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從史料着手，了解真實的“文革”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03月24日16:37:32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文革”是上個世紀與納粹滅絕猶太人、斯大林肅反、波爾布特屠殺國民並列的最大浩劫之一。雖然中國官方至今對“文革”研究和出版限制甚嚴，但近年來海內外還是出版了大量的“文革”史料和研究專著，其中許多第一手資料最有價值，就像puzzle拼圖一樣，一點點接近復原歷史原貌 　　讀者lesson在我的博客文章後面留言說：“全面否定文革，實在是害了一大批改革開放後上大學的年輕人。”“中國人需要的自由和民主的實質是什麼？……包括經濟民主：有工作權；沒有失業；政治民主：有權監督人民公僕。就像文革時期那樣！當然，文革中的過激行為，屬於自由、民主前進中的問題。我麼（們）不能因噎廢食。” 　　我回答其留言說：我不知lesson是否經歷過“文革”，對“文革”了解多少。“文革”是與納粹對猶太人搞種族滅絕、斯大林搞肅反、波爾布特肆意屠殺本國同胞並列的二十世紀最大浩劫。當局對“文革”口稱“徹底否定”，但實際上列為禁區，致使“文革”中許多事件、問題遠遠沒有揭開蓋子，許多罪行沒有得到清算。這才使許多人還對“文革”有某種正面的想象。 　　當然，具體到“文革”中許多人物和事件，不能“非紅即黑”，而要具體分析。實際上，江青也好，聶元梓也好，都並不像官方所說的那樣就是徹頭徹尾的野心家；而周恩來、葉劍英在“文革”中的表現，也未必那麼值得稱頌和同情。 　　我感謝lesson向我推薦了一個視頻。但我也對他說：關於“文革”真相，雖然中國當局不讓討論，但是包括中國大陸在內，全世界出版的史料、回憶錄、研究專著浩如煙海。若有時間也給你幾個鏈接，供你了解對“文革”的研究概貌。 　　這裡我就想向lesson和更多讀者推薦一篇周原的論文：《文革史料和史料學概述》（附後）。 　　從“文革”結束，到我九十年代出國為止，只讀到一本國內出版的關於文革史的書，就是嚴家祺和高皋所著《十年文革史》。出國以來，則讀到了上百本關於“文革”的研究專著和文革史的書，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國內出版的。 　　留下印象較深的有，例如《文革大年表》，《文革大字報精選》，《內蒙文革風雷》,《林彪與文化大革命》，《紅衛兵與嬉皮士》，《文化大革命簡史》（席宣、金春明著，中共黨史出版社），《回首文革》（上下，中共黨史出版社），以及吳德、聶元梓、陳伯達、吳法憲等許多人，以及大量群眾組織負責人的回憶錄，和對“文革”中某個事件的專著（例如，湖北的“720事件”）。 　　當然，還有國防大學王年一教授1987年就在國內出版了的《大動亂的年代》，但我是出國後讀到的。 　　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也是必須提到的。我看到的這本書，是作者收集近六百人慘死的記錄，其中絕大多數，是普通老百姓。人數後來據說又有增補。 　　雖未正面以“文革”為主題，但是涉及“文革”的書，就更多了，例如《晚年周恩來》《林彪事件全景調查》，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以及更多人的回憶錄。 　　關於回憶、研究毛澤東關於“文革”及“文革”中具體決策的書，也有若干。 　　外國左派、右派學者研究“文革”的書，也看了一些，因為我英文不靈光，閱讀速度太慢，多半看的是中文譯本。 　　這些書中，研究專著良莠不齊。例如，作家柯雲路所寫的《極端十年——文化大革命全過程分析》（明鏡出版社）就比較離譜。離譜在哪裡？讀其內容提要這句話就可以知道：“本書論證了文化大革命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保守主義力量的一次全面大反動，文化大革命本質上是在革商品經濟的命。而這樣一個‘大革命’，又是通過極為複雜的政治鬥爭表現出來的。”他是這樣歸納“文革”的本質的！書中的硬傷也較多。 　　我覺得，要了解真實的“文革”，還是要更多地閱讀第一手材料，主要是“文革”的史料，以及各色人等的回憶錄。看史料，不能光看當時的中央文件、毛澤東等領導人講話，以及報刊的社論，也不能光看當時的許多群眾組織所出版發行的小報，更要看當時的各種文件、簡報、內參（現在已經揭秘很多）。當然，史料、回憶錄必然有局限性，而要克服其局限性，就是要多看，互相參照、比較着來看。（順便說一句，我聽許家屯回憶其經歷，就閱讀他在江蘇的同事許世友、江渭清、劉順元等人的幾本回憶錄，作為參照） 　　我2006年回國時，國內幾位出版界的朋友告訴我，宣傳部門三令五申，嚴控出版關於文革研究（那年正是“文革”發動四十周年、結束三十周年）的書，許多書稿和選題，都壓在中宣部的審評組。但即使如此，中國大陸還是出來了若干。而海外的“文革”研究，更是“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 　　下面這篇文章，介紹得比較全面，可惜只介紹到2006年，那年，在紐約舉行題為“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為題的大型研討會，有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和美國、歐洲的數十位華洋學者出席演講、書面提交論文。