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认为，对毛泽东晚年错误之原因的研究，仍很有必要。本文重点探讨毛泽东自身的原因，认为在毛泽东的思想与性格中隐含着一些可能带来重大失误的因素。一，哲学思想方面。首先，他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有唯意志论的因素。其次，他的辩证法思想也是不彻底的，过于重视斗争性与一元论。再次，是他的本质主义、化约主义与整体主义倾向。二，政治思想方面。首先，毛泽东缺乏现代民主精神，而更多的是封建的帝王思想。他的民主观是有很大缺陷的。其次，在毛泽东的价值观上，他更重视平等而不太重视自由与发展。再次，是他没有把政治的目的与手段统一起来。三，毛泽东的性格方面。自信向自负的转化，谨慎向狂热的转变，革命的必然逻辑。最后，本文简要分析了制度层面的原因。

不可否认，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虽然他早年的功绩是不容抹杀的，但我们也用不着为尊者讳。越是伟人，越应对其严格要求。那种所谓“伟人经过之处，难免践踏一些花草”的冷酷的英雄史观我认为是危险的。 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主要体现在三件事上：一是五七年的反右，它不仅给五十多万“右派份子”造成了难以弥补的直接伤害，而且是对所有知识分子的伤害，从而也是对我国文化发展的严重伤害，其后遗症一直持续至今。二是五八年的大跃进，它直接造成了饿死几千万人的悲剧。虽然对具体人数尚有争论，但无论如何是不少的。三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它所造成的十年浩劫，灾难更为深重，自不待言。 悲剧既已发生，亡羊补牢，就应该深入研究造成悲剧的原因，以避免历史重演。若是讳疾忌医，或者患了健忘症，好了伤疤忘了痛，那么悲剧重演也不是不可能的。遗憾的是近年来人们似有开始淡忘或轻视这段惨痛历史的迹象。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执政党怕回忆历史，恐有损其一贯“伟光正”的形象，所以在匆忙下了个“彻底否定”的结论之后，就避之惟恐不及了。这属于有意识的遗忘。普通民众的遗忘，则多是无意识的。至于说轻视，则来自两方面。一是近年来的“新左派”，他们虽然也承认这是一场悲剧，但更倾向于为毛泽东辩护，认为其动机是好的，他们愤慨于现实中的一些弊端，以至于对当年毛的一些做法感到亲近起来，甚至开始主张重新评价历史、挖掘其中的合理因素了。另一面则是一些自由主义者，在他们看来，毛泽东的错误只是更广泛的意识形态及其制度的错误的反映而已，是必然的，原因明摆着，还有什么可研究的？这样一来，当年的悲剧就只剩下用来控诉的价值了。 我觉得，对造成这场悲剧之原因的研究，仍很有必要。对更广泛的意识形态及其制度的批判虽然深刻，但不能取代对这一段具体历史的研究。本文就将致力于此。 首先，姑且沿用毛式辩证法的观点：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因的作用虽不可忽视，但我们更应重视内因的作用。在毛泽东晚年的失误问题上，有些研究者过于强调外部环境的作用，如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敌视及中苏决裂等，本意也许在于为毛泽东开脱，但我认为是不够实事求是的。比如说五九至六一年全国饿死那么多人，苏联逼债虽是原因之一，自然灾害也算是一个原因（虽然那几年究竟算不算灾年也还有争议），但主要原因恐怕还是政策上的失误吧？因此，本文将重点探讨毛泽东自身的原因。

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可以从他的思想与性格两方面来综合分析。当然，这里不防借用官方的说法，要记住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绝对正确的，我所要分析的当然是后者。 我认为，在毛泽东的思想与性格中隐含着一些可能带来重大失误的因素，对这些因素人们尚缺乏研究。

一，哲学思想方面。

首先，他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 虽然他写过多篇反对主观主义的文章，并一再强调要实事求是，但这只是他的理性思考。一个人是不可能老是依理性来行事的，在一定情况下，感性可能会超过理性。而从他的性格来说，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者，这从他的诗词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也就是说，他的思想与他的性格存在着内在的冲突。在他的内心深处，隐藏着强烈的乌托邦主义冲动。从本质上说，我认为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环境的严酷、任务的艰巨，使他不得不按理性行事。可一旦大权在握，就可能被胜利冲昏头脑，浪漫主义的一面就占了上风。他在后期越来越重视精神的力量、强调道德的作用，这是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而且有一定的历史根源的。想想看，中国共产党在力量对比那么悬殊的艰苦环境下是靠什么取得胜利的？不就是靠领导班子的正确决策和广大党员战士们的不怕牺牲、顽强拼搏的精神吗？而这些都是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啊！