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戰爭於1950年10月25日爆發，1953年7月27日結束，先後歷經5次戰役、邊打邊談等階段，總共打了兩年零9個月。
在這場生死較量中，毛澤東與杜魯門作為對壘雙方的統帥，兩人都是個性特點非常鮮明的人，同時又有非常大的不同，本文將從3個方面來對兩個人進行比較：
其一，毛澤東：一個弱國的、強勢的世界級大政治家
杜魯門：一個強國的、強勢的超級政客
先比較弱國的弱與強國的強，看看1950年的時候，中國到底有多弱、美國到底有多強。50年前不同於現在，中國的弱是積貧積弱，是百年、幾百年的積貧積弱；美國的強是唯一的世界超強，是連世界老二都不具有可比性的超級巨無霸。
一比國力：1950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為180億美元，美國為3553億美元，中國相當於美國的約5％；1950年中國的鋼產量為61萬噸，美國8785萬噸，中國相當於美國鋼產量的0．69％。發電量相當於美國的1．1％，原油產量相當於美國的0．07％。中國的工業產值居世界第26位，還不及諸如西班牙、葡萄牙等西方小國。
二比軍力：這裡用入朝參戰時朝鮮戰場上中美各一個師的裝備比較（志願軍是按照裝備最好的原第四野戰軍陸軍師的統計）：
中國 美國
坦克： 0輛149輛
裝甲車： 0輛35輛
汽車： 0輛3800輛（平均4人1輛）
火炮： 66門 300門
火箭筒： 27個 550個
中國的坦克、裝甲車和汽車都是0輛，也就不用介紹了。看看火炮。志願軍的這66門火炮中，有迫擊炮42門、山炮24門，基本上屬於人們俗稱的“小炮”，這還都是從日本人和國民黨軍隊那裡繳獲的。不像美軍，300門炮中雖然也有76門迫擊炮和24門步兵炮和山炮，但這種炮是協同作戰的需要，大炮小炮協同，輕重炮、遠近程炮合理配置。就是中國的這些炮，炮彈也沒幾發，而美國人的炮彈似乎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再看打坦克用的火箭筒：中國一個師配備了27個，美國550個。美國配置火箭筒基本上沒有用，因為志願軍開始就沒有坦克和裝甲車。志願軍有27個火箭筒，而美軍的149輛坦克和35輛裝甲車加一塊是184輛，就是一對一，志願軍還遠遠不夠，還差7倍。為什麼在戰場上志願軍戰士必須用生命去打坦克，都是因為裝備落後啊！
當然，槍，志願軍還是能夠做到人手一枝的，但志願軍的槍也不同於美國人的槍，志願軍的槍是“聯合國”製造，幾乎都是在以往戰爭中繳獲的，出自許多國家，既有日本三八槍、美式30衝鋒鎗，還有法國、德國的槍，以及國民黨的中正式步槍等等，品牌各異，口徑不一，雜亂不堪。
再比天上。美國在朝鮮戰場上部署了1100架飛機，後來增加到2000多架；而中國在朝鮮戰場上沒有飛機。南北狹長的朝鮮半島，確定目標後從機場出動半個小時內就能到達預定戰場。這1000架飛機，鋪天蓋地，對志願軍造成了極大傷亡。如果一個師一旦被敵人發現，上百架飛機一頓狂轟濫炸，不用半個小時就交待了。一些戰士介紹說：“美國飛機實在是太厲害了，別說地面上有個人，就是有個兔子，飛機掃射時候也能打到。”以至於開始志願軍有紀律，不准打飛機，免得暴露目標帶來更大的傷亡。
可見，志願軍和聯合國軍的武器差距是懸殊的，差距之大在世界戰爭史上也是罕見的，美國一個團的火力強度，超過志願軍的一個軍。
