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啓超的“自覺”◆孫中山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和“三民主義”◆國共兩黨打民族主義牌和抗日戰爭◆毛澤東在大陸和共產世界玩民族主義牌◆鄧小平和江澤民利用民族主義維護專制制度

在中國歷史上，真正亡國有兩次，一次是蒙古人的入侵，元朝取代宋朝，一次是滿州人入侵，清朝取代明朝（現在人們不願意承認亡國，說那是不同民族爭奪中央權力的朝代形式）。由於國力衰敗，清末開始遭受西方國家入侵，直到1945年，隨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中國抗擊日本侵略的戰爭才告結束。自鴉片戰爭以來的100多年中，中華大地一直沒有間斷外敵的入侵，這100多年來，割地賠款，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中華民族飽受戰爭的蹂躪，貧窮的煎熬，很自然滋養了國民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兩次亡國的經歷並沒有泯滅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反而由於中原文化對異族的同化，特別是對滿族人的徹底同化，疆土面積的更大的擴充，更鼓勵了中國人自古就有的“合群的自大”傳統，自以為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而其他民族都是未開化的野蠻民族。因此，當發生外族或外國入侵中國，甚至滅亡中國時，中國人也往往會尋找外界理由，也可以找出世界上野蠻民族對文明民族征服的事例，但從來不從本民族文化上找原因，甚至也不願意從制度上找原因。

形成中國的民族主義的基礎主要來自於兩個方面：一是大一統的中國傳統文化。數千年來，中國人一直沉迷在華夏優秀文化中，以為中國不僅是個大國、強國，是世界的中心，而且中國的文化也是人類最優秀的文化，在閉塞的國度中，沉醉於自己的文化和優越感中，即使不斷受到周邊國家和民族的侵略（也同時不斷侵略周邊國家和民族），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始終沒有喪失過，就象後文梁啓超“自覺”的觀點一樣，儘管蒙古人、滿族人滅亡了中國，但那是落後文明徵服先進文明。如果局限於亞洲，局限於清朝以前的中國，民族主義情緒也從來沒有現代這樣高漲，甚至可以說在中國歷史上沒有特別的舉國民族主義。問題在於我要說的第二點。

二是西方帝國主義的入侵。這才是真正掀起了近代和現代中國民族主義浪潮。與清朝以前的中國歷史不同，西方列強打開中國的門戶，不同於蒙古人、滿族人。本應該讓中國人看清楚，中國不是世界的中心（包括地理上、文化上），西方民族不是未開化的蠻夷，基督教文化並不落後於孔孟之道，科學技術、文化教育以及經濟發展並不落後於中華帝國。但是，中國人並不這樣認為，總是抱着固有的華夏中心觀念不變。義和團運動充分表達了中國狹隘的民族主義傳統思想在民間根深蒂固，以至於直到現在，普遍的中國人還不能放下中華民族傳統的臭架子，還在自吹自擂，自欺欺人。其實，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恰恰是說明中國人自己感到落後於世界民族之林，但又不願意承認落後，尤其不願意承認自己傳統文化落後的一面。從清朝皇帝到後來的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領袖，都是採取愚民政策，而中國百姓也都樂意接受愚昧的民族主義宣揚。尤其毛澤東時代，在科學上一直向人民灌輸“四大發明”，“兩彈一星”，“胰島素”，“萬噸輪”等中華民族的成就；在經濟上，吹噓糧食年年增產，甚至曾經用“大躍進”、“畝產萬斤”、“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等來欺騙世人，麻痹人民，改革開放以後更是大吹大擂，“挽救了亞洲金融危機”，經濟增長率每年遞增7——8%，人民安居樂業；在軍事上，蔑視西方列強，鼓吹“人民戰爭”，宣揚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甚至鼓吹恐怖主義“超限戰”；在政治上，頑固堅持專制制度，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掩蓋制度落後的“皇帝新衣”。

專制制度依靠民族主義來維持，民族主義在專制政府煽動下走向極端。

梁啓超的“自覺”

晚清戊戌變法的失敗，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都被國人看作是民族恥辱。失敗的原因自然要歸咎於腐敗的清政府，但決不是漢族人的失敗。日本的明治維新的成功，中國戊戌變法的失敗，可以比較的是日本是日本人的日本，而中國不是中國人的中國，是“韃虜”滿族人的中國，因而這種失敗具有民族主義悲憤色彩在內。明治維新確定的天皇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加強了皇權統治，但是試圖維護皇權地位的戊戌變法，卻慘遭絞殺。假定清王朝不是滿族人的王朝，皇帝是一個漢族人，就不會發生打着“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民族主義旗號的辛亥革命。所以，我認為辛亥革命的成功首先是民族主義革命的成功。就是戊戌變法的主要領袖梁啓超也不得不對辛亥革命大加稱頌，這是民族意義所在。

