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暴(1)

六八年，“文革”清队期间，中国北方大城市(天津)一座赫赫有名的大工厂，建造起一所纳粹集中营式的非法监狱，号称63号。许许多多知识分子和干部在里边受到惨无人道的迫害。十年后，粉碎“四人帮不久，它曾经一度被揭露出来，并举办展览，昭示给世人。其稀世罕见的酷刑、残忍暴虐的程度，森严绝密的组织手段，惊骇一时。如今这展览早已撤除，遗址也荡然无存，当笔者走访当年63号的侥幸生还的幸存者时，仍不敢相信这是仅仅十几年前中华大地发生的事实。 一个号称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它疯狂起来竟然胜过史前时期的野蛮。而这些幸存者回首往事，余悸犹在。心灵的伤口依然流血并暴露在外。

笔者在披露此中两个女人的经历之前，先将另一些亲身经历者对63号介绍的口述实录如下；以使读者对63号有个大概的了解。

甲：“它的原址是我厂的老仪表车间，后来改做仓库使用，是个大筒房，像个戏院，约模二百平方米。六八年春天，厂专案组把它做为牛棚往里边关人，就叫瓦工木工断成许多小间牢房，大小六七平方米一间。窗户全钉死，玻璃用油漆油死，靠外的装上铁栏，靠里的只留一块硬币大的玻璃，外贴小纸帘，做为监视孔。”

丙：“63号有严密的制度。人之间不准互相称呼名字，只能叫'这个’‘那个’。走路必须低头，不准往别处看。我在里边关了一年多，很多人关在里边我根本不知道。特别是紧靠南的一间屋子关着是谁，至今也没人能说清。有个工程师，夫妇俩分别都关在63号里，工程师死了一年多，他老婆还托人给他送火柴呢。”

甲：“63号的看守们分三班倒，一班七八个人，总共二三十人。关在里边的前前后后有一百多人。大案有两个，一个是‘裴多菲俱乐部’涉及的人都是厂里的工程师和专家们。另一个叫‘三党’，都是党员领导干部。所谓‘三党’，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是厂革委会那些人为了排除党内异己罗织出来的罪名。这两种人挨整挨得最 凶。”

丙：“我看过不少演法西斯集中营的电影，我敢说63号比法西斯还法西斯。有的刑罚法西斯也没有。比如一种‘旱鸭凫水’，是叫人趴在地上，用铁刷子刷脚心，又疼又痒，受不了呀，胳膊腿一动，很像鸭子凫水，所以叫‘旱鸭凫水’。还有一种‘肛门吸烟’，拿根烟点着立在地上，叫人脱下裤子，把肛门对准烟头坐进去。有位高级工程师是搞锅炉专业的，他是如今唯一活着的带残的人，出来后一直住在医院。本来我们想请你去采访他，但医生不肯。他十个指头都钉过大头钉，肋条全给踩断了。”

丁：“我因为出身好，三辈红，整了我一段时间后，叫我在63号负责买饭送饭，倒屎倒尿，帮忙守夜。每天早晨把一个油漆桶放在过道，叫他们一个个来上厕所。可刚坐在尿桶上，看守就喊：‘起来！’大便只给两分钟。63号里臭虫多得吓人，有个人咬得睡不着，我一次帮他就逮了一百多个臭虫。但63号不准灭臭虫，臭虫也是他们折磨人的 天然工具。”

丙：“有个小伙子挺冤，他是个工人，为了要住房跟革委会主任吵起来，被弄进63号。他脾气很暴，把他一顿死揍打到铺底下，他还是不服，就用铁丝捆在椅子上，拿钢千子绞紧，铁丝一直煞到肉里。直到现在洗澡时还能看到他腿上给铁丝勒过的很深的道儿。那些看守还用小木棍敲他的生殖器，打得哗哗流血，留下后遗症，没有性，打坏了 ，工人都这么打，更甭提那些知识分子了。”

甲：“一天二十四小时，他们想什么时候用刑，就拉出一个人来，整得鬼哭狼嚎。他们怕外边的人听见声音，就放唱片。有架老式手摇留声机，总是那块唱片，样板戏《红灯记》铁梅唱的那段。只要铁梅一唱，不知谁又受刑了。现在又兴唱样板戏了，我一听耳朵就响起那些惨叫。”

