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38年中共黨齡的官員在文中寫道：我們幾個朋友聊天的時候，有一位女性朋友說：大陸為什麼就不能出一個蔣經國！此言一出，舉座默然。都知道歷史是不能複製的，也都知道全世界找不到兩個完全一樣的人物，可是我真的希望中國能再出一個蔣經國！


　　老高按：每一屆中共黨代會前，都必然會有一場黨內黨外的激烈辯論。
　　黨內最高層的辯論，誰發表了什麼意見，誰跟誰爭論，當局包得嚴嚴實實，我們無緣得知，只能偶然聽到一些隻言片語；但學界和社會上的爭論，卻毋庸置疑：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前夕的爭論，一直爭到海外來了，我記憶猶新，許多觀點，應該說，迄今仍有生命力。
　　而在離中共十八大還有一年多之前，今年初春以來，這種爭論提前開打，已經白熱化了。
　　我對誰上誰下的人事爭鬥毫無興趣（充其量，內心或許偏好我比較熟悉、比較欣賞的某幾位新星吧），但對中國未來可能以什麼思想為指導，遵循什麼路線，卻高度關注。
　　可以推斷，這樣的爭論，要麼，是高層各個山頭有意放風，希望廣泛地徵求民意，並聚攏人氣；要麼，是體制內、體制外（更常見的是跨體制的）的各種智囊班子推出各種方案，希望贏得高層青睞。
　　記得與一位學者兼作家曾經議論過：如果說20世紀的主旋律是爭奪，那麼21世紀的主旋律就是和解。
　　爭奪之路充滿坎坷、反覆，乃至血腥、陰謀、叛賣。而和解之路，也同樣。
　　但是，這是本世紀的主旋律，我堅信不疑。
　　如果說，本世紀前兩次黨代會前的大辯論，還是延續了上一個世紀主旋律的餘緒，還是以爭奪為主調，那麼，引人矚目的是，中共十八大之前、今年的各種辯論會，卻很有一些是充滿了交流、溝通、傾聽和包容的氣氛。
　　最引起人們關注的，當然是4月24日，學者張木生新著《改造我們的文化歷史觀》新聞發布暨研討會，這個會議，由萬聖書園總經理劉蘇里主持，解放軍總後勤部政委劉源上將，《炎黃春秋》雜誌社副社長吳思，《新世紀周刊》總編輯胡舒立，《經濟觀察報》高級編輯丁力，著名軍事理論家喬良，北京金同投資管理公司董事長、總經理翁永曦，軍事科學學會副秘書長羅援少將、軍事科學學會副秘書劉偉偉少將、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主任朱成虎少將、軍事科學院部隊建設部部長胡光正，《領導者》雜誌主編、共識網負責人周志興，《中國青年報》新聞編輯中心副主任盧躍剛，國際廣播電視台負責人梅學平，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楊帆，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於鐵軍，著名學者白南風，原《中國改革》雜誌社社長李偉東等出席會議並發言。另有《中國周刊》、《新京報》、《北京晚報》、《南都周刊》、《中國圖書商報》、《廣州日報》、《看歷史》以及騰訊、新浪、網易等多家媒體紛紛到場。
　　從這些與會人員和媒體的名單（遠遠沒有列全），明眼人早就指出主辦者超越左右、尋求共識的意圖。主辦者和發言者，也都不諱言這一點。
　　後來國內外各個“山頭”又以各種名義舉行了研討會。哪怕明顯是以某一個單一目的舉行的會議（例如，8月27日，胡耀邦的兒子領銜的“紀念《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發表三十周年座談會”；9月4日，林彪事件當事人、後代和學者在北京舉行的“九一三”40周年文史研討會，10月6日，“慶祝粉碎‘四人幫’35周年座談會”等等），也都不同程度而又明顯地傳達出對話、和解、包容、尋求全民最大公約數的信號。
　　眼下中國社會，價值觀念尖銳對立，誓不兩立；而價值觀念對立的後面，既有歷史積累下來的深刻仇恨，又有現實利益的激烈衝突，不共戴天。對這一現狀，必須有清醒的認識，不能抱有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
　　但是，在這個對立的世界，不管千難萬難，我們也必須尋求和解——這是對中國的前途懷有責任感的人們，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在理性地權衡了利害之後，得出的結論。

　　這個結論，曾經遭到過、正在遭受着、還將會遭到無數攻擊、否定、鄙夷和譏諷。
　　或許，中共十八大上台的新領導人，並不打算採納這樣的思路，而另有高招；或許，未來歷史發展不依志士仁人的願望和努力為轉移，最終未能實現和解，而是將中國推入又一輪暴政和暴民的輪迴……
　　但是，我們要像孔子所說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眾多的討論會和發言，在媒體上、網絡上很容易檢索到，無須我多來饒舌。但我還是要轉貼兩份材料——轉貼這兩份材料，並不意味着我同意文中的所有內容（和解本來就並不意味着同意和接受對方的全部觀點），這就更無須我來饒舌了。其中第二份材料《我對政治改革的十三點看法》，是今天上午一位朋友才發給我的。