本文作者周原是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館長，他宣讀這篇論文時，我也有幸聆聽。 　　最近幾年，隨着電腦、印刷技術的改進和普及，許多普通人也能夠自費印行自己的文革回憶錄或者研究專著，很值得來一番巡禮！ 文革史料和史料學概述 周原 　　對於任何一項歷史研究，史料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沒有史料，便沒有史學，這是史家共識。現代著名史學家傅斯年先生甚至認為：“史學即是史料學”，史學家的責任就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則事實自然顯明了。一　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注1〕文革研究，自然也不例外。無論是中國通史還是斷代史研究，也不管是古代史，現代史還是中共黨史，史料學的專著專論都早已層出不窮。〔注2〕因而，文革研究的史料和史料學的探討，決非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是有前人豐碩的學術成果可以借鑑的。 　　當前，研究和促進文革史料的收集、整理、研究和刊發，不僅是文革研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是一項重要而緊迫的任務。這是因為，一方面文革的發動距今已經四十周年，親歷者中當年的少年已是“知天命”者，青年步入耆年，而當年中年以上的親歷者則日見稀少。群體記憶正在逐步淡化，日益模糊。鮮活的個人記憶也被歲月剝蝕，並隨著記憶者的離世而消失。另一方面，近二十年來中國大陸雖然在系統地整理、出版文化遺產、歷史資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相比之下，在整理、刊發文革史料、特別是原始資料方面，卻是少之又少。出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這種狀況在短期內，恐怕難有改觀。然而，文革期間的一些原始資料，特別是那些非正式出版物和印刷品，包括紅衛兵小報、內部學習和宣傳材料、群眾組織印發的傳單等等，當年就缺乏系統收集，已收入各級圖書館的，如今又大都塵封日久，乏人整理。這些史料，紙張變黃髮脆，墨跡淡化模糊，以至蟲蛀發霉。這類史料，急需搶救整理。 　　研究文革史料和發展文革史料學，一方面可以通過對史料的調查和對其源流與價值的分析，給研究者提供參考，給有志於文革研究的青年學人指點門徑；另一方面也希望籍此引起文革研究的學者、圖書館員、檔案工作者及關心文革研究的人們的關注，並一起來參與和分擔收集、搶救、整理和發布文革史料的重要使命。要知道，搜集、搶救、校勘、整理及刊發文革史料不僅會推動今天的文革研究，而且也會為文革研究的持續進行和將來發展提供不可或缺的資源與基礎。 ◇　文革史料的類型 　　一般說來，文革史料可以分為四大類型，即實物史料、音像史料、口碑史料和文字史料。實物史料包括文革時的實物如紅衛兵的袖章、舊軍裝、旗幟，各種毛澤東像章、紀念章，批鬥會上用的高帽子、黑牌子，打人用的銅頭武裝帶、木槍。再如武鬥時使用過的各類武器、宣傳話筒，死傷人員的血衣，等等。實物史料也包括重要歷史場址、遺蹟，如大規模武鬥的歷史遺址，關斗黑幫的牛棚，“五七幹校”的舊址以及一些重要事件的發生地等等。音像史料包括文革時期錄製發行的錄影、錄音資料以及圖片畫冊，諸如記錄片、樣板戲影片、電視節目、歌曲集、唱片等。文革時期大行於世的招貼畫、宣傳畫以及其他照片、幻燈片等也是珍貴的史料。口碑史料包括所謂口述歷史、民間口耳相傳的文革故事、往事、傳聞等，但這一部分資料勢必要記錄成文字或經錄音、錄影后，才能成為史料。最後一類為文字史料，這類史料數量最多，流傳最廣，記錄史實最具體、詳細，是文革研究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史料，也是本文討論的重點。 　　如果依時間劃分，文革史料又可分為（1）文革期間產生的史料，和（2）文革結束後產生的史料。本文先集中談一下文革期間的各種資料，而將文革後發布的史料放在第二部分，即文革史料的收集、整理、發布與研究部分一併討論。 　　根據發布和製作的方式，文革期間產生的文字型史料可再分為：（1）正式出版物，（2）非正式出版物，（3）非出版印刷品，和（4）非印刷品資料。以下就每一種類，做一簡要介紹分析。 一、文革期間的正式出版物 　　文革期間，特別是1966到1969年間是正式出版物十分凋敝的階段。各級報社、雜誌社、出版社幾乎無一例外地受到衝擊。許多報刊被迫停刊。圖書的出版發行則呈畸形狀態。一方面，圖書出版的種類和數量，特別是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方面的圖書出版，急劇下降；另一方面，《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語錄》則一版再版，發行量連創紀錄。儘管如此，文革期間的一些正式出版物仍然是研究者不可忽視的基本資料，例如，被視為當權者喉舌的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此外，《文匯報》、《光明日報》、《解放日報》、《北京日報》等也含有許多重要史料。至於各省市級的報刊雖然連篇累牘地大量轉載新華社、中央及上海報刊的內容，甚少新意，但仍然記載了各地文革期間的重大事件，反映出該地文革進展的特點，不失為研究地方文革史的基本的、也是比較易得的史料。在期刊中，文革中期出現於上海的《學習與批判》，以及後期的《北京大學學報》和《復旦大學學報》等都收有相關時期的有用文獻。