丙：“他们叫电工把220V电压改成24V，怕人受不住自杀。灯泡外边全装上防爆罩，屋里任什么东西都没有。可是人要是真想死总能想出办法来，有个解放前在东沽跑船卖小鱼的，说他是海匪，整他整得很惨。他居然在地上捡到根大铁钉子，用垫床腿的砖头，把钉子砸进自己的脑袋里。”

丁：“还有位工程师，七十多岁，给弄到外边冻了一天一夜病倒，昏迷不醒。看守们穿上白大褂进他的屋子，说自己是被请来的医生。两个人把他举起来在空中飞快旋转，说是请他‘坐飞机’，问他‘美不美？’。再把他扔在地上‘做按摩’就是用脚乱踩有一气，看守叫那些被整的人斗他，这叫‘老黑斗老黑’。我亲眼瞅着他一条胳膊啷当着，像假的，样子很怪。这人后来神经有点不正常，屋里有屎有尿，极臭。看守叫我给他洗个操，满身全是黑泥痂！我这才发现，他那条胳膊原来是脱臼了。也没人给他治，一直到死胳膊都是啷当着。”

甲：“63号对外是绝对封锁消息的。从那里边出来的人都被打怕了，谁敢说？说了就会再抓回去加倍挨整。在外边的人，路过63号都远远躲着走。有个人蹲在附近系鞋带，犯了嫌疑，就被抓进去好打一顿。 在我们这个二千人的大工厂中，63号是个可怕的谜，神秘的地狱，吃人的魔窟。”

甲：“63号关人关得最多的时候，放不下了，他们在厂里又找到一个小仓库，准备搞个分号。叫来瓦工把这仓库也断成一个个小间牢房，都是双人床大小。一面六间，一面八间，后来他们发现瓦工们一边干活一边窃窃私语，他们怕事情闹得过大，建好后一直没有使用。”

63号大量整死人的消息陆续传到北京，七０年六月二十四日陈伯达和市革委会主任来到这个厂，说是视察“抓革命，促生产”各项工作。 他们一走，63号开始悄悄放人。随后将这座历时两年残害无数无辜的魔窟，以清除旧厂房的名义拆除，夷为平地。魔窟除掉，魔影犹存。 整人的凶手们长期通遥法外，做官的做官，升官的升官，这不过是变相的销赃灭迹罢了。63号的铁栏杆化为无形，更深地禁锢着人们的心。直到文革结束，受难者平反昭雪，63号的主谋才被逮捕法办。但是法律只能惩罚罪恶，却不能医治受害的心灵。

有人问：凶手和受害者有仇吗？答案是：没有。

为什么整人的凶手是如此的残暴？我想，这些人是魔鬼转世，有人性的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做出这样的残忍暴虐的事。

残暴(2)

你别担心，我能说，那么凶的事情都经受过了，说一遍总能受得住。听说你来，昨天我把怎么说都缕好了，想了一夜，可现在又全乱了，可能会东一句西一句，我又有点犯心跳了。

我爷爷是郑孝胥，溥仪的老师，这你在《末代皇帝》里都看到了。我爷爷他一直跟着皇上，对家里的事很糊涂。我们这种家，有什么事是不跟孩子们说的，所以“文革”时追问我祖父祖母的事时，我怎么也说不清。

我丈夫老刘是机械工程师。从北洋大学机械系毕业后始终做技术工作，可是他出身也不好，他父亲是北洋海军总长刘冠雄，旧官僚，这就注定我们是挨整重点。

“四清”时老刘就被关起来，后来说“洗澡下楼”没事了，紧接著“文革”就来了。来得太猛太凶，完全没有准备。突然一天，老刘厂里的工人红卫兵闯进我家，好多人拿着大洋镐，把屋里的花砖地、门外的台阶连屋顶全刨了。还拿刀把沙发全捅破，说找武器。我家床板上有两个洞，是家里的旧床，从来没想过这两个洞哪来的，他们说是子弹打的枪眼儿，向我要枪，要子弹，真吓死人了。不知老刘犯了什么事，晚上老刘回来了，满屋子乱七八糟。他安慰我说：“很多人家都抄了，别怕。”我的心才定下来。我一辈子没做过事。我们两家是世交，从小青梅竹马，二十二岁时嫁给他；一直跟着他；只有他在身边，我心里才稳当。