三比軍事裝備工業。中國基本上沒有現代武器裝備工業，沒有多少後勤保障能力，只能生產手榴彈、簡單的槍枝等，槍、炮、汽車等主要靠蘇聯提供。而美國有龐大的工業基礎和軍火工業，飛機、大炮可以在短時間內源源不斷地生產出來。因此，支撐這樣一場大的現代化戰爭，工業和技術條件中國幾乎都不具備，而美國，都具備。
四比現代戰爭經驗。中國軍隊有多年戰爭的經驗，但現代戰爭的經驗，中國軍隊則一點兒也沒有。當時對士兵的三大基本軍事技能要求是：練刺殺、練射擊、練投彈，志願軍的運兵工具是士兵的兩條腿。而美國軍隊則現代戰爭經驗豐富，他們作戰是三軍協同。正因如此，志願軍將傳統戰法發揮到了極致，並有效規避了現代戰爭的不足和缺陷，而聯合國軍則不行。這也正是曾任第八集團軍司令、後任“聯合國軍”司令的李奇微面對如潮潰退的士兵，面對離開汽車就不能行軍的士兵，恨不得踢他們的屁股，發出了“中國人也是人，他們長着腿，難道你們沒有長腿”的咆哮。
從國力、軍力、軍事裝備工業和現代戰爭經驗4個方面比較可以看出，志願軍和聯合國軍絕對不在一個等量級上，照這樣比較，志願軍是沒有任何勝算的。那麼，人們不禁會發出疑問：是不是美國總統杜魯門是一個軟弱無能的人呢？
哈里·杜魯門是一個非常強勢的總統。他出身於一個貧苦農民家庭，高中畢業。杜魯門雖然出身草根，可他意志頑強，性格強悍，有韌性、能決斷，骨子裡面有一種不服輸的強勢性格。在他的總統辦公桌上擺放着一個小牌，上面寫着“決策在這裡作出。”是他決定對日本放原子彈；是他實施馬歇爾計劃，支持歐洲復興；是他作出出兵朝鮮的決定。
一個超級強國，再加上一個強勢總統，如果遇到一個一般的對手，這段歷史就不會有什麼懸念了。可歷史就是這麼有意思，強勢的杜魯門偏偏遇到了一位更加強勢的對手，遇到了一位不畏天不畏地的毛澤東，於是一出精彩的戰爭活劇上演了。那麼，毛澤東又具備什麼樣的強勢呢？這種強到底強到何種程度呢？
舉兩個例子：
例一：作出出兵朝鮮抗美援朝的戰略決策。
抗美援朝戰爭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中國軍隊主動跨出國境，到國境外與美軍打仗。按照常規，強國侵略弱國，打到弱國的國土上，弱國能夠不投降，奮起抗爭，就非常不簡單了。而主動跨出國境，到異域去打強敵，世界上哪有這樣的事情啊！並且，這還是在共和國剛滿一歲的時候；並且，還是與以世界老大美國為首的“十六國聯軍”打仗；尤其是毛澤東堅持並推動中央作出這個決策，還是在中央高層開始內部意見不一、多數人不同意打的情況下，在統一思想的基礎上才作出的決策。
1950年10月1日國慶節，當國人還沉浸在歡慶之中的時候，毛澤東就接到朝鮮首相金日成的緊急求援電，說“聯合國軍”已經越過三八線，正以極快的速度向中朝邊境挺進，請求中國出兵援助。毛澤東思考了一夜，2日下午，就召集中央政治局在京人員討論是否出兵朝鮮問題。後來又多次開會討論，到19日正式作出了出兵的決策。開始的兩次會上，主張作戰的是少數派，中央領導人多數表示了對出兵的擔憂。據時任解放軍代總參謀長的聶榮臻回憶說，“大家發言的傾向是：‘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最好不打這一仗。’”因為我們的國內戰爭還沒有完全結束，美國又這麼強。林彪的發言比較有代表性：我軍打蔣介石國民黨軍隊是有把握的，但能否打得過美軍還很難說，它有龐大的陸海空軍，有原子彈，還有雄厚的工業基礎。把它逼急了，它打兩顆原子彈或者用飛機對我大規模狂轟濫炸，也夠我們受的。