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在獨處時，尚能顯出幾分機靈和敏銳；一旦投身集體，你就會發現他們跟傻瓜毫無二致。”

上 述是德國詩人席勒的詩句，原本就被心理學者用來引證“群體智商水平總是比個人智商水平低得多”，我並不諱言用貶低群體的“難聽話”作為開篇首語，是為了特 意表達輕視集體主義者迷戀國家民族的盲目感情。群體心理慣有的低劣表現惹得專家學者的口誅筆伐已有淵源遠久的歷史，象斯格勒說的：“生活在群體中的個人智 力會受到抑制，智商水平因此不斷下降，感性力量卻會不斷加強”，已經算是相當溫和的理性結論，比起勒邦不留情面的描述：“僅僅一個人成為集體之一員的事實 就使他在文明的階梯往下跌了好幾級，在獨自一個人時，他也許是一個教養良好、彬彬有禮的紳士，但在進入群體之後，他就變成一個野蠻的人，在本能衝動的的驅 使下為所欲為。群體生活在他身上打上了野蠻人的烙印，包括任性粗俗、待人粗暴、冷酷無情...”，若在共產主義這種現代最臭名昭著的集體主義者看來，勒邦 的言論也許就該是階級敵人對“革命群眾”的惡毒攻擊了。

本文僅僅是我閱讀弗洛伊德書籍的心得,因此並不想進一步討論諸如“無意識現象在智力活動中的關鍵作用”等現代心理學的深奧理論，但為了避免誤會，倒是原意首先界定一下本文所涉及的兩個文化概念：“群體”和“個體”。

〔群體〕：在特定時期為了特殊目的而建立的種群，例如某個民族國家，社會階層或者團體機構；
［個體］：具有自我意識和精神主體的獨立人，例如民主社會裡具有平等尊嚴和自由權利的公民；

在 《群體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一文中，弗洛伊德對群體心理特徵有一段精采描述：“處於群體的成員身上會表現出以下種種特徵，有意識的人格完全淪喪，無意識的 人格占了上風，在暗示和感染作用的影響下，個人的感情和想法轉朝相同的方向，受到暗示的觀點轉化成某種傾向性的行動。作為群體成員的個人已經不再是之前的 哪個人了，他喪失了個人的意志自由和自主性，成為一個受人操縱控制的機器人或傀儡”。弗洛伊德認為隸屬於群體的成員以某種“紐帶（例如群居本能和群體意 識）”聯結成為一個整體，個人有差別的心理活動所構成的獨特個性會被群體忽視和融合，每個成員都呈現出相同性格的無意識潛質。群體生活會使得私人生活的個 性淹沒在共同性格之中而蕩然無存，成員個人的心理機制喪失了判斷良知和責任的能力，退化到只能保留本能衝動的低級層次；相較之下，個體之間雖然以親戚，朋 友，師生等社會關係互相影響，但卻從不忽視自己異於他人的獨特個性，因此反而能健康培養出良知和責任等道德習慣，即使在互相倚賴的現代社會也能保持豐富多 變的上層心理活動。

最有趣的是，現代心理學得出的結論與東方文化主張“集體有益於公義”的道德觀念完全相反：群體通過縱容無意識的本能沖 動，使心靈容易被外界操縱而變得人格墮落道德低下；個體強烈的自我意識反而有助於維持自由意志，使人有能力約束無意識的本能衝動而保持教養良好彬彬有禮的 紳士形象。“群體賦予了個人某種條件，使他不再抑制自己的無意識的本能衝動...這種無意識包括了人們心中全部的邪惡之物，繼承了人類所有的邪惡念頭。在 這種情況下，我們就不難理解，良心、良知、責任感和責任心全都不復存在”。弗洛伊德特別指出其中群體對於個人所施加的“催眠中的暗示”作用：“群體中的個 人已經意識不到自己的所作所為，猶如被施以催眠術的人，他的某一能力受到了破壞，與此同時，另外一些能力釋放出來並且被演繹到極致。一旦受到某種暗示的影 響，他就會抑制不住某種瘋狂的衝動，做出某種行為”。

