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社会主义问题上我与中央的良性互动

中共北京市纪委：

2011年4月28日下午，纪委对我的审查转到理论问题上，说马恩始终坚持《共产党宣言》中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这几年我宣传民主社会主义是完全错误的，误导了群众，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

关于马克思主义前后期的变化， 1895年3月6日，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引者注：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
 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
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
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末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
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
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藉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
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
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
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
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5、597、603、607页）

说完这些话不到五个月，1895年8月5日他就逝世了。如果盖棺论定，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革命策略问题的最后意见。他期待的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我们今天所要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不应当是恩格斯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的中前期的理论，而是硕果仅存的民主社会主义。这个理论被第二国际以来的历史证明是正确的。改革开放初期王震访问英国，经过他亲自考察后，对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称赞羡慕不已。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是晚期马克思主义的两朵奇葩。我们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作这样的解说是顺理成章的。我就是这样解说十七大精神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共产党宣言》的继承和发展（以下文字是《走出<共产党宣言>的误区》的一节）

在中国，由消灭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到团结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经历了漫长的、曲折的探索过程。“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本意是要向全国人民宣示团结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为了防备“左派”攻击，宣传上刻意模糊化、空泛化，虽然声势很大，但根本没敢点破主题。要继续用思想解放推动改革开放，让改革开放再上新台阶，就必须点破这个主题，让私有制和资产阶级不仅在法律上合法，而且在理论上、在舆论上合理，成为光荣体面的事业，成为富民强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力军。“三个代表”的新意是：中国现阶段的先进生产力是民营经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代表他们的发展要求，这是对《共产党宣言》正确方面的继承（正是《共产党宣言》肯定了资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对其错误方面的超越，是从根本上、从源头上对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隐含着对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的包容、保护和重新定位。科学发展观超越了姓社姓资、姓公姓私、姓马姓修的宗派狭隘眼界。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出现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兼容的。这是科学发展观题中应有之义。胡锦涛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发展前途。经过反复和对比，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资产阶级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给工人农民和整个社会带来了比消灭资产阶级大得多的物质利益。2006年中国民营经济在GDP的比重为65%。如果没有民营企业对国家财政的贡献，取消农业税是不可能的。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二十一万亿人民币，比1980年增长10·5倍；国家财政收入已达三万九千三百亿元，比1980年增长32·4倍。（田纪云：《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见《炎黄春秋》2008年第1期第3页）有了这样的经济实力，胡锦涛才能很有底气地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告：“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两位处长都是有水平的人。突击看书能对原著提出见解，对我进行帮助启发，很感谢你们。既然我还是党内矛盾，我们就要平等的讨论问题。希望你们冷静思考一下，我这封信有没有道理。我是不是在维护党，维护胡锦涛同志。

我今年76岁了。靠养老金生活。正如你们所指出的，党和国家（最终是人民）待我不薄。正因为如此，我想在我身体、头脑都健全的时候，在意识形态上（我搞了一辈子理论工作）给党当参谋，在党和主流媒体不便说的时候，由我们这些老同志做个头羊，在解放思想上打破沉闷的空气，说一些新话。如果党认为我多嘴了，我以后可以不说不写。我这几年主要是宣传民主社会主义，影响了许多人，浪得虚名。为功为罪，历史会做出结论。

我为什么说与中央有良性互动呢？这就要回顾一下2007年以来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两次大论战。

2007年2月《炎黄春秋》发表谢韬为拙著《千秋功罪毛泽东》所作的的序言，序言的原题是《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炎黄春秋》发表时改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谢老在序言中说：

中国没有在苏东巨变中垮台，这要归功于邓小平在这之前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当改革开放路线得到大多数人支持取得主流地位以后，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和他的主要助手胡耀邦和赵紫阳顶住“复辟资本主义”的压力，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废止近乎单一的公有制（1978年公有制比重占99.1%），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资本家请回来了，把先进生产力请回来了。读者可以看到，这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一石激起千层浪。谢老的文章引出了一场大论战。从列宁、斯大林那里传过来，民主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一辈子高扬“批修”的旗帜，反对修正主义的烙印在中共党内打得太深了。中国社科院带头，组织150人的批判大会批谢韬。毛泽东旗帜网在人民大学开了110人的批判大会。全国各地老“左派”一下来了精神，有八个城市召开了批判会，批判谢韬的“修正主义理论和修正主义道路”。支持我们观点的人分散全国各地，没有会议的声势，却有比会议远为深远的影响。这篇文章成了许多人春节聚会的热门话题，文章的复印件成了老干部和知识分子最佳的春节礼物。尽管有不同看法，但许多没有公开讲话的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开始换脑筋，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国家的前途和出路问题。这个意义就很大。