這裡，不能因為林彪後來叛黨叛國了，就說林彪害怕美帝國主義；其實，當時參加會議的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陳雲、高崗、張聞天、李富春、鄧小平等人，多數都基本同意這一認識。主席也說“你們說的都有道理”。主席為了讓大家暢所欲言，有的會議就不讓記錄。但毛澤東還是主張出兵。開始，基本上就是主席一個人傾向於打，第二次開會時周總理傾向於打。後來主席就讓在西北主政的彭德懷速來北京參與討論。結果彭老總放炮，認為必須要打、一定要打，再由主席堅持，大多數人也就同意了。這樣，一個驚天動地的決策就初步形成了。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在1951年元旦的日記中也曾這樣寫道：“主席決定志願軍入朝之舉，實在是英明萬分的、有遠見的決定，事至今日已如黑白之分明。如果當時要讓我來決定，我則會偏於‘苟安’！”
那麼，真正促使主席下決心打這場戰爭的原因是什麼呢？人們都知道的原因是美軍打到了鴨綠江邊，中國的邊境安全受到了威脅，這是一條；還有一條，就是美國阻礙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還有一條，這一條甚至比第一條還要重要，那就是美國第七艦隊封鎖台灣海峽，阻止解放軍解放台灣。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6月27日，也就是戰爭爆發的第三天，美國總統杜魯門就發表聲明，除了出兵朝鮮的兩項內容外，還有一項：“我已命令第七艦隊阻止對台灣的任何進攻。”可以說，這一項，既震驚了全體中國人，更深深刺痛了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的民族自尊心。你美國也太霸道了！朝鮮發生了內戰，中國既不是戰爭製造者也不是參與者，正一心一意地解放自己的國土台灣，結束內戰，招誰惹誰啦！尤其滑稽的是，你美國對大力支持北朝鮮的蘇聯連個屁也不敢放，卻對既沒有出兵又沒有挑釁的中國來勁了，無非是蘇聯強中國弱麼！無非是欺軟怕硬麼！但毛澤東不是蔣介石，新生的共和國對此迅速作出了反映，毛澤東指示周恩來外長當即發表聲明，對美國的做法定了性：“杜魯門二十七日的聲明和美國海軍的行動，乃是對中國領土的武裝侵略。”同年11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伍修權在聯合國大會上的發言也非常形象地向全世界講清了這一道理，他說：能不能設想，因為西班牙內戰，意大利就有權占領法國的科西嘉？能不能設想，因為墨西哥內戰，英國就有權利占領美國的佛羅里達？這是毫無道理的，不能設想的。不過對於自恃世界最強實力的美國當權者來說，他們只相信強權和自己的價值觀念，根本不理睬他國的抗議。唯一的對抗辦法，也只有以實力來回敬。”可見，是美國的霸道行為、蔑視態度和對台灣的侵略行徑，深深地刺激了以毛澤東為首的新中國領袖們，不與美國較量一番，不讓他覺得刺蝟捏捏是扎手的，不把他打得滿地找牙，它是不會服勁的，中國也是不能安安心心地搞建設的。當時，我們幾乎沒有海軍，無法與第七艦隊作戰，於是就把戰場選擇在了容易發揮我軍長處的朝鮮。有一種說法，說是因為抗美援朝，使台灣到今天還得不到解放，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顛倒了其中的因果關係。不是因為抗美援朝使台灣到得不到解放，而是因為美國封鎖了台灣海峽促使中國抗美援朝的。
