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抓革命”与“促生产”

──四论伪民运比现代中共更反动

《晚年周恩来》一书最让我觉得茅塞顿开之处，是作者披露了毛对身后政局的安排。作者认为，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其实是毛用来对付周的一着棋子。按毛的想法，邓应该和四人帮精诚团结，共同治理中国。由四人帮负责“抓革命”，而邓代表的老干部负责“促生产”。只是老邓恃宠而骄，看不出毛视为衣钵传人的其实是四人帮，于是栽在了这上头。

此说让我想了许久，越想越觉得滑稽。一个政府竟然会分成两套班子，一套“抓革命”，一套“促生产”。这种荒唐把戏，大概也只有毛那种千古一痞才想得出来。

记得孙大小丑“中山先生”说过，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是把阶级斗争当成文明前进动力。其实阶级斗争是一种病理状态，并非常态，云云。

老孙是白痴，什么学问见识都没有，能说出这两句话来，真算是难为他了。其实阶级斗争确实是常态，西方国家议会里成天吵闹，不就是阶级斗争么？只是人家的制度设计保证了各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的矛盾冲突能随时得到和平解决，不会恶化为病态罢了。

因为中国人死也不懂这套，阶级斗争才在中国成了病态。被毛共吹到天上去的所谓“革命”，就是社会疾病大发作，而所谓革命家，其实不过是人群中的病菌而已。如果社会正常，这些病菌根本就无以售其奸。中国历史上发生过那么多的“农民起义”与革命，出过那么多的“农民起义领袖”和革命领袖，是东亚病夫的耻辱而不是光荣。

这道理其实是明摆着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是生产斗争的知识，一门是阶级斗争的知识。”这大概就是他那“促生产”与“抓革命”二元论的“理论基础”。

他这话可以用大白话来重说一遍：这世上无非有两种本事，一种是建设的本事，也就是创造财富、造福人类的本事，一种是破坏的本事，也就是整人斗人坑人、直至使用各种匪夷所思的阴谋诡计去杀人造反夺权的本事。前者称为“促生产”，后者唤作“抓革命”。而所谓“革命家”，其实就是阴谋家、破坏家。这些人百无所长，只会搞阴谋诡计，“与人奋斗”，煽动教唆社会的一部份人去打杀另一部份人，从中浑水摸鱼，不但到别人的锅里捞够大鱼大肉，而且佼佼者竟会成了全国领袖，让全国人民如同供奉神祗一般顶礼膜拜。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该看出来，我这些大白话确实是大实话。中国历史上的有名开国君主如刘邦、朱元璋、毛泽东等人，微时都是百无一用、连谋生都成问题的废物（伟大领袖微时在上海一度以洗衣为生，而人民的好总理到日本去留学时，居然连个学校都考不上）。在正常社会中，这些人只会穷愁潦倒一生，不但默默无闻，而且还要备受亲人鄙视，刘邦和老毛就弄到连亲爹都看不起的地步，而朱元璋在登基后学著作的诗里就自承他微时百无所长。五代后梁开国君主朱温更是黄巢手下的大土匪，连儿媳妇都要淫遍。在正常社会里，这种人别说做皇帝，连做百姓都没资格，早给枪崩了。

这是从微观来说，宏观又何尝不如此？中共打江山、抢天下的本事一流，谁也不能否认，而治国之无能也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一个人的天赋总是有倾向性的，养猪的本事和抢猪的本事常常互不兼容。正因为世上有许多百无所长的废物，没本事养猪，却有的是抢猪的欲念和本事，这些人才构成了人群中的病菌。

不幸的是，中国那种病态社会给了这些病菌大量繁殖的条件，在文革中达到最高峰。过来人都知道，四人帮那些革命家除了整人之外还有些什么本事。如果不是他们无用到扶不起来，老毛又何必去挖空心思，弄个邓小平来为他们的革命垫底？老毛和其他革命家的区别，只在于一般革命家抢到天下后就再不想“抓革命”了，只有老毛那怪物想实现impossible，坚持“继续革命”，妄想把一种社会病态化为恒态，让社会处于永久动乱中。有趣的是，他竟然妄想处于这种混乱状态中的社会能有什么条件“促生产”！这人的脑袋，确乎长得与众不同。

更可恨的是毛把文明社会的价值观给彻底颠倒了过来。建设不算本事，破坏才是真本事。擅长整人害人杀人坑人的革命家给吹成了“胸有雄兵百万”、雄才大略的大英雄，而具有治国长才的先总统蒋公却让人民普遍看成窝囊废。这且不论，毛还把整整几代青年都改造成了革命家。