对于这场论战，没有权威的中央领导人出来做结论。2007年5月10日，在《人民日报》第九版发了一个几百字的答读者问，就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区别进行说明，说二者本质不同，我们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算是官方的表态。来自中央的内部指示是：不转载、不批判、不争论。于是，第一次争论沉寂下来。

第二次大论战发生在国庆60周年前后。2009年6月中宣部推出一本小册子《六个为什么？》，突出肯定和歌颂1956年毛泽东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有制的功劳。说从此“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和制度基础。” 重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科学社会主义。还批判说：“有人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一些政策，如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把改善民生、增加社会福利作为重要任务等，同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有某些共同点，说明我国也可以搞民主社会主义。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并把它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我们党的一系列新政策，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目的是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这时谢韬老已经重病，我只能单枪匹马出来应战。

2009年年底，我在一次朋友聚会时讲话说：“中宣部推出《六个为什么？》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把毛泽东的三大改造肯定、歌颂一番，说中国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要坚持毛泽东那个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消灭私有制，没收资本主义企业，消灭资产阶级。结果在经济上引来的是“国进民退”的大潮。全国工商联2009年8月7日发表蓝皮书《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08～2009)》，宣告在政府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中民营企业被淘汰出局，国进民退的大戏接连上演。中化、中粮等垄断国企，既奉有保值增值的令箭，又无经营范围的法律限制，对房地产、矿业、铝业、奶业等普通竞争性行业摆开了‘全覆盖’收编的架势。据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原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保育钧对记者说：“在这轮危机中，‘国进民退’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现象。” “去民营化现象已愈演愈烈。”

我还说：“在座的多是老革命、老干部、老党员。我们紧跟过毛泽东，崇拜过，奋斗过，失败过，彷徨过，吃过苦，受过罪，甚至受过处分，坐过监狱。我们有切肤之痛，有清醒的认识，知道错在哪儿，怎么错的。知道哪些错误是不能重复，不能犯第二次的。”这里我说的不能犯第二次的错误，就是再一次消灭私有制，再一次进行对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再干这么一次，肯定亡党亡国。情急之下，我写了篇文章《民主社会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但救国无门，在大陆我没处发表。于是在香港出书，书名叫作《中共兴亡忧思录》，作为打头的文章发表出来。该书由香港天行健出版社于2009年12月出版。尚未上市，第一版就销售一空。买主中北京党政机关占了相当大的份额。2010年年初，在五柳村网站和广大读者见面，许多网站转载了。文章指出：

民主社会主义与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是兼容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消灭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与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是不相容的。再怎么创造性地发展，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企业在社会占了主体地位，这个社会就不再属于科学社会主义。
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民主社会主义，还是属于科学社会主义？有一块试金石，就是看中国是否有私有制？是否有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企业是否占了主导地位？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民营企业的功劳，还是国有企业的功劳？是资本主义的功劳，还是社会主义的功劳？如是民企的功劳，则应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如是国企的功劳，则应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国退民进”的历史证明，民营企业对今日中国的繁荣富强、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2008年4.2220万亿（美元）GDP中，民营企业占了65%。国有企业对GDP的贡献不到35%（因为还有外企的贡献，个体户的税赋等）。民企三分天下有其二。中国政府在世界风光体面的舞台，下面有三根柱子撑着，其中两根是民营企业，一根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是什么？换一个名称就是资本主义企业。
截至2007年，我国登记注册的民营企业近600万户，注册资金总额超过9万亿元，从业人员达7100万人。解决就业方面，民营经济已成为我国就业主管道，1992年至2007年的15年间，我国民营企业平均每年提供就业岗位达800多万个，占同期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80%，国有企业下岗人员中近70%在非公经济领域实现了再就业，沿海发达地区这一比重超过90%。2000年以来，我国民营经济税收连年保持40％以上的增长，根据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资料，2007年纳税比重已经达到了53%；从全国各省区资料看，非公经济的税收占当地税收比重均达50%左右，部分地区甚至达到75%。另据统计，民营经济提供了我国70％的技术创新，65％的发明专利和80％以上的新产品，成为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泉。今后，民营经济必将在优化我国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创造财政税收、促进广泛就业等方面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刘汉元委员：《客观看待民营经济的作用》“三农在线”网站2008年3月8日发布）这些至今不被主流媒体承认、小册子一句也没提的资本主义企业，是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的经济基础，是改革开放30年的光辉成就。近年世界发生经济危机。有人借机宣传说：请看！资本主义都发生了危机，只有社会主义中国，风景这边独好。拆穿了说，好在三十年改革开放，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走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即资本主义道路。试想如果没有这600百万家民营企业，中国能在世界面前那样财大气粗吗！
“左”派说这是复辟了资本主义。支持改革开放的民主派说：这是民主社会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是富民兴邦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产生了一大批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企业，其数量超过了毛泽东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时的十一倍，这是全中国、全世界有目共睹的事实。功过是非暂且不论，这个事实得认账。小册子作者心虚到连这个事实都不敢承认，面对一片大森林，硬说一棵树也没有。因为只要承认资本主义企业的功劳，《六个为什么？》全部立论的根据，会像纸牌搭起的小房子一样垮下来。