梁啓超在《辛亥革命之意義》中說，辛亥革命的意義簡單可以歸結為兩點，“一面是現代中國人自覺的結果。一面是將來中國人自發的結果。”他把“自覺”解釋為：“第一，覺得凡不是中國人，都沒有權來管中國的事情。第二，覺得凡是中國人，都有權來管中國的事。第一件叫民族精神的自覺，第二件叫做民主精神的自覺。這兩種精神，原是中國人所固有；到最近二、三十年間，受了國外環境和學說的影響，於是多年潛在的本能忽然爆發，便把這回絕大的自覺產生出來。”梁啓超在80年前發表的這篇文章，其觀點的確代表了中國整個民族（漢族）的心態。歷史地看問題，當時的民族主義思潮是抵抗帝國主義侵略，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所必須的。但是如果按照現代觀點來看，甚至如果將當時的民族主義拿到現在使用，那的確是狹隘的極端的民族主義，其中的成分中還含有種族主義。如今的中國，依然沒有完全改變這種心態。

產生於西方的民主自由精神，民族平等精神，並沒有被中國人接受。極端民族主義與專制制度是互為生存條件的，專制統治者利用民族主義強化專制制度，維持專制統治，而民族主義在專制制度下，可以滋生更極端的民族主義。請讀者接下來耐心閱讀梁啓超文的論述：

　　“原來一個國家被外來民族征服，也是從前歷史上常有之事，因為凡文化較高的民族，一定是安土重遷，流於糜弱，碰着外來游牧驃悍的民族，很容易被它蹂躪。所以二三千年來世界各文明國，沒有那一國不經過這個苦頭。但結果這民族站得住、站不住，就要看民族自覺心的強弱如何。所謂自覺心，最要緊的是覺得自己是‘整個的國民’，永遠不可分裂，不可磨滅。例如猶太人，是整個卻不是國民；羅馬人是國民卻不是整個；印度人既不是國民更不是整個了。所以這些國家從前雖然文化燦爛，一旦被外族征服，便很難爬得轉來。講到我們中國，這種苦頭，真算吃得夠受了。自五胡亂華以來，跟着什麼北魏呢，北齊呢，遼呢，金呢，把我們文化發祥的中原鬧得稀爛。後來蒙古、滿州，更了不得，整個的中國，完全被他吞沒了。雖然如此，我們到底把他們攆了出去。四五千年前祖宗留下來的這份財產，畢竟還在咱們手裡。諸君別要把這件事情看得很容易啊！請放眼一看，世界上和我們平輩的國家，如今都往那裡去了？現在赫赫有名的國家，都是比我們晚了好幾輩。我們好象長生不老的壽星公，活了幾千年，經過千災萬難，如今還是和小孩子一樣，萬事都帶幾分幼稚。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我們自古以來就有一種覺悟，覺得我們這一族人就象同胞兄弟一樣，拿快利的刀也分不開；又覺得我們這一族人，在人類全體中關係極大，把我們的文化維持擴大一分，就是人類幸福擴大一分。這種觀念，任憑別人說我們是保守也罷，說我們是驕傲也罷，總之我們斷乎不肯看輕了自己，確信我們是世界人類的優秀份子，不能屈服在別的民族地底下。這便是我們幾千年來能夠自立的根本精神。民國成立前二百多年，不是滿州人做了皇帝嗎？到了後來，面子上雖說中國人被滿州人征服，骨子裡已經是滿州人被中國人征服，因為滿州漸漸同化到中國，他們早已失了一個民族的資格了。雖然如此，我們對於異族統治的名義，也斷斷不能接受。這並不是爭什麼面子問題，因為在這種名義底下，國民自立的精神總不免萎縮幾分。黃梨洲、王船山、張蒼水這一班人，把一種極深的觀念傳給了後輩，未嘗斷絕。到甲午年和日本人打一仗打敗了，我們覺得這並不是中國人打敗，而是滿州人拖累中國打敗的。恰好碰着歐洲也是民族主義最倡的時代，他們的學說給了我們極大的刺激，所以多年來磅礴鬱結的民族精神，盡情發露，排滿革命，成為全國人信仰之中堅。那性質不但是政治的，簡直成為宗教了。”

梁啓超整篇文章都是自大的中國民族主義的炫耀，充滿了對“蠻夷”民族的鄙視。認為中華傳統文化是世界人類幸福的源泉，把“我們的文化維持擴大一分，就是人類幸福擴大一分”，“確信我們是世界人類的優秀分子”。“打腫臉充胖子”是中國極端民族主義慣用的手法，魯迅描述的阿Q精神就是如此。明明是亡國了，還要吹噓“骨子裡已經是滿州人被中國人征服”，明明甲午戰爭敗給了日本，卻硬埋怨是“滿州人拖累中國打敗的”。更可笑的是對於西方的民主憲政制度，梁啓超不以為然，嗤之以鼻，認為“政治上自由、平等兩大主義，算是我們中國人兩千年來的公共信條”，“恐怕中國人民治主義的根底，只比歐洲人發達得早，並沒有比他們發達得遲；只有比他們打疊的深，並沒比他們打疊得淺。我們本來是最‘德謨克拉西’的國民，到近來和外國交通，越發看真‘德謨克拉西’的好處，自然是對他的本性，起一種極大的衝動作用。”