熟悉毛著作和毛时代教育的同志都知道，所谓毛泽东思想，其实不过是集古往今来一切造反夺权阴谋诡计之大成。它只教你怎么“与人奋斗”的各种战略战术和策略，没一个字具有建设意义，决不会给你任何构建一个新社会的灵感。阅读毛着的唯一收获就是败坏心术，变成一个毛式的破坏家，阴谋家，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破坏一个“新”世界。

在某种意义上，毛本人及其思想是中国那种病态社会的必然产物。“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只见满纸歪歪斜斜地写着两个字：‘阴谋’。”这就是我青年时代读中国史书的真实感觉。只读线装书的老毛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阴谋家和破坏家，在我看来决不是偶然的。

不幸的是，毛思想是那个时代青少年的“阶级斗争主课”，由此造就了整整几代思想上道德上智力上的残次品，其中特别残次的佼佼者们，有许多今日正活跃在所谓“民运”战线中。

这其实是时代造成的不幸。和今天国内青少年不同，我们年轻时根本就没有什么机会接触当代文明的最新成果。除了少数思想活跃者敢冒危险去找文革前甚至“解放”前的出版物阅读之外，大多数人唯一可看到的便是马列毛著作、鲁迅全集和内部发行的２４史。这些玩意就是许多“民运”领袖青年时代的唯一精神食粮，陶铸了他们一生的精神活动框架。马列毛思想就是他们的全部学问根底，而对现代小青年尽人皆知的文明常识他们却懵懂如瞽。

这在高寒先生表现得最突出。坦率地说，我在网上还从没见过第二个毛着有他学得好，用得活，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有他举得高的同志，比敬爱的林副统帅也不弱。他上网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宣传毛思想，动不动就宣讲毛的策略“团结多数，孤立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这网上也只有他，至今不把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地当成一种问题多多的假说，而坚定不移地当成已经证明了的客观真理。也只有他这位对现代科学一无所知的同志，敢于在教授高知们云集的论坛里郑重其事地通知众人：所谓“辩证逻辑”是世上层次最高的艰深学问！

更令人扼腕的是，这些同志到了西方，不去利用这个近水楼台的有利条件，从感性和理性两方面去迅速补足青少年时代拉下的饥荒，补充一点起码的现代公民常识，却一头扎进故纸堆中，津津有味地去研究毛思想的来源：２４史。ＸＸＸ先生和王希哲先生和我在网上走了两招，一开口就是那股腐尸味，呛得我直打喷嚏。我真纳闷：这些先生为何就想不到：如果他们攻读的那些宝贝里真能找到什么救国秘方，则中国早就是世上第一强国了，轮不到他们这些古文都看不大懂的万分之一瓶醋今天还来“稽古救国”。

悲剧更在于如同春蚕作茧自缚，他们毕生也没什么希望突破毛让他们钻进去的弥勒布袋。老芦在网上遇到一位著名作家。据该同志的回忆录，他在年轻时代也和我一样，狂热投入了地下读书运动。可惜他写了两个帖子，一看还是那种不可救药的革命教徒，除了满纸对中共政权的深仇大恨以外，便是赤手空拳面对“刺刀强权”的悲壮革命气慨。

对此我想了很多。最后结论是：毛不但成功地塑造了几代人的精神面貌，而且用负筛选的办法精选出了一大批毛式革命家。许多所谓“民运”领袖，在毛时代都是不甘寂寞、在各种形式的权力斗争特别是文革中崭露峥嵘的不凡者。不精通毛那套“斗争哲学”和各种阴谋诡计，如何能在万民之中杀出一条血路，博得三尺出头天？

虽然后来他们扬弃了毛的政治信念，但基本思想方式（所谓“世界观”）已经牢不可破地塑造成型。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输入现代文明观念，势必格格难入──须知反文明的党文化乃是抵抗现代文明常识入侵最强大的免疫力。因此，“民主”在他们只会是一种旗帜，没有主观可能化为真诚的信念。先前输入的毛主义，已经在他们的脑膜上形成了无法穿透的翳障。终其一生，我也不相信这些人会领悟民主的真谛。

更何况因为一度在权力斗争中卷得太深，他们和中共斗出了深仇大恨。这种仇恨已经“融化在血液里，输入到骨髓中，落实在行动上”。指望这些人从个人恩仇的小天地中跳出来，为全民利益作忠诚的反对派，在未来与中共和解，与中共发生有益于国家民族的良性互动，实在是超出人性的一厢情愿。