所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就成为他的坚定信念，而亩产几万斤也就不足为奇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以经济为基础的，可我国的第一代领导者中几乎没有学经济出身的，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唯物主义是不够彻底的。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毛泽东的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还有一个问题是，由于地位的变化，即使毛泽东想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都不太可能了，因为他一下去就被人包围，很难真正接触实际，所以他所掌握的信息基本上是来自下面的报告，而下面的报告自然多是报喜不报忧的。所以即使已民不聊生，仍然是“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这个问题对于现在的领导者来说恐怕也得引起注意啊！ 具体说来，毛泽东晚年的唯心主义体现在： （一）忽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夸大生产关系及政治的作用。在《矛盾论》中，他说：“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他多次批判唯生产力论，而主张“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搞政治挂帅。他忽视旧中国落后的经济基础对新中国建设的制约作用，反而说什么“一穷二白，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在经济建设上，忽视（也不懂）经济规律，一味地通过发动群众、鼓动人们的干劲来发展经济。 （二）在政治上，他忽视制度的建构，而直接诉诸人们的思想道德，指望通过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他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政治与伦理不分的泛道德化倾向，对人们提出难以达到的道德要求，企望“普天之下皆尧舜”。在伦理观上，他所持的是一种意图伦理而非责任伦理，只问动机，不问效果；只重立场，不计其他。于是诛心之论常发，而持平之论渐失。从毛泽东晚期的中国教育来看，其中不乏宋明理学的影子。如过于高调的集体主义，“大公无私”、“狠斗私字一闪念”等，这与“存天理，灭人欲”有何区别？又比如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其中岂不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影子？其实唯心不一定不好，至少唯物与唯心之间的对错绝不是那么分明的。这里之所以沿用这两个概念只是因为方便。我认为，道德理想主义作为个人的选择来说或许是高尚的，令人敬佩，但如果把它作为治国的理念、要求全国人民都来信奉它，那就必然会导致专制以及虚伪的盛行。个人可以理想主义，但不可要求全社会都理想主义。正如个人可以坚持无神论，但不能强迫别人不信神一样。遗憾的是，这种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低线伦理与高调伦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分是完全超出了毛泽东的视野的。更可怕的是，由于道德、政治与法律不分，使得任何微小的错误都可能被上升为十恶不赦的大罪。这样一来，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也就成为必然的了。 其次，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也是不彻底的，蕴涵着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种子。 我们都知道，矛盾观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而毛泽东的矛盾观不同于传统的中庸之道，他所说的对立面的统一是建立在斗争基础上的统一，在对立与统一之间，他更重视对立，所谓“斗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统一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为他的哲学滑向斗争哲学埋下了隐患。因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再进一步就会变成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他早年就曾说过三句很有名的话：“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到晚年则进一步说出“八亿人民不斗行吗？”这样的话来。那么，为什么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那么重视统一战线、那么强调团结各方面的人呢？我认为这更主要的是一种策略、一种权宜之计，是客观形势使然，而不是其哲学思想与性格的真正体现。