如果一個民族在被侵略、瓜分、欺辱的環境中，依然不去從自己的傳統封建文化，自己落後的制度中找答案，甚至把落後失敗歸咎於外來原因，在文化上孤芳自賞，閉關自守，這個民族真的就難以救藥。梁啓超嘲笑猶太人、印度人不如漢族人，前者是“整個”不是“國民”，後者既不是“整個”也不是“國民”。但是他沒有想到猶太人和印度人現在已經既是“整個”也是“國民”了。

梁啓超的“自覺”觀念也一直延續到共產黨專制統治時代，如“覺得凡不是中國人，都沒有權來管中國的事情。”“覺得凡是中國人，都有權來管中國的事。”那麼，當在人權問題上，西方國家對中國批評時，中國政府就反駁說是干涉了中國內政。其實就是因為西方國家不是中國人，所以無權管中國的事情；但實際上中國人也無權管中國的事情。

孫中山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和“三民主義”

的確，孫中山發動辛亥革命最主要的口號就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這場革命是在民族主義的旗號下進行的，首先是要恢復漢人的統治，其次才是“三民主義”。雖說辛亥革命不僅僅是民族主義革命，其“建立民國、平均地權”是為資產階級民主憲政，但民族主義口號是確保動員民眾對革命的認同，因為民族主義是喚醒民眾的唯一途徑。孫中山在《同盟會宣言》中對“驅除韃虜”綱領解說：“今之滿洲，本塞外東胡，昔在明朝，屢為邊患；後乘中國多事，長驅入關，滅我中國，據我政府，迫我漢人為其奴隸，有不從者，殺戮億萬。我漢人為亡國之民者二百六十年於斯！滿洲政府窮凶極惡，今巳貫盈，義師所指，覆彼政府，還我主權。其滿洲漢軍人等，如悔悟來降者，免其罪；敢有抵抗，殺無赦！漢人有為滿奴以作漢奸者，亦如之。”“恢復中華”之解說為：“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之政洽，中國人任之，驅除韃虜之後，光復我民族的國家。敢有為石敬瑭吳三桂之所為者，天下共擊之！”顯然，孫中山所進行的辛亥革命是以民族主義為基點的，目的在於使中國人民族主義覺悟。如果用現在的觀點看，孫中山狹隘的民族主義是不可取的。但是，我們必須歷史地看問題，別說孫中山的覺悟程度在當時是最高的，喚醒中國人民覺悟的利器一定是民族主義。不以民族主義作為基本出發點，是不能得到大多數中國人（漢族人）擁護的。就是因為中國是被外族占領和統治的，作為有着深厚民族主義傳統的中國漢族人，民族利益是高於一切的，民族仇恨是漢族人集體的仇恨。三民主義其中一條就是民族主義，就是要確定漢人在中國的統治地位。儘管後來孫中山又進行了糾正，提出“五族共和”，但他始終順從了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五四運動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口號，並主張引進西方的“德”先生和“賽”先生，以便割裂傳統封建文化，圖謀強國富民。中國近代史的政治鬥爭一直圍繞民族主義問題進行，各種政治力量都打“民族主義”這張牌，民族主義是喚醒中國民眾覺悟的主要法寶。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是靠民族主義，國共兩黨的鬥爭也是將民族主義作為銳利的武器。固然從現在看，三民主義要比外來的共產主義好，但三民主義也是從西方民主思想、憲政思想來的。孫中山“民族、民權、民生”的理想，從字面上看要實行的是一種民主政治，但實現“民族、民權、民生”卻走的是專制的道路。孫中山逝世過早，就是他在世多幾年，相信三民主義也是企圖在專制制度下實現。原因是孫中山受俄國革命影響，模仿蘇聯一黨專政制度，提出“以黨建國”、“以黨治國”、“黨在國上”的主張（參閱孫中山《關於組織國民政府案之說明》），這就是“黨國”的來源。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九日，孫中山發表《中國革命史》一文，指出：“余之革命方略，規定革命進行之時期為三：第一為軍政時期，第二為訓政時期，第三為憲政時期。”蔣介石實行“訓政”是遵循了孫中山的遺志，就是獨裁，就是專制。不過，國民黨實行獨裁還算是公開的，並且承認其是過渡到憲政一個階段。

辛亥革命的勝利，達到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目標（實際上能把滿族人驅除到哪裡？），但是袁世凱篡奪革命成果，當上中華民國大總統，隨後又恢復帝制。此期間，帝國主義列強依然在進行瓜分中國侵略行經。民族矛盾的主流已經從“驅除韃虜”轉變為抵抗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與日本的不平等條約《二十一條》觸發了五四運動。五四運動高舉反帝反封建旗幟，又一次激起中國的民族主義浪潮。北伐軍的口號是“打倒軍閥，除列強”，這也是在民族主義的旗號下進行的戰爭，當然得到全國人民的響應。當時的中國軍閥割據，四分五裂，軍閥的背後都有帝國主義的利益。因此，北伐戰爭訴求的國家統一，是中華民族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以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為目的。

