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社會主義問題上我與中央的良性互動

中共北京市紀委：

2011年4月28日下午，紀委對我的審查轉到理論問題上，說馬恩始終堅持《共產黨宣言》中的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思想，這幾年我宣傳民主社會主義是完全錯誤的，誤導了群眾，違反了四項基本原則。

關於馬克思主義前後期的變化， 1895年3月6日，恩格斯在《<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中對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理論體系進行了最後的反思和修正：

 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歷史做的還要更多：它不僅消除了我們當時的迷誤，並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條件。1848年的鬥爭方法（引者註：指《共產黨宣言》中說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這一點是值得在這裡較仔細地加以研究的。
 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剷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在1848年要以一次簡單的突襲來達到社會改造，
是多麼不可能的事情。
    舊式的起義，在1848年以前到處都起決定作用的築壘的巷戰，現在大都陳舊了。
如果說在國家之間進行戰爭的條件已經起了變化，那末階級鬥爭的條件也同
樣起了變化。實行突然襲擊的時代，由自覺的少數人帶領着不自覺的群眾實現革
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無產階級的一種嶄新的鬥爭方式就開始被採用，並且迅速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原來，在資產階級藉以組織其統治的國家機構中，也有許多東西是工人階級可能利用來對這些機構本身作鬥爭的。工人開始參加各邦議會、市鎮委員會以及工商業仲裁法庭的選舉；他們開始同資產階級爭奪每一個由選舉產生的職位，只要在該職位換人時有足夠的工人票數參加表決。結果，資產階級和政府害怕工人
政黨的合法活動更甚於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動，害怕選舉成就更甚於害怕起義成就。
在羅曼語國家裡，人們也開始愈益了解到對舊策略必須加以修改了。德國所
作出的利用選舉權奪取我們所能奪得的一切陣地的榜樣，到處都有人模仿；無准
備的攻擊，到處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5、597、603、607頁）

說完這些話不到五個月，1895年8月5日他就逝世了。如果蓋棺論定，這是恩格斯對歐洲各國革命策略問題的最後意見。他期待的是通過工人階級的合法鬥爭取得政權，保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這就是民主社會主義。我們今天所要堅持的馬克思主義，不應當是恩格斯說“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的中前期的理論，而是碩果僅存的民主社會主義。這個理論被第二國際以來的歷史證明是正確的。改革開放初期王震訪問英國，經過他親自考察後，對民主社會主義社會稱讚羨慕不已。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歐洲民主社會主義，是晚期馬克思主義的兩朵奇葩。我們舉馬克思主義旗幟，作這樣的解說是順理成章的。我就是這樣解說十七大精神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對《共產黨宣言》的繼承和發展（以下文字是《走出<共產黨宣言>的誤區》的一節）

在中國，由消滅資產階級建設社會主義到團結資產階級建設社會主義，經歷了漫長的、曲折的探索過程。“三個代表”理論的提出，本意是要向全國人民宣示團結資產階級，建設社會主義。為了防備“左派”攻擊，宣傳上刻意模糊化、空泛化，雖然聲勢很大，但根本沒敢點破主題。要繼續用思想解放推動改革開放，讓改革開放再上新台階，就必須點破這個主題，讓私有制和資產階級不僅在法律上合法，而且在理論上、在輿論上合理，成為光榮體面的事業，成為富民強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力軍。“三個代表”的新意是：中國現階段的先進生產力是民營經濟，“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就是代表他們的發展要求，這是對《共產黨宣言》正確方面的繼承（正是《共產黨宣言》肯定了資產階級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和對其錯誤方面的超越，是從根本上、從源頭上對黨的指導思想的撥亂反正，隱含着對代表先進生產力的資產階級的包容、保護和重新定位。科學發展觀超越了姓社姓資、姓公姓私、姓馬姓修的宗派狹隘眼界。私有制和資產階級的出現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兼容的。這是科學發展觀題中應有之義。胡錦濤指出：“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 （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07年10月15日）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開闢了無限廣闊的發展前途。經過反覆和對比，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團結資產階級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給工人農民和整個社會帶來了比消滅資產階級大得多的物質利益。2006年中國民營經濟在GDP的比重為65%。如果沒有民營企業對國家財政的貢獻，取消農業稅是不可能的。2006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已達到二十一萬億人民幣，比1980年增長10·5倍；國家財政收入已達三萬九千三百億元，比1980年增長32·4倍。（田紀云：《經濟改革是怎樣搞起來的》，見《炎黃春秋》2008年第1期第3頁）有了這樣的經濟實力，胡錦濤才能很有底氣地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宣告：“必須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建設，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進社會體制改革，擴大公共服務，完善社會管理，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推動建設和諧社會。”