一方面，他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使得承认多元共存的宽容思想变得不太可能，如果说允许争论的话，那也只是为了争论出一个唯一正确的结论。另一方面，来自马克思但被他进一步强化的阶级斗争学说也使得不同的观点难以真正共存。因为不同的观点对应于不同的阶级，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它们之间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在这种逻辑下，不同的观点势必难以和平共处。所以虽然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难以真正贯彻落实，也就不奇怪了。没有敌人是寂寞的，而毛泽东决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于是人为地制造敌人也就顺利发展了。

再次，毛泽东有个突出的思想特点，就是思考问题透彻，看问题深刻，善于抓本质、要害。如果他进行了正确的概括、总结，那会比别人深刻，反过来，如果他进行了错误概括，也会比别人错误得更厉害。其实这种思维方式是从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一脉相承下来的，这就是本质主义、化约主义、整体主义。本质主义有利有弊，优点在于深刻、能够以小见大，缺点在于容易夸大其词、笼而统之、胡乱联系，忽视事物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从一句话、一件小事中无限上纲上线，无疑就与这种思维方式有关。我们经常批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孤立倾向，殊不知也可能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错误。说到底，这与我国一贯忽视个体的整体主义传统有关，马克思主义恰好迎合了这种传统，所以它才在中国取得了如此不可思议的胜利，而后来又造成了如此惨重的失败。比如说阶级这个概念，一方面，它自然具有一定的概括性，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只满足于把一部分人归入某一阶级而把另一部分人归入另一阶级，然后决定我们的态度，那就会忽视同一阶级中不同的人的个性。更可怕的是，如果我们要对付的是一个一个的人，我们可能很难下得了手，但如果说我们要对付的是一个邪恶的阶级，那我们就会理直气壮、毫不手软。在这里，一个一个具体的人已经不存在了，存在的只是他们的本质--某某阶级的属性。文革中一些年纪轻轻的红卫兵整起人来之所以那么心狠手辣，那决不是他们本性残忍，相反，他们可能是非常纯洁的，关键在于他们中这种思维方式的毒太深，迫害起人来（包括自己的老师）才毫无罪恶感。 所以，毛泽东晚年的失误确实跟近年来朱学勤所一再批判的文人思维有关，这种思维一旦与权力、与阶级斗争观相结合，悲剧也就不远了。

二，政治思想方面。

首先，毛泽东缺乏现代民主精神，而更多的是封建的帝王思想。 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传统文化的影响极为深远，其影响不仅体现在显性的思想层面，更已深植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与潜意识之中。即使我们已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仍可能不自觉地受其影响。比如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在思想文化层面反传统似乎是很激烈的，但很多反传统的做法骨子里恰恰是最传统的。当然，传统文化既有糟粕也有精华，本就不必完全抛弃，但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其内在的缺陷与危险。毛泽东成长于五四时期，当然也受了一些民主与科学精神的洗礼，但总的来看他所受的现代教育是不充分、不彻底的，相反，他对中国古代文化更为精通，熟读二十四史，诗词也写得非常好，因此他在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的同时，势必也中了不少的毒。五四运动留学高潮之时，他认为研究西学必先通中学，他的职责是守在国内。除执政后两次到苏联外，平生未践西土，所以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直接接触。从中西文化对比角度观察，人们容易发现：毛泽东崇尚我国传统文化，甚至可以说，他对中国典籍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他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熟悉程度。遗憾的是他对此缺乏警惕。另外，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也掩盖了自身思想中的封建成分。马克思主义虽然也来自西方，但它是以克服近代西方的主流文化--资本主义（或自由主义）为宗旨的，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并非其重心所在。这样一来，毛泽东思想中的封建主义毒素就一直没得到彻底的清理。相反，它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潜藏了起来，一旦机会来临，就可能借尸还魂。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这无疑与毛泽东自身的局限有关。 