　　1981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紀念這一撥亂反正的重要決議通過三十周年，回顧從“文革”內亂到改革開放的艱難轉折，認清堅持改革開放的重要性，2011年8月27日，胡耀邦史料信息網、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誌社和《南方周末》報社在京舉辦了“紀念《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發表三十周年座談會”。參加座談會的有：胡德平、高尚全、宋曉梧、楊啟先、江平、章百家、何方、孫長江、郭道暉、張勝、沈寶祥、馬立誠、周為民、王長江、黃方毅、于建嶸、張曙光、張木生、張維迎、王占陽、王小魯、常大林、陳有西、吳思、雷頤、蔡霞、楊繼繩、張劍荊、李楯、丁學良、章立凡、何兵、王海光、王貴秀、丁東、高峰、吳稼祥、張鳴、展江、盧躍剛、胡舒立、項小米、降邊嘉措、楊鵬等來自理論界、學術界的近百位專家學者。
　　與會者認為，以鄧小平、葉劍英、陳雲、胡耀邦為代表的老一輩革命家以極大的勇氣和遠見領導形成了這樣一份歷史文件，這一文件系統分析了黨在32年執政歷程中的得失，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全面評價了毛澤東同志的功過是非，這對於解放思想、打破個人崇拜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時，決議把毛澤東同志晚年所犯的錯誤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內涵區分開來，對爭論嚴重的問題採取“擱置再議”的做法，體現了老一輩革命家的高超政治智慧。
　　與會者認為，儘管存在歷史局限性，但是，三十年來，《決議》對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轉型為執政黨、領導中國人民開闢前所未有的歷史新局面，起到了不容低估的歷史作用。
　　與會者認為，必須守住《決議》所體現的徹底否定“文革”、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也一分為二的底線；對我們目前所面臨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不能用“文革”的方式處理，而應該通過繼續全面改革開放，尤其是通過鞏固和改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來解決。
　　與會者認為，目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社會又處在改革的一個關鍵期，《決議》制定過程和《決議》本身所體現的很多做法和精神，對於解決我們黨和我們國家現今所面臨的問題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與會者認為，《決議》通過反思“文革”的沉痛教訓，提出了以黨政分開、擴大人民民主為核心的政治體制改革思想。在實踐過程中，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由於配套改革的滯後等原因，我們黨面臨着胡錦濤總書記指出的“四種考驗”、“四種危險”，我們國家面臨着權力腐敗、人民的權利被漠視和侵害，經濟發展方式扭曲等問題，因此，改善黨的領導，推進黨內民主和社會民主，落實習近平同志提出的“權為民所賦，權為民所用”，已經成為實現經濟持續發展、社會和諧穩定的當務之急。
　　現將會議主要討論成果分四個專題綜述如下（各位發言人的發言全文見胡耀邦史料信息網）：

　　一、《決議》是黨的歷史上從革命轉向建設的重要里程碑，必須堅守《決議》徹底否定“文革”的底線

　　座談會充分肯定了《決議》的重大歷史意義。與會者認為，儘管存在歷史局限性，但三十年來，《決議》對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轉型為執政黨、開闢前所未有的歷史新局面，起到了不容低估的里程碑式的作用。
　　胡德平說：我們應該堅持《決議》的底線，絕對不能有任何的動搖，這個底線就是對“文革”一定要持批判、根本否定的態度！這對我們今後的改革開放，回顧總結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經驗，意義非常重大。剛才有同志說這個《決議》是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在生死路口上，到底是走上一條活路，還是一條死路的一個選擇。我們這些經過了“文革”、也經過改革的人應該明確，我們走上了“活路”，但是現在負擔還很沉重，還有很多問題。
　　宋曉梧說：《決議》作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進程中的轉折點和里程碑，其歷史地位是無可動搖的。不把全黨工作的重點從階級鬥爭為綱轉變到經濟建設上來，不可能有改革開放的成績。
　　張勝說：我們重溫《決議》從中受到的啟發和借鑑就是對社會矛盾不迴避、不退縮，尤其是在人民面前不迴避自己的失誤，有直面問題、檢討錯誤的勇氣。
　　王長江說：《決議》的精氣神值得肯定。作為領導者，必須要有擔當。我所說的精氣神，就是這種擔當精神的體現。今天，進入深水區的改革同樣要有一種擔當需要勇氣，而不是得過且過。
　　王海光說：《決議》的形成過程不僅是一個文件的寫作過程，也是是一個全黨思想解放的過程。《決議》代表了全黨思想解放的成果，它是一個撥亂反正的綱領性文件，奠定了我們改革開放的政治基礎。
　　周為民說：《決議》在歷史上有重大意義，它指出了毛的嚴重錯誤，提出要徹底否定“文革”，表明我們共產黨接受歷史和人民的教育，深刻反思認錯，痛下決心糾正過去的錯誤。這就為走上改革開放的正確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基礎。
　　李楯說：《決議》最大的價值，是它否定了實施多年的指導思想——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吳思說：《決議》放棄了“文革”理論，回到了八大路線，就是在經濟上發展生產力，在政治上發展黨內民主和政治民主，這是一個進步。《決議》總結說：“逐步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任務之一。建國以來沒有重視這一任務，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發生的一個重要條件，這是一個沉痛教訓。”這個總結很好。
　　陳波說：這個《決議》有一個很大的亮點就是徹底否定了“文革”，以及支持“文革”並為“文革”鳴鑼開道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個政治判決是鎮制黨內各種公開的與潛在的“文革”勢力的定海神針，是極“左”勢力的一副魔咒。
　　章立凡說：從政治層面觀察，首先應該肯定決議在當時歷史背景下重要的政治作用。它的出台是執政黨達成的黨內共識，是當時黨內各種意見的最大公約數。有了這個公約數，執政黨才能以此為基礎，就中國的改革開放形成全民全社會的共識。從政治意義上來講，《決議》功不可沒，也確實推動了歷史的前進，任何時候我們都應該肯定這一點。
　　楊繼繩說：《決議》是1981年的“當代史”，是用1981年的政治需要和當時所能允許的政治條件來敘述和評論建國以來的社會實踐。它難免受時代的局限。說它是一部歷史問題的決議，不如說它是它是一部政治問題的決議，是對當時面臨政治問題的折中和妥協。有了這種妥協，才有全黨的共識，才有三十年改變中國、影響世界的改革開放的歷史活劇。
　　郭道暉說：《決議》是黨內前所未有的一次思想解放。就四千老幹部的大討論而言，初步打破了毛的神話和兩個“凡是”。決議確認“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而是“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決議批判了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論”，從而為徹底否定“文革”和實現黨的執政方向上的撥亂反正提供了理論和政治策略根據。這也是迄今仍然堅持“左”的思想、企圖復辟文革的極“左”餘孽不可逾越的底線。