这篇批《六个为什么？》的文章，因为未与中央保持一致，我是准备做第二个王若水的。上个世纪80年代，王若水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发表了与胡乔木不同的意见，受到开除公职、党内除名、流亡海外的迫害。但等了两个月，没什么动静。令我喜出望外的是中央采纳了我的意见，在宣传上做了调整。

2010年2月8日晚，新闻联播头条新闻，以令计划为主任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我听了一遍新闻联播摘要，又上网仔细看了一遍8000字的文字稿，没有再提科学社会主义，也没有再批民主社会主义；没有把《六个为什么？》列为必读文件，连参考资料也没列上。到3月29日刘云山在《人民日报》发表《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掌握群众》一文，这是他在纪念理论家艾思奇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按说是表彰《六个为什么》的机会，他没有表彰（只说“要继续深入回答“六个为什么”等重大问题”，意思是那本小册子没回答好，或没说清楚），也没有再提科学社会主义，没有再强调与民主社会主义划清界限。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六个为什么？》被冷藏起来了，尘封起来了。这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这面打了60年的旗帜被卷起来了。这就是我说的民间学者与中央的良性互动。

但我仍不踏实，觉得这不是最高领导人的权威表态。到2010年4月6日发表胡锦涛《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全文9000字，没有出现“科学社会主义”这个词组，更没有直接或暗示批判民主社会主义。
   
为了引导国家走出共产主义误区，在批《六个为什么？》这篇文章中，我突出宣传了恩格斯晚年否定共产主义理论的一段重要论述：

“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7页）

文章发表后，有人在网上质疑，我做了回答；主流媒体学术理论界没有人出来驳难和争鸣。“共产主义”这个词组，正逐渐淡出了官方文件和主流媒体。 2010年2月28日发表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没有“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接班人”等提法，指导思想中，剔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显然，起草者、审查者、通过者都意识到，这些目前在宪法和党章中仍然占据显赫地位的词组，在2020年以前都将退出历史舞台。

这是第二次大论战结局。

“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救世学说，虽然传播逾百年，纵横半个世界，但最终没有能够改造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随着苏联集团的解体而悄然淡出了历史舞台。中国曾想“旧瓶装新酒”，将改革开放后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力装入“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旧瓶之中。由于“国进民退”危机，阻碍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中央果断地停止“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和使用，国务院于2010年5月13日发布“新36条”，即《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解除了对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束缚，放宽了准入领域，是非常英明的。据最新统计资料显示，到了2009年，按实际控股权统计，非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已达83.1%。 这是一个历史性转折，往后几年才能看清它的意义。

如果中央终止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型，大政方针有变，真像德国新闻社说的那样全面左倾，向毛时代回归，我这些年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宣传在人民群众中造成的影响，自然不能见容于党，批倒辛子陵，批倒民主社会主义，是题中应有之义。《人民日报》一篇文章就把我批倒了，像当年批吴晗，批邓拓那样。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能做自我批评，请允许我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恩格斯。谢韬在中国举起了民主社会主义旗帜。当今马克思主义就是这面旗帜。我只能与这面旗帜一起被砍倒，不能向民主社会主义旗帜泼污水。

宋科（辛子陵）2011.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