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維天下》畢竟不愧海外第一大壇，就連“民主精英”們的水平也要比我呆過的罈子高得多，跟帖不是追究你的犯罪動機，或是揭發你投共的可恥行徑，而是針對着觀點來的。這種罈子，讓人呆着心情舒暢，不像我過去住的那個“監獄”。興許這和偽民運領袖不在此常駐有關。根據我的經驗，那些人代表素質最低下的一類中國人，所謂壞了一鍋湯的老鼠屎。一旦他們大舉光臨，則罈子倒閉指日可待。這一點，似乎連看好戲都承認。老蘆在這兒也就只能呆到他們光臨為止，否則腸胃受不了那麼些折騰。

上次我在“天壇”貼出《再談中國人的“宗教情懷”》，很有幾個讀者跟帖批評，說我走到了另一極端，如文革紅衛兵一般懷疑一切，掃蕩一切，不承認世上有任何神聖的東西。另一位讀者則為盟國在二戰中犯下的戰爭罪行辯護，說是那是正義的報復，云云。

其實，這“宗教情懷”一語雖然打上了引號，仍然用得非常勉強，蓋寫作前文時，我實在找不出個合適的詞，來描述那種毛共製造出來的中國人特有的愚昧。最近寫了幾篇談論作政治秀的文字，才發現，與其說那是中國人的“宗教情懷”，莫如說是“樣板戲情懷”。

如今的小青年可能不知道什麼是樣板戲。那是世上最虛假最偽善的一種玩意。裡面只有兩種人：英雄和壞人，前者的特點是“高、大、全”，不但對敵鬥爭態度最堅決，最勇敢，而且大公無私，毫無七情六慾，就連老婆孩子都沒有，全ＴＭＤ孤男寡女。登場第一件事就是“亮相”，把兩個膀子跟鬥雞似地撐起來，接着就長篇流水地唱下去，起碼要唱上四五十行，從頭到尾就是吹噓自己如何如何英勇無畏，對毛主席如何忠誠，對敵人如何藐視輕蔑，如何堅貞不屈，等等，等等。

壞人則一律獐頭鼠目，龜背蛇腰，青面獠牙，但除了“這些人很壞很壞”之外，你其實什麼別的印象都沒有，因為他們幾乎沒有什麼唱詞。這就是所謂“三突出”：“正面人物與反面人物之間突出正面人物，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這些東西的淺薄荒謬，現代人哪怕是擁共派恐怕都不能不承認。但很少有人意識到它們的對國人精神面貌的影響之深之巨。毫不誇張地說，這些東西塑造了整整幾代人的精神世界，構成了“民族魂”。毛時代過來的人身上都有這個特點，在所謂“民運”人士和“中國良心”們身上表現得最突出。老實說，我在某壇幸會的某位女英雄，無時無刻不讓我想起柯湘、方海珍、江水英一類的角色來。

我在《“中國良心”解》中指出，“中國良心”們都是在後期毛共時代接受教育的，而晚期毛共的特點，是教條變得極度僵硬和極端，最主要的一條就是“對敵鬥爭堅決”，不但強調大方向一致，而且就連策略上的分歧都不容許。任何策略上的爭論都要被譴責為“路線錯誤”，而一旦犯了“路線錯誤”，也就變成了階級敵人。

這一套讓偽民運人士徹底繼承下來。這種“徹底革命精神”，讓他們逼反了一個又一個的同情者，造成最後連同路人都沒有的悲慘狀況。這就是馬悲鳴觀察到的他們根本沒能耐學會毛共“統戰”策略的現像後面的原因。

問題是，還不光是“民主”政客們學會了這一套，許多國人眼中的世界都是這種“樣板戲場景”，其中黑白對立無比分明。舞台正中，紅光照耀着高大全的民主聖賢們，臂膀端得跟鬥雞翅膀似的硬梆梆；舞台的一角，藍綠光幽幽地照着幾個龜縮鼠伏的壞人，那當然是專制暴君們了。

老蘆的“紅衛兵”罪行，無非是告訴大家，其實民主聖賢和專制暴君的臉譜並非那麼簡單，只是紅藍兩色。民主政治家也可能長了個青面，而專制暴君也可能長得如周恩來一般英氣逼人。不但如此，這青紅還可以是混合的，變化的，在某一瞬間是青的，下一瞬間是紅的，再下一瞬間則是兩者調出來的紫色。這才是活人而不是劣等戲子。

