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暴民民主傾向---

中國目前的民怨問題積累太多，一旦實行民主，暴民民主傾向值得注意。暴民民主可能在以下情況下產生：

----某些政治家為了選票，宣揚仇恨、暴力、和歧視。就象台灣的某些人利用省籍情結來達到其當選的目的一樣。所以，在保證人權和言論自由的前提下，一定要禁止宣揚主張以仇恨、暴力、和歧視為綱領的報章和政黨的活動。比如象雷鋒的“奪過鞭子抽敵人” 之類的典型暴民言論，和徹底消滅某一種族，集團或階級之類的典型法西斯政綱，就應該立法禁止。

----因為經濟問題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解決，民怨也可能爆發。現政府用“寅吃卯糧”，“竭池而漁”的方式來高速發展經濟，以減輕社會矛盾，這使任何下一屆的新政府都將面臨極大的經濟困難，民主政府又不可能用謊報數據的方法來提高民氣。我的建議是在民主化初期立即開放言論自由，並讓人民知道經濟現狀的真正原因，以舒解民怨。另一方面，民主化的前兩年內暫時禁止千人以上的遊行示威。以保證和平過渡。如果兩年內政府還不能解決民怨，這樣的政府就應該下台，人民也應該恢復遊行示威的權力。

2。官商勾結問題----

台灣的民主經驗教訓告訴我們，獨裁體制下，官僚是受賄的主體，而在民主化初期，議員又取代官員成了受賄的主體。黑金政治就是這個問題的寫照。因此，在民主化初期，防止黑金政治的法律一定要儘快制定。同樣的話：要象防賊一樣盯着我們的領導人。即使他們是我們自己選出來的。

3。社會福利----

某些政治家為了選票，許諾超過社會承受能力的福利。而造成新的經濟困難。因此，在民主化初期，有關福利的法律一定要先行制定，福利占經濟產出的最高和最低比例應該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

4。民主制度所需要的政治家----

沒有民主制度所需要的政治家將會是在中國實現民主憲政制度的最大障礙之一。共產黨把“動亂” 扼殺在萌芽狀態的政策使得在中國大陸更本沒有任何類型的政治家產生的可能性。有的只是奴才和主子。在海外，所謂的“民運人士” 已經很少和國內人民有聯繫了，這也使他們失去了代表性。

另一個問題是我們中國擁護民主的社會活動分子，不論在國內還是國外的，大部分都是學者型的。但優秀的學者往往是蹩腳的政治家。因為學者要追求真理, 講究原則, 往往好為人師。而民主政治則要求政治家遵守法律, 順從民意。這就決定了優秀的民主政治家必須是善於做學生的人，能傾聽不同人的要求，同時也是搞 “妥協” 的高手。他們不受所謂 “原則”或 “真理”的束縛。這兩類角色之間存在本質的衝突。學者去搞政治, 還想同時做學者和政治家, 結果就往往成為了小丑。

另外，中國政府長期神化政治家的人格的宣傳使人民產生了嚴重的“青天” 思想。民主社會不需要青天型的官員，而是民主型政治家。我認為, 他們只能在中國民主化的過程中產生. 他們不必是完人, 甚至也不必是好人, 只要他們遵守法律, 順從民意, 會搞妥協就行, 民主社會不會因為壞人上台而變質. 象克林頓, 我看他在中國的話多半會是一個大貪官, 但在美國卻是個很不錯的總統.

5。社會動亂----

我個人認為只有民主化的中國有可能避免動亂。打一個比方說, 現行政府對付動亂就象大禹的父親治理水, 建大壩 “堵”. 開始幾年大家平安, 可是到了堵不住的時候呢? 大家同歸於盡----而這一天必然會來臨，只是時間問題而已，那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轉移的。民主制度對付動亂就象大禹治理水--- “疏”. 儘管年年可能會有一點小災(象遊行示威), 但人畜基本平安, 不影響大局. 所以結論是: 沒有民主, 中國遲早會動亂和分裂的. 而民主化的中國卻有可能(還不一定能)避免動亂和分裂。

當然民主化還可能召來反民主力量策動動亂, 甚至武裝暴亂, 但那不是民主化本身帶來的問題。任何社會改革只要侵犯到到這些代表惡勢力的人的利益, 他們都會搞動亂，搞鎮壓。他們掌握了大部份的國家資源，能量驚人。可是我們從另一角度考慮，任何改革如果不觸及這些人的利益, 別的群體(象農民)就可能會造反, 中國就遲早會動亂, 為什麼不給民主一個機會呢?只有民主體制才能保證社會長期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