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中共北京市纪委的信

张同生常委转中共北京市纪委：

2011年3月29日下午3时，张常委在海淀纪委领导人以及国防大学政治部副主任陪同下，在青龙桥干休所会议室与我谈话后，我对自己这几年的文章言论进行了反思和检讨，想将情况汇报如下：

我坚持救党派的立场对国是发言，是受了李锐的影响，“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李老这两句诗，代表了许多老党员的心声，支配了我晚年的思想走向。我敬佩李锐的高尚的人格和纯真的党性。我们这些被称为“救党派”的老同志，完全是道义的结合。自从2007年以来我们做了以下几件事情：

推动重新评毛。李锐、谢韬、胡绩伟、何方以及《炎黄春秋》联系的上百名老同志写出了重要文章和著作，对推动重新评毛做出了重大贡献。我的贡献是出版了《千秋功罪毛泽东》。这部书是在香港出版的，但翻印本、复印本遍及城乡，已不知凡几。去年12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毛泽东思想若干建议意见》的决议，让毛泽东思想退出历史舞台，是中央反映党心民心，推动历史前进的重大决策，是与救党派的良性互动。

取消列宁主义。学者王康、金雁、李玉贞、尹振环等做出了重大贡献。 我的贡献是为尹振环的《列宁主义批判》写了一篇序言《俄国十月革命是人类文明史的歧路》，此文在2010年总第35期《领导者》杂志发表，标题改为《十月革命的两幅面孔》。从最近的理论动向来看，中央已经做出了取消列宁主义的决定，这是中央虚心纳谏，与学者的良性互动。

遏止国进民退。2009年6月主流媒体发表《六个为什么？》，引起整个社会的不安。全国工商联2009年8月7日发表蓝皮书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08~2009)》，宣告在政府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中民营企业被淘汰出局，国进民退的大戏接连上演。《南方周末》发表了一批坚持改革开放，反对向计划经济回归的文章。我的贡献是在年底发表了《民主社会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一文， 因为大陆无处发表，在香港出书《中共兴亡忧思录》，作为打头的文章发表。此文引起中央重视，停止了《六个为什么？》的宣传，媒体不再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不再批判民主社会主义。这也是一次中央与学者的良性互动。

我近几年的理论活动主要是参与了这样几件大事。张常委手持党章批评我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但您想没想过，将来十八大如果党章作了修改，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做得这些事情是功劳呢？还是错误呢？

您派人追究的我在科技部老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谈到曾伟在悉尼买豪宅的问题，连带批评了曾庆红，说事实不确，不该引用《大纪元》的材料。据我初步复查的结果，曾庆红儿子买豪宅是悉尼报纸最先披露的，他们查到土地交易的文件。在西方国家，这些文件都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去查。这件事海外广泛报导，《明报》也有报导。我个人无力去悉尼外调，组织上如果想搞清这件事情则易如反掌。退一步说，如果此曾伟不是曾庆红的儿子，我可以公开澄清，向曾庆红道歉。但组织上得把根据给我，不能说引用《大纪元》的材料就是造谣生事。
最近网上流传《辛子陵接受<新史记>特约记者高伐林专访》,是您与我谈话以前发生的事情，不是我发到网上去的。现将此文和灭党派的评论奉上，供参考。

您代表组织与我的谈话，我作正面的、积极的理解。用组织高压手段，不许我讲话，不许我写文章，不许我参加集会，不许我离京，不许我出国（探望女儿），可能有我不知道的深意，甚至有不让我“出事”的好意。这几天在家的平静闲适生活加深了这种猜想。组织上的担心我非常理解。但请相信一个老党员的觉悟。我将继续恪守救党派的立场，不利于党的话不说，不利于党的事不做，在当前特别要维护社会稳定，这是大局。希望对我早日解除禁令。这样组织上比较主动。
此致
敬礼
                     

                                      宋科（辛子陵）

                                         2011.4.12

抄送：中共海淀区纪委、国防大学政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