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在独处时，尚能显出几分机灵和敏锐；一旦投身集体，你就会发现他们跟傻瓜毫无二致。”

上 述是德国诗人席勒的诗句，原本就被心理学者用来引证“群体智商水平总是比个人智商水平低得多”，我并不讳言用贬低群体的“难听话”作为开篇首语，是为了特 意表达轻视集体主义者迷恋国家民族的盲目感情。群体心理惯有的低劣表现惹得专家学者的口诛笔伐已有渊源远久的历史，象斯格勒说的：“生活在群体中的个人智 力会受到抑制，智商水平因此不断下降，感性力量却会不断加强”，已经算是相当温和的理性结论，比起勒邦不留情面的描述：“仅仅一个人成为集体之一员的事实 就使他在文明的阶梯往下跌了好几级，在独自一个人时，他也许是一个教养良好、彬彬有礼的绅士，但在进入群体之后，他就变成一个野蛮的人，在本能冲动的的驱 使下为所欲为。群体生活在他身上打上了野蛮人的烙印，包括任性粗俗、待人粗暴、冷酷无情...”，若在共产主义这种现代最臭名昭著的集体主义者看来，勒邦 的言论也许就该是阶级敌人对“革命群众”的恶毒攻击了。

本文仅仅是我阅读弗洛伊德书籍的心得,因此并不想进一步讨论诸如“无意识现象在智力活动中的关键作用”等现代心理学的深奥理论，但为了避免误会，倒是原意首先界定一下本文所涉及的两个文化概念：“群体”和“个体”。

〔群体〕：在特定时期为了特殊目的而建立的种群，例如某个民族国家，社会阶层或者团体机构；
［个体］：具有自我意识和精神主体的独立人，例如民主社会里具有平等尊严和自由权利的公民；

在 《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一文中，弗洛伊德对群体心理特征有一段精采描述：“处于群体的成员身上会表现出以下种种特征，有意识的人格完全沦丧，无意识的 人格占了上风，在暗示和感染作用的影响下，个人的感情和想法转朝相同的方向，受到暗示的观点转化成某种倾向性的行动。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人已经不再是之前的 哪个人了，他丧失了个人的意志自由和自主性，成为一个受人操纵控制的机器人或傀儡”。弗洛伊德认为隶属于群体的成员以某种“纽带（例如群居本能和群体意 识）”联结成为一个整体，个人有差别的心理活动所构成的独特个性会被群体忽视和融合，每个成员都呈现出相同性格的无意识潜质。群体生活会使得私人生活的个 性淹没在共同性格之中而荡然无存，成员个人的心理机制丧失了判断良知和责任的能力，退化到只能保留本能冲动的低级层次；相较之下，个体之间虽然以亲戚，朋 友，师生等社会关系互相影响，但却从不忽视自己异于他人的独特个性，因此反而能健康培养出良知和责任等道德习惯，即使在互相倚赖的现代社会也能保持丰富多 变的上层心理活动。

最有趣的是，现代心理学得出的结论与东方文化主张“集体有益于公义”的道德观念完全相反：群体通过纵容无意识的本能冲 动，使心灵容易被外界操纵而变得人格堕落道德低下；个体强烈的自我意识反而有助于维持自由意志，使人有能力约束无意识的本能冲动而保持教养良好彬彬有礼的 绅士形象。“群体赋予了个人某种条件，使他不再抑制自己的无意识的本能冲动...这种无意识包括了人们心中全部的邪恶之物，继承了人类所有的邪恶念头。在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难理解，良心、良知、责任感和责任心全都不复存在”。弗洛伊德特别指出其中群体对于个人所施加的“催眠中的暗示”作用：“群体中的个 人已经意识不到自己的所作所为，犹如被施以催眠术的人，他的某一能力受到了破坏，与此同时，另外一些能力释放出来并且被演绎到极致。一旦受到某种暗示的影 响，他就会抑制不住某种疯狂的冲动，做出某种行为”。

