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北京小左 为什么邓小平非要动真枪真坦克？

很多反对邓李镇压六四的同志，他们对中共杀人是义愤填膺的，往往还是和六四时的中国老百姓一样，只有义愤，没有理性。(俺说这很正常，因为中国人没有权利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所以没有政治经验)

很多人把邓小平他们看作‘杀人狂’，这是很不对的。那些个高干子弟、各种愤青也许不在乎人命，可以做‘杀人狂’。他们只是邓小平肆意杀人的基础，却做不了邓小平。因为这些人也是只有‘义愤’、没有理性思考的。

邓小平是老奸巨猾的政治人物，几十年政治斗争的血与火中拼杀出来的，不但面对敌人，还要背后长眼，对付自己人的暗算。他能生存下来，不但靠运气，更要靠他的智慧、他的不要脸、他的冷静、他的善於学习、他的坚强、他的善於平衡人际关系等等‘优良’品质。

邓小平虽然不在乎别人的生命，却很在乎他自己的命。为了他自己的政治生命，‘悔过书’这样的无耻事情都做出来了，‘文革’初期邓小平预见到自己将被打倒，就告诉子女们‘到时候必须和自己划清界线’，就是让子女们出卖而自保。所以邓小平是很理性的、最精于算计的。邓小平不在乎杀人，但却不愿意杀人，因为他知道坦克上街、机枪杀人国际、国内影响太坏，所以会影响到他的统治。影响到他‘改革开放’的统治术。

邓小平事情发生后马上说，‘不要怕国际影响，不要怕别人说。’这是给手下人和自己壮胆，正说明他其实害怕国际影响、害怕别人说。事实上，1989年、1990年中国经济增长停止，西方国家一致制裁，邓小平在80年代挣得政治资本几乎完全丧失，邓小平被迫辞去军委主席，之后李鹏虽然不是老大，但那时在经济上的保守派支持下，跋扈的很，根本不买邓的帐，江泽民那时羽翼未丰，墙头草随风倒，也跟着李鹏‘治理整顿’、要整垮私有企业和非国营企业。以至邓小平必须在92年南巡重起炉灶，说出‘谁不改革谁下台’的重话--但最后下台的却是邓的代言人杨家将。所以，64对邓小平伤害很大，这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下面的问题就是，既然邓小平很有理性、精于算计、擅于趋利避害，不是疯子和杀人狂，他为什么要选择一种对自己伤害极大的行动呢？这里面的政治逻辑何在？

首先，我们的大前提认为，邓小平的根本目标是维持其政治统治，他的一切行动都是以此为依据。为了维护其统治，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的。其次小前提，邓小平认为，学生运动和市民抗议活动已经威胁到其个人和中共的统治地位--这是邓小平和赵紫阳的分歧点，赵紫阳、胡启立等人认为这些事情没有大关系的。邓小平的判断无疑更接近于事实，六四之后的前苏联、东欧之极权国家解体说明了这一点。那么结论就很明白了，邓小平会利用一切‘经济的’手段来对付市民和学生。

邓小平尝试了各种手段。最初是4。26社论，这已经比对付86年学潮升级了。当时是用内部中央文件就把学潮平息了。但89年的中国比86年更开放、更自由化了，所以这次没有镇压下去学生，反而激起了学生更大的‘义愤’，引发了学生4。27游行，而且学生首次得到了市民的支持。之后在改革派的压力下，搞‘对话’，但这种假对话之名、行训话之实，企图拖垮学运的做法又不能镇压学生，反而激起了学生绝食和市民的大规模声援。於是邓小平又搞军事戒严，以为这下子可以镇住老百姓了吧！谁料想这更激怒了‘义愤’的北京老百姓，硬把戒严部队给堵到了城外。而中共内部，邓选定的接班人和大管家赵紫阳却在关键时刻和邓小平窝里反，又给了中共内部反经济改革的势力看笑话。这时的邓小平可算是内外交困。

恐怕这时候邓小平才意识到他的失策了。在此之前，中共每一次对学运和市民抗议的反应行动，都加压升级的不够强，所以都不能压下抗议活动，反而进一步激化矛盾。这就是‘梯次增兵’(日本对中国战争中犯下的最大错误)。而因为低估了老百姓的反应力，每一次都是匆忙的被动反应，没有经过仔细的内部评估(如赵紫阳4。26时还去朝鲜访问)。

但邓小平终究是经过大风大浪的政治人物。邓对形势和自己的利益有清醒的认识。所以邓小平才不会向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那样犯傻，以为自己真的‘代表人民’、得到人民‘衷心拥护’。齐氏在首都向党内外经过精心挑选的骨干们演讲，电视直播，结果被哄，一下子土崩瓦解。邓小平聪明的很，和毛泽东一样，会骗人，却不自欺。根本不相信‘代表人民’、‘为人民服务’之类的鬼话。所以即使64平息之后，6。20的人大会也被推迟。就怕‘橡皮图章’有个闪失。

