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毛澤東辯護——兼談鄧小平的歷史責任及本來面目

　　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就曾高瞻遠矚地指出：“避免中國興衰周期率的唯一出路就是民主”。建國時，毛澤東創造性地建立了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獨一無二的、由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愛國人士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制度，其中甚至包括蔣介石的愛將寵臣及其他國民黨人士。由共產黨人前仆後繼打江山，卻和民主黨派共享勝利成果，這不僅需要毛澤東有民主的意識，更需要民主的胸懷。這一制度曾讓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深感困惑。“文革”前，在部長級幹部中非共產黨員曾占三分之一。五七年，毛澤東率團去莫斯科參加蘇共代表大會，代表團中更有孫中山的遺孀宋慶齡，他是否有意展示自己黨的民主和自信？

　　中國走什麼樣的民主道路至今還是一頗有爭論的問題，尤其是“六·四”和蘇東巨變，才讓中國的知識分子認識到民主建設的複雜性和漸進性。站在今天的立場上要求毛澤東時代有一個健全的民主政體，顯然是不客觀的。

　　中國從幾千年的封建帝制過渡到民主共和政體需要一個過程。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建國理想固然好聽，但在帝制餘毒甚深的環境下根本不好用，導致袁世凱復辟和接踵而來的軍閥混戰；也給孫中山領導的革命塗上了濃重的“書生造反”的色彩。至蔣介石執政時期，已只有民主的幌子，再無半點民主的行動。

　　毛澤東本人雖有民主的思想，也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商會議及黨內民主集中制的民主體系，但該體系並沒有很好地發揮作用。原因主要有二：首先，缺少實施民主政治的文化環境；對中國人來說，明主比民主重要，官府施仁政比自己參政重要。在毛澤東時代，領導幹部普遍的廉潔奉公使人民對民主監督、參政議政及民主體制建設根本沒有興趣，也認識不到它的必要性。其次，毛澤東太高的個人威望成了政治民主化的重要障礙。“文革”後檢討五十年代政策失誤時，鄧小平等老一輩政治家曾說：“我們也是有責任的，也是舉手贊成過的”，這決不是謙詞，原因是“長期的革命實踐中，當對某問題有不同意見時，最終都證明毛主席是對的，主席看得比我們遠”。《毛澤東傳》形象地描述為“當毛澤東思考時，他的人民已習慣於將自己頭腦中相應的一部分關閉”。在這樣的環境下，民主政治根本就是空談。“一言堂”和家長製作風的出現將是必然的。很顯然，這並不全是毛澤東的過錯，這更多地屬於歷史的必然。

　　當鄧小平在《決議》中批判毛澤東家長製作風時，他自己也將犯同樣的錯誤。以軍委主席身份在四年內撤換兩個黨的總書記，不能說沒有家長製作風，而且更嚴重，至少毛有家長製作風時自己正在“家長”的位置上。但在鄧小平用非民主的手法處理“六·四”問題上，誰能說他全錯了？這就是歷史。

　　毛澤東擁有民主開明思想的另一例證是於五十年代末，在海峽兩岸統一問題上，首次提出在一個中國的條件下兩岸各保留自己的社會制度這一“一國兩制”的核心思想。然而，今人已將“一國兩制”的發明權毫無疑問地送給了鄧小平。如果說海外華人華僑的這一失誤還有情可原的話，那麼生活在大陸的中國人和中國政府在這一問題上的錯誤則是令人費解的。作為毛澤東時代主要領導人，鄧小平不可能不知道毛澤東有關台灣問題的這一重要精神。但他面對群眾誤送上來的榮譽，並沒有作任何的糾正。

　　當然，鄧小平作為第一位成功實踐了“一國兩制”的領袖，為國家的統一做出了歷史不可磨滅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