紅衛兵恰恰正是絲毫不具備這種凡成人都有的常識的智力怪物。他們信奉的根本不是“懷疑一切”，敢信奉馬克思這句名言的人如楊小凱者早給送到大牢裡去了。他們的精神世界只有兩極，一極無限崇拜無限熱愛無限敬仰無限忠於偉大領袖毛主席，另一極則殘暴無情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那“橫掃”是使用語言暴力和物理暴力的“大批判”，也就是如今“民運”人士在網上干的那一套，絕對不是智力批判，更非功利分析。

這一套難道不是“中國良心”們在網上幹的事？但凡是老美幹的事，他們都要三忠於四無限，但凡是中共搞出來的名堂，他們就一律橫掃。到底誰才是紅衛兵？

中國人怎麼會入了這種魔道，變得比孩子都不如，想起來真是讓人心酸。其實，正如雨果說的：“世上有一個浩瀚的景色是海洋，比海洋更浩瀚的是天空，比天空更浩瀚的是人的心靈。”人類的內心世界無比複雜，絕對不可能是樣板戲上的那些漫畫式人物。

例如我舊作中提到，約翰遜總統的副總統得來很不光彩，是靠訛詐肯尼迪換來的。如果他不當副總統，也就不會在老肯被刺後變成總統，所以似乎可以說，他是美國歷史上來路最不光彩的一個總統。

但那又怎麼樣？人家提出“偉大社會”理想，向貧窮宣戰，這種事似乎前任還沒誰作過。最讓我感動的還是，據他的助手回憶，因為時差，為了及時得知情況，他每天清晨都要在臥室給越南將領通電話，焦急地詢問當天的傷亡數字。聽到數字後便鬱鬱不樂，成天都無精打彩。他和夫人更是經常光臨軍事機場，迎接飛機送回來的傷員，親切慰問。那真誠關切的表情，根本就不是戲子演得出來的。

最令人佩服的還是他得知尼克松違反“忠誠的反對派”的遊戲規則，和南越政府秘密接觸、破壞和談一事後的舉措。他本可以披露此事，徹底結果尼克松，保證副手漢弗萊當選。但他以大局為重忍了下來，不愧為傑出的民主政治家。

【這裡插一句，不久前，著名“民運”領袖高寒先生竟然暴露他連“忠誠的反對派”的原則都不懂，在我的有關文字後跟貼罵：“蘆大Ｑ袒露其忠”（我可沒有“袒露”，只是“坦露”，嘿），似乎那就是我當共奴的第一手證據。】

其實尼克松也做過這種事。他和肯尼迪競選時，據說有證據表明，有人勾結黑手黨，在三個洲數票時舞弊。他本來可以提出重新計票或重新選舉，但他顧全大局認了輸。可就是同一個人，在任上搞了無數犯罪活動，其中最下流的大概是他居然命手下潛入精神診所，企圖找到政敵的病歷，拋出來結果對方。

然而就是這種壞人，卻真正具有國務家的魄力。約翰遜人雖好，卻有點婦人之仁。在他的領導下，越戰打得無比窩囊，前怕狼，後怕虎，既怕死人，又怕中蘇卷進來。將領們多次建議轟炸河內、封鎖海防，他都不敢，於是戰爭不斷地逐步升級，越打越被動，越打越窩囊。

老尼因為是壞人，反而有大幹壞事的魄力。他對手下說：選民才不會在乎你在越南殺了多少人，他們關心的是到底死了多少美國人。不干則已，干就干大的，對方才會屈服。於是他不但批准入侵柬埔寨，而且濫炸河內，並在海防布雷，這才把北越炸回談判桌來，贏得了“體面下台”的台階。我常常想，能結束越戰那種背時事的，當時的美國也只有老尼那個政治家而已。

從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歷史上的人物都是多側面的，根本就不能用樣板戲那個框架來硬套。所謂是非善惡，實在難說得很，頂多也就能看個大概其。論個人素質，邱吉爾恐怕不比希特勒好到哪兒去。但如果他是張伯倫那種婆婆媽媽的傳統君子，英國就絕無可能撐過那種危局去。治危局，用狠心人，恐怕連民主國家也免不了這一套。

就拿擊沉法國艦隊那事來說。我已說過，我個人覺得，這事????日渲楦芻構菲ǖ乖睢Ｈ氈救訟�击珍珠膏P�还矢`誒廈老鋁俗詈笸�牒，要他脙S�部碂�鮒泄�包括东北之后。而沁b�原计划是宣战与袭击同矂Μ只首l笫構莘�译宣战諚ａ并打字耽误了功窛}�这才弄抽W訟�击灾O齲�宣战哉婓�?

