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劉少奇手拿憲法維權

毛主席也拿憲法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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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以一個孤絕的“釘子樓”為背景，一位穿着大紅唐裝，手中握着同樣鮮艷的憲法文本的中國重慶婦女吳苹，頭頭是道地闡述着個人物權，並以知法守法的理性姿態堅忍不拔地捍衛個人財產的努力，把自己鍥入中國城市化運動的歷史，被稱為“史上最牛釘子戶”。發展到今天，所謂的釘子戶們手拿憲法，房頂上插着鮮艷的國旗，用來維權的事例已經不新鮮。

　　不只是普通民眾想靠憲法維權，就是貴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也曾想用憲法維權。時間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的1967年8月5日，我們的劉少奇主席面對迫害他的革命小將們，手拿着一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大聲抗議說:“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你們怎樣對待我個人，這無關緊要，但我要捍衛國家主席的尊嚴。誰罷免了我的國家主席?要審判，也要通過人民代表大會。你們這樣做，是在侮辱我們的國家。”可惜，思想狂熱的紅衛兵小將根本不把憲法當回事兒，於是一個國家的主席慘死於折磨之中。

　　不只是劉少奇主席，就是毛主席，也曾經手舉憲法以維權。

　　在學法律的人看來，毛時代是不講法制的時代。

　　毛主席在同埃德加·斯諾談話時曾經說：“我像一個打傘和尚（無法無天）”。這是一句雙關話。打傘的和尚就是一個像孫悟空那樣的造反者，不受制於既定的規章制度或慣例常套，不管是俗界的還是神的。

　　1958年8月21日，毛澤東在北戴河協作區主任會議上說：“法律這個東西沒有也不行，但我們有我們的一套。”劉少奇插話說：“到底是法治還是人治，看來實際靠人，法律只能做辦事的參考。”毛澤東同意劉少奇的觀點，繼續說：“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民法刑法那樣多條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韓非子是講法治的，後來儒家是講人治的。我們每個決議都是法，開會也是法，……我們主要靠會議、開會，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維持秩序。”

　　1964年12月28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全體會議。就在討論快要結束的時候，毛澤東拿出了帶來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那兩本書，說：請你們回去找黨章看一下，憲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講民主自由的。有一本書，叫《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文件》，第100頁到第104頁，你們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過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書，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章的第一條，這個條文叫第八十五條，中間講到，“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後第八十七條講到，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我們這些人算不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準不準許我們和你們講幾句話？有沒有出版自由？……還有結社。

　　毛主席講這番話是有起因的。在這次會議召開前，鄧小平覺得這是一次一般性質的會議，曾經向毛澤東建議說，如果事情忙，可以不參加會議；會議期間，有一次毛澤東在劉少奇講話時插了話，劉少奇不知道毛澤東要作長篇講話，毛澤東只講了開頭就被劉少奇打斷了。（資料來源：《劉少奇在建國後的20年》，魯彤、馮來剛著，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年2月第一版，401—402頁）

　　這件事，也成為毛劉關係破裂的一個標誌。

　　其實，無論是釘子戶、劉少奇、毛主席的手拿憲法維權，我們都發現一個現象，那就是中國人對法律的實用主義。我們把法律更多是當作自己維權的工具，而不是從內心真正信仰法律。

　　這從領導人對法律的作用就清晰地看出來。到底我們的民眾對法律是真正信仰嗎？我看也難，主要是從功利方面來求助於法律的。

　　這樣的法律思維，很有中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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