例二：對待原子彈的態度。世界上唯一一個下命令放原子彈的人，就是杜魯門。他敢對日本放原子彈，對中國也不會例外。當中國與美國交手後，宣布“除了教訓一下中國外什麼都不欠他”的杜魯門總統，卻不斷聽到被中國教訓的消息，於是，他便放出要放原子彈的威脅。在1950年11月30日的記者招待會上，他宣布：“一直在積極地考慮使用原子彈。”此言一出，世界大嘩，英、法、德等歐洲國家頓時慌了神，一些國家的議員們又是簽名，又是呼籲，紛紛要求不要放。其實，對美國可能放原子彈的威脅，毛澤東早有心理準備。早在離開戰還有50天的9月5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九次會議上，毛澤東就曾豪邁地說：“你打原子彈，我打手榴彈。”面對這次杜魯門要放原子彈的叫囂，毛澤東不理他，中央也沒有開會討論，外交部都沒有對外發布隻言片語的回應和抗議，根本不予理睬。這位很不客氣地宣布要放原子彈的杜魯門總統，只好又很客氣地把話收了回去。
可見，毛澤東的強勢不同於杜魯門的強勢。杜魯門的強是假強，表現為恃強凌弱、逞強逞能；而毛澤東的強是真強，這種強是建立在對人類公平正義的追求基礎上的強，是一個古老民族不畏強權、敢於戰鬥的強。
毛澤東的世界級大政治家品格和杜魯門的超級政客性格對比，舉3個例子說明：
第一個例子：未雨綢繆，組建東北邊防軍。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27日，杜魯門就草率地下令，第七艦隊封鎖台灣海峽，昭示了他典型的政客習氣。到7月7日，僅過10天時間，毛澤東就指示中央軍委召開保衛國防問題會議，決定立即調在中原地區駐守的第13兵團（下轄第38、第39、第40軍）北上，與在東北的第42軍和炮兵第1、第2和第8師合編為東北邊防軍，擔負保衛東北邊防和應對朝鮮戰事的任務。9月上旬，又調第50軍開赴東北，使東北邊防軍的兵力增加到5個軍。這樣，26萬大軍提前幾個月就布防在中朝邊境。這是一個極富有戰略預見性的決策，對來之能戰、戰則能勝起到了重要作用，顯示了毛澤東的大政治家品格。彭德懷後來總結抗美援朝戰爭勝利的經驗時，高度評價了毛澤東的這一大政治家的戰略遠見。說：“當美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時，我們即調了5個軍置於鴨綠江北岸，待敵超過三八線向我國邊境逼近時，出敵不意地給以痛擊，取得第一個戰役的勝利。這不僅挽救了當時朝鮮人民軍敗退的局面，而且取得了戰爭的主動權。如果預先無此準備，想要憑空扭轉當時極不利極嚴重的局面，那是不可設想的。”這絕不是溢美之詞。
第二個例子：高舉“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政治旗幟。現在人們往往對政治口號有一種反感，其實，一個好的政治口號，能起到非常大的激勵作用，尤其是在革命與戰爭的年代。“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政治口號。之所以要“抗美援朝”，目的是為了“保家衛國”，使廣大群眾、戰士對支持這場戰爭有了更加現實、具體的認識，在國際上也容易得到其他國家的理解、同情和支持。毛澤東在1970年10月金日成訪華時，曾提起這個政治旗幟，說：我們“把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結合起來，叫‘抗美援朝，保家衛國’。你如果不提‘保家衛國’，他不贊成啊，他說，只為了朝鮮人，不為中國人還行啊？