总之，5。19戒严失败之后，邓小平迅速调整战法，把节奏放慢，不再急于解决问题了。所以中共要人都不露面了。但中共内部整合却加速，撤换赵紫阳等一干人马，把江泽民、李瑞环等调入中央，平衡李鹏的反动势力。要求人大、政协、军委、国务院各部委、以及最重要的各个省委(封疆大吏们)单独表态支持军管。不开会而要求单独表态，这是为了使党内反对派不能形成组织力量，而各个击破。最后，被当时老百姓寄予厚望的广东省叶选平、国外访问的人大委员长万里都被降服，在5月26、27号分别在报纸上发表了支持的讲话。这时中共内部的统合完成了。

现在很多人以为‘拖下去’是一个可行的策略，以为市民、学生没有组织，无力久战，5月底时候似乎已经到了‘强弩之末’了。何必开枪呢！其实不然，一方面市民学生也在整合，时间越久，中共最怕的‘反动组织’将越强，这个时候陈子明、王军涛等体制外人物已经开始走上台面，组织‘联合会’了。另一方面，长期对北京失控，无疑极大的损害了邓李权力的合法性或者权威性，所谓‘夜长梦多’、日久生变。所以邓小平不能再等待下去了。一俟准备周全，立刻就开始‘平暴’了。选择在6。3晚，6。4晨动手，是因为6。4是星期天，这样做也应该是为了消弱抵抗和减少无谓伤亡。

‘但为什么不可以用武装警察、或者军队徒手进入呢？’很多善良的人们发善意的问。事实是6。2日夜，邓小平确实派了一个师或者数千人的部队从东长安街方向向天安门进发，结果被北京老百姓堵截驱散。以我这个善良人士的猜测，这支部队大概有两重目的，第一个大概就是测试一下，军队是否可以不用枪而成功进城，第二个是更主要的，就是造成一个‘暴乱’的口实，为第二天的‘平乱’做准备。6。3日中午突然出现在西长安街六部口的军用面包车，也同样是为‘平乱’做借口的事件。这个时候使用了催泪弹，但催泪弹威力有限，面对上百万市民，催泪弹绝对是不够用的。

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坦克开道，机关枪冲锋了。6。3晚，西长安街的38军最初没有开枪，只是用防暴部队或防暴警察，以木棍、盾牌做先锋，但这无济于事，军队无法前进。所以才开枪，即使开枪后在木樨地至西单一代的西长安街上还是遇到了市民的强烈抵抗，这里的死伤最重。西单附近的民族文化宫中(就在长安街上)，有数千武警在军队开枪后，手持盾牌大棒冲出来，要和军队接应，结果被市民堵了回去。事实上，如果不开枪，军队绝对不可能冲进城，另外一个事实，64夜没有开枪，为长安街上军队做佯动(？)的军队，绝大多数都被市民阻截了。我相信，那些死去的军人(多数是因事故(翻车)、被军人误伤)，应该是没有被允许开枪的。

以上的事实说明了什么？邓小平确实是希望用‘最小的代价’来获得胜利的。但是邓小平已经‘王牌出尽’，他输不起了，所以最后一次，他计划准备的很周到。一举获胜。直到大局以定的6。9日，邓小平才又一次以‘大当家的’身份露面(上一次是5。16见苏联戈把契夫)--不露面是他对自己黑势力有信心、沉着得表现，罗马尼亚的齐氏露面则是没有底气得结果，现在傻大木也是沉不住气，肯定也是死期不远了。

如果广东或者上海等地方势力，能在当时公开宣布反对‘64平暴’，则历史或可能改写(满清垮台就因为地方势力割据)，但中共数十年教育出来的都是老滑的奴才，都是准备‘闷声发大财’的，连鲁智深(如彭德怀)这样的暴徒都不能容，所以没有人有这个魄力的，赵紫阳甩手不干就算是最牛B的废物了。他手下的‘智囊’也只有束手就擒的份儿了。一个‘叶利欣’可以改变历史。可惜中国没有产生‘叶利欣’的条件。如果北京学生或者市民能够更好的组织，有更多的活动经验，能够在6。3晚上组织更有效的抵抗，如果后来能够不搞‘空校运动’，继续坚持校园活动，那么即使军队占领了天安门广场，事情也没有完(可以苦撑待变)。北京学生一散，旗帜就倒了，於是各地的运动就土崩瓦解了。这些都是事后的教训。

64事件，邓小平成功又失败，他完成了他‘保权’的目标，这他成功了。但历史上的名声也完蛋了。这他失败了。在面对80%民众强烈反对下，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丧失了，只能依靠军队来建立政权权威，党国的性质已经很明了了。这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无关，只属于‘极少数、极少数’，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所谓‘政权的合法性’，不是写在纸面上的东西，而是一般公众(THE PUBLIC)对对政治体制的认可程度，所以，用枪和恐怖可以建立政权、甚至可以建立稳定的政权，但这个政权并不因此而获得‘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