依仗人数众多力量强大的群体“优越感”来放纵自己不负责任的行为，同接受群体潜移默化 的心理感染去维护集体顾全大局甚至不惜牺牲自己，两种明显看来是自相矛盾的道德选择并不会困惑群体心理，这是群体成员陷入无意识的本能冲动后的鲜明特征。 “一个群体往往不去探究一件事情怎样才算得上是真理或谬误，更主要的是，它迷信自己的力量。这两个原因使它在顺从权威的同时，又表现得自私、狭隘，缺乏宽 容。它对暴力顶礼膜拜，不轻易萌生丝毫恻隐之心，更不会轻易受到感动。依它的看法，恻隐之心只是懦夫的无能表现，所以，它要求群体中的影响必须强悍而勇 猛，甚至要残暴凶狠。它要求的是统治和压制群体成员的秩序，它要求群体成员敬畏和顺从现实世界的主宰。从本质上来说，它是保守又反动的，它仇视一切变革， 痛恨一切进步，反倒崇敬古老守旧的传统”。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义和团盲目排外仇视异端同时又竭力维护满清政权；红卫兵在砸物抄家批斗敌人之余还念念不忘 表态效忠党派领袖；乃至反日青年肆意破坏别人财物之后还要号称维护民族利益，都是诉诸集体名义去纵容暴行的心理作祟。

欠缺辨别是非的能力， 不懂得如何怀疑和理智反思，是“群体容易轻信外界并受其影响而走向极端”的主要因素。群体对真理不感兴趣，因为它们只热衷于幻想和错觉，并且喜欢在真实和 虚幻之间保持模糊不清的状态。如同大陆新闻媒体在报导事实真相时常常要“顾全大局”的暧昧心态，前些日子香港反日示威中发生的起哄殴打民主人士的事件，也 正好暴露了爱国群体同样是不问事实一味发泄的盲目心态。显而易见，促使爱国者们将别人诉求六四真相的行为夸大联想为“反中乱港”的心理机制，肯定不是关注 历史教育这种严格追求真理事实的内心渴望，能够挑动他们潜伏心底的原始凶残本能，并将嫌恶忌讳民主自由的情绪上升为强烈仇恨的心理动机，恰恰正是他们在反 日浪潮所掀起的国家集体“优越感”的纵容下，爆发出向中共权力领袖讨好效忠的本能冲动。类似于饱含“纯真情怀”去造反革命的红卫兵那样，批斗台上被他们深 恶痛绝尽情辱骂的“反革命份子”，也许并不是在日常生活中令他们讨厌反感的丑恶人物，促使他们不加思考就将原本无辜甚至毫不相识的受害者视为“敌对份子” 的妄想心理，其实就是投身加入“革命群体”后智商下降的堕落效应。众多“革命者”争先恐后表态效忠最高领袖，也促使暴徒们愈加纵容迫坏本能来煽动斗争仇 恨，群体成员在本能驱使下疯狂崇拜领袖权威，是陷入诉诸暴力来增强其优越感的恶性循环的主要因素。

首先将受害人幻想成诸如“民族罪人”或者 “敌对份子”，是群体心理容易丧失检验事物真假功能的突出表现，弗洛伊德把这种现象类比为神经症患者受到“心理现实性”的诱惑，认为它其实是由某种从来没 有被实践的邪念所构成的罪恶感。事实上这种建立在心理幻想出来的邪恶基础上所萌生的负罪感，对于我们生活在东方文化中的现代人来说也许并不陌生。时至今 日，东方根深蒂固的专制文化依然顽固地坚持一个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心理偏见，也就是所谓“民主必然导致社会动乱”的荒谬论断。西方文化将民主自由首先看成 是社会个体的天赋人权，即使不是“上帝创造了有思想的人类”应该拥有自由意志的神圣宣言，也起码应该符合康德所说的“每一个人都应当成为他自己的主人”的 独立个性，因此在现代民主社会，尊重个体表达言论的自由权利往往被视为比维护集体荣誉感更加重要。东方文化习惯于从集体和权力角度观察所得出的实用经验则 不同，权力驾驭压制一切是维持秩序稳定的唯一途径，甚至连文化和道德都必须服从统治者的命令，个人从来不被认为比集体具有更优先更重要的独立性，以集体名 义压制个体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道德选择。于是，在综合了统治权力和集体利益双重角色的群体心理观念看来，宣言个性的民主自由既然会造成与集体冲突，那么就 不仅应该断然拒绝，还应该加以道德谴责。