所以我說是為了保家衛國嘛，就是你要保家，你要衛國，要到那個地方去保，那個地方去衛”。可以說，“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政治旗幟，它應時而生，順勢而起，極大地鼓舞和激勵起全中國5萬萬同胞，滿腔熱情地投入到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中去。使廣大士兵也認識到，那是為祖國而戰，為自己年邁的父母而戰，為自己的妻兒而戰。廣大群眾也紛紛捐錢捐物，有2000多萬青年踴躍報名參軍，僅1951年一年的捐款就能夠購買3700架米格飛機。抗美援朝真正成為一場全民的反侵略運動。而美國民眾對朝鮮戰爭的態度，有記者問，了解否、關心否，答：不開收音機。
第三個例子：師出有名，以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名義。美國雖不說理，但也要打政治牌，它給出兵朝鮮的美國以及14個僕從國參戰部隊起了個好名，叫“聯合國軍”。其實，美國最親密的夥伴英國派了兩個旅，法國和多數國家象徵地派兵，部隊主要由美國派出的。你叫“聯合國軍”，打政治牌，毛澤東更擅長打政治牌，我叫“中國人民志願軍”。
新中國投入的主力部隊同美國軍隊作戰，既要師出有名，又要使中美兩國從國際法意義上不進入戰爭狀態，這確實需要費一番心思的。開始研究出兵朝鮮的問題時，毛澤東認識到，總不能叫中國人民解放軍啊，因為你解放軍可以解放台灣，但總不能解放到朝鮮去啊！於是他準備用“支援軍”的名義。徵求民主黨派意見時，民主建國會領導人黃炎培先生說：“叫支援軍不妥。”毛澤東問：“為什麼？”黃說：“支援軍是派遣的，誰派的啊？國家麼！我們是不是要跟美國宣戰？”毛澤東說：“有道理。那叫什麼啊？”黃說：“叫志願軍好。因為志願麼，就不是政府出兵，而是民間性質，是出於義憤。”叫志願軍，在國際上也有先例，西班牙內戰時，著名的馬德里保衛戰就有很多各國的志願人員組成志願軍自願到西班牙作戰。於是，志願軍這個名字馬上被從諫如流的毛澤東所接受。事實證明，以志願軍的名義參戰，在與美國鬥爭中取得了十分有利的位置，這麼大的一場戰爭，交戰雙方從來沒有宣戰過。因為美國人找不到藉口！它如果宣戰，就等於承認自己是侵略者了。可見，毛澤東確實是高人一籌，不愧是一位卓越的世界級大政治家。
其二，毛澤東：具有探索與創新精神的哲學軍事家
杜魯門：具有一定理論素養的三軍總司令
抗美援朝戰爭有它獨有的、不同以往中國共產黨經歷的戰爭的特點：其一，這是一場大規模的現代戰爭。其二，這是一場在異國戰場上進行的現代戰爭。它不同於國內的人民戰爭，有人民的直接支持，有根據地，籌糧、籌款方便，信息靈通，攻退自如，這些優勢在朝鮮戰場上都沒有了。而美國，一直沒有在本土上打過仗，在異國打仗是他的拿手好戲。其三，這是一場與世界老大在異國戰場上進行的現代戰爭。美軍是一支鋼鐵攢成的軍隊，飛機、大炮、坦克、裝甲車，鐵流滾滾。最可怕的，他還有100多枚令人談之色變的原子彈。不要說中國，就是當時的老大哥蘇聯，就是斯大林，也是儘量避免與美國交手。現在美國仍然是世界老大，你看世界上200多個國家和地區中有哪個敢打美國啊！
可見，在當時條件下，敢和美國較量已屬難能可貴，而敢打並能打而勝之，它的軍事奧妙又是什麼呢？它體現了什麼樣的軍事辯證法思想呢？
這裡面需要總結和挖掘的內容實在是太多、太豐富了，不但我軍一直研究，就連我們的對手美國軍隊，也一直在研究。抗美援朝戰爭爆發時，毛澤東57歲，幾十年的戰爭經歷，極為豐富的經驗，使毛澤東領導軍事和指揮戰爭正處於最爐火純青、最成熟的階段，展示了高超的戰爭領導藝術。