兩位處長都是有水平的人。突擊看書能對原著提出見解，對我進行幫助啟發，很感謝你們。既然我還是黨內矛盾，我們就要平等的討論問題。希望你們冷靜思考一下，我這封信有沒有道理。我是不是在維護黨，維護胡錦濤同志。

我今年76歲了。靠養老金生活。正如你們所指出的，黨和國家（最終是人民）待我不薄。正因為如此，我想在我身體、頭腦都健全的時候，在意識形態上（我搞了一輩子理論工作）給黨當參謀，在黨和主流媒體不便說的時候，由我們這些老同志做個頭羊，在解放思想上打破沉悶的空氣，說一些新話。如果黨認為我多嘴了，我以後可以不說不寫。我這幾年主要是宣傳民主社會主義，影響了許多人，浪得虛名。為功為罪，歷史會做出結論。

我為什麼說與中央有良性互動呢？這就要回顧一下2007年以來民主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的兩次大論戰。

2007年2月《炎黃春秋》發表謝韜為拙著《千秋功罪毛澤東》所作的的序言，序言的原題是《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炎黃春秋》發表時改為《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謝老在序言中說：

中國沒有在蘇東巨變中垮台，這要歸功於鄧小平在這之前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當改革開放路線得到大多數人支持取得主流地位以後，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鄧小平和他的主要助手胡耀邦和趙紫陽頂住“復辟資本主義”的壓力，解散人民公社，實行包產到戶，廢止近乎單一的公有制（1978年公有制比重占99.1%），實行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把資本家請回來了，把先進生產力請回來了。讀者可以看到，這一系列新政策屬於民主社會主義，但為了避免“修正主義”之嫌，我們稱之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一石激起千層浪。謝老的文章引出了一場大論戰。從列寧、斯大林那裡傳過來，民主社會主義是修正主義，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毛澤東一輩子高揚“批修”的旗幟，反對修正主義的烙印在中共黨內打得太深了。中國社科院帶頭，組織150人的批判大會批謝韜。毛澤東旗幟網在人民大學開了110人的批判大會。全國各地老“左派”一下來了精神，有八個城市召開了批判會，批判謝韜的“修正主義理論和修正主義道路”。支持我們觀點的人分散全國各地，沒有會議的聲勢，卻有比會議遠為深遠的影響。這篇文章成了許多人春節聚會的熱門話題，文章的複印件成了老幹部和知識分子最佳的春節禮物。儘管有不同看法，但許多沒有公開講話的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開始換腦筋，從另一個角度思考國家的前途和出路問題。這個意義就很大。

對於這場論戰，沒有權威的中央領導人出來做結論。2007年5月10日，在《人民日報》第九版發了一個幾百字的答讀者問，就科學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的區別進行說明，說二者本質不同，我們要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算是官方的表態。來自中央的內部指示是：不轉載、不批判、不爭論。於是，第一次爭論沉寂下來。

第二次大論戰發生在國慶60周年前後。2009年6月中宣部推出一本小冊子《六個為什麼？》，突出肯定和歌頌1956年毛澤東完成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消滅私有制的功勞。說從此“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進步和發展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和制度基礎。” 重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屬於科學社會主義。還批判說：“有人認為，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實行的一些政策，如鼓勵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堅持以人為本，把改善民生、增加社會福利作為重要任務等，同民主社會主義的政策有某些共同點，說明我國也可以搞民主社會主義。這種看法是完全錯誤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始終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並把它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我們黨的一系列新政策，其出發點和落腳點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目的是更好地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這時謝韜老已經重病，我只能單槍匹馬出來應戰。

2009年年底，我在一次朋友聚會時講話說：“中宣部推出《六個為什麼？》統一全國人民的思想，把毛澤東的三大改造肯定、歌頌一番，說中國不走資本主義道路，不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要堅持毛澤東那個科學社會主義道路。科學社會主義道路就是消滅私有制，沒收資本主義企業，消滅資產階級。結果在經濟上引來的是“國進民退”的大潮。全國工商聯2009年8月7日發表藍皮書《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報告(2008～2009)》，宣告在政府4萬億刺激經濟計劃中民營企業被淘汰出局，國進民退的大戲接連上演。中化、中糧等壟斷國企，既奉有保值增值的令箭，又無經營範圍的法律限制，對房地產、礦業、鋁業、奶業等普通競爭性行業擺開了‘全覆蓋’收編的架勢。據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會長、原全國政協副秘書長保育鈞對記者說：“在這輪危機中，‘國進民退’已經成了一種普遍現象。” “去民營化現象已愈演愈烈。”

