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说，贺绍强当时的处境比翟田田差，都得罪了学校，都失去身份，都是非法移民，都被美国联邦法院列入可能需要递解处境的名单。贺绍强的面临的问题的严重 程度要超过翟田田。但贺绍强案中，我们争取到联邦法院无限期延缓递解程序，直到把贺梅要回来。最后，我们是在取得完胜，推翻三级法院的全部判决（少儿、中 级、上诉），在ABC20-20节目里作为胜者宽恕了贝克、赢得了美国人民的尊重之后，在中外媒体的关注下回到了中国。

这个差别的原因在哪里？在于我们能够正确地在美国法治的程序框架内运用法律的规则，以理服人，而不是蛮干。

美国人是极要面子，绝不愿意认错的。美国法院更是如此。法院一旦做出判决，总是要千方百计维护，因为这涉及到法院的尊严的问题。而法官又都是智商很高、很 能左右辩论的人，什么事情很难有绝对的说法，因此一个判决很容易被上级法院维持原判。以贺梅案为例，上诉法院写了114页的分析，维持剥夺贺夫妇父母权的 判决。执笔的HIGHERS法官是全美国家庭法方面的专家，美国的法官进行家庭法方面的培训，他是教员。当时，无论中国还是美国的法律学者都认为这就是定 论了，看不出任何错误。确实，上诉法院的判决几乎无懈可击。

但我们说服了最高法院恢复了贺夫妇的父母权。更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我们还说服州最高法院把贺梅直接还给了父母。


有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是解放军与义和团的本质区别。

这就是思想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