國共兩黨打民族主義“牌”和抗日戰爭

共產黨歷來宣傳從井岡山的敗退是北上抗日，那實際上是經不起歷史真實記錄的，北上抗日是共產黨打出的民族主義口號的一張牌。這張牌恰巧時逢日本占領東北，九一八事變後，全國掀起抗日救國的浪潮，這時共產黨領導的紅軍已經在國民黨軍隊圍堵下，日薄西山，氣息奄奄，差不多已經瀕臨被完全消滅的地步。所謂第五次反圍剿徹底失敗，被迫退出井岡山，究竟是北上、南下還是西走，當時並沒有明確的目的地。只要能逃跑，能保存革命實力，去哪兒都一樣。在蔣介石國民黨軍隊圍堵下，不得不在雪山草地這樣艱苦的路徑中北逃。三十萬紅軍經過萬里長徵到達陝北時，只剩下三萬人馬。但國家遭到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國共之間的矛盾必然要讓位於民族矛盾。當時的民心所向，是“驅除日寇，還我河山”。全國掀起的抗日救國運動，一致要求蔣介石政府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但是蔣介石清楚，共產黨軍隊已是強弩之末，如果給了共產黨喘息的機會，必將後患無窮。所以“攘外必先安內”的策略是蔣介石不肯放棄的，但是這個策略由於得不到廣泛支持，共產黨不失時機把握了喘息的機會，在蔣介石集團內部策反，結果發生了震驚中外並且改變中國歷史的西安事變。張學良本意不是反對蔣介石中國領袖的地位，但由於執行蔣介石不抵抗命令和“攘外必先安內”的策略，使家鄉東北順利被日本占領，民族仇恨燃燒在他的心頭，再加上周恩來的策反工作，頭腦一熱，就悍然在1936年12月12日發動了西安事變。蔣介石與張學良爭論在於，前者認為第一個敵人是共產黨，後者認為第一個敵人是日本，前者說“攘外必先安內”，後者說“攘外內自安”。張學良的觀點代表了全國人民的意願，也代表了國民黨軍隊絕大部分將領的主張。民族主義是中國的第一主義，西安事變表明是民族主義在支配着中國的歷史進程。西安事變的結果就是國民黨與共產黨停止了十年內戰，結成了所謂抗日統一戰線。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侵略者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7月17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在廬山發表演講，號召全國人民：“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

在抗日戰爭中，國民黨軍隊在主戰場正面與日軍周旋，使100多萬日軍陷入中國戰場的泥潭，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了巨大犧牲。蔣介石領導的國軍犧牲巨大，自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的八年間，國民黨軍隊曾發動大型會戰二十二次，大型戰鬥一一一七次，小型戰鬥二萬八千九百餘次。陸軍陣亡、負傷、失蹤達三百二十一萬一千四百一十九人，空軍陣亡四千三百二十一人，毀機二千四百六十八架。海軍艦艇幾乎打光。其中壯烈犧牲在戰場上的國民黨將軍就有二百位之多……（參見辛灝年《誰是新中國》）。客觀地說，抗日戰爭的勝利主要是國軍的鮮血寫就的歷史，當然共產黨也同樣在抗日，但是國共雙方都向世人宣傳攻擊對方不抗日，也是沒有道理的，尤其是共產黨完全抹殺國軍正面戰場的作用，是顛倒黑白，混淆視聽，是明目張胆地篡改歷史。

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軍隊，主要是進行了游擊戰。毛澤東並非在全力配合國軍抗日，並未進行什麼大的戰役，主要是利用抗日戰爭，韜光養晦，積蓄力量。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彭德懷發動的“百團大戰”，說彭暴露了毛澤東要“保存革命實力”，準備將來對付蔣介石的戰略思想。而毛澤東在接見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時，表示感謝日本的侵略戰爭，造就了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由此可見，民族主義經常是國內政治鬥爭利用的一張“牌”。這張牌可以爭取民心，可以被利用達到政治目的。我們承認毛澤東對中國的歷史很精通，很有研究，在玩弄政治把戲中是無可比擬的高手。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共兩黨都宣傳自己是抗日英雄，都在攻擊對手是漢奸賣國賊，利用民族主義爭取民心。尤其是共產黨已經在其統治區域實行專制恐怖統治，不像國民黨統治區域的人民還多少有一點民主自由。但由於當時國民黨是強者，共產黨相對是弱者；國民黨控制着中國的大部分地區和幾乎所有的大城市，國內外輿論都關注國民黨是否實行憲政民主，而沒有關注集聚在窮鄉僻壤的共產黨實行的專制恐怖統治。“國民黨的稅，共產黨的會”這句老百姓話表明，共產黨非常注重對人民“洗腦”，謊言重複千遍就成了“真理”。如果在二十年前你問抗日戰爭是怎麼回事，中國大陸人會告訴你那是共產黨的抗日戰爭，而國民黨是漢奸賣國賊。大陸的中國人只能夠知道平型關大捷，只能從《地道戰》、《地雷戰》、《敵後武工隊》、《雞毛信》、《小兵張嘎》、《烈火金剛》、《沙家浜》等電影、戲劇和文學作品中認識抗日戰爭，裡面從來沒有國民黨軍隊抗戰的信息，甚至有意識把國民黨軍隊同偽軍、日本軍混淆在一起，得出的結論可想而知了。