第二天他们又来了，又抄。我家住在“新村”，住的大多是厂里的工程师们，他们就把我们召集起来，弄去游街批斗。叫我们脖子上挂个簸箕或小锅小盆，拿棍敲，一边说：“我是牛鬼蛇神！”还把党委书记弄来，糊个大红纸伞，上边贴着我们的名字，叫他举着。意思是我 们是他大红伞下保护的牛鬼蛇神。突如其来的，人全懵了，也没面子可讲了，就这么难看地在大街上走。

我家一连给抄了五次，整个抽屉的东西，多少年存的好东西，还有老 刘的书，技术材料，日记，全给弄走了。老刘喜欢照像，照片特别多 。所以抄完之后，满地都是碎照片。那些没抄家的子女都围在外边往 里看。我的脑袋木了，一听声音就害怕。随后我们就给赶出“新村” 。来辆马车，叫我们带上吃饭必需用的锅饭瓢盆和被褥桌椅上了车。 镜子不许拿，说是“照妖镜”，被赶到一片水中间的简易房子前，可 是那里的街道代表出来说，他们不要牛鬼蛇神，嫌我们脏。但他们把 我们又拉下来批斗一番，再赶上马车，最后塞进一所破楼，名叫“垃 圾大楼”，住在一间十来平方米小屋里。厂里每天都来人审讯。他们 真有办法，居然在T市老刘哥哥家翻出一套他父亲做海军总长时穿的 旧制服，还有旧军官照片，说老刘“企图变天”。都是什么年头了， 老刘就是想变天，也不能穿这套清朝衣服上台呀。他们还逼我给溥仪 写信，找他要旧照片，好拿这照片说明我们想恢复旧王朝，多亏溥仪 回信说他没有这种旧片了，要不我们更倒霉了。他们就这么搞，想什 么样儿就要搞成什么样儿。糊里糊涂的，觉得没活路了。可搞了一阵 子，正提心吊胆的时候，又说问题搞完了。老刘的手表也发还给他。 刚轻松几天，又反过来说老刘组织“裴多菲俱乐部”。

我不知道裴多菲是谁，我说裴多菲是外国名字，我家没见过这个人呀 。后来才知道这是指反革命组织，搞政变。一下子心又提到嗓子眼儿 上。

我和老刘是解放前到这厂子来的。那时这里很荒凉。我们这种技术人 工资很高，没处花，经常凑一起玩玩。老刘好客，爱照像，滑冰，打 网球，是个玩将；我爱唱戏，我俩又没有孩子，房子宽敞，那些工程 师们差不多都住在“新村”常常到我家聚会，多少年一直这样，直到 “四清”以前。“四清”一开始，大家就没心气儿玩了。可“新村” 有个人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文革”一来他怕极了，就写张大字报 说我们搞“裴多菲俱乐部”。这可是个不得了的大问题，从头整。

老刘害怕了，他这人胆子很小，总哭，哭得青光眼发作了。我一直拿 他当“定心丸”，看他这样儿，我想我应该做他的“定心丸”了，就 说：

“咱就像牲口，打倒了，还会再站起来。咱们不就在一块玩玩吗，又 没做坏事儿，怕什么。”

其实我更怕，怕极了。总觉得比开始抄家那次可怕得多。那次是拿大 棒子胡打，碰巧打上谁，谁死；碰不上没事儿，这─次是看准谁非弄 死不可。我巴望这时最好有一个人闯进屋，一枪把我们痛痛快快全打 死多好。

七月三日晚上，那天特别热，我和老刘乘凉刚回屋，一大堆人进来命 令我俩坐到街对面去，互相不准说话。只听他们在屋里又抄又砸，声 音吓人极了，然后叫老刘跟他们走。

老刘忽然拉着我的手哇地哭起来，哭得特别难过，眼泪把我的手都弄 湿了。哭着哭着他又怕我难过，就对我说：

“你放心，我们没什么事，弄清楚就回来，你要相信政策。”

我手里有把折扇，上边是我用毛笔写的毛主席的词《咏梅》。他说：

“你就把它给我吧！”

奇怪，怎么这会儿又来要我写的折扇？其实他当时心里有数，他明白 自己是不可能回来了。我给他折扇时，他握了握我的手，握得好使劲 ──这是他用心握的。谁想到这次握手，竞成了永久的诀别！