　　二、30年後對《決議》科學性的再認識

　　座談會在充分肯定《決議》的歷史意義和作用的同時，在理解和不苛求前人的氛圍中，站在今天的視角對《決議》的歷史局限性進行了充分的討論，提出了一系列進一步解放思想的新看法。
　　胡德平說：《決議》在肯定毛澤東同志功績的時候，也說到他解放後的專斷，個人取代黨中央凌駕於中央之上。《決議》說“文革”中形成了反革命集團，形成了“四人幫”集團，——在共產黨最高領導層中還形成一個反革命集團？這些方面的原因，《決議》起碼說得不充分吧？今天看來《決議》只有說的不夠的地方，沒有說過頭的地方。
　　宋曉梧說：對《決議》有困惑，如階級和階級鬥爭。《決議》終止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提法，要求全黨把工作重點轉到經濟建設上來，但並沒有否定還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現在一些人對現實生活中實際存在的“強資本、弱勞工”問題，提出要以階級鬥爭的觀點來分析處理勞資矛盾，這有沒有道理？對於當前現實存在的日益多發的群體性勞資糾紛，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是搞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好，還是建立勞資社會夥伴關係好？我認為還是應該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的結論上往前走，構建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和諧勞資關係，而不是重新回到階級鬥爭的老路上去。
　　沈寶祥說：《決議》中有些話，就說的不夠充分，“宜粗不宜細”嘛。有些話，也不是那麼很符合實際，如對華國鋒的評價。《決議》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
　　王貴秀則強調了“偉大的歷史轉折”的時間點應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應充分肯定華國鋒同志的歷史作用。
　　蔡霞說：儘管《決議》從政治上徹底否定了“文革”，但是對“文革”悲劇缺乏理論上思想上的深刻反思檢討與剖析。這個問題到今天為止都還沒能夠解決。我們需要汲取前蘇聯共產黨的深刻教訓。有的人至今肯定斯大林體制，批判和歸罪於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如何看待斯大林體制，實際上可能影響到以後黨的走向與思路。
　　王海光說：《決議》畢竟是一個政治決議，不是一個科學意義上的評價歷史，有許多歷史認識很不到位，比如說，對社會主義改造、對反右派運動、對華國鋒執政的兩年，評價的都很不夠。再比如說《決議》對毛澤東思想做了一個切割，把正確的思想當成黨的指導思想，錯誤的思想不當毛澤東的思想。這在政治上固然是“硬着頭皮和稀泥”的需要，但在學理上是講不通的。
　　丁東說：要承認這個《決議》有歷史局限性，對建國以來給人民造成重大災難的失誤，反思不徹底，四千個高級幹部中有人已經提出的一些更深刻的意見，沒有吸收進來。對毛澤東過於維護，對華國鋒又過於苛刻，尺度不一。
　　張曙光說：在當時的情況下，歷史問題決議確實有進步的地方，主要是認了一些錯做了一些檢討；否則我們也不會有30年來的進步。但是決議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束縛了人們的思想；否則，我們今天的問題也不會這麼嚴重。
　　楊繼繩說：《決議》對農業合作化、1956年以後的“社會主義改造”做了全面肯定，還在很多方面違背了歷史事實（如大饑荒）。《決議》迴避了造成“文革”的制度背景和“文革”前十七年的官民矛盾。簡單地把“文革”中的一切罪惡推到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身上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張維迎說：我們現在看的這個歷史，歪曲的太大了。一個國家的人民對歷史本身的認識都是扭曲的，這很可悲。如果你不能徹底否定“文革”，中國人的靈魂永遠不可能是乾淨的，套在中國人頭上的枷鎖就永遠不可能廢除。而要徹底的否定“文革”，你就必須要說出“文革”的事實，允許出版、發表這些事實，讓大家都知道。
　　雷頤說：由於歷史受到權力掌控，權力往往選擇性記憶，要我們記住什麼、忘記什麼。對這一點我們做歷史研究要保持警惕，我們要和遺忘作鬥爭。我們為什麼要保持歷史記憶？因為有些人現在想回到毛澤東時代的“文革”。由於不了解真實的情況，覺得那個年代或者是物質貧困精神豐富，對那個年代的真實狀況不是無視就是無知。
　　于建嶸說：這個《決議》又存在非常嚴重的不足，其中最重要的是對執政黨治國理念沒有進行全面檢討，對建立現代國家政治制度沒有進行必要的探索。
　　吳思說：《決議》不足主要集中在經濟方面。否定“文革”，“大躍進”和“反右”，當然不錯。但《決議》肯定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我們現在看得很清楚，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不是成績，而是失誤。否則就用不到改革開放。大方向錯了，走得再穩再快也不值讚揚。《決議》對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的批評，也不符合改革開放歷史經驗。如果這些批評是對的，後來的改革開放就是錯的。
　　高峰說：歷史發展證明，在國家工業不發達的情況下，對私人企業實行公有化，搞“社會主義改造”是錯誤的。實際上，也違反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設想。