毛澤東污衊蔣介石下山“摘桃子”，用謊言欺騙中國人民，說是共產黨領導了八年抗戰，而將蔣介石領導的國軍與漢奸汪精衛相提並論，以至大多數中國人一直信以為真。最近網上流傳一本書，題目是《中共壯大之迷》，書中揭露中共在抗日戰爭中儘量避開與日本軍隊大規模作戰，而將主要精力用於招兵買馬，擴大地盤，壯大軍事力量的事實，還以歷史真面目。

毛澤東在大陸和共產世界玩民族主義牌

其實蔣介石和毛澤東都首先是專制主義者，其次才是民族主義者。

蔣在退守台灣以後，依然念念不忘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堅持一個中國的主張。毛澤東在中國統一問題上與蔣介石沒有區別，但毛澤東走的是極端民族主義道路，尤其是毛澤東將共產主義與民族主義捏合在一起，運用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為專制制度找到了更好的理論依據。

1949年共產黨改國號以後，長年戰爭的浩劫，國家滿目瘡痍，百廢待興，經過土地改革運動，中國農民重新獲得了土地，人民渴望休養生息，在和平的環境中重建家園，對共產黨給予了高度的信任和支持。朝鮮戰爭讓共產黨得到一次煽動中國民族主義的表現機會。“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是中國出兵朝鮮的口號，這個口號得到了當時剛得到實惠的中國農民、工人積極響應。本來“輸出革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要綱領，就是已經獲得革命勝利的社會主義國家應該援助那些正在鬥爭的國家人民。但是，中國共產黨並沒有運用共產主義理論來發動群眾，而是用“保家衛國”的民族主義口號來作為出兵朝鮮的理由。因為在共產黨宣傳下，中國人民都相信，如果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在朝鮮勝利，意味着美國威脅中國的國家主權，意味着蔣介石集團將很快反攻大陸，人民將失去土地，失去到手的革命成果，“還鄉團”打回來是非常恐怖的事情。朝鮮戰爭的“勝利”（實際上不存在勝利）滿足了中國人民民族主義心理，共產黨在窮苦百姓中的聲譽提高，也同樣為鞏固共產黨的專制統治建立民族主義的基礎。

毛澤東的民族主義對中國的危害極大。在1949年奪取全國政權後，毛澤東的確想一鼓作氣拿下台灣，但朝鮮戰爭削弱了共產黨的實力，同時也由於朝鮮戰爭美國也決心保衛台灣，防止共產主義在亞洲的進一步擴張，使得解放台灣成了一句口號。這時毛澤東暫時把台灣問題放在一邊，全力進行國家建設。實際上毛澤東又一次開始了韜光養晦，準備積蓄力量，爭奪中國共產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主導位置，企圖確立毛澤東個人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並列的領袖地位。在這個過程中，再次掀起中國的極端民族主義，同時也再次將蘊藏在中國人骨子裡的“華夏中心”觀激盪起來。斯大林去世後，蘇聯“老大哥”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崇高地位並沒有改變。毛澤東總想讓中國共產黨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領袖政黨，使自己成為世界革命領袖。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思想與中國歷代帝王的思想一樣，其野心可以與袁世凱半斤八兩相比。不過不同的是，中國歷代帝王的野心都在中國，以為中國就是天下，天下就是中國。毛澤東可比歷代中國皇帝的野心大，他是想藉助於共產主義思潮，把中國變成世界革命的中心，把世界變成中國的天下，讓自己成為世界人民的領袖。所以毛澤東根本瞧不起歷史上的三皇五帝，瞧不起“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是不是中國人？）等，他還要“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怎樣實現自己的野心呢？身在中國，首先要中國人承認，然後才能推向全世界。

毛澤東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還有一句心裡話沒有說出來，那就是只有利用民族主義才能確定自己獨裁者的地位。民族主義經常要以愛國主義來作為表現形式，而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必須在民族衝突、國家衝突中顯示出來，在維護國家主權、統一、領土完整等方面體現出來，甚至是在侵略、擴張、稱霸等形式中得到確認。

1958年大躍進的狂熱，也是一種民族主義的狂熱。從五十年代開始就提出“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口號，到了大躍進年代，更是荒謬到了極點，企圖“一天等於二十年”“十五年超英趕美”。毛澤東曾預言，“十五年超英趕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天堂”。

1962年是三年大饑荒的最後一年，中國已經有3000萬人被活活餓死。不知道是不是歷史巧合，這一年10月發生了中印邊境戰爭。中國人民在饑寒交迫中，依然表現了強烈的民族主義精神，共產黨專制制度得到了中國人民的民族主義情緒支持，由於浮誇風引起的貧窮、饑荒等國內社會矛盾被轉移到民族矛盾上來。不僅如此，共產黨利用控制的宣傳機器，向人民灌輸饑荒來源於“自然災害”和“蘇修”的逼債的謊言，以此煽動對蘇聯的民族主義仇恨。而不明真相的中國人民的確被共產黨愚弄和欺騙了。郭沫若有《滿江紅》吹捧毛澤東與蘇聯對抗和鼓動民族主義：