至於圖書，為配合各個時期運動重點而出版的毛澤東最新或專題指示匯編，各種政治運動的小冊子，政治學習輔導材料，大批判文集，學大寨、學大慶、學解放軍等宣傳品，甚或樣板戲劇本及少得可憐的文學作品，都可成為研究文革某一階段或某一專題的有用資料。 二、文革期間的非正式出版物 　　這類出版物主要包括文革初期由群眾組織、紅衛兵等印行的各類小報、刊物、海報、傳單和小冊子等。其特點是雖無正式出版社介入，卻是公開出版，旨在發行、廣為流通的。這類出版物主要見於文革之初的前三年(1966-1968)。與當時官方出版物一派凋敝的景象形成對比的是此間非官方出版物的空前繁榮。初步估計，僅群眾組織出版的各類小報一項在全國就有八、九千種之多。小報主要是自辦自銷，流通則或免費散發，或沿街叫賣。有些影響較大的小報，則可以通過郵局訂閱。如此眾多的非官方報紙在數年間廣為流行，這種狀況不僅是中共建國以來所僅見，在中國一百多年的報刊史上也是空前的。應當指出的是，這種現象的出現並不意味著文革帶來了出版自由。事實上，文革的領導者們對這些非官方的小報採取不僅容忍而且支持的態度，是由於它們在深入發動和推進文革的許多環節上起到了官方輿論工具所起不到的作用。而一旦有人膽敢利用小報挑戰當局或“干擾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一定會受到毫不留情的打擊。由遇羅克主筆並參與出版的《中學文革報》因發表挑戰中共階級路線的《出身論》等文章而遭取締的事例，就是一個明證。 　　總體上說，群眾組織的小報，特別是鉛印發行、質量較高的小報是反映這一時期某一地區、某一系統、某一單位、某一組織文革運動發生發展過程的最系統、最詳盡的文字，也是我們所知的現今保存較全和整理較好的史料。對於文革初期的社會運動，基層情況，特別是地方文革史的研究來說，小報提供了重要的原始資料，有時甚至是現今仍存的、絕無僅有的第一手資料。 　　文革期間的非正式出版物也包括一些群眾組織出版的刊物，其在種類上大大少於小報。而且，不定期出版的或專輯、專刊性質者居多，定期出版的刊物則比較少見。這恐怕是與文革初期運動發展疾風暴雨、政治氣候瞬息萬變，出版周期偏長的定期期刊不能滿足群眾組織在政治宣傳、輿論造勢以至派性鬥爭方面的需要所分不開的。 三、文革期間的非出版印刷品 　　這部分資料專指那種文革期間印製的，限於小範圍使用或僅在特定範圍內流通，不對公眾發行的印刷品。例如，群眾組織、革命委員會編印的文件、講話匯編、各種內部學習資料、大批判文集、大字報選以及鬥私批修的心得等等。這部分資料的特點是種類龐雜，數量極多，內容常有重複而發布範圍較小，給收集、挑選、鑑別和校勘帶來一定困難。儘管此類資料並不都有收藏價值，但其中有重要價值者也很多。如各種版本的《毛澤東思想萬歲》，收集了許多未曾正式發表的毛的文稿、講話、批示和談話。又如篇幅不一、版本各異的《中央首長講話匯編》，以及運動各階段，如一打三反、清理階級隊伍、整黨整風的檔案、講話、學習材料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史料。對這部分資料的整理髮布，已有一些成果，後文將予介紹。另外，還有一部分數量很大的、屬於這一類或上一類(即非正式出版物)的油印資料，包括油印小報、毛、林指示和首長講話傳抄、快訊、傳單及大、小字報等。這部分資料內容更雜，紙張、油墨和裝訂質量最差，已經散佚和正在散佚的數量最多，急需搶救。總體上說，非出版印刷品、特別是油印的資料在收集、挑選、整理和發布工作上，難度最大，目前已有的成果也最少。 　　非出版印刷品中，也包括少量官方印刷的、供傳達、學習和執行的檔案。這類檔案常常用來指導運動，反映文革領導人和各級權力機構的意圖、政策、計畫、和對運動的判斷，　對於文革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這些檔案因當年冠以的保密級別和發放的範圍不同，收集的難度也不一樣。 四、文革期間的非印刷品資料 　　這類史料中數量最多、最為重要的是各級各類檔案。儘管文革期間各級政府部門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從中央到地方，以及工農商學各個單位都沒有停止建立和保存檔案的工作。檔案的內容品種很多，包括指示、會議記錄、簡報、總結、統計、下達的檔案和上報的材料等等。除此還有個人擋案，包括所謂專案材料，像本人寫的檢查、“交待”，他人寫的揭發、檢舉、證言等。檔案提供原始資料，且大都不存副本，其史料價值是不言自明的。在文革已經結束三十年後的今天，有一些檔案已經經過廢品回收站，在國內一些地攤上可以買到。當然，開放文革檔案，特別是中央一級的檔案供研究者使用，看來仍是遙遙無期。 　　除檔案外，非印刷品文革資料還包括大字報、小字報、日記等。大字報、小字報除當時已整理印行的以外，既使有保存至今的，也只是鳳毛麟角了。個人筆記、日記得以留存的機會應比大、小字報大些。這些資料，特別是出自名人、要人之手的，也是文革研究的有用資料。 ◇　文革史料的搜集、整理、出版與研究 一、文革期間的工作與成果 　　對文革史料的搜集與整理，在大陸境外自文革期間就已經開始了。香港、台灣、日本、美國和歐洲都在這方面做過一些努力。其中比較著名的如香港友聯研究所，它在文革發動後不久就開始著力搜集這方面的資料，也做了一些整理、編輯和出版的工作，如該所編印的《紅衛兵資料目錄》(1970)，著錄該所收藏的紅衛兵小報561種；又如該所編印的《中共中央文件匯編　(關於文化大革命)，1966-1967》(1968)和以縮微膠捲型式出版的《中共資料剪輯》(1974)。《中共資料剪輯》共1，447卷，含該所收集的文革期間的各類簡報資料，內容涉及政治、社會、軍事、文化、教育、財政、僑務等。