寫揭露、批判他的文章，或者將這些文章壓在腹笥。這個“暫時”有多久?就是從現在起直至實施政治改革後新的民主政權誕生的那一天。至於社會民主化後，你願意怎樣做，是歌頌他還是揭露他？那是你的自由，誰也管不着了。總而言之，統而言之，現在要迴避，不要去刺激共產黨員，要儘量照顧他們的感情，避免產生新的矛盾。

 

    不知讀者是否注意，我在本文開頭，第一次出現“毛澤東”名字的後面，添加了“先生”二字。由於本文必須透徹地講清楚道理，在後面部分不得已使用了許多不敬之詞。今後要改變這種狀況，凡涉及“毛澤東”的名字，一律添加“先生”二字，以示尊敬。

 

    基於同樣的理由，暫時不要再呼籲將毛澤東先生的遺體遷出天安門廣場了，那是做不到的。這些事都要等到民主政府成立之後再去討論，議定。屆時即使遷出，也應該以禮相待，決不能鞭屍。

 

 

    問題之十一：關於國際社會

 

    民主國家是國際社會的主流，歷來鄙視、反對獨裁和專制。對於中共這個“核俱樂部”的龐然大物，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感到無可奈何，許多方面無能為力。美國對華政策的核心是小心翼翼，儘量避免產生核對抗的危機。在這樣的前提下，中共對美國批評其人權狀況，持無所謂的態度，毫不在乎。典型事例是“6·4”之後，當時的老布什總統僅僅發表一個譴責聲明，不但不與中共斷交，還多次迫不及待地主動秘密聯絡中共領導人，生怕美國利益受損。慘案發生後不到一個月，老布什就瞞着美國人民，派“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秘密訪華。這種近似於朝拜的磕頭外交，使中共有恃無恐。所以，鄧小平先生在血腥鎮壓後多次放言：“不要在乎人家說什麼，我們干我們的。”

 

    中共近年來經濟力量暴增，今年可能從日本手中奪得經濟總量世界第二位。中國的美元儲備世界第一，並持有大量美國國債。去年金融海嘯後，美國不得不降低呼籲中共改善人權的聲音，奧巴馬政府將與中共的經濟合作擺在美國對華政策的首位。

 

    我們不要責備美國人違心地違背他們的基本價值觀，畢竟，每一個國家必需優先處理自身利益的大事。只是有些人僅看到眼前利益，有些人能看到長遠利益。美國的這種態度，對於我們來說，是一付清醒劑，使我們認識到，不能依賴別人，只有自己爭氣，做好爭取全國人民簽署《中華民族大和解憲章》這一偉大事業，才能得到別人的尊重和支持。

 

    21世紀前期中國實現民主化，是全球“天字第一號”大事，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大福音。爭取這一事業的成功，符合世界各國的利益，一定會獲得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的大力支持。光是中國民主化後，中、美兩國相互信任，停止軍備競賽而減少對大氣層的碳排，就是一項了不得的貢獻。現在是發揮中華民族聰明才智的時候了，我們要信心百倍地勇往直前，為實現中國民主化而竭盡全力。

 

    在這裡，我寄語西方國家領導人：在中國人民和海外華裔努力簽署《中華民族大和解憲章》，為“給中共創造一個安寧環境以利於啟動政治改革”讓路的過程中，請你們減輕對中共的壓力，站在一旁拍手歡呼，“給中共創造一個安寧的國際環境”。——這，就是國際社會對中華民族實現民主憲政的最大支持！

 

    當中共啟動新一輪政治改革後，國際社會還可以善意地提供經驗，提供諮詢等。

 

 

    問題之十二：不讓反共了，做什麼事？

 

    根據我的看法，海外那種堅決反共的頑強分子並不多，大多數人是逼上梁山，不得已而為之。因此，只要是同意簽署《中華民族大和解憲章》的朋友，可做的事情多着呢。當“中華民族大和解基金會”成立後，你可以去做義工；當“中華民族大和解基金會網站”及其平面、立體媒體建成後，你可以繼續寫作博文，內容改為宣揚“大和解”，宣傳讓路，刊登在這些媒體上。從你的角度出發，為中國早日實現民主憲政鼓與呼。中國民主化這個龐大的課題，有許多分支，許多小課題，都需要答疑解難，一一詮釋清楚，統一我們的認識。在民主事業發展過程中，還會出現層出不窮的問題，需要知識分子予以引導……怎們會沒事做呢？只怕忙不過來呢。

 

