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六月，何應欽已高齡九十二歲，身體仍很硬朗，童心未泯，一時興起，要我陪他去美國「看看」。我們一路看了不少風景名勝，於七月中旬來到華府。何應欽臨時決定要去阿靈頓國家公墓，向他的老戰友馬歇爾元帥和陳納德將軍的墓冢致敬。

當時台美已無外交關係，但何應欽德高望重，一九三五年就和閻錫山、馮玉祥、張學良等同時奉國民政府明令晉任陸軍一級上將，相當於美國元帥，所以美方對他相當禮遇，由華盛頓軍區司令親自在場接待、簡報之後，派專人引導，先向馬歇爾墓冢獻花致敬。

馬歇爾墓地不大，也不顯眼，除了他本人，還重疊埋著他的元配和岳母，一共三具棺木，共用一個墓碑，以符美軍節約公墓用地的規定。若非石碑上刻著五顆將星，標�宜�的元帥官階，還真看不出這竟是一座赫赫有名的前國務卿和參謀總長的墳墓。何應欽以他貴州興義的泛稱鄉音說∶「應該這樣，人都死了，還要那麽大一塊地幹啥？」

然後，我們一行來到陳納德的墓地，位於一塊小坡地上，墓碑正面刻的英文，反面則是葉公超題的中文，這可能是阿靈頓龐大墓園中，唯一一塊刻著中文的墓碑。

何應欽在抗戰時期，擔任軍政部長，長期駐節重慶，諒必與同住山城的陳納德建立起深厚的公情私誼。所以，在行過禮後，他忽然悲從中來，老淚縱橫，讓我們一行陪同人員相當意外。在一旁的陳香梅女士見狀趕緊替他拭淚，輕拍他的肩膀，低聲勸慰。大家看到他在古稀高齡，依然如此念舊，人情味十足，都為之動容。這是我追隨他多年，僅有的一次，看到他在大眾廣庭情不自禁的流淚，至今仍印象深刻。

再談郭寄嶠。他是安徽舒縣人，保定軍校九期炮科畢業，歷任軍事要職，國府遷台初期曾任國防部長。他對國家最大貢獻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抗戰勝利前夕，蘇俄唆使新疆伊犁地區回族叛亂，成立所謂「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當地主政者束手無策，局勢嚴峻。郭寄嶠臨危受命，出任第八戰區司令長官兼新疆省主席。

他向以運籌帷幄見長，思維細密，經研判當時形勢，決心安撫與進剿雙管齊下，行動勇敢果決，在事變進一步惡化前，將變亂迅速敉平，為國家保住了疆土，也為他個人成就了畢生最輝煌的勳業。

可惜軍史對此一重大事件竟付闕如，徒留空白。一九八一年初，國防部高層長官囑我前往郭府，以口述歷史方式，將這段歷史補白。於是，我得以結識郭寄嶠。

他住在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條弄巷內，空間狹小，家具也很陳舊，從客廳就可看到洗手間地上擺著一盆待洗的衣服，反映出這位曾經叱吒風雲的人物，晚年生活清苦。

他那時也已年逾九十，人很和藹，把我和我的助理當晚輩看待，常露出長者慈祥風範。有一次，我訪問他時，不知什麽緣故，話題扯到李玉堂。李是黃埔一期出身的抗日名將，和李仙洲、李延年既是黃埔同學，又是山東老鄉，同時，又都是戰功彪炳的兵團級司令官，而為時人譽為「山東三李」。

不幸的是，國共內戰期間，李仙洲兵敗被俘，淪為「戰犯」，不知所終；李延年退守福建平潭，擅自撤離，經軍法審判，系獄台北，齎志以歿；而李玉堂最慘，居然被一件莫須有的「匪諜」案株連，橫遭殺身之禍，命喪刑場。「山東三李」旋踵間又同以悲劇收場。

郭寄嶠曾是李玉堂的長官，很賞識他，所以，當我們的話題無意間扯到李玉堂時，郭寄嶠禁不住連聲說∶「他哪裡是匪諜！他哪裡是匪諜！」邊說邊流下兩行清淚。

看到這麽年邁的一位長者，為一個歷史悲劇悽然落淚，我當時內心感到極大震撼，久久不能自已。

常言道∶「英雄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何應欽如此，郭寄嶠尤其如此；他豈只傷心，更是痛心！

三十年世事多變，何應欽和郭寄嶠都已羽化登仙，走進歷史。他們戎馬一生，歷盡滄桑，但到了晚年，仍不失赤子之心，流露感性的一面，的確難能可貴。

我特地將這難得一見的他們流淚的場景，為文記之，以作紀念，並聊表我對這兩位軍界老前輩的追思微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