在台灣，搜集比較用力的單位有中央圖書館、國立政治大學及其下屬的國際研究中心圖書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及軍情局等。台灣出版的資料較具代表性的有《中共研究》和《中共研究年報》以及《中共研究》社出版的一些專題匯編，如《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匯編》(1973)等。這些都成為文革期間以至以後海外學者研究文革不可缺少的資料。歐美及日本等地的搜集工作主要是由設有中文館藏的大學和研究圖書館所進行的。總的說，受資料來源和供貨渠道的限制，成果有限。 　　在中國大陸，當年對正式出版物、非正式出版物和一些非出版印刷品的收藏主要是在各級圖書館進行的，且通常為被動的收集。但也有少數主動去搜訪這些資料，如北京圖書館就曾經在1966年8月通過《人民日報》向全國發出過<把這些珍貴文獻記錄下來>的保存史料的號召。3　除圖書館外，大陸還有許多私人收藏，其中也不乏有分量、有特點者。在文革期間，正式出版物以外，大陸對其他文革資料的整理、發布工作，基本上沒有進行。 二、文革後的工作與成果 1、大陸方面的進展 　　儘管文革研究在大陸仍然設有許多禁區，當局對文革研究和文革類書籍的出版也一直控製得比較緊，不時干預施壓，三十年來還是整理、出版了一些有用的史料，發表了一批有份量的研究成果。除學人們所熟知的研究文革全程的歷史著作，如嚴家琪、高皋的《中國文革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等，還有許多類別不同的出版物和資料，以下就每類舉其要者，羅列一二，以資說明： A、大事記及編年史性質的史料 　　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日史》，50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此書以編年體記事，自1949至1999年每年一卷，文革十年亦不例外；又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5卷10　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其中第三卷兩冊為《內亂與抗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再如《共和國史記》4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其卷三為“神州板蕩”，記述文革十年。這類史料不但是研究者在查證某一時間、事件或史實時所不可少，還有助於研究者較系統地了解某些事件發生的背景、發展的過程，以至相關事件在時間上或因果方面的聯繫。 B、中共有關領導人的著作、文稿 　　如《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1998)，《周恩來選集》2卷(人民出版社，1980)，《周恩來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鄧小平文選》3卷(人民出版，1983)和《劉少奇選集》2卷(人民出版社，1981-85)等。雖然這些出版物收選的著作在時間跨度上涵蓋著作人的一生，但都不同程度地收有著作人在文革期間及(或)文革前夜的一些著作和講話，無疑都是研究文革的重要資料。 C、資料匯編 　　最有價值的首推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內部出版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3卷，1988年)。這一大型資料集由文革史專家王年一選編，包括了上千份中共中央文件、報刊社論、重要首長講話和回憶錄，對文革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其他公開出版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全鑒》1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和團結出版社所出六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全鑒　1949-1995》(1996)；再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通鑑1949-1992》4卷(紅旗出版社，1993)，其中第三卷為1966-1976年，包括總論、重大事件、典章制度、文獻選編及文獻資料等部分。這些大書除提供一些提綱契領式的述外，最重要的是匯編了一些原始的文獻與資料，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 D、紀事本末體資料 　　如《國史紀事本末(1949-1999)》7卷　(遼人民出版社，2003)，其中第五卷為文化大革命時期；又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其中第三卷“十年風雨”所含為1966至1976年所發生的事件；再如一卷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紀事本末》(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亦含有幾十條文革期間事件的條目。