    如果你對參與政治活動厭倦了，也可以轉移興趣愛好，涉獵非政治的各種文化領域。按瞿秋白先生的臨終遺言，找一種學問或文藝研究一下不好嗎？

 

    如果你是那種堅決反共的頑強分子，一天不咒罵共產黨就活不下去，也可以繼續你的個人“事業”。我們只請求你，寫出來的宏文暫時不發表，壓在抽屜的底層。不對中華民族大和解的局面造成負面影響，不起反作用。待中國民主化之後，言論自由，你的大作大有用武之地。我深深相信，你一定不願、也不會做阻礙中華民族歷史向着民主憲政光明前景發展的絆腳石。

 

 

    問題之十三：貪官污吏怎麼辦？

 

    閱讀完本文，貪官污吏一定會笑眯眯的，因為他們看到了希望，終於在提心弔膽、惶惶不可終日的狀態下，盼到了解決問題可行性方案。當簽署《中華民族大和解憲章》的行動來臨之日，除了本人飛快簽署之外，他們還會極力勸說和動員親朋戚友以及周圍的普通民眾簽署，期待儘快啟動政治改革，盼望“難得糊塗”、“快刀斬亂麻”“他們及其家族的財富，一概既往不咎”的政策早日出台。——這應該算一件好事，只要你們簽署《中華民族大和解憲章》，就是一種進步，保護你們的私有財產，可以看作是實現政權平穩過渡付給你的報酬和代價。新的民主政權誕生之日，你們不但可以高枕無憂，不用再擔心夜半敲門，還可以將你們的財富展示在光天化日之下創辦各種事業，為國家作出新的貢獻。

 

    從本文發表之日起，到《中華民族大和解憲章》開始簽署之日，有若干時日。於是，就有一些投機分子想渾水摸魚，趕緊趁機撈一把。“不撈白不撈”，“到手便是財”，反正將來不會追究了。我看，懷着這樣投機和僥倖心理的人，還是趕緊縮手為妙，現在大撈，還得提防中紀委啊，說不定哪天就被“雙規”了。再者，任何事情都是有時間限度的。也許，《中華民族大和解憲章》的正式文本中會規定一個日期，違規獲得不義之財到哪一天截止。如果你撈財超越了時間界限，即使到了民主社會，有人舉報，人證物證俱全，還是要受到法律追究的。因此，我誠心勸誡各位，還是少打冤枉主意，老老實實做人確保一生平安。

 

 

    問題之十四：提出這樣一個超越人們想象、解決中國政體民主轉型特大難題的可操作方案，必然會產生巨大的反響和爭議，引起讀者對作者的關注：“陳沅森，何許人也？”

 

    答：陳沅森，長沙人，生於1939年8月，一介勤學好思、名不見經傳的民間邊緣小人物。

 

 

    1949年天翻地覆、改朝換代，8月“湖南和平解放”。那一年我10歲，正好睜開一雙稚嫩的眼睛好奇地觀察世界。至2002年6月1日飛抵加拿大，作為地主階級的孑遺，在中共高壓統治下委曲求全了52年多。

 

    1959年，我高中畢業於湖南師大附中（金牌中學）文科班。當年大學招生名額超過考生數量，但我們那一屆仍有十多名考生因“政審不合格”，檔案袋封面上蓋着一個長條形“該生不於錄取”的蘭色印章，不公平地被摒棄於大學院牆之外。——我是中共在高考錄取中首次執行“階級路線”的首批受害者之一。

 

    這一悶棍把我打懵了，隨後又醒悟過來：雖然他們掌控的大學對我關閉了大門，但任何人無法關閉書本的大門。從此，我發奮努力，50年如一日，孜孜矻矻，至今自學不輟。一天不吃飯，會餓；對於我來說，一天不學習，就心中惘然，若有所失。本文就是半個世紀以來，我持之以恆觀察、讀書、思考和穎悟的結晶。

 

    其實，青少年時代受共產黨的教育，一開始我“無比熱愛偉大的黨和偉大的新中國”，“對毛主席崇拜得五體投地”……如果共產黨認為我是“敵人”，那麼這個“敵人”就是毛澤東先生一系列極左政策及其害人無數的政治運動製造的。在一個接一個黑白顛倒的運動中，觀察、讀書（報），用自己的頭腦思考，終於發現那不是治國，而是爭權奪利，禍國殃民的折騰。共產黨不准人們思考，一旦獨立自主思考，就會異化成他們的“敵人”。

 