比如说，马克思对近代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可是在中国，这样的民主还尚未建立，可以说是一个正待去追求的目标（最初设想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步就是建立这样的国家）。这里无疑存在着一种错位。中国自身的资本主义因素本来并不强，但越到晚年，毛泽东越极力强调反资本主义，而对中国以及他个人身上的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缺乏反省。比如说在晚年，毛泽东曾数次对秦始皇作出高度评价。在写给郭沫若的《读封建论》（七律）中，他写道：“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之事待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子名高实秕糠。”当然，他对作为中国封建正统的儒家思想缺乏好感，而对法家更为推崇，但法家也是封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呀。中国的封建统治其实一向是外儒内法、儒法并用的。秦始皇当然功不可没，可连“焚坑之事”也要“待商量”，这案可就翻得太过火了。从毛泽东晚年的工作作风来看，可以说更象是一位封建帝王，而不象是一位现代民主国家的统治者。相反，他还嘲笑西方的民主制度。比如说，当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后，他就颇不以为然。是啊！这点小事，在中国算得了什么呢？ 那么，在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上有哪些是与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相悖的呢？这里首先要弄清一个问题，那就是毛泽东是不是真心想要民主。有些人认为，“文革”的发生不是政治路线分歧，也没有原则问题，只是一种权力斗争。他们认为，在文革之前毛泽东的大权已经旁落了或者他自己感觉到旁落了，所以他要夺回失去的权力，那些什么“反修正主义”之类的口号只是一个借口而已。我认为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实际上毛泽东始终牢牢控制着局面，掌握着全党的最高权力。如果毛泽东失去了最高权力，他就不可能违反大多数党内高级干部的意志去发动“文化大革命”。虽然我们不能把伟人都想得那么无私，但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仅仅归结为为了满足他个人的权力欲，这种想法无疑是过于简单化、庸俗化了。 有些新左派人士则刚刚相反，他们从毛泽东在莫斯科的谈话以及７０年与斯诺的谈话中，看到了毛的另外一面，即他想用一种大众民主取代现在的精英（包括官僚和知识分子）政治。因为毛泽东说过，尽管我们是人民的国家，但人民却没有直接参与管理国家的权利，所以号召人民“踢开党委闹革命”；他还说，共产党进城后蜕化成了官僚，“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表达了他想用“个人崇拜”来推动民主的意思。许多人据此认定毛泽东不仅不专制，反而是一位民主的热心实践者与鼓吹者，是反腐败、反特权的斗士，只是方法欠妥，才事与愿违。因此他们主张重新评价文革，挖掘其中的积极因素。 我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有其深刻的政治理想、政治价值观方面的根源的，不排除有纯洁党的组织，反对官僚主义的意图。但主线不是这个，主线还是反“走资派”，“反修防修”。如果按照前面的观点，那文革中被打倒的人多数就是罪有应得了，可事实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另外，“文革”前后的所有中央文件，也没有明确把反官僚主义作为“文革”的主要任务。当然，从群众来讲，确实有不少人是出于对官僚主义的义愤、对某些脱离群众的领导干部有气，才积极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但这并不能决定运动的性质。说到底，“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群众运动，在很大程度上，群众是受蒙骗、被利用的。还有一个证据也说明了前面那种观点不成立，那就是五七年的“反右”。如果毛泽东真心实意地追求民主的话，他就不会对五七年那一批在他的鼓动下起来向党提意见的知识分子下刀了。当年提的意见主要正是集中在官僚主义、特权主义与专制主义上，难道后来毛泽东突然发现自己错了从而想主动弥补所以才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解释无疑是过于牵强了的。李慎之先生曾公布过一段鲜为人知的亲身经历，可以用来印证毛泽东的民主观。五几年波兰、匈牙利发生争取民主的政治风波，毛让秘书林克来徵求李的意见，李根据毛的一贯思路，建议“实行大民主”，即开放新闻自由、设立公民课或宪法课、建立宪法法院、逐步还政於民等等。但毛的回应却是，“大民主就是上大街”，不能搞，“只能搞小民主，搞小小民主”。更引人深思的是，毛泽东还明确指出民主“是对敌人的”。此话果然深藏天机。十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初期，毛祭起的正是“大民主”，毫不手软地打向成为“敌人”的刘少奇等党内同志。 