顧名思義，這類著作以文革期間發生的重要事件為記述對象，撰者力求對所事件有一個完整而準確的描述，因此在搞清某一事件發生和發展的過程、變化以至結局等方面尤為下力，是文革研究者應該重視的資料與研究成果。 E、回憶錄、親歷記 　　這類資料已出版的不算太少，大致可分為三種。一是眾人的片斷回憶，編匯成集。如者永平、關聖力等主編的《那個年代中的我們》〔上、下〕，(遠方出版社，　1998)；又如《無罪流放：66位知識份子五七幹校告白》(光明日報出版社，1998)等。二是個人親歷記式的回憶，如楊絳的《幹校六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1981)，徐友漁編的《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5)，季羨林的《牛棚雜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紀希晨的《史無前例的年代：一位元人民日報老記者的筆記》(人民日報出版社，2001)以及汪東興的《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等。三是自傳體式的回憶錄，這種回憶錄記述的年代，常常不限於文革十年，而是作者的一生或一個時期但含文革時期，如薄一波的《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和江渭清的《七十年征程》(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等。 F、傳記、傳記文學 　　這類資料出版的相對較多，大致可分為四種。一是官方組織力量撰寫的，多為身居要職的“正面”人物所撰，如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葉劍英、陳毅等人的傳記。二是傳主的親朋或屬下寫的，如鄧榕(毛毛)的《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黃崢編的《劉少奇的最後歲月：1966-196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羅〕點點的《非凡的年代》(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等。第三種是職業作家採訪撰寫而成的，如葉永烈的王、江、張、姚以及陳伯達的系列傳記，權延赤的《陶鑄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和《龍困：賀龍與薛明》(廣東旅遊出版社，1997)等。第四種是散見於報端雜誌的小傳，雖篇幅較短但數量頗多；也有編輯成冊的，如《“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死》、《“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獄》系列(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等。 G、詞典、事典、年譜等工具書 　　較為重要的工具書有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大辭典》，三卷本，1991年初版，2001年增訂本。第一卷人物卷收有大量文革時期中共領導人的辭條，第三卷記述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包括一些有關文革的條目；再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大辭典》(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又如金春明等編著的《“文革”時期怪事怪語》(求實出版社，1989)，是一本較早的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准詞典。年譜類如《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和《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修訂本1998)等。這類年譜看似以流水賬般簡記譜主生平，文獻價值不高。但其實不然，細讀會不時發現一些鮮見的史實或細節，有些史實是首次披露於公眾或被官方證實。 H、報刊文章 　　介紹、研究文革的文章以及文革事件、人物的回憶錄、紀念文章自文革結束以來，就有見諸報端，隨政治氣候的變化，時多時少。而近年來數量有明顯增加。常刊載這類文章的期刊有《中共黨史研究》、《炎黃春秋》、《當代中國史研究》、《黨史縱橫》、《黨史博覽》、《黨史博採》等等。 　　再有，技術革命帶來了近年間電子出版物和文獻數位化事業的發展，《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報刊及一些雜誌有了光碟版或網路版，雖然電子版在內容上並未增加新的史料，卻給研究者查找、利用這些史料帶來了極大的便利。 　　綜觀已有的成果，這些年來，大陸陸續出版了一些有價值的文革史專著、資料、回憶錄、傳記、傳記文學和工具書，而報刊上發表的有關文革的回憶、追述和研究文革的論文也在數量上有較大的增長。這一方面反映出學者、親歷者對追述、研究這段歷史難以壓制的興趣和願望以及出版社、雜誌社一些編輯人員的不懈追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當局對文革研究在控制策略上有所變化。