这种历史性悲剧，我早在力作《不是英雄是恶人》中指出了。从柴玲的历史性证言和学运领袖的实际表演中足可看出，在毛共时代长大的青年，所理解的“斗争”就是旨在推翻统治者的不可调和、不容妥协的斗争。而所谓“反共”就绝对是“倒共”的同义词。迄今为止，只有老芦首次指出这种斗争之荒谬，并说明正确的、理性的反共斗争应该是迫使中共在具体事务上让步，从而谋求达成有利于人民的妥协的斗争。既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悟不出这个道理来，说起来也不能太苛责所谓“民运领袖”这些“内王外圣、内毛外民”的职业革命家们。

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所谓“民运”领袖是一种比较悲哀的时代淘汰品，最可悲的是，他们自己丝毫不知道自己完全成了出土文物，还以为自己是领导时代新潮流的西铁城。看了王希哲先生“触龙说赵太后”的讲话，我最初的感觉不是愤怒而是悲哀：到西方那么多年，还把封建社会的那种“论功行赏”当成民主制度的运作杠杆，连民主社会选举领袖不讲功劳、只看你能否针对时弊提出有效的治国方针都不懂。邱吉尔那倔骡子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领导英国独抗纳粹，最终居然还打赢了，但大局一定，人民立刻就卸磨杀驴把他选了下去，功劳再大也没用。

“惟利是图”就是西方的治国大纲。这种正常社会里没有病菌式的大英雄，只有平庸的、脚踏实地、能敏锐察觉时弊并及时提出打动人心的竞选诺言的政客。人民对政客只有一个标准：有用与否。政治选举和工作面试其实也差不多，是否录用你取决于你的能力和经验，并不是雇主对你既往功劳的感激或是对你目前所处窘境的怜悯之心。

用这个文明标准来衡量，我敢说没有一个“民运”领袖合格。请问他们会什么呢？不过是抢猪的本事罢了。相比之下，现代中共的官僚集团倒还远比他们有养猪的本事。虽然养出来的猪让他们贪污了大半，总比不养只抢强些吧？

这就是大多数“民运”领袖的致命弱点所在，也就是他们闹腾到今天也拿不出个具体的治国纲领和方针的根本原因──毛时代提供的教材只教你如何抢猪，从来不教如何养猪。

的确，要论正经本事，抢猪革命家们没一条比得过养猪贪污犯们。论治国本事，请问您们有过什么行政经验，治理过哪个地区甚至县城？论经济管理，请问您们主持过什么大型企业？论国际政治常识和现代公民常识，请问您们主持过什么立法，又参加过什么对外经贸谈判？

就连学历您们都比不过人家。现在的中共官员通有大学文凭甚至硕士博士文凭，您们呢？高小？初中？大概最高也就到了敬爱的胡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是不是？可他除了写点小册子，到底有些什么治国的能耐？难道中国人还没看够小册子，几十年如一日地以精神原子弹代替茶叶蛋？文明社会都是文凭社会，您们究竟哪来的那股子底气，认定人民会选择你们这些大老粗？不就是沾的伟大领袖“外行能够领导内行”、“卑贱者最聪明”的余荫么？

最让人绝望的是您们那种“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的朽木难雕劲。连从未留过学的小胡（锦涛）在坐飞机时都争分夺秒学外语，江梳头还能用荒腔走板的英文背诵林肯演说，动不动拉计算尺就更不用说了，您们呢？住在美国多年至今大字不识，脑筋全花到翻古书找抢猪秘方上面去了。就凭这两下子还指望人民奉你们作爹，动不动以人民领袖的气魄下指示，发号召！就算您们的革命成功了，请问根据您们的特长，除了去《红旗》杂志作主编外，究竟配干什么？莫非为自己抢猪立下“功劳”就是人民奉你们当爹的理由？

老实说，如果明天中国实行民主，全民投票选举领袖，老芦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国广发文章，上电视发表演说，力劝众人宁长资本主义的苗，决不长社会主义的草，宁选前共党官员那些有养猪本事的贪污犯，决不选海外归来的那些只会抢猪、百无所长的革命家！

这就是新时代的“抓革命，促生产”，海外“民运”抓革命，国内中共促生产，续演那曲贯串了中国历史的双重奏。前者代表痞子反文明，后面代表士绅文明。伪民运之所以成了现代痞子反文明的代表，根本祸根还在毛泽东。按毛的设计批量生产出来的专门抓革命的“龙种”，到了常态社会里却成了妨碍社会进步的垃圾，这实在是时代的大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