一、不做辦不到的事：具有創新性的戰爭指導原則。毛澤東一生擅長的，就是做事；但他又擅長不做事——那就是絕不做辦不到的事。在制定抗美援朝戰爭指導原則上，就非常顯明地看出這一特點。在戰爭即將打響的時刻，毛澤東為抗美援朝制定了戰爭指導原則和作戰方針，他在10月21日給彭德懷德的電報中指出：我們“不做辦不到的事”，並強調，“應在穩當可靠的基礎上爭取一切可能的勝利”，這一點，成為志願軍具有指導意義的作戰原則。為什麼這個“不做辦不到的事”成為這場戰爭的具有指導性的原則呢？筆者理解，這正是毛澤東在中美軍隊相差懸殊的力量對比中得出的正確結論。不畏強敵，藐視強敵，向來是毛澤東在面對威脅時作出的反映，但在與對手過招時，恰恰相反，毛澤東是力避硬拼，只做力所能及的事。從哲學意義上講，這一指導原則非常精妙地反映了毛澤東的哲學思想。實事求是是毛澤東哲學的精髓，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在面對“武裝到牙齒的美帝國主義”的戰爭條件下，“不做辦不到的事”，就是最好的實事求是，就是從戰爭實際出發而得出的最好的戰爭指導原則。
二、制定“突然性”的作戰方針：初戰勝利之關鍵。戰爭機器一旦開動，作為統帥的毛澤東是晝思夜想、殫精竭慮，多次起草電報，制定作戰計劃，發往朝鮮戰場。在10月21日凌晨不到1個半小時內，毛澤東連續起草、發出了3封電報，修改作戰方針，指導作戰。在致彭（德懷）、高（崗）的電報中，為這次戰役明確了作戰方針，毛澤東在電報中稱一定要“利用敵人完全沒有料到的突然性”。事實證明，這一方針成為志願軍初戰制勝的關鍵，是不可替代的高招，美英等國的軍事家將此舉稱為“當代戰爭史上的奇蹟”。中國要出兵，事先已經向美國發出了警告，並且是多次警告，可杜魯門、麥克阿瑟們就是不聽。“兵者，詭道也”，你既然不信，毛澤東就充分利用你這個不信，出其不意，攻其不備——採取秘密出兵的方式打你。於是，按照主席的要求，26萬中國軍隊悄悄度過了鴨綠江，開赴了朝鮮戰場。當時，敵人的偵察機在天上飛，地面有先進的電子偵察，可就是沒有發現中國軍隊的蛛絲馬跡。可以說，這麼大規模的兵力調動，美國人竟然沒有偵察到。當時毛澤東致電各中央局說明此事，說我們採取秘密出兵的方式，“在目前幾個月內，只做不說”。我們參戰十幾天，也不在報紙上發消息，直到11月7日，新華社才首次報道有“中國人民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志願部隊”參戰的消息，也只是輕描淡寫，不進行大張旗鼓地宣傳。甚至對作戰戰報，毛澤東都作了明確細緻的要求。他在11月5日指示彭德懷：“為了迷惑敵人的目的，目前還是不宜以聯合司令部的名義發表戰報，而應以人民軍總司令部的名義發表戰報”。到11月18日，毛澤東又專門致信新聞總署署長胡喬木：“一切有關朝鮮主力戰場的新聞，都應將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聯在一起說。”直到第二次戰役取得重大勝利，朝鮮戰局得到了根本扭轉，才於12月5日我國正式對外宣布了“中國人民志願軍”的番號及出兵作戰的消息。可見，這種“突然性”，成為聯合國軍與志願軍交手首戰失敗的主要因素。正如時任美國國防部長的馬歇爾說的：“我們認為什麼都知道，而實際上什麼也不知道。而對方卻一切都知道，於是，戰爭開始了。”這也正是過後美國人一直感到惱悶的重要理由——為什麼就不聽聽中國人的話呢？正因為這樣，在越南戰爭中，當中國再說什麼話的時候，美國人就認真了，不讓他過北緯17度線，他就不敢過。