　　三、關於當前各種思潮和體制現狀的評析

　　鑑於當前社會上各種思潮湧動，與會者也對各種思潮進行了評析，其中對新民主主義、憲政社會主義、中國模式和“文革”回潮思潮做了廣泛的討論。
　　胡德平說：近年來，不管是什麼原因，鼓吹“文革”這種東西好像在“復活”，有人留戀它；有的人儘管不信“文革”，但卻利用“文革”做文章，我覺得這個底線我們要守住！另外就是對毛澤東同志是否可以“一分為二”，怎麼就不能一分為二呢？有些人反對《決議》的這條底線，如果他們拿出論文、拿出實踐來辯論那也好，如果只是一個口號，那也是一種利用。中國人民吃這個虧吃得太多了！錦濤同志“七一”講話也說到了《決議》的重要意義，我們應該提高認識水平啊，不能又翻一次，如果說這兩個底線也棄而不守了，那麼中國人也太沒希望了吧？
　　高尚全說：有人認為，應該充分肯定“中國模式”，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取得巨大成就來佐證“中國模式”的偉大，中國所以出現奇蹟，就是因為形成了“中國模式”。所謂“中國模式”：一是政府行政主導，二是受控市場。所謂模式就是定型的東西，如果把政府行政主導、受控市場作為“中國模式”，就會轉移我國的改革方向，就會影響深化改革。我國仍處於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階段，消除走向市場經濟體制障礙仍需要我們付出極大的努力，不能由於緊急或危機狀態下必須採取一些特殊政策而否定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
　　馬立誠說：在舉什麼旗的問題上我們正受到挑戰。就是有人要舉起毛澤東晚年思想的旗幟，為“文革”翻案。近年來，一直有一股政治力量要求為“文化大革命”平反，用“文革”的手段解決當前中國面臨的問題。這是人盡皆知的事。尤其要警惕的是，毛澤東晚年的“左傾”錯誤思想和中國社會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相結合，對改革開放造成了威脅。這種倒退的情況在各方面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如果縱容這種“左傾”思潮發展，對中華民族未來將會造成巨大的禍害。
　　張木生說：我聽了大家的發言有一個最大的共識，就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但是共產黨的領導要改革，要完善。現在中國最大的危險就是極左，越來越表現在城市裡面而不是農村。今年的“蘇州事件”、“杭州事件”、“廣州事件”、“大連事件”，大規模的衝突都爆發在最發達的地方。他們的目標就是廣場，民粹主義和極右的，非常着急在中國搞普世價值，這和跨越式的經濟發展都是一樣的，都會出現很大的問題，最後極“左”和極“右”都是在廣場集合，人什麼時候智商最低，就是在廣場民主的情況下智商最低，越來極端的口號越有人接受，這在全世界都有歷史教訓。今天應回到原點的新民主主義，共產黨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允許和駕馭資本主義，直到國際大環境允許我們建成夠格的社會主義。以發展的新民主主義來解決在國際大格局下的新問題。
　　黃方毅說：當前人們在熱議新民主主義，並提出將此作為討論問題的起點而非終點，對此我贊成。我關心新民主主義“1.0版”，70年前的歷史就一個詞，憲政。憑着這個，中共贏得人心，把全國愛國與正義的力量團結在一起！也憑着這個，把廣大知識分子吸引過來，走上了新民主主義道路，這是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
　　王占陽對新民主主義的歷史脈絡做了詳細闡述。
　　張勝說：三十年經濟的高速發展，同時，相伴而來的是信仰的缺失和腐敗的泛濫，由此導致嚴重的社會矛盾。因為一級政府要抓好經濟就要善於經營好本地的資源，也就是要經營城市，把你所轄的城市、農村當做商品和資源去經營，政府成了公司，市長、縣長成了董事長，他可以招商、發包、配發資源，名正言順地坐收紅利。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公權力的異化問題，公權力的商品化、商業化、私有化，腐敗一下子鋪天蓋地而來了。
　　王海光說：《歷史決議》在今天還是確認黨內政治動向和社會政治動向的很重要的一個政治坐標。現在一些地方鬧得沸沸揚揚的“唱紅”，頌揚“文革”，讚頌毛時代，搞個人崇拜。被《歷史決議》否定的東西又死灰復燃了，出現了歷史的錯亂。這些東西都是在《歷史決議》基礎上的倒退。說明我們的改革底線現在已經發生了動搖，改革在政治上出現了問題。這都是很值得我們反思的現象。
　　周為民說：紀念《決議》的意義集中地體現在今天會議的主旨上，就是反對倒退，堅持改革開放。因為的確一段時間以來使人非常憂慮，那種可能使共產黨、社會主義和中國的發展從生路退回到死路的危險已經是現實地存在着了。這種危險一方面來自那些主張倒退的思潮和行為及其對社會的蠱惑，另一方面來自在這個問題上曖昧搖擺消極和無所作為的傾向。中國是在一條生路上繼續前進以爭取光明的前途，還是倒退到死路上去，現在正處在非常嚴重的極其緊要的關節點上。
　　丁學良說：我一直認為，造成中國老百姓在“文革”中激進行為甚至暴力行動的很重要的原因在於，1949年以後普通民眾自下而上的批評、建議和監督上層官員的渠道越來越收窄，到了1966年基本沒有了。等到毛澤東號召“造反有理”的時候，底下人就把多年來積累的民怨發揮出來。從這個角度看，“文革”是普通民眾在“無法無天”的最高領導者的親自領導下，多年累積怨氣的一次集中爆發。如今國內有些人嚮往乃至熱衷於重拾“文革”的辦法，恰恰是近年來普通老百姓合法的和自下而上制約、抗議、改正上層權力機關濫用職權的渠道越來越少的折射。合法的渠道越少，非法的做法就越具有吸引力。
　　張維迎說：我們國家現在氣質發生了變化，好像處於亞健康的狀態，只有想當官的，沒有想幹事的人；只講關係，不講是非。我覺得現在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真正落實《憲法》。我仔細看了一下我們的《憲法》，感到真正得到落實的只有一條，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其他條款，或者根本沒有落實，或者形式上落實了，實質上沒有落實。