    2002年我持探親簽證來到偉大的民主國家加拿大，貪婪地閱讀了許多大陸的禁書、禁文，呼吸到自由世界的新鮮空氣，忍不住在自己的筆記本電腦上敲敲打打，開始試寫揭露中共上世紀50年代暴力“土改”殺害200多萬地主的長篇小說《佛懷煽仇錄》。我不懂英語、法語，加拿大缺乏中文資料，全憑記憶能把“土改”故事寫好嗎？——毫無把握。暗中的如意算盤是：練練筆，回國時（我買的是雙程機票）把硬盤裡的文件刪掉，神不知鬼不覺，等待將來允許寫這類題材時，再把它寫出來……

 

    由於對互聯網無知，我犯了一個致命錯誤：用這台筆記本電腦上網。後來偶然遇到一位來蒙特利爾做IT博士後的女士告訴我，所有寫作內容被國安用“遠程竊取”軟件偷偷吸走了。——頓時如五雷轟頂，我焦急如焚！中共獲悉這種“利用小說反黨”的“罪行”，絕對不會輕易放過，近日必然有大禍降臨。

 

    隨後，從2003年開始，我發現，中共派出海外人員（代替難聽的“特務”一詞）對我進行暗殺、綁架和企圖製造車禍等約有七、八次之多，都被我小心謹慎地一一躲過了。

 

    後來才知道，早在毛澤東時代中共就嚴格規定，外事工作者不准涉槍、涉毒和涉及人命。因此，在加拿大，中共派出海外人員對我執行“斬首令”時，不能讓加拿大警方抓到罪證，不能用槍打死，也不能用能夠查驗出來的劇毒毒死。

 

    綁架、暗殺等“人間蒸發”詭計失敗，他們便在食品、飲水中投放不易查驗出來如硫酸鉈之類的慢性毒藥，妄圖害我變為老年痴呆或生病死亡。我發現身體的異常反應後，嚴格控制飲水和食品，症狀隨即消失，沒有倒下來。

 

    他們對我進行跟蹤、竊聽、監控、控制電話、上網搗亂、掌控電郵、發射電磁波、投毒……從來沒有斷過。要詳細敘述此中驚險經歷，太費筆墨，這裡僅舉兩個匪夷所思的例子：

 

    2008年5月11日，我遷居一位洋人朋友家，二樓廚房供我單獨使用。三天后，出現手足發麻，肌肉震顫、頭暈腹痛，食欲不振等慢性中毒症狀。我分析是自來水有問題，馬上停止飲用，購買瓶裝水喝，中毒症狀隨即消失。這是一棟獨立屋，從戶外埋在地下同一根水管引進的自來水，為什麼我廚房裡的有毒，樓下房東家廚房裡的沒有毒呢？他們採用什麼方法投毒？我百思不得其解。後來偶然讀到一篇分析金屬自來水管如果含鉛量過高就可能發生鉛中毒的文章，才悟出：通過電話監控獲悉我即將搬家，他們趁房東及其家人上班上學後，配製鑰匙套開大門潛入，迅速更換了自來水龍頭下的連接軟管（操作時間只需５分鐘）。特製的軟管裡面塗鍍了一層重金屬或其它慢性毒藥（或使用了含毒材料），溶解在水裡，飲用者不久就會病倒，看醫生歸咎於年老體衰導致生病，很難查驗出毒源；即使解剖軟管查驗出材質有毒，也無法證明與中共派出海外人員有關……2008年10月20日，悟出這一“奧秘”後，我將龍頭下的兩根軟管更換，自來水就能正常飲用了。

 

    由於我處處嚴格提防，自來水投毒又被識破，他們便另生一計，在空氣中投毒。2008年底至今年初，我的身體健康每況愈下，不是這裡痛，便是那裡痛，鎮日裡頭昏眼花，食欲不振，精神萎靡，胸悶氣脹，夜晚睡在床上感覺房中缺氧……各種綜合症狀越來越嚴重。心中雖然有些納悶，身體不應該衰敗得則麼快，但找不到有人做手腳的蛛絲馬跡，考慮到自己年屆七旬，可能是身體真正衰退了……今年2月12日早上7時，我打開窗戶，鬼使神差般竟然發現相隔十多米鄰屋的牆上有一小塊光斑……咦！真奇怪，一堵無窗無洞、整整齊齊的承重紅磚牆，怎麼會出現光斑呢？發現後不久，光斑就消失了。仔細觀察，出現光斑的地方與牆體略微不同，有一個10毫米左右的小孔……後來下樓走到近處觀察才發現，牆體的一塊紅磚被取掉了，用一塊稍大、漆成近似紅色、中間有一個小孔的鋁板遮擋着，不到近處根本看不出破綻……中共派出海外人員租賃了這套住房，用一支特別製作的噴射槍，趁開窗透氣時，通過這個小孔向我房中噴射毒劑或毒粉……他們每次噴射的劑量控製得恰到好處，既使我慢慢中毒病倒，又發現不了生病的原因……那麼，為何沒有看到這棟鄰屋有華人出進呢？原來他們從後門出進，避開了我的視線……趕緊關閉窗戶，每天開窗通氣時坐鎮守護，各種症狀很快就消失了。