從以壓制和限制為基本態度的方針，轉變為限制性“開放”的方針：即一方面對官方、半官方性質的大事記、工具書、及撰史活動持相對開放、甚至鼓勵態度，另一方面對相對獨立的研究者、親歷者的撰史和研究活動則繼續採取不鼓勵和嚴格審查的限制態度，以期影響文革研究的話語，制導甚至把握話語權，把文革研究儘可能納入和控制在官方史學的軌道。還有一點應指出的是，市場的力量對有關文革的圖書、傳記文學、論文等出版的推動也是不可忽視的。由於這類圖書、文章有廣大的讀者群，發行量和利潤都比較大，促使一些出版社、雜誌社知難而上，找變通辦法，打擦邊球。 2.香港(台灣)方面的進展 　　香港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文化環境，在出版文革資料和研究成果方面享有得天獨厚的條件，香港為文革研究辟出了一塊獨特的園地，貢獻很大。如前所述，還在文革期間，搜集、整理文革資料，出版、發表有關文革的圖書、研究成果就已經在香港開展得很活躍。文革結束以來，又出版了一些有用的資料和有關圖書。這些圖書資料有些是大陸學者、親歷者所撰，但不宜或無法在大陸出版，有些則是在海外和香港的學者、研究者所為。這裡就重要者，作一簡述。與香港相比，台灣的文革出版物實在太少，本文就不再專門設章節研究。但是今年由台灣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西藏女作家唯色的《殺劫》(圖文集)和《西藏記憶》(口述史)卻是意外地填補了文革研究的一個重要空白—西藏文革。 A、詞典、工具書 　　如《文化大革命詞典》巢峰主編(港龍出版社，1993)，又如趙無眠編著的《文革大年表》(明鏡出版社，1996)等。 b、回憶錄、追述、親歷記等 　　這些重要的回憶錄均是涉及上層政治鬥爭內幕，在大陸無法出版的。如陳伯達的《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和《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楊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王力的《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和《王力反思錄》(北星出版社，2001)，張的《塵劫》(明報出版社，1997)，徐景賢的《十年一夢：前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文革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聶元梓的《聶元梓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4)，楊曦光的《牛鬼蛇神錄》(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馬繼森的《外交部文革紀實》(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和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開放雜誌社，2004)等。 c、資料匯編 　　最重要者當屬《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宋永毅主編，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它開啟了使用當代電腦技術保存、校勘、整理和重印文革史料的先例和風氣。這張光碟共分七個部分，分別為中共文件、指示、公報，毛澤東的講話、指示和文章，林彪講話、指示和文章，中央首長講話和指示，重要報刊社論文章，紅衛兵、群眾運動重要文獻和異端思潮重要文獻，是由八位海外學者(宋永毅、石之瑜、丁抒、周原、沉志佳、郭建、周澤浩、王友琴)合力匯編而成。文庫共收一萬多篇文獻，近三千萬字，都是第一手的資料。其中中共檔案，毛、林講話、指示和中央首長講話是研究文革錯綜複雜、撲朔迷離的發生、發展及演變過程必不可少的原始文獻。而報刊社論、紅衛兵運動和異端思潮等重要文獻，也是研究者做有關專題研究時，一定要研讀的基本資料。與光碟一併發行的還有中英文雙語的目錄一冊，方便使用者流覽查閱。光碟自2002年出版後，海內外許多文革學者給予了高度評價，並為編者們提供了一些未收的資料和好的建議，編委會也陸續搜集到了一些新的資料。為此，編委會對《文庫》的內容作了較大的增補和重新校勘的工作，於2006年年底前推出了第二版。第二版分兩種版本，即面向世界各地圖書館和機構用戶的互聯網網路版和面向個人研究者的光碟版。第二版新增的文獻有近千篇，約五百萬字。而互聯網版在利用文獻組織與傳播的新技術方面，較之前面的光碟版又進一步，　不僅具備包括全文檢索在內的多樣化的檢索功能，而且對圖書館與研究機構而言，網路版比光碟版少受地域與時間上的限制，為讀者、研究者從他們自己的辦公室、居住地“全天候”使用提供方便。 　　還有一本十分重要的資料是楊克林編著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館》(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5初版，2002再版)。這是一套兩卷本的文革時期的照片集，內容涉及很廣，包括很多珍貴的歷史照片。 　　