他走了，我发征，发傻。那些人问我，

“你到哪儿去？”“我不知道我怎么办。”我说。

“你就跟我们去吧，可以给他拆拆洗洗，还可以听点他的消息。”他 们说。

我想这样还可以在老刘身边，知道他的情况，满心以为这是他们的好 意。谁知这是他们的圈套，就是也想把我弄去，好从我身上挤东西整 老刘。我坐在车后边进了他们的厂，又进了一座大厂房这就是63号。 进去后被推进一间很小的屋，“哐当”门被关上，我一看地上一堆睡 觉用的破被子和稻草，心想坏了，坐牢了。当天半夜就审讯我。叫我 把反革命罪证拿出来，我哪里会有，这就拉出屋去整。前后整整两年 半，打呀，要命呀，头发被他们大把大把揪掉。我把头发偷偷塞进被 子里，心想早晚一天出来后非要告他们不可。粉碎“四人帮”后，叫 我上台控诉他们，一个大领导叫我放开讲，我一讲一个多钟头，心跳 得厉害呀！

开头他们叫我承认，说我家制造发报机，开黑会，还读反动誓词。他 们在我身边摆着三瓶尿，一桶屎，不承认就拿屎尿灌我。他们还编了 一套一套的，说我家开黑会时接国民党的党旗，叫我写，我不写就打 呀骂呀，那些脏话，我从小到大就从来没听过那么下流的话，难听极 了。

每天十二点后通知我才准睡觉，五点钟就喊我起床。天天想什么时审 就把我拉去。真打得要命呀！有一次三个壮男人把我推倒，围着踢我 。浑身上下不分地方使足劲踢，鼻子哗哗流血，他们就用我抄写的毛 主席的“最新指示”堵鼻血，嘴肿得多少天没法吃东西，每次我都以 为这回要把我打死了。

他们整人的法子可多了。有时叫我手棒着一大堆铁链子围着椅子跑， 不许停，一直昏倒下来。有两个小青年最凶，他俩把我举起来，一个 抓住头，一个抓住脚，像拧洗过的床单那样拧，全身骨节都要折了那 么疼，疼得我一喊，他们就打开留声机放唱片，把声音放得特别大， 好压过我的喊声。

我当然不能承认，我认了，他们就会拿这东西去逼老刘，老刘非死不 可了。我想，我宁愿自己叫他们整死，也不能叫他们把老刘整死。

他们还有个办法，就是经常饿我，有几次一天多不给我一口东西吃， 饿得我把草垫子的稻草抽出来塞在嘴里嚼，硬咽下去，成牲口了。后 来我吃饭时常常剩下半个窝头藏在稻草里，预备挨饿时吃，可有时用 上它时已经长绿毛了，吃得拉肚子。

往后我也学精了，不硬顶，干脆胡说。

他们问：“你在俱乐部跟谁打过牌？”我就说：“跟蒋介石和宋美龄 。”

他们问：“你们留着那套旧军装干什么用？”我就说：“每天穿一会 儿，纪念国民党。”

当他们知道我存心胡说，整我整得更凶。一天，他们对我说：“你升 级了，今天枪毙你！”就拿棉袄盖上我的头，押上一辆吉普车，跑了 一个多钟头，其实就在工厂后边盐滩上来回乱转。然后拽下车推进一 间破屋。一排排人，全是官，还有穿军装的人。他们的问话很横：

“你的发报机呢？”我说：“扔进河里了。”

他们又问：“电报机的图纸哪儿来的？”我说：“在新华书店买的。 ”

他们听我胡说，上来三个人用木棍狠抽我，还用刀背剁我。有个人过 去一直没打过我，我还认为他向着我，这回他也打，而且更凶。─完 事回来又把我吊起来打。

转天一个打手溜进我屋来，对我说：“发报机既然没有，早晚会弄清 的。看你的腿肿成这样儿，我学过医，绘你治治，你可别让他们知道 。”