所以，探寻毛泽东在五七年初提倡“大鸣大放”及后来发动文革的真实意图、他内心的所思所想，这虽然很有必要，但由于资料的欠缺，势必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很大程度上只能是猜测。本文不想过多纠缠于此。那么就事论事，就算毛泽东是真心想要民主的，他所要的民主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一）他的民主观未能从根本上超越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及为民作主的思想，是“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民主观而不是现代的对抗式的民主观，是慈父对子女的民主而不是平等的个体之间的民主。这样一来，民主在很大程度就成为一种恩赐，是自上而下的赐与而不是自下而上的监督与制约。 （二）毛泽东式民主具有明显的民粹主义倾向。他对普通劳动群众的评价简直到了令人肉麻的地步，与人们对他的歌颂相得益彰。“高贵者最愚蠢，卑俭者最聪明”。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应该不断地到民间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是毛泽东得民心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一些新左派人士至今对他念念不忘的一个重要原因。“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这样的道德姿态无疑是感人的，但却是令人怀疑的。“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是人民群众的无可争议的代表，那么歌颂人民也就是歌颂他自己而已。无论怎样批判知识分子、批判“官老爷”，他都是安全的，因为他是独一无二的，永远是批判的制造者、发起者，而不会成为批判的对象。所以很不幸，在这里“人民”成为了一种工具、一根棍子、一张万能的驱鬼符。纵使民不聊生，那也是别人的错，人们依然对他感恩戴德、五体投地。高，实在是高！所以，这种民主观虽有批判精英主义的官僚统治的积极意义，但如果付诸实施，则往往会带来更大的专制。 （三）在他那里，民主主要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这样，民主就不再是必不可少的，而是有用的时候就用，没用的时候就免。这种实用主义的民主观使得民主成为可有可无。前引李慎之先生的亲身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 （四）他的民主观中缺乏法治观念，甚至可以说，他讨厌法律。这样民主就很容易沦为混乱，而他也就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借机取消民主了。 （五）他所中意的民主是群众运动式的直接民主，而不是制度化的间接民主。民主的最基本原则是“多数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所设想的大众民主似乎是符合民主精神的。问题在于，民主需要一套适当的权力架构，即需要一定的程序与一定的形式作保证。遗憾的是毛泽东没有（也许是本来就不想）探索出一套适当的权力架构来实现民主的制度化，因为一旦有了一套明确的制度之后，他就再也难以为所欲为了。 （六）毛泽东式民主一味地强调多数原则，而忽视对少数人权利的保护，从而容易导致“多数人的暴政”。这主要是因为他的民主观没有以人权为基础，相反，他把天赋人权观完全当作资产阶级的思想加以批判，而既然人权是在后天由社会赋与的，自然也就可以由国家（以人民的名义）随意剥夺。 （七）毛泽东的民主观以“人民”这个集体为本位，而不是以个人为本位，可是“人民”的范围却无法明确界定。由于实际操作非常困难，“人民”就完全成为一个抽象的符号、一个表面上至高无上实则空洞无物可以被人任意涂抹以至强奸的东西。赞同我的就是“民”，反对我的就是“敌”、是专政的对象。这样一来，统治者完全可以挟“人民”以令诸侯，更不要说个人了。所以在这里，“人民”崇拜反而导致了专制。这个悖论隐藏在卢梭的“公意”论中，马克思沿用了下来，斯大林与毛泽东则使其在实践中体现了出来。要化解这一悖论，只有跳出整体主义的思维模式，回归个人本位，使民主成为个人及各个利益群体表达各自愿望、谋求各自利益的手段，而不是为了达到一个至高无上的整体目的的手段。 （八）毛泽东没有处理好民主与集中、民主与专政的关系。其实，没有任何共产党人能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因为所谓“民主与集中相结合”、“民主与专政相结合”整个就是一文字游戏、一个脑筋急转弯式的命题，处理它无异于走钢丝或者说踩跷跷板，也许有时能侥幸走好，但最后掉下来是必然的。有些人认为，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内是很民主的，只是后来没有坚持下来。可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都是搞家长制的”，毛泽东领导初期虽然坚持了一段时间民主作风，但“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例如，党内讨论重大问题，不少时候发扬民主、充分酝酿不够，由个人或少数人匆忙做出决定，很少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投票表决”。