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人六億，加強團結，堅持原則。天垮下來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聽雄雞一唱遍寰中，東方白。太陽出，冰山滴；真金在，豈銷鑠？有雄文四卷，為民立極。粲犬吠堯堪笑止，泥牛入海無消息。迎東風革命展紅旗，乾坤赤。

呂大渝在《走近往事》一書中回憶：“關於那場災難的起因，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會上，主持會議的劉少奇直言不諱指出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並否定了毛主席所說的三條，即政策偏差、蘇修逼債和自然災害。但傳達給老百姓的信息卻是：因為中蘇兩黨意識形態的分歧，蘇聯利用中國三年自然災害的暫時困難，單方面撤退了援助中國經濟建設項目的專家，並向中國逼債所致。百年來，遭受列強欺凌的歷史導致了中國人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特別是蘇聯這種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不義之舉，不只激發了成年人的民族情、愛國心。就連我這樣十幾歲的少年人也有着一種非常悲壯的感覺，就像《義勇軍進行曲》中所唱的‘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和許多人一樣，在每次討論糧食定量的會議上，我也自願地把本來就不多的糧食定量一減再減，決心分擔一些毛主席肩上的重任。”由此可見，共產黨和毛澤東就是利用了人民強烈的民族主義自尊心來掩蓋他們對人民和國家所犯下的罪行，而受到欺騙的善良的中國人民，在民族主義精神驅使下，容忍和接受了共產黨的暴政統治，甚至維護專制制度和毛澤東的獨裁，相信毛澤東是中華民族的大救星。

毛澤東嘲笑蘇聯社會主義是修正主義，鼓吹暴力革命，嫉恨蘇聯與西方和解，攻擊蘇聯背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以此確定中國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地位。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序幕的1965年秋天作了一首詞《念奴嬌•鳥兒問答》，表達了他的狹隘的民族主義：

鯤鵬展翅，九萬里，翻動扶搖羊角。 　　背負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間城郭。 　　炮火連天，彈痕遍地，嚇倒蓬間雀。 　　怎麼得了，哎呀我要飛躍。 　　借問君去何方? 　　雀兒答道：有仙山瓊閣。 　　不見前年秋月朗，訂了三家條約。 　　還有吃的，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 　　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

中國雖然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大國，但還是在1964年試爆了第一顆原子彈，接下來又成功進行了氫彈試驗和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這些都極大鼓舞了中國人的民族主義自尊心。毛澤東反對蘇聯修正主義和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思想，使中國在世界上幾乎沒有什麼盟友和支持者，加上還沒有加入聯合國，就更顯得孤立。中國周邊都是敵人，蘇聯是敵人，朝鮮也是修正主義，日本、南韓、台灣、印度、南越等國家和地區都是敵人，從南到北，從東到西，敵人已經形成了對中國的包圍。越是敵人多，越能激發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毛澤東就在這種孤立的環境下，煽動中國人民“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並積極“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實際是想稱霸——作者注）”。

文化大革命再次掀起了中國民族主義浪潮，可以說是中國民族主義最狂熱的時期。當時的紅衛兵和造反派非常自信，他們說，“今天世界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統帥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向最後勝利衝去了，資產階級要徹底完蛋了！” “當代的中國是世界矛盾的焦點，是世界革命風暴的中心”……“當震撼世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即將以雷霆萬鈞之力從東方興起的前一刻， 毛主席以他氣吞山河的無產階級偉大胸懷向世界宣告……”（清華大學偉大轉折縱隊00支隊，1976年9月14日等）

貧窮而孤立的中國，凸顯出“中華民族屹立在東方”，凸顯出中國的“國際地位”，也從此掀起了中國民族主義的高潮。中國的孤立在民族主義者看來從兩個方面都體現了中國作為世界中心位置。首先是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分裂，從屈居於蘇聯老大哥小老弟的地位一躍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與蘇聯平起平坐並且意思是高於蘇聯的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地位。其實能夠與中國共產黨聯合在一起對付“蘇修社會帝國主義”集團，也僅有歐洲的“一盞社會主義明燈”——阿爾巴尼亞，中國盡力拉攏的共產主義國家只有南斯拉夫、羅馬尼亞、越南、北朝鮮等為數極少且從中觀望、調解和得到中蘇鬥爭實惠的國家。中國主要還支持那些通過武裝鬥爭奪取國家政權的原教旨馬克思列寧主義游擊隊，在全世界煽動武裝叛亂和農村包圍城市的游擊戰爭，在思想、組織、物資和金錢上予以大力支持。凡是與中國共產黨站在一起的各國共產黨組織，一般在共產黨名稱後面的括弧里填上“馬”字，以表明組織是正統馬克思主義組織，是進行武裝鬥爭的組織（毛派組織）。因此，在毛澤東去世前，世界各國的共產黨武裝叛亂，大都隸屬於毛澤東思想麾下。如印度、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緬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亞等亞洲臨近國家，武裝叛亂一直威脅所在國政權和社會穩定。這些都是要表明，中國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和領導地位，極大地煽動了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直到現在毛澤東武裝顛覆思想依然存有市場，尼伯爾毛派游擊隊已經咄咄逼人，威脅着尼伯爾民主政權，引起全世界的關注。