 

    之所以舉出上述兩個例子，是特意提醒所有與中共持不同政見的朋友，你們一定要提高警惕，切勿掉以輕心。如果無緣無故患病或死亡，如去年患重病的沙葉新先生和寫作《望南春與冬》未竟、突然腦溢血逝世的作者朱執信老先生[注56]，都有可能與暗中“政治黑手”的操作有關。

 

    2003年3月，我終於加速將22萬字的《佛懷煽仇錄》寫完，依據《國際人權公約》申請政治避難，被仁慈、寬容的加拿大政府接納……

 

    需要進一步了解我的朋友，請參閱紀實文學作品：

 

    《一個原中共線人的懺悔》（http://www./gb/6/7/14/n1386084.htm）

 

    自傳體電子小說《笑泯恩仇》（http://www./gb/5/8/8/n1011702.htm）

 

 

    上述在民主國家採用非常手段暗中迫害異議人士的離奇故事，證明“中共雖然在逐漸變好，但不徹底，總是在某些時候、某些方面，頑固地表現出專制本性”。但我堅信，這種迫害不是胡、溫的指令，胡、溫甚至不知情。這是政法系某些頑固執行“階級鬥爭”的人，違背創建“和諧社會”治國方針的畸形產物。但我不恨具體操作的人，他們是奉命執行任務。我心中有數，曾經有為中共服務的人在暗中幫助我。

 

　　目前，我已搜集了幾件跟蹤器、無線電竊聽發射器等物證。寫作本文使我產生了與中共國安達成和解的念頭，只要他們不繼續迫害，我願意將這些間諜元器件交還他們。周恩來總理說過“外交無小事”，如繼續迫害，我不得不將這些物證交給加拿大或美國政府（美國的反間能力較強）。屆時中共派出海外人員在民主國家使用間諜手段迫害異議人士的醜聞曝光，將損害“給中共創造一個安寧環境以利於啟動政治改革”的大業。我呼籲胡錦濤、溫家寶兩位最高領導人過問此事；請政治局常委、政法委周永康書記、公安部長孟建柱查一查，究竟我“得罪”了哪一路神仙？值得持續六年多進行如此嚴重迫害？如果說我有罪，請指出犯了共和國法律的哪一條？只要指控屬實，我將自行回國接受審判和制裁，不必在海外如此興師動眾，長期耗費國庫錢財。

 

　　在這裡寄語中共領導人：你們一定要痛下決心，終止對異議人士的政治迫害。早在90年代初，楊小凱先生在《中國政治隨想錄》一文中，大聲疾呼停止迫害政治異見人士！但中共一直未予理睬。

 

    “階級鬥爭”、“消滅不同意見者的肉體”，是中共的本性和一貫做法。但幾十年的“革命”，哪一次證明這種血腥殘酷鎮壓是正確的？事後你們自己都知道錯了，於是，一次一次的“平反”。但“平反”於被消滅者有什麼用？毛澤東先生曾經戲謔地比喻“人的腦袋不是韭菜，不能隨便割人頭”，但他只是口頭說說而已。一旦權蒙雙眼，利令智昏，便以割人頭為樂。劉少奇出生入死鬧革命與他共事40多年，只是建設國家意見不同，為什麼一定要置劉於死地？非法致死劉少奇，除了毛澤東一時得到滿足和快意，鞏固了個人權力之外，卻降低了人格品位，親手毀掉了自己的“一世英名”，對國家民族帶來巨大的災難。

 

    我從來不敢反對中共，從來沒有產生過“推翻”中共的念頭。倒不是我贊同他們的政策，而是我早就認識到中共這個“龐然大物”依靠民間力量是推翻不了的，“革命”已成歷史陳跡，在掌握現代科技的政權保衛力量面前揭竿而起不過是以卵擊牆的一場鬧劇，中共專制不是“只要大家齊心合力反對”就能瓦解的。我雖然不反共，但寫過一些批判毛澤東先生的文章，我並不“仇恨”毛，不是為了反對而反對，重點在於還原歷史真相，揭露他的暴政對國家民族帶來的巨大災難。