　　四、對下一步體制改革的設想和希望

　　與會者對下一步改革開放的重點和路徑進行了深入探討。
　　胡德平說：現在我們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這個很好，剛才有同志還說到了這點。我覺得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還不夠，這個執政黨是一個什麼樣的執政黨，是一個什麼理念的執政黨？對人民的要求，對世界的變化，對共產主義運動各種慘痛的教訓，我們吸收了些什麼？關於民主集中制，我覺得民主一直很弱勢，集中很強勢。集中就是權威，只要黨內有權威在，只要省里、市里有權威在，就是很強勢；民主就是弱勢，像婢女。應該把它們統一起來。真正的民主要是發揮好了，集中也就在裡面了。怎麼做到兩者統一和諧，這是黨要研究的問題。談到共產黨合法性的時候，我倒不願意用“合法性”這個說法。但是如果說到這個問題，我覺得合法性更深刻的問題就是執政黨的人民性，黨性和人民性能不能一致起來？不要把黨性孤立在人民性之外，如果孤立於之外，確實很可怕。我覺得，合法性的根子就是黨性必須和人民性相統一。另外，一些事情也被搞亂了，比如關于堅持黨的領導和改善黨的領導的關係問題。以前看有關材料，我也被嚇蒙了，如果你說“改善黨的領導，堅持黨的領導”，那你就是自由化！批評者的意思是必須把“堅持”放在“改善”一詞的前面，這樣才“順理成章”。《決議》是說，“為了堅持黨的領導，必須改善黨的領導”，堅持是目標，但前提是必須“改善”。不在內容上下功夫，只在形式上喊口號，於黨不利。如果我們真要搞黨內政治生活的民主化，那麼我們要付出的成本是會很大的。我們敢不敢承受這種成本？現在搞，一定有成本，敢不敢承擔這個成本？現在是不是這個時機，我還說不好，但是我覺得有的地方可能會有些“亂”，一時的“亂”，局部的“亂”，我們應該有這種準備。提出這個任務，才能逐漸解決這個問題。
　　高尚全說：行政主導還是市場主導？這是能不能深化改革的關鍵，也是能不能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的關鍵。30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些變化，是改革開放帶來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帶來的，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作用的結果。市場化的改革方向是經過長期艱苦探索，實踐證明是正確的。我們必須有緊迫感，真正拿出更大的決心和勇氣推進改革，同時要加強改革的頂層設計，不然高水平小康社會有落空的危險！
　　于建嶸說：我們今天紀念《決議》，不是要回到爭論不休的歷史評論中去，而是有如下幾個問題需要有明確回答：第一，國家的權力到底屬於誰？第二，公民有哪些神聖不可侵犯的基本權利？第三，如何保障國家司法機關的權威？第四，現代信息技術對中國政治發展的影響？
　　何兵說：國家和政黨的中心任務，都有歷史的階段性。很多人說，經濟繁榮會帶來政權穩定，這是錯誤的，法國大革命就是在經濟大發展時期爆發的。下個時期，黨要“以政治建設為中心”，最好同時提，以“政治和經濟建設為重點”。我們不僅要與外國拼經濟，更要與外國拼政治、拼制度。制度拼不贏，經濟最終不可能拼得贏。政治要讓人民講，不要總是對人民講政治。司法改革要作為政治改革的突破口。只要司法是公正的，人民就有希望，政局不會出現大變動。
　　陳有西說：首先，中國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的過程。62年執政下來，我們也需要一次新的反思。要改變我們原來的一些專政的，階級鬥爭的觀念，從一個革命黨變成執政黨。要改變我們的維穩的模式。第二點，我們今天的改革需要頂層設計，全面設計。第三點，要重建政治道德。現在這個問題現在已經非常關鍵。現在我們有些地方公權力黑社會化。這種政治道德缺失，對社會的劣化影響是非常嚴重的。公權力不講誠信，公開撒謊，把社會風氣都帶壞了。大家都不講誠信了。第四點，政治體制改革要從司法改革突破。
　　蔡霞說：既要防止“文革”重演，又要解決好當前的貧富差距、黨內腐敗等等社會不公現象靠什麼？很重要的就是在《決議》的基礎上往前走，把國家的民主政治、憲政建設進一步推向前進。
　　李楯說：我認為，還是要認可利益主張多元，要有協調利益、化解衝突的機制。第一，要確立認可“別人和自己不同”，“自己活，也讓別人活”的理念；第二，要構建協調、衡平利益，化解衝突、保障公平、公正的機制——憲政、法治，就是這樣一種能夠協調、衡平利益，化解衝突、保障公平、公正的機制。要走向憲政，最根本的是要啟動早已停滯的改革——即：啟動十七大在4年前提出的：包括政治體制改革在內的全面改革。
　　郭宇寬說：能夠有公共討論的平台是最關鍵的。當年要是毛澤東能就政策和劉少奇彭德懷公開辯論辯論，怎麼還能搞得起個人崇拜呢？鼓勵公開的對話辯論，才能從事實上改變個人迷信和各種迷信的土壤，避免再走“文革”覆轍這樣的教訓。
　　王占陽說：“有中國特色的”本來是主要針對蘇聯模式的，其含義是“我不搞你蘇聯那一套，我們中國要另搞一套”。“有中國特色的”邏輯前提又是有“世界一般”，而且“世界一般”是第一位的，然後才是又有中國特色的。所以“有中國特色的”本質是告別蘇聯那一套，轉向走人類文明的共同大道，同時也要有自己的特色。這就排除了只要“中國特色”不要“世界一般”的保守主義。
　　楊繼繩說：我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60年，前30年是“極權制度加統制經濟”，通過30年的改革開放建立的是“威權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場經濟”。今後的努力方向是“憲政民主加完善的市場經濟”。改革開放建立的“威權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場經濟”，經濟得到了高速發展，但社會很不公平，很難持續下去。只有建立了“憲政民主加完善的市場經濟”，中國才真正走出了唐德剛先生所說的“歷史三峽”。
　　郭道暉說：開放對執政黨自身改革的大討論——第三次思想解放。主題是執政黨自身改革和建設憲政社會主義。核心是實現由革命黨到憲政黨的轉變。我認為最迫切的任務是執政黨必須依憲執政，由搞階級鬥爭的革命黨，轉型為現代的、實行憲政民主的執政黨。執政黨的基本理念和任務是實行“憲政社會主義”。
　　吳思說：為什麼一直說民主，一直不能實現民主？從新民主主義時代，中國共產黨就強調民主。建國後，八大仍在說發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文革”提出了大民主。《決議》否定“文革”，但也主張高度民主。現在仍在說民主。為什麼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延安時期的“窯洞對”可以證明，毛澤東早就知道，民主是走出興衰循環的正確道路。為什麼不走這條路呢？我的看法是：領導人有一種自信，他們認為自己可以領導人民抄一條近路，一步跨進天堂。後來的實踐證明，所謂的近路是彎路。
　　張劍荊說：需要把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真正提到改革的日程上來。以前最大的問題是經濟發展，以後能不能這樣講，經濟問題要通過政治體制的改革來解決。在歷史決議通過30年後的今天，大家很迫切地想知道，執政黨能不能像30年前那樣拿出一個新的改革的綱領？我們呼喚執政黨要有這樣的歷史感、勇氣和擔當。
　　陳波說：我們要解決中國融入文明社會的國家體制問題。所以我非常同意郭道暉先生的意見。中國共產黨面臨的一個重大的歷史任務就是要由專政黨轉成憲政黨，要用憲政的手段把我們這個國家變成一個國際社會中的正常國家。
　　高峰說：我們今天紀念《決議》發表三十周年，希望黨和國家領導人學習鄧小平、華國鋒、胡耀邦等人的政治勇氣，為黨和國家命運擔負起改革政治體制的歷史責任。
　　沈寶祥說：《決議》是解決黨的問題。今天從總的問題來看，仍然是黨的問題，關鍵在黨。我們講經濟體制改革，講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的癥結在哪裡？關鍵在黨。黨的關鍵又在哪裡呢？關鍵在黨的改革。我們常說要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黨。我認為，就是要把我們黨建成一個現代化的黨。現代化的黨，主要的，一個是民主化，一個是科學化。
馬立誠說：當下中國，只有用發展民主、憲政的辦法解決中國的矛盾，才是唯一的出路。