除資料匯編外，香港還出版了一批文革研究的專著，如《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劉青峰編，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宋永毅、孫大進著，田園書屋，1997)，《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徐友漁著，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文革大屠殺》(宋永毅主編，開放雜誌社，2002)，《晚年周恩來》(高文謙，明鏡出版社，2003)，《一九六八：一葉知秋—從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談起》(唐少傑著，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等等，囿於篇幅，這裡就不一一列舉了。 3.海外方面的進展 　　近年以來，海外文革資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的熱潮，無疑是一個異軍突起的領域。因本文意在介紹中文相關資料，這裡就不涉及英文及其它外文的資料和成果了。 A、紅衛兵資料匯編 　　目前已整理出版的有周原主編的《新編紅衛兵資料，第一部分》二十卷，和宋永毅主編的《新編紅衛兵資料，第二部分》四十卷，分別由中國研究資料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於1999年和2002年出版。第一部分收入全國各地紅衛兵、群眾組織小報近500種，其中30多種為全套，既自創刊號至終刊全部收齊，包括增刊和號外。重要的小報如聶元梓領導的新北大公社出版的《新北大》(全)和蒯大富領導的清華井岡山兵團出版的《井岡山》(幾乎全)。第二部分所收的全部為北京地區出版的小報，共　456種，其中200多種為全套或幾近全套。重要的小報包括北京航空學院的《紅旗》，北京地質學院的《東方紅》及北京師範大學的《井岡山》。由宋永毅主編的《新編紅衛兵資料，第三部分》，計畫為五十二卷，目前也已基本編訖。第三部分所收為北京地區以外其他省市的群眾組織小報，逾一千五百種，預計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初出版。 　　在此之前，中國研究資料中心還曾出有《紅衛兵資料》（20卷，1975），《紅衛兵資料續編一》（8卷、1980）和《紅衛兵資料續編二》（8卷、1993）。該系列收錄內容除小報外還有文革中群眾組織出版的各種刊物，是國外收集、整理、發布紅衛兵及群眾組織所出版資料的最早成果。 　　以上兩個先後由中國研究資料中心出版的大套系列資料，收錄紅衛兵和群眾組織出版的小報兩千多種，範圍涉及全國所有省、直轄市和自治區，其中對北京地區出版的小報收錄尤為齊全，是研究文革、特別是研究紅衛兵運動、群眾組織運動十分寶貴而難得的原始資料。在目前大陸各圖書館的同類收藏尚未系統整理髮布、不向公眾開放的情況下，這兩套系列資料對文革研究者的價值，尤顯突出。 b、中共重要歷史文獻資料匯編 　　這是一套已經出版了千餘冊並且還在繼續出版的資料匯編，是由位於洛杉磯的中文出版物服務中心選編、出版。所含資料包括1949年以來中共的各種內部出版物，其中涉及到文革的資料在已出版的部分中占主要比例。由於文獻的類別、性質，匯編所含內容略顯龐雜，各輯、各分冊的史料價值也各有千秋，良莠不齊。但總的說，還是一套很有價值的、研究中共及文革的重要資料。 c、兩種重要的工具書 　　最後再介紹兩種海外出版的、有助於文革史料研究的工具書。 　　一是宋永毅、孫大進編著的《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Bibliography: 1966-1996》(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1998). 該書著錄1996年以前中、英、日文出版的文革研究專著、文章共七千餘條，分十四個大類編排，是迄今見到的規模較大、專收文革研究資料的唯一書目索引，是學者、研究者了解1995-96年以前所發表的文革研究成果的便利工具。 　　另一種是由日本學者鱒澤彰夫編著的《紅衛兵新聞目錄》(東京博二出版，2005)。編者為紅衛兵小報收藏家，是日本文革研究學會的會長。該目錄實際上是一本日本所藏紅衛兵小報的調查目錄。該書雖以日文出版，但因書的主體是以中文著錄各種小報，不懂日文的中文讀者仍可藉助使用。 4、文革資料的網上發布 　　網路的出現，給整個資訊發布和傳播領域帶來了一場革命，也給文革資料的發布以及文革研究成果的交流提供了一條嶄新的、非常有效的途徑。隨著網路技術的日益普及和線民的不斷增加，通過網路發布文革資料和研究成果不但簡便可行，少受時間及地域的限制，而且可獲最大範圍的讀者。在突破官方出於政治方面的考慮對發布文革資料或研究成果設置的限制方面，也有獨到的優勢。因此，會逐步成為文革資料和成果發布最具活力和最富前景的一種方式。現就筆者所知的有關網站，擇要簡介如下： A、《華夏文摘》文革博物館 　　《華夏文摘》是海外第一個中文電子刊物(1991年)和廣為人知的中文網站。其下屬的文革博物館網頁建於1996年(華新民主編)，目前分為文獻資料、學術研究、史海鈎沉、往事回憶、上山下鄉、國際風雲、人物追蹤、文藝作品等八個“展廳”。已出400多期數百萬字。它目前的網址為：Http://www.cnd.org/cr/pref.htm. B、澳洲國立大學的“中國1966-1976電子檔案”網站 　　該網站目前發布有幾百種文革期間各個時期的印刷品，主要為非正式出版物或是非出版印刷品，所收都是原件，掃描後以圖像形式發布，原汁原味，別有一番“原始資料”的風味。