三、“零敲牛皮糖”：相持狀態下志願軍的成功戰法。入朝初期，毛澤東和中央軍委曾設想集中優勢兵力一次戰役全殲敵人一個師，結果證明不符合實際，志願軍只有在第二次戰役時候，27軍利用特殊條件一次殲滅了敵人一個團。第五次戰役中志願軍動用了100萬部隊，敵人也是100萬，在第一階段曾在夜間進攻中包圍了多個“聯合國軍”團、營規模的兵力，結果無一全殲，遠遠小於計劃設想。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又集中精力了解研究這場戰爭的新特點、新規律。當時，他從前線召回志願軍副司令鄧華、參謀長解方及4個主力軍的首長，有38軍政委劉西元，39軍軍長吳信泉、40軍軍長溫玉成、42軍軍長吳瑞林。毛澤東先與鄧華談了一天，又與4個軍長進行長時間面談，詳細詢問了解戰場情況，掌握第一手資料。其中他特別關心的一個問題是，志願軍為什麼一次難以殲滅敵人的一個團。當時的基本情況是，志願軍的火力太差，對敵實行穿插包圍後，如果當夜不能結束戰鬥，天一亮，被包圍的敵人就會在飛機、坦克的救援下逃跑。主席意識到，這並非打得好不好的問題，而是軍力限制問題，是客觀能力問題。於是，富於求實和探索精神的毛澤東就提出，我軍一個軍一次消滅不了美軍一個師，就消滅敵人一個團，消滅不了一個團，就消滅一個營。後來，毛澤東還在電報中要求志願軍“每次作戰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軍每一個軍在一次作戰中，殲滅美英土軍一個營”。毛澤東給這個新戰術起了一個通俗的名字：“零敲牛皮糖”。“零敲牛皮糖”是湖南人對牛皮糖的吃法，牛皮糖很硬，只好一小塊、一小塊地敲下來吃。毛澤東用它來比喻我軍對美軍作戰不貪圖大，要量力而行，打小殲滅戰。從此以後，志願軍就也再也沒有組織打過大的戰役。事實證明，這一戰法非常有效，一次“吃掉”敵人一個連、一個營，我軍“吃得”得心應手。這樣積累下來，數量就不小了，我軍還不吃虧。可見，不拘泥於經驗、客觀判斷武器裝備在現代戰爭條件下的作用，“零敲牛皮糖”，實現打大殲滅戰向打小殲滅戰轉變，實現主觀與客觀的結合，是毛澤東對現代戰爭的新探索。
對毛澤東的戰法，美國人在戰場上領教過了。曾任美國國防部部長助理的戴維遜說：“根據情況正確地改變戰術和手段，這一點他在朝鮮做得很出色。”“如果你對毛澤東的一切都記不得，那麼你只要記住，他是一切戰略家中最重實效、最主張批判地接受經驗的一個。”美國西點軍校一個軍官說：“西點軍校崇敬的中國的也是全人類的兩個兵家泰斗，一個就是毛澤東。還有一個是孫武子。毛澤東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善於以弱擊強、以弱勝強的軍事家。”
再看杜魯門總統，他在軍事方面不值得一提，確實沒有什麼可寫的。他在老家當過中尉，不過那是民兵連的中尉，相當於副連長；他後來當過幾個月的炮兵連連長，不過沒有真正打過仗。但因為他當了總統，美國總統就是理所當然的三軍總司令。在朝鮮戰爭中，他更是當甩手掌柜，重大軍事決策交參謀長聯席會議議定，他點頭就是了。不過也有一條值得肯定，就是他非常痴迷戰爭史。因此，與其說他是有一定軍事素養的三軍總司令，不如說他是一個軍事“粉絲”。可見，他與毛澤東根本就不具有可比性。
其三，毛澤東：富有奉獻和犧牲精神的理想主義者