我还以为他良心发现，不知该怎么说感激的话。可是哪想到他借给我 看腿伤，侮辱我。我呼救无人。拼命跟他对抗这时我真想自杀了。活 下去，只能一天比一天惨。守夜的一个女工劝我，我又想起老刘来。 我要是死了，老刘放出来后怎么活；可我哪知道．他进来三个月受不 住，拿垫床腿的砖头砸碎自己的脑袋，自杀了。我记得我进来不久的 一天，扒门缝看见过他一次背影，给两个人推着。我还一直以为他活 着。我俩都在63号，他既不知道我也在里边，我更不知道他人早完了 。我要是知道他不在人世，还有什么必要忍受这些罪活着？

七一年春天吧，一天，他们忽然对我说：“告诉你，你丈夫已经在六 八年九月二十八日自绝于人民”下边的话我只听见一句，“你必须和 他划清界限！”我当时只觉得心里木极了，没有任何感觉，也没叫喊 。等他们再来叫我写材料，要我表示和老刘“一刀两断”，我忽然跑 出来大哭大喊，喊老刘。一下子爆发了！

我脑子完全乱了，控制不住。忽然觉得这是假的，老刘没死，我想大 概他交待的好，已经出去了，哪一天会推自行车来接我；我俩就是到 处流浪去讨饭也好；可是忽然我又觉得这是真的，我就受不住了，大 哭，喊老刘，一声声地喊，喊得很真，就像老刘就在眼前。弄得63号 的男女看守们都说有鬼了真没想到他们来这一手。

这样，他们就对我说：“我们厂是搞生产的，不能叫你总住在这里， 花这大的代价”就把我轰出来。我坚决不再回“垃圾大楼”那间小屋 ，我一看那里的一草一木，神经就发狂。他们就把我弄到另一个地方 住下，还叫两个女工轮流陪我，怕我自杀。事后才知道，63号死人的 事有人追查，他们很怕我自杀，又多一条人命。

老刘死那时，火葬场不给烧，是63号那帮人架劈柴烧的。然后钉个盒 子，把骨灰放在里边。有一天他们来了，拿个白布包儿，对我说：“ 他死有余辜！”打开包，把盒子扔在地上，是老刘！我一下瘫在地上 ，就喊：“救命呀──”

打那天起，我做了一个大包袱放在床上，把老刘的衣服给他穿上，再 戴上老刘的帽子。他就是老刘。我天天不出门，陪伴着他，他也陪伴 着我。吃饭时绘它摆上一双筷子。它就傻呆在那里，一动不动，也不 说话。我也不用它说话，他在，就好

后来，我的养女回来了。人家都叫我把这假人拆掉，别吓着女儿，我 才搬开它。

我的养女是“文革”初去内蒙古插队的。她的命运不比我更好。她的 生父是老刘从小要好的朋友。我和老刘没孩子，她生下来四十天时抱 过来。他生父叫朱文虎，是老刘厂里的电器工程师，因为过去也常到 我家来玩，就和我们同一案子，被打成“裴多菲俱乐部”二掌柜，也 关进63号。他脾气很倔，打得更厉害。几次给烟头塞进肛门不准大便 ，被踩断三条肋骨后死了，死在医院里。事后他们叫医院开假证明， 说是死于心脏病。还把一张断了肋条骨的胸部照片改了名字，叫“米 可号”，怕将来有人查验。

我养女的两个父亲，一个生父，一个养父，都死在63号。我死了一个 老刘，实际上也死了我自己。至今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还活在世上。 你说说，我为什么还活在世上？

看看这些人的残暴卑劣，就不会有人再问上帝，为什么有地狱了。善 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残暴(3)

我就是你听说的那个“给死人送钱的女人”。我的全部痛苦都在这句 话上。你看我现在很平静了，是不是？可是这句话是我的一个万丈深 渊，我一碰上它就陷下去，很深很深地陷下去。

我丈夫是六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死的。死在63号里。我从来没去过63号 ，后来知道那里的厉害了，好几个工程师都死在里边。但你要认识老 钱──我丈夫，就知道他不是招灾惹祸那种人；他在这个厂里干了二 十年的供应管理，连家里用个螺丝钉也不从厂子里拿。为什么非叫他 死不可？而且是活活把他吊打死的？