依仗人數眾多力量強大的群體“優越感”來放縱自己不負責任的行為，同接受群體潛移默化 的心理感染去維護集體顧全大局甚至不惜犧牲自己，兩種明顯看來是自相矛盾的道德選擇並不會困惑群體心理，這是群體成員陷入無意識的本能衝動後的鮮明特徵。 “一個群體往往不去探究一件事情怎樣才算得上是真理或謬誤，更主要的是，它迷信自己的力量。這兩個原因使它在順從權威的同時，又表現得自私、狹隘，缺乏寬 容。它對暴力頂禮膜拜，不輕易萌生絲毫惻隱之心，更不會輕易受到感動。依它的看法，惻隱之心只是懦夫的無能表現，所以，它要求群體中的影響必須強悍而勇 猛，甚至要殘暴兇狠。它要求的是統治和壓制群體成員的秩序，它要求群體成員敬畏和順從現實世界的主宰。從本質上來說，它是保守又反動的，它仇視一切變革， 痛恨一切進步，反倒崇敬古老守舊的傳統”。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義和團盲目排外仇視異端同時又竭力維護滿清政權；紅衛兵在砸物抄家批鬥敵人之餘還念念不忘 表態效忠黨派領袖；乃至反日青年肆意破壞別人財物之後還要號稱維護民族利益，都是訴諸集體名義去縱容暴行的心理作祟。

欠缺辨別是非的能力， 不懂得如何懷疑和理智反思，是“群體容易輕信外界並受其影響而走向極端”的主要因素。群體對真理不感興趣，因為它們只熱衷於幻想和錯覺，並且喜歡在真實和 虛幻之間保持模糊不清的狀態。如同大陸新聞媒體在報導事實真相時常常要“顧全大局”的曖昧心態，前些日子香港反日示威中發生的起鬨毆打民主人士的事件，也 正好暴露了愛國群體同樣是不問事實一味發泄的盲目心態。顯而易見，促使愛國者們將別人訴求六四真相的行為誇大聯想為“反中亂港”的心理機制，肯定不是關注 歷史教育這種嚴格追求真理事實的內心渴望，能夠挑動他們潛伏心底的原始兇殘本能，並將嫌惡忌諱民主自由的情緒上升為強烈仇恨的心理動機，恰恰正是他們在反 日浪潮所掀起的國家集體“優越感”的縱容下，爆發出向中共權力領袖討好效忠的本能衝動。類似於飽含“純真情懷”去造反革命的紅衛兵那樣，批鬥台上被他們深 惡痛絕盡情辱罵的“反革命份子”，也許並不是在日常生活中令他們討厭反感的醜惡人物，促使他們不加思考就將原本無辜甚至毫不相識的受害者視為“敵對份子” 的妄想心理，其實就是投身加入“革命群體”後智商下降的墮落效應。眾多“革命者”爭先恐後表態效忠最高領袖，也促使暴徒們愈加縱容迫壞本能來煽動鬥爭仇 恨，群體成員在本能驅使下瘋狂崇拜領袖權威，是陷入訴諸暴力來增強其優越感的惡性循環的主要因素。

首先將受害人幻想成諸如“民族罪人”或者 “敵對份子”，是群體心理容易喪失檢驗事物真假功能的突出表現，弗洛伊德把這種現象類比為神經症患者受到“心理現實性”的誘惑，認為它其實是由某種從來沒 有被實踐的邪念所構成的罪惡感。事實上這種建立在心理幻想出來的邪惡基礎上所萌生的負罪感，對於我們生活在東方文化中的現代人來說也許並不陌生。時至今 日，東方根深蒂固的專制文化依然頑固地堅持一個沒有任何現實基礎的心理偏見，也就是所謂“民主必然導致社會動亂”的荒謬論斷。西方文化將民主自由首先看成 是社會個體的天賦人權，即使不是“上帝創造了有思想的人類”應該擁有自由意志的神聖宣言，也起碼應該符合康德所說的“每一個人都應當成為他自己的主人”的 獨立個性，因此在現代民主社會，尊重個體表達言論的自由權利往往被視為比維護集體榮譽感更加重要。東方文化習慣於從集體和權力角度觀察所得出的實用經驗則 不同，權力駕馭壓制一切是維持秩序穩定的唯一途徑，甚至連文化和道德都必須服從統治者的命令，個人從來不被認為比集體具有更優先更重要的獨立性，以集體名 義壓制個體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道德選擇。於是，在綜合了統治權力和集體利益雙重角色的群體心理觀念看來，宣言個性的民主自由既然會造成與集體衝突，那麼就 不僅應該斷然拒絕，還應該加以道德譴責。