其次，中國要充當第三世界的領袖，並且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對抗中扮演第三個准超級大國的角色。這些都是旨在確定國際社會承認中國具有舉足輕重作用的大國，正像何新先生得意地回顧這段歷史時說的：“1949—1966年的中國，在某種意義上已經實現和體現了我們民族百年來的許多理想，當時中國洗刷了它在近代所遭遇的民族屈辱。……我不能忘記，當時的中國總體形象曠傲而崇高，民風雖愚魯卻醇厚，思想雖幼稚卻赤誠，國家雖貧困卻有恥有格——自有其莊嚴神聖偉大的氣象。”（何新《孤獨與挑戰》第一部）

毛澤東喜歡冒險，喜歡拿中國人民的生命冒險，煽動極端民族主義，以滿足個人野心。正值文化大革命時的1969年“珍寶島”事件，毛澤東在國民經濟極為困難時期，煽動民族主義情緒，冒險與強大的蘇聯軍事對抗，的確也滿足了中國人民族主義心理膨脹需求；1974年，中國又在西沙群島與美國支持的南越發生了軍事衝突，再一次鼓動中國的民族主義。凡是中國對外發生戰爭時，共產黨政權就得到人民的支持，這種支持就是對共產黨專制統治制度的支持，就是對領袖個人野心的支持。民族主義成了專制統治的強心劑。

鄧小平、江澤民時代利用民族主義加強專制制度

中國人津津樂道的是對外擴張，凡是能夠以戰爭形式擴張中國領土或主張以武力解決與鄰國爭端的，往往都是中國的民族英雄。民族英雄一般都是在中國與他國戰爭中湧現出來的，對民族英雄的景仰，實際上是體現了一種民族主義精神。毛澤東時代進行的戰爭，也為毛澤東冠上民族英雄稱號，而且所進行的戰爭都是中方勝利，不管事實究竟如何，反正在宣傳上都一樣，“攻無不克，戰無不勝”，這些都極大地滿足了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朝鮮戰爭是中國人民志願軍戰勝了世界上最強大的敵人美國，甚至可以說是戰勝了聯合國；中印邊境戰爭也是中方勝利，而且對這場戰爭的描繪，是印度軍隊不堪一擊；“珍寶島自衛反擊戰”以勝利者的姿態維護了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還有南沙群島對南越的海上戰爭。

毛澤東去世後，鄧小平很快掌握了黨和國家的實際最高權力。顯示鄧小平權力的不僅是解放思想，否定毛澤東，否定“兩個凡是”和架空華國鋒，更重要的是鄧小平通過教訓越南的“中越自衛反擊戰”，殺雞給猴（蘇聯）看，顯示了中國作為強大國家的形象，煽動了中國人民的民族主義情緒，確定了他作為中國總設計師的“英明偉大”。

鄧小平提出的“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本身就具有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實際上就是要否定世界上其他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或者是否定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共性，使共產主義理論成為隨意解釋、隨意理解的主義。這與毛澤東發動對蘇聯的“九評”，反修防修，將中國自我孤立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之外，是異曲同工。是以民族主義作為基礎，以大中華作為世界中心，試圖漸進國際稱霸。因為所有這些往往都會得到具有強烈民族主義情緒的中國民眾的支持，從而起到了加強和鞏固專制制度的作用。

從某種角度看，毛澤東的閉關自守和鄧小平的對外開放，都基於民族主義。放棄共產主義思想，承認私有制，實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對中華民族復興是完全必要的。中國一百幾十年的戰爭和動亂，尤其是毛澤東時代的黑暗，國家和民族傷痕累累，已經大大落伍於世界民族之林。壓抑中的中華民族終於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所以在改革開放短短的二十多年中，經濟發展之迅猛，國家實力增長之迅速，讓西方國家目瞪口呆。於是，共產黨利用人民休養生息迸發出來的創業成果，硬是貼在共產黨專制統治的臉面上，以此證明共產黨專制制度的優越。

由於中國經濟的發展，使中國的國際地位日益提高，使人們看到了“發展就是硬道理”，經濟的發展的同時也在滋生高傲自大的民族主義，甚至許多人沾沾自喜。公布的2002年中國的GDP世界排名第六，並且預計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將於2005年超過法國，2006年超過英國，2012年超過德國，本世紀中葉，有可能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毛澤東“趕英超美”的願望似乎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在這樣一個戰略機遇期內，中國人民已不僅僅是揚眉吐氣了，而將更加意氣風發地站在世界前端，成為發展的強者。面對這樣一個時代，每一個中華兒女，將會擁有怎樣一份自豪呢？”（《人民日報》2002年11月21日《華東新聞》版）顯然，中國的每一進步都使民族主義者引以為豪，這本身並沒有什麼問題，問題在於是否以實行專制制度引以為豪？如果民族主義與專制制度結為兄弟，民族主義就有專制制度幫凶的嫌疑。共產黨就是製造民族主義與專制主義結合人。