我和他从小认识，他脾气有点暴躁，可人正直，埋头工作，我们生活 得清贫但是很骨气。他一直是个小业务干部，七品小官也没当过，我 一直是个普通教师。我们有五个孩子，对孩子搞智力投资，所有收入 都花在孩子身上，送他们都上了大学。“文革”抄家时，我家最穷， 挖墙刨地也找不出值钱的东西来。箱子里一半是空的，存折上只有一 百多块钱。只有一把破旧的西餐刀，被他们当做匕首拿去展览做为老 钱的罪证。

老钱的罪名，说是参加刘工程师家的“裴多菲俱乐部”。要是听他们 说，刘工程师家真好像有个暗藏的搞破坏的组织，其实哪里是那样， 我也常去那儿玩呀。

解放初期，这儿都是大水洼。范旭东、侯德榜为了把厂子搞起来，气 魄很大，凡是燕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南开大学毕业生前三名的，都要 。还用高薪聘请各种技术专家。一时人才云集，周总理还说这里是“ 技术篓子”呢！这些高级人才都住在“新村”，一片整齐的小房小院 。那时没有娱乐场所，知识分子总要精神来点享受，怎么办呢？刘工 程师夫妇好玩，好客，房子又富裕，大家就常到他家聚会。唱戏，打 牌，可是从不来钱的。大家互相记住生日，逢到谁生日，或过年过节 ，就备带一点菜凑在一起玩玩，关系都非常融洽。我家不住在“新村 ”，住“三角地”，可老钱喜欢京剧，唱小生，唱周渝，胡琴拉得不 错，我唱程派，刘工程师夫妇也好唱，就常去凑一台戏唱唱。就这么 简单。但是这些知识分子大都出身差些，早就被注意上了。记得我们 一起聚会时，新村的街道代表曾经爬上树往屋里看，当时我们以为他 是想看热闹呢。我家的小儿子喜欢玩无线电，房上总扯些天线，有一 次街道代表和民警忽然来我家，说为了安全查电路。后来搞“裴多菲 俱乐部”说要找电台，找到电台后就去北京向毛主席报喜，我才明白 我们一直是被注意对象。这我就非常后怕──我女婿从朝鲜战场曾经 带回一点美军的电器零件，小耳机什么的，后来全被我那喜欢无线电 的小儿子去新疆上学时带走了。如果没带走，大事了，证据确凿，肯 定电台就在我家了。我家非全给弄死不可，那时想起来后怕的事真不 少。

清队开始时，老钱为这事受审查，可他属于“走读”的，每天晚上可 以回家住。一天突然他没回来，等到夜里十二点多，我就犯嘀咕了， 跑到外边黑灯瞎火转了几圈，还是不见人影。一点多时，砰砰砸门， 厂里来帮人闯进门就抄家。我问：“老钱怎么没回来？”他们说：“ 暂时不回来了。”从此，我就再没见过他。他那天早晨离开家去到厂 子时，那样子太平常了，可就这么平平常常走了，没有生离死别，但 一去就算完了。怎么人这么容易就完了呢。

从这以后，几乎一点消息也没有。只是恍恍惚惚听说他很瘦，脸色惨 白，拿个大扫帚扫院子。其实这消息根本不对。他一直关在63号里挨 整，如果真叫他扫院子，应该说是当皇上的差事呢。我因为是在中学 当教师，有单位，所以没把我关进去，刘工程师的爱人没工作，给弄 进63号，受尽了折磨。她夫妻俩都关在同一座大房子里，刘工程师死 了两年多她竟然毫不知道呀。

当时我对老钱，我似乎比较乐观。因为别的有问题的人都扣发工资， 可老钱的工资一直原数照发。开始时还准备送点东西给他。我常送些 烟、牙膏、肥皂，他爱吃点心，我就买斤点心包好了送去，还送些衣 服好叫他换换穿。每月我去厂里领了他的工资，都送四十块钱给他。 但他们从不叫我去63号，都是交到专案组转给他的。我想，为什么偏 偏他的工资一直照发，肯定他的问题比较轻，说不定哪天他又平平常 常回家来了。这是当时最美最美的幻想了。

前后一年多，直到七０年春节过后，我去学校，一个老师问我：“老 钱有信儿吗。”

我说：“没有呀。”

他挺神秘地低声对我说：“我听说老钱死了。”

我说：“不会呀，人死了怎么还发工资，不通知家属？我前几天还领 了他的工资，送钱给他呢。”