我還說：“在座的多是老革命、老幹部、老黨員。我們緊跟過毛澤東，崇拜過，奮鬥過，失敗過，彷徨過，吃過苦，受過罪，甚至受過處分，坐過監獄。我們有切膚之痛，有清醒的認識，知道錯在哪兒，怎麼錯的。知道哪些錯誤是不能重複，不能犯第二次的。”這裡我說的不能犯第二次的錯誤，就是再一次消滅私有制，再一次進行對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再幹這麼一次，肯定亡黨亡國。情急之下，我寫了篇文章《民主社會主義還是科學社會主義？》但救國無門，在大陸我沒處發表。於是在香港出書，書名叫作《中共興亡憂思錄》，作為打頭的文章發表出來。該書由香港天行健出版社於2009年12月出版。尚未上市，第一版就銷售一空。買主中北京黨政機關占了相當大的份額。2010年年初，在五柳村網站和廣大讀者見面，許多網站轉載了。文章指出：

民主社會主義與私有制和資本主義是兼容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就是消滅私有制和資本主義，與私有制和資本主義是不相容的。再怎麼創造性地發展，私有制和資本主義企業在社會占了主體地位，這個社會就不再屬於科學社會主義。
檢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屬於民主社會主義，還是屬於科學社會主義？有一塊試金石，就是看中國是否有私有制？是否有資本主義？私有制和資本主義企業是否占了主導地位？這個問題涉及到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是民營企業的功勞，還是國有企業的功勞？是資本主義的功勞，還是社會主義的功勞？如是民企的功勞，則應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如是國企的功勞，則應走科學社會主義道路。
“國退民進”的歷史證明，民營企業對今日中國的繁榮富強、成為世界第三經濟大國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在2008年4.2220萬億（美元）GDP中，民營企業占了65%。國有企業對GDP的貢獻不到35%（因為還有外企的貢獻，個體戶的稅賦等）。民企三分天下有其二。中國政府在世界風光體面的舞台，下面有三根柱子撐着，其中兩根是民營企業，一根是國有企業。民營企業是什麼？換一個名稱就是資本主義企業。
截至2007年，我國登記註冊的民營企業近600萬戶，註冊資金總額超過9萬億元，從業人員達7100萬人。解決就業方面，民營經濟已成為我國就業主管道，1992年至2007年的15年間，我國民營企業平均每年提供就業崗位達800多萬個，占同期城鎮新增就業崗位的80%，國有企業下崗人員中近70%在非公經濟領域實現了再就業，沿海發達地區這一比重超過90%。2000年以來，我國民營經濟稅收連年保持40％以上的增長，根據國家發改委中小企業司資料，2007年納稅比重已經達到了53%；從全國各省區資料看，非公經濟的稅收占當地稅收比重均達50%左右，部分地區甚至達到75%。另據統計，民營經濟提供了我國70％的技術創新，65％的發明專利和80％以上的新產品，成為我國自主創新的重要源泉。今後，民營經濟必將在優化我國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創造財政稅收、促進廣泛就業等方面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劉漢元委員：《客觀看待民營經濟的作用》“三農在線”網站2008年3月8日發布）這些至今不被主流媒體承認、小冊子一句也沒提的資本主義企業，是撐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廈的經濟基礎，是改革開放30年的光輝成就。近年世界發生經濟危機。有人藉機宣傳說：請看！資本主義都發生了危機，只有社會主義中國，風景這邊獨好。拆穿了說，好在三十年改革開放，在共產黨領導下，中國走了民主社會主義道路，即資本主義道路。試想如果沒有這600百萬家民營企業，中國能在世界面前那樣財大氣粗嗎！
“左”派說這是復辟了資本主義。支持改革開放的民主派說：這是民主社會主義政策的必然結果，是富民興邦的必由之路。改革開放產生了一大批徹頭徹尾的資本主義企業，其數量超過了毛澤東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時的十一倍，這是全中國、全世界有目共睹的事實。功過是非暫且不論，這個事實得認賬。小冊子作者心虛到連這個事實都不敢承認，面對一片大森林，硬說一棵樹也沒有。因為只要承認資本主義企業的功勞，《六個為什麼？》全部立論的根據，會像紙牌搭起的小房子一樣垮下來。