也就是说，长期以来党内只是依赖领导者个人的民主作风，而一直没有建成严格的民主制度。可作风是靠不住的，它是主观的东西，随时可能失去。那么为什么制度一直难以建立呢？这就不是邓小平所能回答的了（也许他不是不能，而是不愿）。他虽然说过：“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但究竟何以至此，他却最多只是追溯到封建主义传统而已。 （九）毛泽东式民主是与自由相对立的。在毛泽东的文章与谈话中，“民主”一词出现的频率很高，而且基本上是正面的，相比之下，“自由”一词则很少见，而且经常是作为贬义词出现的。殊不知，没有自由的民主算什么民主呢？试想一下，在一群有警察在旁虎视眈眈的犯人中实行民主，能有几分真实性？ （十）毛泽东式民主有一个最后的界限，那就是不能威胁到他本人及本党的统治。在此范围内，可以让你“大鸣大放大辩论”，一旦有所超出，这根平时看不见摸不着的线就会立即成为你头上的紧箍圈。一九五七年的夏季是如此，文革虽看似无法无天，实际上仍是如此。因为当时是除了他之外的所有人都可以批，注意，是除了他之外！国家主席可以被批斗致死，只有他不倒，只有他代表的党不倒！ 所以我认为，从根本上说，毛泽东对民主只是叶公好龙而已。当民主尚未来临时，他似乎非常盼望；但当民主真的来临时，他又怕了。因为他知道，民主必然会威胁到他的统治。

其次，在毛泽东的价值观上，他更重视平等而不太重视自由与发展。逄先知写的《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有一段分析毛泽东的话说的很好。他说，毛泽东不是不主张发展生产力，但更多的是考虑社会的公平和公正，如果这两方面发生矛盾，他更多的是倾向于后者。我认为这与毛泽东的个人经历有关，也与我国的平均主义传统有关。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是我国的一大传统，尤其是在农民中间，这一价值取向有更多的拥护者，而我国的民主革命正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任何一个社会要顺利发展，必须使平等与自由这两种价值取得平衡，可毛泽东完全打破了这种平衡，而指望以牺牲自由、依靠集权（计划）的手段来求得平等与发展。事实证明，完全依靠政府的计划以及群众的热情（很大程度上也是靠政府动员起来的）既不能实现经济的长远发展，也不能真正实现平等。而当自己的宏图受挫之后，不是反省自身的失误，而是怪罪于持不同意见的人，这样，文革也就在所难免了。 再次，在毛泽东的思想中，没有很好地把目的与手段统一起来，而是经常以目的来证明手段的正确。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自然是神圣、崇高的，那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切代价就都在所不惜了。这种代价论、为了未来而牺牲现在论以及为了整体利益而牺牲个别利益论，是很容易成为专制奴役的借口的。现在不也还有人辩护说，没有毛泽东当年对农民的剥夺（工农业剪刀差及户籍制度）就没有今天的工业化吗？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难道历史真的只有这一条路可走？理想是王，权术是霸，王霸兼用，事业乃成。而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权术的运用中，那个高远的理想，却在不知不觉间失落了。 最后，在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中，政治与伦理不分，泛道德化倾向严重。这个问题在前面论述他的哲学思想的时候已经说过，这里就不赘述了。

三 毛泽东的性格

不可否认，毛泽东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英豪，其受人崇拜绝非偶然。这样的人，从个性来说，决不会是优柔寡断、缺乏主见的人，而势必是具有超凡的自信的。只有这样，他才能不怕挫折，不惧环境的险恶，不惧流言与非议，一往无前地去追求自己的目标。自信、坚决、执着，这是成功的必备要素。可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种超凡的自信既能助人以成功，也能给人以毁灭。因为自信与自负只有一线之差。尤其是当取得巨大的成功之后，自信就很容易走向反面。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很少失误，这是他与中国革命的幸运，但同时也蕴涵着危险。因为它给了人们以这样一个印象，那就是毛泽东是不会错的，从而使得他被神化，以后当出现与他不同的意见时，异议者往往自己都会缺乏信心，从而不敢坚持己见。而毛泽东自己，在一次又一次的成功中，也会不知不觉地飘飘然起来，从而不再习惯于自我反省，慢慢地就变得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了。 其实，在革命战争年代，毛就不是一个从善如流的人，只是当时他很少犯错，同时外部的压力太大，才使得领导层内部的分歧不太明显而已。而上台之后，主要矛盾就是内部的了。所谓“共患难易，共富贵难”，这是非常深刻的历史总结。这时，仅仅依靠个人的自觉或者革命友情就不够了，必须有一套科学的制度来对权力加以制约，否则悲剧在所难免。遗憾的是很少有革命的领导者能认识到这一问题。其实毛泽东的发动文革绝非偶然的心血来潮，而是源于五十年代，是拒绝承认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错误，拒绝作深刻的自我批评的表现。