惟材料組織上缺乏系統，有待進一步改進。其目前的網址為：http://anulib.anu.edu.au/subjects/ap/digilib/chi/cr/china.html. C、中國文革研究網 　　該網站是近年間建立的，在觀點上明顯“左傾”的文革研究網站。目前列有文獻、文革研究、文革口述、萬象視野、百花齊放、民謠、文藝、美術、論壇等欄目。該網站選取與刊載的文章與評論，對毛澤東及其時代、包括文革，多持維護以至讚揚的觀點，對後毛時代多持批評與否定的觀點。該網站目前網址為：http://www.wengewang.org/. C、渤海大學文革史網站 　　這個網站由位於遼錦州的渤海大學歷史系所創建與維護。中國大陸的一所高校敢於創建這樣一個以文革研究為主旨的網站，勇氣可嘉。所收資料、文章範圍較廣，但目前數量仍然有限。然從該大學已設立了文革史研究所，建立了文化大革命史展館，並舉辦文革史料搜集與整理研討會等系列舉措來看，這個網站的發展值得期待。該網站目前的網址為：http://www.jznu.edu.cn/page/depart/lsx/wenge/index.htm. D、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 　　該網站由旅美文革研究學者王友琴女士創辦，專門為紀念文革眾多死難者而設。收集與發布文革期間受迫害致死人們的名單、生平，以及受害者的不同故事，致力於“記錄每一位元受難者”，特別是那些名不見經傳、無人知曉的普通人。其網址為：http://www.chinese-memorial.org/. 簡短的結語 　　歷史學首先是史料學。後代學者對於前人研究的突破，在很大程度上，是從史料上突破的。儘管有種種不應當有的政治阻力，四十年以來文革史料的搜集、校勘和整理出版，還是在全球範圍內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尤其是以海外的中國學者為主體的有計劃地保存、徵集和大規模地出版文革史料，為文革史料學的發展積累了初步的經驗。中國大陸的歷史學者不僅在國內以種種方法堅持出版文革史料，還通過八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較為寬鬆的政治氣氛在海外出版被禁止的回憶錄和工具書等等。縱觀這四十年來的文革史料和史料學的發展，不僅在對編撰史料的原則、角度、內容、類型等方面，就文革史料的版本問題諸如源流、異同、真偽、參照等方面也都在這些大型的文革史料出版項目中　--如《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和《新編紅衛兵資料》--有所涉及和探討。這些都標誌著文革史料學的良好發端。現代化電腦和網路技術的發展，為文革史料的徵集出版和整理研究提供了傳統的印刷出版所無法提供的絕對優勢條件，並對衝破政治阻力、傳播文革史料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可以預料：今後幾十年的文革史料的整理出版會有更大的起色，網路和多媒體的現代電腦技術所支持的電子出版物也會使它的發展更加“有聲有色”。 注釋： 　　1.轉引自謝詠《回到傅斯年》，載他的《沒有安排好的道路》，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 　　2.這方面出版物眾多。在中國通史領域，有陳高華主編的《中國古代史史料學》，北京出版社，1983年；謝國禎的《史料學概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在斷代史方面，有謝爾康的《清史史料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3年。在近現代史方面，有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資料概述》，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和張玉法的《中國現代史史料指引》，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2年等。 　　3.載《人民日報》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本文原載《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上冊，田園書屋，香港，2007年） 　　作者：周原，現任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館長。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學士，美國伊利諾大學圖書館學研究院碩士、博士。長期從事圖書館學、文獻學和文化大革命研究，發表中、英文圖書館學、文獻學論文數十篇及《紅衛兵資料新編(第一輯)》（20卷，1999），《中國文化大革命歷史大辭典》（英文，2005，合著），《中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合編，2002初版，2006增訂版），《中國反右運動數據庫》（合編，2010）等。 這套書上下兩巨冊，收集了大量珍貴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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