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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争是人类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则。即使在人类文明与理性控制高度发达的今天，斗争仍然是人类解决不可调和矛盾之撒手键。人类的文明，是在不懈的文明与文明，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斗争中，获得飞跃发展的。丢弃斗争意识，不思进取的民族、国家、文明体，只会被人类社会所淘汰。要知道，今天的国际社会正处一种无政府状态，世界各个主权国家林立。国与国之间相处，息息相关的，就是利益的划定。由于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的利益变数，在目前缺乏有力的国际利益协调机构的世界上，其敌友关系变得极不稳定。正如一位英国政治家所言，大国外交，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对于中国而言，处于自身主权控制以外的任何国家，由于利益的变数，都有可能因矛盾激化而成为敌手。从全球的权力结构看，地球上的任何国家无一不是中国的潜在敌手。这一点，对国际上的任何国家都是适用的。看看美国这几十年的外交与战略的失误，其给人们留下的教训，就是这一现象的最好证明。几十年前，美国花大力气扶植了阿富汗的塔利班和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然自苏联解体后，国际政治格局大变动下，大国与小国间的利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最终这些由美国亲自花钱、送武器扶植起来的政权，开始倒戈向美国挑战。九一一、伊拉克战争等使美国尝尽了被自己“养子”痛击的苦头。事实这也是自近代以来美英的盎格鲁萨克逊式的世界分化战略和据点控制管理模式的重大失败。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的殒落，并没有使与其同文同种的盎格鲁萨克逊美国，吸其到这一根本的教训。从一定程度而言，美国游离于亚非欧的地理特征就是当年英国与欧洲关系的放大。这也难怪美国的战略选择了，因为不管从文明传承还是孤屿悬与海外的地理位置看，其都顺理成章地成了大英帝国衣钵的天然继承体。由此出发，把美英发展看作是一脉相承，倒一点为过。事实上，从二战后，英国随着自身国际政治地位的一落千丈，为了维持过去的声望与在世界的即得利益，从丘吉尔到今天的布莱尔，其外交政策都开始了紧随美利坚合众国的世界战略方针。前不久，英国在与美国的“倒萨战争”中的所表露出来的态度一致性，是惊人的。这也是在向世界宣告了这两个拥有盎格鲁萨克逊亲缘关系的子母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刻更臭味相投地抱在了一起，用它们自以为骄人的政治、经济、文明模式构建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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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盎格鲁萨克逊式的秩序构建，体现着商业文明的极端个人利益追求和在利欲扭曲下刻薄寡恩的人性倾向。其所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在其占尽早期靠残忍的屠杀掠夺和种族灭绝，而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先机下，彻头彻尾地变成了永久维护美英盎格鲁萨克逊人利益的保险。其所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在永久维护美英盎格鲁萨克逊人利益的同时，正在把世界带向极不平衡的发展趋势。至此，世界穷国越穷，富国越富，占据人类比例中少数的美英过上了奢侈而浪费的人生，而占据人类比例中大部分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人民却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度日如年。面对盎格鲁萨克逊不合理体制的存在，必须有、必然有另一完全不同类型的政治、经济、文明类型来取而代之。在先前不久，美国政客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无独有偶，另一位西方政客同时了出版了一本叫《大棋局》的书籍。两者的观点，固然在论述方式与细枝末节上存在诸多不同，然对于中美这两个文明体的冲突看法上却有惊人的重合。在《大棋局》中，中美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级棋手；在“文明的冲突”中，盎格鲁萨克逊商业文明与华夏文明存在着本质的冲突。掩藏在盎格鲁萨克逊政客之“文明冲突”思维下的本质观点，是利益的冲突。利益的冲突，体现在两者所主导世界制度构建和价值取向的不同。美国政客亨廷顿笔下的“文明”，无非是以民族和种族为载体，以世界制度构建和价值取向为体现的利益。

　　与盎格鲁萨克逊商业文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华夏文明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关注民生与安全的天下情怀。中国的政治文明自古就在追求一种高认同感，而低成本运营的管理模式。中国历史也一再确认，中国在基础之上的政治文明所取得的辉煌成果，是其它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如今，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与近代的患难兴邦，更增加了中国人一份天下苦难的体验感。人类历史总是朝着个体平等化的趋势发展，中国一贯以来的天下大同诉求，在近代遭受盎格鲁萨克逊商业文明的冲击下，被迫委身于共产主义的曲折体现。时过境迁，当中国完成了自身的现代化历程后，追求天下大同的目标又重新翻立于国人的心目之上。大同秩序的构建与天下关怀的价值取向，之所以要力主打倒盎格鲁萨克逊式的国际秩序之根源，在于盎格鲁萨克逊人的世代财富积累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之外，更在于盎格鲁萨克逊人把持财富流向渠道的顽固性和反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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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指责中国人重文轻武，性格柔弱，民族缺乏一以贯之的国策与战略。诸如此类的指责都有其片面之嫌。