虽然毛泽东在1962年l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于1958 年以来自己所犯的错误，作了一般的、笼统的自我批评。他说，他的错误也“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但他所说的错误，是指所谓在执行中央正确路线的实际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他仍然坚持”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总路线这“三面红旗”是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和不能动摇的。这就是说是下面的干部群众执行正确的路线发生的错误，而不是他提出的路线、提出的超出实际可能的任务的错误。所以，他的自我批评是不深刻的，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对教训毕竟总结得不够”、“没有解决思想问题”。也就是说，从那时候起，毛泽东就不再听得进别人的批评意见了。但如果说这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分歧，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那就会显得毛是刚愎自用、心胸狭窄，所以，无限上纲上线也就顺理成章了。只有把他与其他人的分歧说成是大是大非的原则分歧，才能既说服自己也说服他人。这不一定是有意识的，而极有可能是无意识的。这就是悲剧所在！一旦拒绝承认错误，那么为了掩盖一个错误，就往往要制造出更大的错误，为此陷入恶性循环。这一规律，可以说是屡试不爽。在“九一三”之后，毛泽东如果仍有理性的话，他就应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可这时，他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 毛泽东的个性对我国的外交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豪爽、慷慨、爱面子，所以会不惜代价地去援助别国。当然，这有利有弊。另外，高傲、自尊心强，不愿主动去求别人，强调自力更生，这一方面维护了我国的独立自主，另一方面也导致了闭关锁国。如此等等。

当然，毛泽东晚年的悲剧决不只是他个人的问题。可供反省的空间还有很多。从个人责任来看，林彪、四人帮之流的责任当然也不小。但现在再来追究个人责任，意义已经不大了。何况用人不当，那还是要怪到毛泽东身上。值得反省的是一些更深层的问题，比如说民族性或文化传统方面的问题，以及制度层面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其实邓小平都早已指出过了，但奇怪的是官方思想界仍然讳莫如深，最多隔靴搔痒，而不敢越雷池一步。 比如说，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邓小平指出了：“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又说：“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官僚主义还有思想作风问题的一面，但是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所以，过去我们虽也多次反过官僚主义，但是收效甚微。”“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 现在的问题在于，官方要么有意回避制度问题，要么就偷梁换柱、避重就轻，把制度问题仅仅归结为一些具体制度，似乎与根本制度无关。于是改来改去都是换汤不换药。当然，这个问题在邓小平那里就已存在。在他那篇著名的讲话中，他虽然一再地提到制度，但最后还是把它归结为领导制度、工作制度和组织制度的问题。 很明显，毛泽东晚年所发生的问题是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先后发生了的问题，具有普遍性。只不过毛泽东比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能力更强、权力更大，再加上中国的人又最多，所以后果也就更严重而已。 再进一步说，毛泽东的错误其实反映了几乎所有革命的共同逻辑。革命由崇高的理想所激励，而当革命成功之后，现实的逻辑就必然会发挥它的力量。此时，一部分革命者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这种逻辑，放弃或调低革命的理想，而一部分执着的革命理想主义者则会拒绝承认现实，但又找不到恰当的实现理想的方法。于是就只好不断地继续革命，于是越来越多曾经的同志被打倒…… 现在，中国共产党正在努力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应该说这个大方向是正确的，早就该如此了，但是究竟应该怎样转变仍然是一个需要智慧甚至勇气的问题。是仅仅满足于做唯一的执政党？还是允许竞争者的存在？如果仅仅是前者，那这样的转变就反而不如革命党有道德上的感召力了，就将难以避免新革命党的出现。

总之，毛泽东的悲剧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更是马克思主义及所有类似革命的悲剧。愿我们牢记历史！愿悲剧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