 

    本文客觀上起了幫助中共的巨大作用。要是你們此前害死了我這個小人物，不能說沒有第二個人來寫這樣思路的文章，但要再找出一個花五、六十年時間觀察、閱讀、思考而又能穎悟的人，恐怕有相當大的難度；即使有這樣思路的文章出現，也許要推遲若干歲月。我不要求你們表揚、獎勵，但至少要停止對我的暗中迫害。

 

    張博樹博士最近發表了《論敵對思維》一文，勸說國人放棄仇恨觀念，同時呼籲中共放棄仇恨，改變“因言定罪”、消滅異己的做法。[注57] 言者的意見對你們的專政也許不利，小有影響，但對國家可能是有益的。敢於提出異議的人都是熱愛這個國家的民族瑰寶。寬鬆地善待異議人士，你們強大的政權不會垮台，相反，能贏得人民的好感與尊敬。

 

   

 

    [注釋]

 

    [注54] 梁京，生平不詳，網絡寫作高手，經常發表見解深刻的文章。《溫家寶演累了》網址：http://www.newcenturynews.com/Article/gd/200903/20090318110658.html

 

    [注55] 焦國標《我來貢獻一個有中國特色的和解思路》網址：http://www.minzhuzhongguo.org/Article/sf/200806/20080618102655.shtml

 

    [注56] 朱執信（廣東東莞，1928—2008），資深報人；長篇小說《望南春與冬》以本人經歷為藍本、用第一人稱寫中共暴力“土改”殺地主的故事。已經寫完“土改”前的部分，正準備寫“土改”時，於2008年11月16日突發腦溢血死亡。根據我的親身經歷，懷疑是不讓這部小說完整誕生的“政治黑手”所為。

 

    [注57] 張博樹博士《論敵對思維》網址：http://www.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59475

 

 

（十二） 結束語

 

 

這篇文章從構思到寫完，整整花了一年時間。之所以進展緩慢，是因為“第一念頭”萌芽後沒有足夠的把握，“難道我們不反對中共了，國家民族的前途反而會變得光明起來？”我產生與中共大和解的念頭是有堅實基礎的。這個堅實基礎就是：中共與反對中共的人，雙方都熱愛這個國家，都希望把中國的事辦好。只是各說各話，意見相左，無法坐下來協商。——只要有這樣的基本共同點，大和解就具有極大的希望。但是，要找到理由說服自己就得多閱讀，從國內外專家學者們接近這種思路的論述中吸取營養，進一步擴展和挖掘，使想法日趨完善。

 

    到2008下半年，金融海嘯爆發，又有意放慢了寫作速度。因為此前許多經濟學家預言，“中共會在某一次經濟危機中垮台”，必須看看這個預言是不是會在這一次兌現。後來認識到，即使發生嚴重的經濟危機，危機的苦果將由老百姓來承受，中共仍然不會垮台。

 

    寫作進度緩慢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五毛黨的網上破壞，使我一直不敢在家中建設上網條件。幾年來在國外上網遭遇的麻煩，我預感即使家中上網設施齊備，都無法正常使用。我們老年人的電腦知識有限，一旦出現病毒使機器癱瘓，便束手無策，要請IT行業的年輕朋友來幫忙修復。新移民學習、工作、生活忙得不可開交，上門來給你解決一次、兩次問題是極大的面子，哪有時間天天來幫你整電腦？而五毛黨花樣百出，破壞的手段無窮無盡……我只好放棄在家中添置上網設備的念頭，抽時間到圖書館去上網。而圖書館規定每次上網2小時，只能大致瀏覽一下重要新聞，無法細閱更多有思想深度的文章。去年5月遷居洋人家後，我的房間裡有一套上網設備，洋人房東建議我使用，但我不敢用，擔心被破壞後無法修復，擔心影響他家另一台上網設備。幾個月後與房東的關係進一步融洽，他再次鼓勵我上網，因為他購買的是正版殺毒軟件，如果出現大問題，可以將供應商找來修復……我這才麻着膽子在家中上網。大約是通過監控，聽到我與洋人的談話（有朋友翻譯），上網後破壞的力度減小了，只是刪掉我下載的許多文件，在拷貝的文件中灌注木馬或讓我無法瀏覽某些網站，電腦一直沒出大問題。有了在家中上網的條件，我才能瀏覽到中外學者對中國前途命運關懷的許多深度文章，才能吸取他們的精華使這篇文章寫作成功……如果沒有五毛黨的暗中破壞，寫作的進度會快一些，質量也許更高。