但法國原是英國的盟國，因為英軍逃走了，法軍悉數被包圍，失去了抵抗能力，不得不投降。降後人家守中立，並未介入戰事。老邱卻因為安全考慮，來個pre-emptive 的打擊。這事從道義上怎麼也說不過去。無論“民主”精英們如何利舌如簧，恐怕也不能曲為之辯吧？如果是張伯倫當家，我敢斷言那種君子絕對下不了這種黑色決心。

但從功利分析的角度來說，老邱當然是對的。法國被德軍占領，完全臣服於德國。如果德國人施壓，法國交出艦隊的可能性完全存在。不列顛的一線生機，全在海軍保護着的大西洋交通線。難道能等到德國把法國艦隊弄到手後再下手？那時兩隻艦隊加在一起，英國海軍還打得過人家麼？只怕要倒過來，是人家把自己堵在窩子裡轟沉的份。

因此，不是只要有了民主制度，世上便從此沒了“義”與“利”之間的矛盾。任何有理智的民主政治家在考慮決定國策時，當然要考慮前者，但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還是後者。魚和熊掌都能兼得更好，如果不能，便舍義取利。這一點都沒有什麼奇怪的，乃是人類本性。只有樣板戲薰陶出來的“民主精英”們，才會把人家的逐利之舉硬要說成是正義舉動。如果有人指出那其實沒什麼光彩的，便立刻成了在聖殿裡撒尿的“紅衛兵”。

至於連盟軍濫炸德國民事目標的戰爭罪行都要說成是“正義報復”，就實在只能顯示論者的“三忠於”“四無限”了。連英國佬自己都承認那是戰爭罪行。不但如此，就連老邱本人也知道他們幹的太過份。盟軍轟炸德國古城德累斯頓後，他本人給空軍司令海利斯下了個備忘錄，婉轉表示太過份了些。戰後授勳，他根本沒把海利斯列入名單，把他當成了替罪羊，指望着後人忘了那些尷尬事。

其實公道地說應該是這樣：二戰雙方都犯了大量的戰爭罪行，但納粹一方更嚴重，而且，如果納粹取勝，全世界就得讓黑暗籠罩。因此，盟國一方是正義的一方，但這並不是說他們幹的所有事都是正義的，無可指責的。炸沉法國艦隊那種濫事或許無法避免，屬於不該干而不能不干的壞事，但濫炸民事目標則屬於可以避免而未避免的壞事，因為事實證明，它對早日結束戰爭毫無用處（參見同時貼出的舊作《常識治國與口號治國》）。

可惜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這種將現實世界還原的能力，非要用“樣板戲世界觀”來看這大千世界，於是不但世界成了黑白兩色，就連策略分歧都成了區分同志和敵人的分水嶺。

這就是中文網上連台大秀演出無休無止的黨文化傳統原因。方今之世，再沒有比當“良心”更容易作的事了。只要能不分場合、不論時機、不管他人死活、大義凜然地展覽你的“公處”，如同李玉和、楊子榮那樣，還未登台便在幕後狂吼一聲，然而在緊鑼密鼓聲中衝上台來，長篇流水地大唱自己如何如何痛恨萬惡共黨，鬥爭意志如何堅決，如何與共匪不同戴天，便是“擲地有聲”的良心作。那當然也不錯，可惜也就只配擲地，正如當年那些字字鏗鏘、句句豪邁的樣板戲唱詞一般。

其實說起來很可憐，所謂“民主清流”們不過是一群落伍的戲子，不但終生扮演高大全，還逼着他人跟他們一道去扮演那種乏味角色。無奈未經樣板戲炮製的新一代是早熟的一代，早在那個腐敗社會中看透了一切，更看膩了政治輔導員們的矯揉造作，對這種“新瓶裝舊酒”興趣缺缺。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犬儒”們活得更真誠，更有現代意識些，更能領略真正的人生，而就是這一決定了落伍的樣板戲子們的窮途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