　　

前綴
　　10月6日下午，我按手機短信的通知參加了名為《人民的勝利——慶祝粉碎“四人幫”三十五周年座談會》。“通知”告訴我，這個會是“受葉帥後人委託，由胡耀邦史料信息網主辦”的。會開的挺好。這麼些年了，難得還有人記得在35年前，中國還發生過這麼一件驚天動地、人心大快的大事件！難得還能在它的紀念日的時候，開會座談一下(當然，紀念這個偉大事件，對葉帥的後人們更是有着特殊的意義)！1949年以後，在中國大陸上發生的“政治事件”多若繁星，但是，象粉碎“四人幫”這樣真正令全中國人民都發自內心的擁護、慶祝、高呼萬歲的真的是寥寥無幾！粉碎“四人幫”，在當年被評價為使“中國人民獲得了第二次解放”；現在回過頭去看，這個事件更是使後來的一切變化都成為可能的黃鐘大呂！對於我個人來說，粉碎“四人幫”也算是“挽救”了我的“政治生命”——當時，我正處於因為“天安門事件”（是“四五”那一次）被“隔離審查”，寫“交代”、追“後台”，天天大會批、小會斗，被搞的“惶惶如喪家之犬”的時候！
　　哦，話說遠了——我是說，那天的上午，會議的主辦者給我打了個電話，說是“下午的會安排你一個發言”，我挺意外，猶豫了一下，也同意了。之所以同意，是因為最近我正好有一個稿子，是呼籲和探討政治改革的，雖不很成熟，也算一家之言吧，揀其要點，在這個會上講講，也應該是“紀念”的題中之意。但是，很可惜，到了下午，“因為時間關係”(規定每人只有十五分鐘的發言時間)——為什麼我對這個“因為時間關係”打了引號？是因為後來也有沒有“因為時間關係”而講了三十多分鐘的——沒有講完，“十三點”只來得及講了“九點半”。會後，很多朋友希望了解剩下的“三點半”是什麼內容。我想，既然說了大半，索性就都披露出來，以供當政者參閱，也供關心者討論。是啊，這些話就是“禿子頭上的虱子”嘛，公開說說又有何妨！半個多世紀過去，中國的人口增加了近十個億，財富增加了數千倍，當政者的雅量當然也早已非梁漱溟時候所能想象了。
　　以下為全文。
　　崔武年於2011年10月8日

正文

　　粉碎“四人幫”對中國發展的意義怎麼估計也不過分！因為在此之前就是那個人類歷史上超級荒誕的“文化大革命”！現在回想起來，就是說破了天，善良的中國人也不會想到，“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會忍心把他們帶入到如此滅絕人的本性的長達十年的災難之中而“運動”得如此瘋狂顛痴，如此高潮迭起！
　　所以，如何避免此類一定會留給萬代後人恥笑的悲劇加鬧劇，理所當然的就應該成為我們這一代人的應盡義務——所以，中國這個“老大帝國”的政治進步問題，理所當然的就應該成為我們這一代人所必須要關心的問題。
　　記得1986年，中央組織部曾經成功地召開了一次“第三梯隊建設理論討論會”，那是中央工作部門有史以來召開的第一個“理論討論”性質的大型會議。這個會討論的主題實際上是政治體制改革。當年參加這個會的今天在座的就有若干人。現在，24年過去了。大家都垂垂老矣！深深困惑中國的，依然是政治體制改革！今天，既然有機會，就說一些看法，作為思想資料提供出來。數了一下，一共十三點——唉，其實說也無用。可是無用還是得說。