杜魯門：信奉實力與強權的現實主義者
杜魯門這個在西方個人主義與競爭文化中陶冶出來的總統，十分信奉實力與強權，誰強誰就是上帝。他在朝鮮戰爭中作出的系列決策，也都是從這一邏輯出發的。
當朝鮮戰爭爆發後，他立即下令出兵干涉，因為他認為美國是上帝；當中國警告美軍過三八線中國要管時，他根本不信，因為他認為中國不是上帝。當中國人民志願軍將美軍打退到三八線時，他叫囂要用原子彈，因為他認為美國上帝的原子彈能把不是上帝的中國嚇破膽；直到他被毛澤東碰得頭破血流而無力回天時，他才終於認識到，中國也是上帝，是上帝的上帝，因此，他也非常明智地準備通過談判結束朝鮮戰爭。
恰恰相反，毛澤東則是一個渾身蕩漾着世界和平、平等與正義的理想主義者。他代表着一個東方民族的精神世界與崇高追求，那就是：再窮，也要活得有尊嚴；再落後，也不能被動挨打任人宰割。為了實現這一理想，他鞠躬盡瘁，兢兢業業，耗費大量心血。
先說勤政。從謀劃抗美援朝到取得二次戰役勝利的兩個多月時間裡，是毛澤東決策和指導戰爭的非常時期。從10月2日到19日的18天時間，他沒有睡一個好覺。他經常一天起草幾封電報，同前線指揮員、友方領袖以及國內各部門領導保持密切聯絡，根據情況研究戰局，制定作戰方針，給予具體指導。據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回憶，在此期間，他有半個多月時間沒有下床，就在床上辦公和吃飯，睡眠極少。如此忘我的工作精神，真正體現了為黨為國家為理想的獻身和負責精神。就是到了後期的談判階段，毛澤東對朝鮮前線作戰和談判進展仍然十分關心，例如對開城代表團每天照例發回的談判情況幾乎都要審閱，許多事關和戰全局的重要批示仍親自執筆起草。
再說毛岸英犧牲。毛岸英是毛澤東的大兒子，犧牲在抗美援朝戰場上。這件事，人們看到了主席堅強、偉大的一面。當葉子龍和江青兩人報告給毛澤東時，毛澤東說：“誰叫他是毛澤東的兒子！”章士釗曾向毛主席抱怨過不該讓毛岸英去朝鮮。對此毛澤東很沉重地回答說：“你說的也許是對的。可我是國家主席，是主張出兵朝鮮的，我的兒子不去怎麼說服別人？”其實，毛澤東既是一個偉大的領袖，他更是一個有血有肉、充滿慈愛的父親。據楊尚昆在1951年1月2日的日記中記載，“當他聽到消息後，長嘆一聲之後說，犧牲的成千上萬，無法只顧及此一人。事已過去，不必說了。精神偉大，而實際的打擊則不小！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有下鄉休息之意。”當然，戰事緊張，堅強的毛澤東並沒有下鄉休息，而是繼續緊張地指揮戰爭。但可以想見，那是在承受着怎樣的失子之痛而繼續為國操勞啊！
有一幅照片留下了感人的一幕：當毛澤東握着捨身堵槍眼的英雄黃繼光的母親的手時，在這位柔弱的母親的臉上，看不到悲傷，只有微笑。為什麼？因為她知道，在犧牲的志願軍烈士中，有自己的兒子，也有共和國領袖毛澤東的兒子！慰問她這個烈屬的，同樣也是一個烈屬！她同樣知道，他們的兒子，都是為這個國家而犧牲的！都是為一個雖然歷經百年屈辱、雖然貧窮但要尊嚴地活下去的中國人民而犧牲的！她感到驕傲與自豪。在老太太身上所顯現的是一種深明大義、捨身為國的愛國主義精神！是一種不畏強敵、追求尊嚴與平等的理想主義精神！是一種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英雄主義精神！——而這，就是毛澤東的精神！就是抗美援朝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