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暴民民主倾向---

中国目前的民怨问题积累太多，一旦实行民主，暴民民主倾向值得注意。暴民民主可能在以下情况下产生：

----某些政治家为了选票，宣扬仇恨、暴力、和歧视。就象台湾的某些人利用省籍情结来达到其当选的目的一样。所以，在保证人权和言论自由的前提下，一定要禁止宣扬主张以仇恨、暴力、和歧视为纲领的报章和政党的活动。比如象雷锋的“夺过鞭子抽敌人” 之类的典型暴民言论，和彻底消灭某一种族，集团或阶级之类的典型法西斯政纲，就应该立法禁止。

----因为经济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民怨也可能爆发。现政府用“寅吃卯粮”，“竭池而渔”的方式来高速发展经济，以减轻社会矛盾，这使任何下一届的新政府都将面临极大的经济困难，民主政府又不可能用谎报数据的方法来提高民气。我的建议是在民主化初期立即开放言论自由，并让人民知道经济现状的真正原因，以舒解民怨。另一方面，民主化的前两年内暂时禁止千人以上的游行示威。以保证和平过渡。如果两年内政府还不能解决民怨，这样的政府就应该下台，人民也应该恢复游行示威的权力。

2。官商勾结问题----

台湾的民主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独裁体制下，官僚是受贿的主体，而在民主化初期，议员又取代官员成了受贿的主体。黑金政治就是这个问题的写照。因此，在民主化初期，防止黑金政治的法律一定要尽快制定。同样的话：要象防贼一样盯着我们的领导人。即使他们是我们自己选出来的。

3。社会福利----

某些政治家为了选票，许诺超过社会承受能力的福利。而造成新的经济困难。因此，在民主化初期，有关福利的法律一定要先行制定，福利占经济产出的最高和最低比例应该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4。民主制度所需要的政治家----

没有民主制度所需要的政治家将会是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制度的最大障碍之一。共产党把“动乱” 扼杀在萌芽状态的政策使得在中国大陆更本没有任何类型的政治家产生的可能性。有的只是奴才和主子。在海外，所谓的“民运人士” 已经很少和国内人民有联系了，这也使他们失去了代表性。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中国拥护民主的社会活动分子，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的，大部分都是学者型的。但优秀的学者往往是蹩脚的政治家。因为学者要追求真理, 讲究原则, 往往好为人师。而民主政治则要求政治家遵守法律, 顺从民意。这就决定了优秀的民主政治家必须是善于做学生的人，能倾听不同人的要求，同时也是搞 “妥协” 的高手。他们不受所谓 “原则”或 “真理”的束缚。这两类角色之间存在本质的冲突。学者去搞政治, 还想同时做学者和政治家, 结果就往往成为了小丑。

另外，中国政府长期神化政治家的人格的宣传使人民产生了严重的“青天” 思想。民主社会不需要青天型的官员，而是民主型政治家。我认为, 他们只能在中国民主化的过程中产生. 他们不必是完人, 甚至也不必是好人, 只要他们遵守法律, 顺从民意, 会搞妥协就行, 民主社会不会因为坏人上台而变质. 象克林顿, 我看他在中国的话多半会是一个大贪官, 但在美国却是个很不错的总统.

5。社会动乱----

我个人认为只有民主化的中国有可能避免动乱。打一个比方说, 现行政府对付动乱就象大禹的父亲治理水, 建大坝 “堵”. 开始几年大家平安, 可是到了堵不住的时候呢? 大家同归于尽----而这一天必然会来临，只是时间问题而已，那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民主制度对付动乱就象大禹治理水--- “疏”. 尽管年年可能会有一点小灾(象游行示威), 但人畜基本平安, 不影响大局. 所以结论是: 没有民主, 中国迟早会动乱和分裂的. 而民主化的中国却有可能(还不一定能)避免动乱和分裂。

当然民主化还可能召来反民主力量策动动乱, 甚至武装暴乱, 但那不是民主化本身带来的问题。任何社会改革只要侵犯到到这些代表恶势力的人的利益, 他们都会搞动乱，搞镇压。他们掌握了大部份的国家资源，能量惊人。可是我们从另一角度考虑，任何改革如果不触及这些人的利益, 别的群体(象农民)就可能会造反, 中国就迟早会动乱, 为什么不给民主一个机会呢?只有民主体制才能保证社会长期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