　　一，中國兩千多年迄今的主要時間，都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國家，或者說，是一個“中央專制”的大一統國家，文明傳統延綿五千年而百折不絕，人口繁衍世界第一而無可動搖；現在，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又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民生產總值每年以接近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長，稅收和財政收入增長高達兩位數的年份更是超過了十餘年。可是，境內外的思想理論界對這個龐然大物的前景卻普遍不看好，認為它可能在某一個早上會轟然倒下，而後便“烽煙七十二，反王三十六”，不知有幾人稱“孤”、幾人道“寡”，“藏獨”、“疆獨”等等揭竿而起，內亂，內戰，社會失序，百姓遭難，國也不國，黨更不黨，從而一發不可收拾。我覺得這個看法有道理。
　　二，為什麼它可能“轟然倒下”？是因為它堅持了一個沒有前途的制度，它排斥普適價值觀。
　　三，前些時候，有些熱心人開了個紀念《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30周年的座談會，我有幸聆聽了，挺好的。中共歷史上有兩個決議，第一個在1945年，距建黨24年，第二個在1981年，距第一個36年。我心存疑惑的是，又一個30年過去了，中國舊貌換新顏了，可是還有條件再形成一個或名為“改革開放以來若干現實問題的決議”嗎？政治上有這種權威嗎？思想上有這種共識嗎？理論上有這種指導嗎？甚至，經濟上有這種基礎嗎？再往前追溯到上世紀這個時候，正是清末民初，風起雲湧，改朝換代的時候，是“立憲”還是“共和”，好象也比一百年之後的現在好掰扯。一百年過去了，“革命黨”攜帶着他們的激情遠去了，“保皇黨”也不“恭請聖安”了，但是，選擇中間的選項還是這麼多。可是，選擇任何選項的成本卻都是大得嚇死人！所以，還有基礎嗎？
　　四，沒有基礎的一個重要原因，我以為，是當政者，以及相當一批黨政幹部，以及以各種面目出現的很多“智囊”、 “精英” 和“企業家”們基本上已經“進化“成了既得利益的占有者——形成了一個“特殊利益集團”。美國馬里蘭大學教授奧爾森1982年出版了一本書，叫《國家的興起和衰落》。這本書的要點是：任何一個國家，只要有足夠長時間的政治穩定，就會出現特殊利益集團。這個集團會對這個國家最重要的公共政策，國家的經濟發展、社會發展、資源配置、利益分配、政治機器，包括行政和法律，越來越知道該怎樣操縱，懂得在操縱時怎樣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加以調整。它們會變得越來越精明、成熟、有技巧，它們獲得的利益也就越來越持續、越來越豐厚；同時，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行政、法律等各方面的體制、政策、組織，也越來越符合特殊利益集團的安排；進而，使得這個國家發展的新動力越來越被抑制，政府部門越來越僵化，社會矛盾越來越積蓄和尖銳；最終，導致國家和這個特殊利益集團同歸於盡。奧爾森說的是“任何一個國家”，包括那些多黨的、三權分立的、法制健全的歐美國家都在裡面，所以它肯定不是針對中國的。但是中國一定是這個“奧氏理論”的典型標本！中國當前是“穩定第一”，而且這個方針已經實行二十多年了，而且中國共產黨已經“領導”了一個甲子了，你不讓他生成“特殊利益集團”都難！
　　五，毋庸置言，中國的國內問題很多，很嚴重，所以很多人認為它最大的危機來自於國內。可是，我倒是不這麼看。我以為，中國當前的危機主要的是來自於國際，而且越往後越是如此。依據嘛，大略有四：一是世界已經是“地球村”——並且越發是“地球村”了，在中國發生的事都是“村”里的事——並且越發是“村”里的事了；二是以歐美為首的“國際社會”，也就是“地球村”的“村委會”經過了二戰，經過了冷戰，再經過了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的二十年“亂戰”，對中國當政者在政治進步上頑固的抱殘守缺已經不抱希望；三是那個“村委會”所倡導的普適價值觀與人的天性相符，具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魅力，對中國當政者所堅持的主流意識形態年年月月日日時時地產生着既鋪天蓋地又細潤無聲的衝擊和侵蝕作用；四是“村”里諸事都難為你，什麼政治歧視、經濟陷阱、貿易摩擦、科技封鎖、人權抨擊、軍事戒備，無所不包。所有的遊戲規則都不是你制定的，而你要與那個“村委會”制定的所有的規則“接軌”！除此之外，在打了十年的“反恐”之後，美國正在高調返回亞洲，俄羅斯則一心融入歐洲，南海各國對你的“擱置爭議”不屑一顧，還有一個台灣問題、朝鮮問題、釣魚島問題、中印邊界問題，等等！看起來大家都和你結成了“戰略合作夥伴”，實際上“村”里人沒有誰可以算作你的“鐵哥們”，你的那些老問題，沒有一個真正得到了解決！我說，在度過了江澤民的13年(其中三年是續趙紫陽的未了任期)和馬上就要度過的胡錦濤的十年之後，對於習近平來說，恐怕不會有第三個太平十年了！
　　六，即便如此，眾所周知的，中國卻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沒有國家安全戰略的大國。毛澤東時代，它的國家安全戰略先是“一邊倒”，接着就是毛的“世界革命中心”或“世界革命領袖”“戰略”；1989年“六四”以前，國內百廢待理，國際霧裡看花，國家安全戰略實際上處於混沌時期；從那時至今又是22年了，在國家安全上，大概還是沒有脫出鄧小平“韜光養晦”那四字真言的桎梏。原因何在？我以為，從整體上看，中國的國家安全始終是意識形態駕馭之下的騾子。這個“騾子”累啊！它被罩着眼睛，壓在它身上的是那個“上窮黃泉下碧落，兩處茫茫皆不見”的意識形態！它的依據經常只是最高領導人的隻言片語，而後就是在這些隻言片語劃出的圈圈裡作道場，並且很難越出雷池一步！它沒有獨立思考，沒有科學論證，缺少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基本依託。作為大國，中國的國際環境是最惡劣的！這麼多“研究室”、“研究院”、“研究所”和“研究中心”，又是“部級”、“副部級”、“司局級”，可是誰又能跨上“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駿馬縱橫捭闔一番呢？可憐啊！悲哀啊！