中国原文化是及其尚武的，春秋战国时期铸犁为剑，悠然成风。从地上挖掘的古代兵器、兵俑，曾一度显现中华民族刚烈的一面。汉唐之际，中华武风之鼎盛，豪气之冲天，是四夷皆望风披糜的。面对异族入侵，大汉子民曾义搏云天：犯我大汉者，虽远必诛。有人云：日本民族旧久海岛，受惧风与地震之苦，生命悠悠然，常有危机感，故能奋发图强。然中国之于日本，其民族之忧患意识与天下情怀，亦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诸多古老民族之神话，皆有洪水之灾。唯有华夏民族能把洪水之灾治得地平天与。华夏之童年，自大禹治水起，就如早熟之农家孩子，历尽艰辛，深识兴邦之多难。华夏古圣早即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救世情怀，更有政治精英呼唤“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国家意识。孟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行为准则，成为历代中国圣贤的座右铭。

　　在熟知了日本开国以来的即定“大际政策”和普鲁士毛奇大将的细至军团划分的两线作战遗策。一些人开始感叹中国缺乏这样的具体和一以贯之的相应策略。事实这是没有熟读中国史籍和古典著作的知识分子之粗浅之见。中国历史的主流政治意识是明确的，由始至终都是在强调“行王道，继大统”，历代政治与文化精英都在不程度地强调一元社会的有序和谐。历代开明的建国君主，在华夏这种独特的政治文明激励下，总是以开疆拓土，文被四泽为至上目标。华夏圣贤的政治理念也在反复强调“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政治管理模式。老子曰：大道无形。相对于日本、普鲁士的有形国策和战略，华夏文明所体现的大统核心，更显得博大精深，灵活而富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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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文明的复兴与盎格鲁萨克逊商业文明的扩张所带来的冲突，远在千里，近在眼前。面对两个文明体的核心国中美，中隔太平洋，分处两半球，遥不相及。而盎格鲁萨克逊的航母舰队和军事基地却就在中国人的家门口。海洋与陆地，岛国与陆国是近代盎格鲁萨克逊商业文明崛起所带来的明显对峙。美国人马汉提出的海权论，为大英帝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捧为战略圣经，成为了商业文明扩张的指南针。至此，陆权的地位开始直线下落。二战时，德国地缘学家麦金德为恢复陆权的神话，提出了“世界中枢”的概念。他把世界上所有的陆地均称为岛，而其中最独特的是那相连的亚非欧，因为这里土地面积最广，人口最多，资源最丰富，麦金德把它称为“世界岛”，认为这里是天然的权力中心。在确定了世界岛的概念以后，麦金德又提出类似于中国古代的“中原学说”的“世界中枢”概念，他把西伯利亚、阿富汗、西藏、印巴、中东等地域囊括其内。麦金德说“谁控制了世界中枢，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世界”。为了遏制世界岛上陆权国家的兴起，盎格鲁萨克逊的地缘学家提出边缘政治学说。其理论认为世界中枢固然重要，然其地形、气候的恶劣，只要通过抢占世界中枢的边缘地带，就能起到包围遏制世界中枢的目的。两套理论在二战及美苏争霸时期都得到不同程度的运用。时至今日，我们细观一下中美交锋所在地东亚，其战略形态仍有“中枢说”与“边缘说”的踪影。当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东亚这个区域地缘中枢似乎已为中国所控，然美国人不甘于失败。急急忙忙地发动了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而这两场战争所在地，就是中国的边缘，美国之战略意图极其的明显，那就包围中国、遏制中国。虽然这两场战争，都以美国的失败而告终，但美国包围中国的岛链仍存在。其以韩国、日本、台湾、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加航母编队，构成了中国东面海上的军事线。如今，美国与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都有不同的军事条约存在。俨然，他们已经成了美国的势力范围和保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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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台湾问题、中日关系、朝鲜半岛危机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成了中美问题。在上述地区美国扮演的不仅仅是战略姿态，宥于先发制人的政策，上述地区一旦发生变革，都有可能成为美国直接摆出战争姿态进行武装干涉的区域。随着美国东亚边缘包围战略的实施，二战后深受美国扶持的日本右翼势力，又死灰复燃，军国主义作风开始斩露头脚。日本军国主义力量的兴起，无疑是美国乐意看到的一个结果，在其现如今在世界到处用兵之际，美国急需东亚的“英国”来助其一臂之力。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除了日本长期蔽护和扶持其右翼势力外，另一个原因是得益于日本经济的发达。日本经济的昌盛为其军国主义复活提供了充足的军费开支。然而日本是个本土资源极度贫乏的国家，其国际贸易主要依赖于途经台海和马六甲海峡的国际贸易线。对于一个建国半个多世纪的新中国而言，目前解决台湾问题无疑是最迫切的。不管是从民族情感，还是地缘战略出发打击美日的反华势力，台湾对中国的意义都是不容低估的。作为中国东南门户的岛屿，如今在美国势力的掺杂下，其岛内台独势力越具猖獗。跨海作战，自毛泽东以来到今天，一直没有实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美国庞大的航母编队游弋于其海域。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意图收复台湾，剪除美国航母编队都是首要克服的关键。撇弃中美间长期对抗的大战略思维，回复到台海局势中，我们也可很明显地看出中美对峙的现实性与紧迫性。固然盎格鲁萨克逊的美国目前分神于中东局势和朝鲜危机的结局，指望在台海保持现状。但作为民族利益的最大体现与主动战略、战术的需要，中国也断没有在台海仅仅随美作战略僵持状。台湾问题的存在，使五至十年内，中美间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极大的。随着现代工业技术与信息技术的发达，达到一定数量的扩军备战所需要的时间已经越来越短了，更何况战争双方的胜负又不完全取决于军事力量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