 

    斷斷續續寫的初稿，一次次推倒重來。數易其稿後，2008年底終於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思路，於是開始了碼字的長途攀登（全文8萬餘字）。

 

    加拿大蒙特利爾的冬天是漫長的，每年10月開始飄雪，一直要到翌年5月春天才姍姍來遲。多少個零下20度以下的寒夜，窗外大雪紛飛，孤燈下一位鬚髮皆白的老頭，殷勤地在電腦鍵盤上敲敲打打……萬籟無聲中牆上時鐘的滴答聲倍加清晰，時間分分秒秒地推移……屢屢不知東方之既白。這個孤苦伶仃的老頭，為什麼總是徹夜不眠地折磨自己？因為他心裡裝着13億同胞和祖國，雖然人在異國他鄉卻不能割捨那960萬平方公里的黃土地……嘔心瀝血、殫精竭慮寫作的同時，他還要提防如影隨形租住在鄰屋的中共派出海外人員暗中採取未知的高科技手段進行偷襲……漫長的冬天和短暫的春天終於過去，枝繁葉茂的夏季來臨。在文章接近尾聲時，這個老頭髮出了一聲長長的感嘆：“我該歇息了！”

 

 

    經濟學家周其仁說：“中國社會無論遇到多大的問題，解決的辦法已經在這個社會裡分散蘊藏着了。”[注58]這句話表達了非常可貴的民族自信心。憑着這種自信，中華民族最終將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毋須他民族代勞。本文提出“讓中共啟動政治改革”的方案，正是比較、融入和綜合了中國大陸以及海外許許多多解決問題的方案，最後總括出一種全新的“可操作方案”。

 

    這篇文章的不足之處是：中共“卸壓”（即“沒有喪失政權的危機感”）後，就會啟動政治改革的論述，理論深度不夠。目前的舉證及闡述的理由，能夠說服一部分人，但不一定能說服所有的人。雖然穎悟到了這一點，畢竟個人學養不足，閉門造車，掌握的資訊不全面，視角和思維也存在相當大的局限，無力進一步進行深度闡述。只能寄希望於發表後，大家來熱議，依靠民族的智慧，群策群力地予以補充，完善。

 

    另外，或許會有人說：“陳沅森算老幾？這麼重大的問題，就由你這樣一個‘雞屎粒子’（小人物）找出答案，且不是滑天下之大稽？我不相信！”——其實，思維的突破不在於人物的大小，只要針對某一課題孜孜不倦、年以繼月地追尋，有朝一日靈感頓發，恍然大悟，答案便從天而降了。——由於可能出現上述這樣的議論，本文提出的“可操作方案”，亟需得到重量級專家學者的支持，特別需要體制內的專家學者予以證實。希望贊同這個設想和觀點的有關專家學者，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摒棄與中共的前嫌，展開深度論述。

 

    把道理講深講透之後，我深深相信，擁護“給中共創造一個安寧的政治環境以利於啟動政治改革”的炎黃子孫會越來越多。原來服膺中共的人，當然會贊成和支持這個設想；但我更希望一貫反對中共的人改變立場，贊成和支持這個設想。當簽署《中華民族大和解憲章》的人數超過百萬，向千萬邁進時，中華兒女掙扎出百年憲政歷史怪圈的喜慶日子就會越來越臨近。

 

    本文肯定存在許多訛錯、謬誤和缺點，敬請批評指正。如發現問題，請各位在網上撰寫博文質疑，也可以直接發電子郵件給我進行討論（chys51@hotmail.com）。

 

    最後，要深深感謝中外學者專家們對“中國向何處去”的深度關懷，在這裡特別鳴謝的是：

 

黎安友（Andrew James Nathan）、裴敏欣（Minxin Pei）、葉芮（Ray Yep）、王力雄、蕭翰、李國政、張博樹、何頻等先生。

 

 

    [注釋]

 

[注58] 周其仁(1950—)，北京大學經濟研究中心教授、主任。這句話見《改革的重任誰堪擔當》一文，網址：http://hi.baidu.com/oden52/blog/ifem/a48bf534424eb21d1a2d3c5.html

 

 

                        2009-06-26 於 Montreal Quebec Canada     (35008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