我多傻，听了这消息我还不信，其实人死已经几个月了。我不信也有 我的道理，此后厂里63号又来人找我要钱，要衣服，说老钱的钱不够 用。我还把一件给老钱新絮的棉袄托他带去。照旧领他的工资，然后 把一部分钱送到专案组，每次他们都收下了，如果他们的表情有半点 犹豫，也会引起我的疑心。他们怎么能这样不动声色地骗住我这个可 伶的女人！他们真是铁石心肠呀！你说说，他们接过我的钱时心里究 竟怎么想的？

一过又三四个月，63号开始往外放人了。但放出来的人都躲躲藏藏， 不敢跟人说话。有一次我在窗上碰到过一次刘工程师的爱人，她贴着 墙根儿走，怕人似的，神情有点恍惚。我也不敢过去问她，怕给她找 麻烦。我就等着吧；既然刘工程师他们都没事了，老钱肯定快出来了 。

六月底的一天，厂里忽然来人，还有我们学校的工宣队的人跟着。他 们的神气又平静又紧张。坐了一会儿才告我：老钱死了！

“什么时候？”我说。似乎还不信，可是声音全不是调儿了。“六九 年十二月十七日。”他们说。我努力稳住自己。又问：“怎么死的？ ”

他们不肯说了。只对我说：“你丈夫死了，可问题还没弄清，暂时还 不能平反。我们把他按工伤死亡处理，但你们家里的人都有工作，没 有抚养人，所以什么待遇也没有。工资打今天起停发，到此为止。”

我说：“奇怪了，我跟他从小认识的，两家是世交，又一块儿长大。 大学毕业就工作，就这么点经历，还有什么问题没弄清。又是怎么死 的，需要按工伤死亡处理？”但无论我怎么问，他们也不回答我。

我至今也不明白，我当时为什么没哭没喊，我是应该大哭大叫的呀！ 我的老钱呀，你半年多就死了，怎么就没托个梦给我呢？难道你也和 他们一样故意骗我，捉弄我，好突然来给我当头一棒吗

这时，军宣队已经进厂。恰巧我女婿的一个老战友是军宣队员，他闯 进63号才问出来。说老钱一次给四条绳子拴在手腕和脚腕上，拉在四 个墙角上，吊起来打。那些打手们打完他就去喝酒，一帮人全喝醉， 把他忘了，等酒醒了回来，发现他四肢全弯着，抽缩一起，摘下来一 看，人已经死了。这就是他们说的“工伤死亡”！

封建社会里也不准私设公堂，当堂打死人县官也要革职。怎么能吊打 死，半年多都不告诉我？怎么还能到我家里要钱要衣服？我一直告到 市里告到北京，可无论怎么告，回答只是一句话：“问题太复杂，很 难解决。”等到“四人帮”完了，63号冤狱大平反，才知道“复杂” 都是在上边。主谋和主凶抓起来，但究竟老钱都受过哪些整，究竟谁 参与打死老钱的，没处再去问了。“文革”过去，家破的家破，人亡 的人亡，所有债都记在“四人帮”身上，人对人又是笑脸，又都一个 样儿了，哪里去找当初那些整人的人？除非他们自己有良心，可是我 从来没听说过有谁，天良发现，找到人家受难的去忏悔。我家里的人 都是书呆子，不会去找，去闹，去争，只能把这一切，把含冤而死的 老钱放在心里罢了。

老钱的骨灰盒，我们找了几个地方才找到。当时处理这事很草率，当 事人都忘了放在哪儿。现在我们把它换了个讲究的盒子，存放在殡仪 馆里。每年清明节和十二月十七日──他遇难的日子，我们全家人去 一次。阴历正月十六──他的生日那天，我单独去。我们从不烧纸， 只是看看。在人间得不到幸福，还能去哪里得到？

你看我现在相当平静了吧。

可是有一次宴席上，上一道鲍鱼鸡茸汤，我马上盛了两碗，说：“这 是老钱平生最爱吃的，叫我多喝一碗，替他喝吧。”大家立刻静下来 。谁也没说一句安慰话，大家都知道，这种事，安慰也是多余的，都 只说：“好，好。”

还有一次，我在杭州西湖林荫道上独自散步。走着走着，我忽然特别 想他不知为什么在这最美的地方我就会特别想他。从此我避讳着，不 再到最美的地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