　　七，總之毛病都歸到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上。中國的政治制度叫“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的政治體制實際上是“一黨制”。我以為，這個“社會主義制度”基本上是個“形而上”的問題—絕大多數中國人搞不清什麼是“社會主義”，也搞不清現在搞的是什麼“主義”，更沒有興趣去搞清它們——只要能過上好日子，什麼“主義”都是可以接受的；問題的關鍵還在於這個“一黨制”。“一黨制”起源於前蘇聯，搞了73年，垮掉了。到現在還原汁原味地搞的，只有中國、朝鮮和古巴。對於這個“一黨制”，我們這個“地球村”的“村委會”肯定是認為不好。但是中國還是堅持。中國堅持當然有自己的道理，因為在這個體制下，中國取得了輝煌的令世人矚目的經濟建設成就。這一點的確是事實，是誰也否認不了的。但是，很遺憾，人們同時還看到了普遍存在的社會不公、黨以代政、機構龐大、官僚特權、腐敗遍地、貧富懸殊等等；還總是記得曾經發生過的暴力土改、五七“反右”、三年饑荒、“革”文化大革命、“六四”開槍等等！只一個黨，風險太大了！好起來還可以，萬一壞起來，那可怎麼得了！就跟投資不能把雞蛋都放到一個籃子裡一樣，一個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偉大民族總不會就心甘於——或者說，就愚蠢到——把自己的全部幸福都託付給一個政治團體的“英明”、“正確”上去吧！更何況實踐已經證明，它的確不是經常的“英明”、“正確”的。所以，“一黨制”不行，並且是肯定不行。
　　八，中國是需要政治改革的。這一點，現在連胡錦濤總書記也不否認了。但是，中國的政治改革改什麼？在中國，這是個十分古舊的問題。我說它古舊，是因為至少在一個世紀之前，就由辛亥革命用實踐提出來了。開始時我說，一百年過去了，這個“選擇中間的選項還是這麼多”： 是“立憲”還是“共和”？意即是“專制”還是“民主”？現在我發現了，其實我說的不大嚴謹——“立憲”是“君主立憲”的簡稱；應該說，這個“君主立憲”和“民主共和”本質上都是要民主而不是要專制，“君主立憲”也是君主虛位、議會立法、內閣行政；至於“民主共和”就更不用說了——我的意思是說，在一個世紀以前，我們的辛亥革命的“革命黨”老祖宗們和辛亥“被”革命的前清的親貴王爺們實際上就都擯棄了“專制”——不管它是“皇權專制”　還是“政黨專制”，也不管這個“擯棄”是自發的還是被迫的。總之，在辛亥年間，這個“專制”就已經被排斥在革命的“選項”之外了！可是，我們搞了一百年，一百年之後，當我們再次推進政治改革(一百年之前叫“革命”)的時候，這個“專制”卻堂而皇之地成了我們選擇中間的一個“選項”——是繼續堅持“專制”，還是逐步實行“民主”？痛苦。荒唐。無奈。
　　九，剛才我說了“一黨制”和“專制”。這裡再專門加上兩句話以強調我的看法：第一句話，“一黨制”和“專制”的內涵不完全一樣， 在理論上“專制”不等於 “一黨制”，在操作上“一黨制”絕對等於“專制”。第二句話，中國是需要政治改革的，政治改革的對象主要是“專制”或曰“一黨制”。
　　十，可是在今年的“兩會”閉幕式上，吳邦國還是高調講了“六個不搞”。當然，國內國外有相當多的人都認為他講的唐突了。地球天天在旋轉，社會天天在進步，人類天天在接受新事物反思舊事物，那六個聲明說“不搞”的東西，“村”里的很多人都在搞嘛！而且搞的時間都很長了嘛！而且搞的都還不錯嘛！怎麼就不可以有一點借鑑意義呢！這“六不搞”實在是有問題，而且實在是在常識上都有些說不過去，所以不必我在這裡饒舌批評。但是，積極地看，作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的吳邦國的高調講話，雖然不是解決了什麼問題，但是卻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方向。是啊，既然規定了國家是“六不搞”，那麼中國的政治改革怎麼改？答案就只能有一個了：只能眼睛向內——向黨內，作黨內的文章了！就是說，“村”里人搞的東西，國家不能搞，黨內還是可以搞搞的——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三個代表”，當然具備這個素質。我覺得，這倒是也符合我們歷屆黨的領導人關於“搞好中國的事情，關鍵是搞好我們這個黨”的一貫思想精髓的。方向很明確：中國的政治改革，要面向黨內，要從黨內開始。
　　十一，我生而逢時，幸而是中國人，又幸而是中國共產黨人，而且到我是三代共產黨人——我的外婆、外公和父親、母親以及岳父、岳母兩代人都“為共產主義奮鬥”了一生，我自己也有了38年的黨齡，年過花甲，也快“一生”了，所以，我又幸而是“救黨派”。我以為，雖然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不搞政治改革是等死，搞政治改革是找死”——“選擇任何選項的成本都是大的嚇死人”；但是，政治改革還是要搞，好的選項還是要選。中國的當政者一定要確立這個基本態度。
　　十二，這一條原本是我對“從黨內開始的政治改革”的若干具體建議，這裡就省掉了。在這個場合，我想說的是，我想起了蔣經國。是的，想起了蔣經國！我們幾個朋友聊天的時候，有一位女性朋友說：大陸為什麼就不能出一個蔣經國！一言一出，舉座默然。都知道歷史是不能複製的，也都知道全世界找不到兩個完全一樣的人物，可是我真的希望中國能再出一個蔣經國！台灣的民主改革，是蔣經國生前偉大的政治舉措。蔣經國在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毅然決定放開黨禁、報禁，解除“戒嚴”，他不畏懼國民黨內的反對勢力，不擔心新聞自由後國民黨會遭到清算，不擔心放開黨禁後會天下大亂，乃至不擔心國民黨會丟掉政權！當國民黨大佬、“國策顧問”沈昌煥對蔣經國說：“這樣做，國民黨可能失去政權的！”蔣經國淡淡地回答：“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他的聲音不大，語氣輕微，但這一句話，如同萬鈞雷霆，振聾發聵！後來有人評論，“有的政治家，生前大權在握、唯我獨尊，死後卻身敗名裂、萬夫所指；有的政治家，生前仿佛是締造歷史的偉人，死後其頭上的光環卻日漸暗淡；有的政治家，在台上之時風光無限，其實只不過是歷史上的匆匆過客；而有的政治家，生前推動了歷史的進程，死後其歷史作用日益彰顯，是當之無愧的歷史偉人。蔣經國，應該就是這樣一個偉大人物。”國民黨是個“百年老黨”，歷史舊賬不勝枚舉，蔣經國又是靠蔣介石一步一步走上權力頂峰，是個標準的“世襲”的“藍二代”，可是國民黨就出了個蔣經國！中國共產黨有八千萬黨員，有九十年的奮鬥歷史，出類拔萃之輩聚若河漢——有一位女性朋友說：“不信就出不了個共產黨的蔣經國！”我深以為然。
　　十三，對於中國，的確是沒有第三個太平十年了！對於中國的當政者，的確是沒有第三個太平十年了！政治改革的緊迫性空前的嚴重！中國共產黨的前總書記趙紫陽說過：“我們現在不培植反對黨，一旦垮了，國內會大亂的，這是最危險的。現中央不考慮這一點，不願看到這一點。”(引自2001年11月11日的《杜導正日記》)趙紫陽真是高瞻遠矚！真是深謀遠慮！真是憂國憂民！真是愛黨愛國！根據中國國情，我再補充一句：中國培植反對黨，從黨內開始。至於現有的那幾個“民主黨派”，本來就是由統戰部安排的，在一個相對不長的時期內，就由統戰部繼續安排，繼續“風雨同舟、榮辱與共”也罷，以後會怎樣，看他們自己的造化了。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紀年。一百多年前，滿清王朝有選擇“君主立憲”的機會，可是那些皇親國戚們為私利所累，愚頑不化，最終失去了這個機會，求“立憲”而不可得！孫中山先生有言：“歷史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順昌逆亡，中外歷史上已經有太多的先例。我希望歷史不要重演——正面反面都不要重演。
　　草於2011年10月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