中國人雖然沒有自由，雖然還受專制制度壓迫，但“華夏中心”感的自我狂熱，依然是狹隘民族主義的表現形式。一段時期來，竟然也可以煽動民眾陶醉於“中國可以說‘不’”，可以向西方和美國以“超限戰”進行狂熱的民族主義吹噓。“中國可以說不”和“超限戰”理論在中國大有市場，顯示了中國的民族主義力量要超過民主主義力量。其結果是將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對立起來，那正是共產黨專制政權所希望的，它似乎是在向中國人宣示，只有共產黨的專制統治才能夠維護民族主義，才能夠滿足民眾的民族主義心理要求。共產黨也認識到，只有發展經濟，只有讓知識分子成為共產黨統治的主要組成部分，成為中國的富裕階層，才會讓人們淡忘1989年的屠殺，才會磨滅人們的怨恨；也只有民族主義才能使草根階層默默承受專制壓迫，壓抑社會矛盾。共產黨從來都會抓住利用民族主義鞏固專制統治的機會。有兩次事件被共產黨利用進行民族主義鼓動，一是“五八”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遭北約轟炸，二是中美飛機南海相撞事件。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美國轟炸了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致使邵雲環，許杏虎，朱穎三位中國記者失去生命，中國政府在數小時之內就對外發表譴責聲明，並指使學生上街遊行，有意識激起中國民眾強烈的愛國心和反美情緒，學生在美國大使館和領事館前的示威抗議非常激動，情況差點失控。北京大學示威遊行的學生代表在美國使館門前宣讀抗議書：“玩火者必自焚！中國不可欺！中華民族不可辱！已經站立起來的中國人民絕不能容忍對中國主權的踐踏。”學生向美國大使館玻璃窗投擲磚頭、石塊、汽油彈、塗料等。廣州市近五萬學生、工人、市民遊行涌往美、英等國駐穗領事館。示威群眾焚燒美國國旗，喊出了“不要麥當勞”等抵制美貨的口號，而廣東電影公司則宣布全面撤出正在其院放映的兩部美國影片，成為抵制美貨的首個具體行動。嚴重的是美國駐成都領事館，憤怒的示威群眾不僅投擲石塊等，還衝入領事館內放火燒毀簽證署的一個房間，總領事康尼斯•柯爾的住處亦被燒，四、五輛領事館人員的車亦被破壞。公安要出動催淚彈驅散示威人群，使館人員也要遷出暫避。2001年4月1日愚人節發生了南海中美軍機相撞事件，一架中國F-8殲擊機與一架美國EP-3型軍用偵察機在海南島東南方向104公里上空相撞，中國飛機墜落，飛行員王偉失蹤，美國飛機機頭嚴重受損，被迫降落在海南島陵水軍用機場。對此事件，中國媒體報道說美國侵犯了中國領空，不明真相的中國民眾自然激起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情緒。南中國海並不是中國的海，就像印度洋不是印度的海洋一樣，中國在1996年就承認了海洋國際公約，陸地或島嶼12海里以外都是公海，中美飛機相撞是在國際空域，並不存在美國飛機侵犯中國領空問題。不過，這次事件中國政府雖然阻止了學生上街遊行，卻通過媒體進行了一場全國性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教育，尤其利用飛行員王偉的失蹤（死亡）激起中國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包括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在內，中國的網上黑客組織了“紅色紅客聯盟”，向美國發動了網上戰爭，攻擊了美國包括白宮在內的眾多政府網站，當然美國黑客也進行了網上反擊。

抗議美國就必然要站在中國政府（共產黨）一邊，就必然要愛國，愛國就要愛政府、愛黨，這就是共產黨煽動民族主義的目的。自由社會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行為並不一定要與愛政府或者愛某一政黨相關，甚至可能相反，民族主義可能激起反對政府的浪潮，但在當今的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的發泄都是與熱愛共產黨、熱愛領袖聯繫在一起，這說明共產黨專制統治的嚴密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歷史上如中國的五四運動是愛國主義運動，但同時又是反政府的愛國主義運動；在自由社會的香港，人們可以上街遊行表達民族主義情緒，如保釣抗議遊行，但在大陸就不行，民眾的民族主義是被黨和政府控制的。這種控制就是黨和政府將民族主義作為工具，需要時就煽動，不需要時就壓制，所謂需要就是對維護專制政權有用。

民族主義要不要？要什麼樣的民族主義？本文的觀點決不是要否定民族主義，只是要揭露專制主義利用民族主義來維護專制制度的本來面目，而事實上民族主義的確成了專制制度的強心劑。所以我們在反對專制制度的同時，要警惕極端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應該基於順應世界潮流，基於人類共同的價值觀和國際秩序，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尊重人權，倡導民主法制社會的建立。

2003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