“如果一个人想对一个群体施加影响，那他不需要考虑运用富有逻辑性的雄辩来使大家心服，他只需要反 反复复，添油加醋地夸大其词，危言耸听，只要能迷惑住群体成员，使他们深信不疑，就大功告成了”。迷信语言的神奇魔力是领袖能够操控群体的神秘法宝，“语 言和词汇足以在群体平静的心理状态中激起令人震惊和畏惧的惊涛骇浪，但也可以让这些不安份的浪涛重新变得波平如镜”。正如中国一个星期之前还波澜壮阔的反 日大潮，在领袖人物表态要求降温和政府发布通告严令禁止之后立即消声匿迹，比较韩国更为持久的民间反日行动，显见专制社会下爱国者受统治集团严密控制的窘 态。“生动的词汇和精辟的习语常常轻松地击败理性和论证的说服力”，这并非是说伟大领袖的指示语录有特别优秀的文学造诣，而是说群体的心理状态更容易在它 们所营造的特殊气氛中发挥威力。“在大庭广众之下，一个庄严的声音郑重地宣读这些词汇习语，当它们在公众的耳畔响起时，所有的人都秉气凝神，垂手而立，脸 上显出崇敬之情，心中充满了敬畏和顺从”。回想一下仅仅20几年前中国大地的情景，数以亿计的老百姓必须早晨晚间饭前课后集合一起，列队到操场广播下聆听 “最高指示”，高度集体化的群体生活会使人退化到原始社会一模一样的崇拜模式，实在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了。

可以说，群体利用类似原始膜拜的 无意识心理，替其成员树立了图腾崇拜一般的道德准则，同民主社会尊重个体权利的理性道德原则所不相同的是，群体所树立的集体道德不仅漠视个体的自我意识， 而且刻意压制生命的人性价值，因此常常会表现出不惜牺牲自我来获得伟大成就的狂热理想。从表面看来，似乎群体的盲从性更有利于专制社会集中统筹与调动分配 社会资源，而个体的松散性导致了民主社会更难以凝聚共同力量。在现代民主社会，参与选举的政治人物往往需要亲自下到基层民间，靠走街串巷主动接触民众去寻 求支持，不象专制社会的政治人物那样能动辄号召动员大量群众，犹如学生上课一般将他们集中到广场上来聆听领导训言。然而，我们若考察一下过去几十年来种族 主义和民族主义所造成的社会倒退，特别是法西斯以及共产党等专制集团煽动集体狂热所酿成的无穷灾祸，也许会更情愿地忍受民主社会中尊重公民自由权利，就必 然会限制政府公共权力的诸多不便。

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除了独占政治资源的统治集团和士大夫阶层以外，下层老百姓基本上是出于无组织的松散 状态，不幸的是民间文化并未象古希腊古罗马那样获得独立自由的发展，反而不断遭受上层统治权力的压制乃至蜕变消亡，于是我们的文化人和道德家全都变成了附 属于统治集团的成员，所谓“礼仪之邦”已经丧失了理性发展的可能性。认识中国传统文化陷入集体主义的缺陷，也许有利于反思近代百多年来，从义和团到文化大 革命种种诉诸破害狂热的“群众运动”所具有的东方特色的残忍性。民国时代昙花一现的“新文化运动”最为不幸的失败，也恰恰就是让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所联手 煽动的集体狂热淹没了个体主义的理性发展，其结果不言而喻：数以亿计的人口如动物一般遭受暴力集团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残酷迫害。

拥有东方渊源 但已经接受民主文化的台湾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全新面貌，也许会让很多西方人都赞叹不已，但对于思维格守传统的东方人来说，能吸引他们眼球的仅仅是观赏议员在 国会打架的混乱场面，因为这种精心裁剪的新闻既能刺激他们范围受限的娱乐兴趣，又能加强教育他们嘲弄“民主导致天下打乱”的心理偏见。别以为当红艺人公开 表态“台湾民主是玩笑”，是他曾经过深思熟虑的观察研究后得出的政治报告，在以限制成员自由为骄傲感情的专制文化中，借轻视民主文化的荒唐事迹来发泄一下 压抑情绪，正是获得群体心理“优越感”所纵容的仇视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