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官場與西門大官人
檳郎
在以官為本位的中國社會，當官，是每個人求取功名利祿的最好途徑。古訓“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早被時代改造成“萬般皆下品，唯有當官高”了，我已為此專門寫過文章。古人讀書的目的只是為了一朝金榜題名，戴上烏紗帽，讀書成了做官的橋梁，今人則更直接了，“千鍾粟”不需寒窗數載書裡尋了。吸取了兩千多年的傳統文化精華，又結合了西洋現代文明的中國官僚制度，使整個社會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都總是不得不以“官”為軸心轉動。雖有知識分子們寄予美好盼望的中產階級崛起了，也無非是“古已有之”的官商勾結，中產階級的代表，《金瓶梅》中的西門大官人便是兩者結合的典型：闊人的嘴臉。
中國社會，政治是倫理化的政治，整個官僚體制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義利”為紐帶來維繫的。“君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為腹心”，上下級如“上下其手”，官官相護成一個牢不可破的特殊堡壘。雖然中國文化一貫的“義利之辨”，總是義在利先，君臣際合常以君子淑女之結合作比喻，但溫情脈脈的面紗下掩不了赤裸裸的利益勾結。這種溫情在官場文人吹噓的“外舉不避親”的實行上實是一個絕大的諷刺，“內舉不避於親”倒是與“家國一體”的國粹相得益彰，日益發揚光大。義利之辨還有一個表現，就是官民際合常以父子之結合作比喻，“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父君又叫“公僕”，“青天大老爺”，人民便是兒子或“私仆”了。這種把統治與被統治關係，把掠奪集團與被壓榨之大眾的關係倫理化，也是中國官文化的一大特色。
精通中國國粹的費正清博士在對官文化的理解上正像他的中文名字一樣，使中國人感到親切。他認為，在中國式的官僚體制中，突出之點是“勒索”和重用親戚，“這是彼此起加強作用的孿生制”。下級官員在履行其職責的過程中，照例要饋送上司“禮敬”，官員們的如此外快收入是維持其利益的一種重要方式，並且，官員們靠我們今天稱之為“系統化的貪污”行為來擴大其既得利益，這是中國特色官場體制必然出現的伴生物。這種建立在“勒索”上的官僚體制內部實際是一個“庇護制網絡結構”，在這個結構中，在庇護者與被庇護者的關係中負擔的義務比他們在政府工作中通常承擔的要重要得多。國家國家，國與家相通，官場便是一個等級森嚴的宗法制“家庭”，非私人的社會制度與私人關繫緊密結合，這是政權腐化的根源。因此，“招權納賄、任人唯親、裙帶關係以及所有饋贈和小恩小惠，是中國官場的通病”。前一段時間，報紙新聞爆出了一個趣事，一個縣的頭兒，除了不識好歹的“化外之民”，只有他老婆沒有向他行賄。既是中國官場特色，此事實多矣，還有什麼可奇怪嗎？
跳出官場內部看官民關係。老百姓只能看到“官官相護”和“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他們除了送上小命或準備掏盡血汗錢，還能做什麼呢？而金髮碧眼的“老外”就能看出什麼了。埃德加·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裡提醒他的外國人：“記住中國還不是個民主國家，在政治鬥爭中常常恢復純封建手段。在報紙遭到完全控制，人民被剝奪政治權力的情況下，人人都知道要想向南京進言或者改變它的政策，只有一個有效辦法，那就是武裝示威”，即中國人所說的“兵諫”，這是唯一可能有效的手段。所以魯迅反對徒手的學生遊行，認為“奉旨遊行”的除外，怕只能僅僅得出一個教訓，那就是政府衙門前是個“死地”。
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社會生活當然包括官場。九十年代後期，中國當代文壇出現了一大批反映和揭示官場生活內幕的小說，其中影響極大的如王躍文的《國畫》、何申的《年前年後》，劉醒龍的《分享艱難》等，使“官場”再一次集中地在形象的反映生活的藝術中得到展示。但這批小說在批評界得到部分的肯定同時，伴隨的是更多的批評。批評的意見主要有兩點：一是津津樂道正面官場人物如何宦海沉浮中極其優秀地洞悉和適應了“為官之道”，並且作者本人在淋漓盡致地展示這些官場遊戲法則、技巧的時候也流露出欣賞、玩味的態度，似乎有功於讀者以後當官所用。二是當下為官的最高法則是“分享艱難”，這正是上面提到的一篇作品的名字，批評家們作為知識分子一開始以為要已經邊緣化的他們與主政者們一道分享“在改革中腐敗”的艱難，很快發現理解錯了，小說中是鄉黨委書記和養殖場經理洪塔山分享艱難，發不出工資的小學教師們靠邊站，因為前兩者是各有勢力。
九十年代的官場不同於前三十年的一個重要特點在於“西門大官人”的出現，這是八十年代的啟蒙主義者呼喚將成為中國中產階級的、出現後又終於失望的一群。即劉醒龍小說中的養殖場經理洪塔山之流，官人孔太平的表妹被這“中產”人強姦了，但孔太平要與“中產”人們“分享”在改革中腐敗的“艱難”，也聽之任之了。赤裸裸的利益勾結是中國政治最大的特點，在中國式的官僚體制中，突出之點是“勒索”，即“權力尋租”，中產們正是好對象，而後者的錢必須與前者的權力聯繫，才能使自己成為西門大官人那樣的“闊人”。官人和中產人們互有利用，自然一拍即合，共同作“闊人”。只要看過幾百年前中國“古已有之”的《金瓶梅》，便明白，又有什麼奇怪的呢？養殖場經理洪塔山之流只不過是當日“我大宋”的“西門大官人”罷了，只不過少了風流倜儻，多了粗鄙俗陋。還有不同的是，現在有精通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厲以寧教授院長之流捨命為其辯護，將當今的“西門大官人”們送到翰林院掛個“翰林大學士”還不知足，還要嚴禁“鄆哥兒們”揭示出西門大官人們的“小”來，先下手為強地誣衊他們為“仇富”分子。
我雖在官場混跡多年，由於不懂“官場之道”，便成為一個異類，終於“尋找別樣的人們”去了。但是，我這一群人中，雖有孟子先生發怪論“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太祖皇帝終不容於他。到黃宗羲著《明夷待訪錄》，“訪”到自由憲政主義的胡適之先生的“好政府主義”，已經是中西文化結合在官場上集大成了。只有魯迅是個異類，指出“好政府”與“好藥方”一樣，除了文人拍馬屁和官人們自我吹噓之外，實在沒有什麼。
誠如魯迅先生在《學界的三魂》一文中談及“官魂”時所說：“中國人的官癮實在深，漢重孝廉而有埋兒刻木，宋重理學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則’。總而言之，那魂靈就在做官——行官勢，擺官腔，打官話。”我既為異類，還是“躲進小樓成一統，管它春秋與夏冬”，繼續做我的卑賤者吧。
2003-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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