這篇批《六個為什麼？》的文章，因為未與中央保持一致，我是準備做第二個王若水的。上個世紀80年代，王若水在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上發表了與胡喬木不同的意見，受到開除公職、黨內除名、流亡海外的迫害。但等了兩個月，沒什麼動靜。令我喜出望外的是中央採納了我的意見，在宣傳上做了調整。

2010年2月8日晚，新聞聯播頭條新聞，以令計劃為主任的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關於推進學習型黨組織建設的意見》，並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執行。我聽了一遍新聞聯播摘要，又上網仔細看了一遍8000字的文字稿，沒有再提科學社會主義，也沒有再批民主社會主義；沒有把《六個為什麼？》列為必讀文件，連參考資料也沒列上。到3月29日劉雲山在《人民日報》發表《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掌握群眾》一文，這是他在紀念理論家艾思奇誕辰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按說是表彰《六個為什麼》的機會，他沒有表彰（只說“要繼續深入回答“六個為什麼”等重大問題”，意思是那本小冊子沒回答好，或沒說清楚），也沒有再提科學社會主義，沒有再強調與民主社會主義劃清界限。

這意味着什麼？這意味着《六個為什麼？》被冷藏起來了，塵封起來了。這意味着“科學社會主義”這面打了60年的旗幟被捲起來了。這就是我說的民間學者與中央的良性互動。

但我仍不踏實，覺得這不是最高領導人的權威表態。到2010年4月6日發表胡錦濤《在全黨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總結大會上的講話》，全文9000字，沒有出現“科學社會主義”這個詞組，更沒有直接或暗示批判民主社會主義。
   
為了引導國家走出共產主義誤區，在批《六個為什麼？》這篇文章中，我突出宣傳了恩格斯晚年否定共產主義理論的一段重要論述：

“共產主義不是一種單純的工人階級的黨派性學說，而是一種目的在於把連同資本家階級在內的整個社會從現存關係的狹小範圍中解放出來的理論。這在抽象的意義上是正確的，然而在實踐中卻是絕對無益的，有時還要更壞。”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美國版附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7頁）

文章發表後，有人在網上質疑，我做了回答；主流媒體學術理論界沒有人出來駁難和爭鳴。“共產主義”這個詞組，正逐漸淡出了官方文件和主流媒體。 2010年2月28日發表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沒有“共產主義理想”、“共產主義接班人”等提法，指導思想中，剔除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顯然，起草者、審查者、通過者都意識到，這些目前在憲法和黨章中仍然占據顯赫地位的詞組，在2020年以前都將退出歷史舞台。

這是第二次大論戰結局。

“科學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救世學說，雖然傳播逾百年，縱橫半個世界，但最終沒有能夠改造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隨着蘇聯集團的解體而悄然淡出了歷史舞台。中國曾想“舊瓶裝新酒”，將改革開放後出現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生產力裝入“科學社會主義”這個舊瓶之中。由於“國進民退”危機，阻礙了先進生產力的發展，中央果斷地停止“科學社會主義”的宣傳和使用，國務院於2010年5月13日發布“新36條”，即《國務院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進一步解除了對發展民營經濟的政策束縛，放寬了准入領域，是非常英明的。據最新統計資料顯示，到了2009年，按實際控股權統計，非國有企業所占比重已達83.1%。 這是一個歷史性轉折，往後幾年才能看清它的意義。

如果中央終止向民主社會主義轉型，大政方針有變，真像德國新聞社說的那樣全面左傾，向毛時代回歸，我這些年對民主社會主義的宣傳在人民群眾中造成的影響，自然不能見容於黨，批倒辛子陵，批倒民主社會主義，是題中應有之義。《人民日報》一篇文章就把我批倒了，像當年批吳晗，批鄧拓那樣。但在這個問題上我不能做自我批評，請允許我帶着花崗岩的腦袋去見恩格斯。謝韜在中國舉起了民主社會主義旗幟。當今馬克思主義就是這面旗幟。我只能與這面旗幟一起被砍倒，不能向民主社會主義旗幟潑污水。

宋科（辛子陵）2011.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