“如果一個人想對一個群體施加影響，那他不需要考慮運用富有邏輯性的雄辯來使大家心服，他只需要反 反覆復，添油加醋地誇大其詞，危言聳聽，只要能迷惑住群體成員，使他們深信不疑，就大功告成了”。迷信語言的神奇魔力是領袖能夠操控群體的神秘法寶，“語 言和詞彙足以在群體平靜的心理狀態中激起令人震驚和畏懼的驚濤駭浪，但也可以讓這些不安份的浪濤重新變得波平如鏡”。正如中國一個星期之前還波瀾壯闊的反 日大潮，在領袖人物表態要求降溫和政府發布通告嚴令禁止之後立即消聲匿跡，比較韓國更為持久的民間反日行動，顯見專制社會下愛國者受統治集團嚴密控制的窘 態。“生動的詞彙和精闢的習語常常輕鬆地擊敗理性和論證的說服力”，這並非是說偉大領袖的指示語錄有特別優秀的文學造詣，而是說群體的心理狀態更容易在它 們所營造的特殊氣氛中發揮威力。“在大庭廣眾之下，一個莊嚴的聲音鄭重地宣讀這些詞彙習語，當它們在公眾的耳畔響起時，所有的人都秉氣凝神，垂手而立，臉 上顯出崇敬之情，心中充滿了敬畏和順從”。回想一下僅僅20幾年前中國大地的情景，數以億計的老百姓必須早晨晚間飯前課後集合一起，列隊到操場廣播下聆聽 “最高指示”，高度集體化的群體生活會使人退化到原始社會一模一樣的崇拜模式，實在是再清楚不過的事實了。

可以說，群體利用類似原始膜拜的 無意識心理，替其成員樹立了圖騰崇拜一般的道德準則，同民主社會尊重個體權利的理性道德原則所不相同的是，群體所樹立的集體道德不僅漠視個體的自我意識， 而且刻意壓制生命的人性價值，因此常常會表現出不惜犧牲自我來獲得偉大成就的狂熱理想。從表面看來，似乎群體的盲從性更有利於專制社會集中統籌與調動分配 社會資源，而個體的鬆散性導致了民主社會更難以凝聚共同力量。在現代民主社會，參與選舉的政治人物往往需要親自下到基層民間，靠走街串巷主動接觸民眾去尋 求支持，不象專制社會的政治人物那樣能動輒號召動員大量群眾，猶如學生上課一般將他們集中到廣場上來聆聽領導訓言。然而，我們若考察一下過去幾十年來種族 主義和民族主義所造成的社會倒退，特別是法西斯以及共產黨等專制集團煽動集體狂熱所釀成的無窮災禍，也許會更情願地忍受民主社會中尊重公民自由權利，就必 然會限制政府公共權力的諸多不便。

古代中國的社會結構，除了獨占政治資源的統治集團和士大夫階層以外，下層老百姓基本上是出於無組織的鬆散 狀態，不幸的是民間文化並未象古希臘古羅馬那樣獲得獨立自由的發展，反而不斷遭受上層統治權力的壓制乃至蛻變消亡，於是我們的文化人和道德家全都變成了附 屬於統治集團的成員，所謂“禮儀之邦”已經喪失了理性發展的可能性。認識中國傳統文化陷入集體主義的缺陷，也許有利於反思近代百多年來，從義和團到文化大 革命種種訴諸破害狂熱的“群眾運動”所具有的東方特色的殘忍性。民國時代曇花一現的“新文化運動”最為不幸的失敗，也恰恰就是讓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所聯手 煽動的集體狂熱淹沒了個體主義的理性發展，其結果不言而喻：數以億計的人口如動物一般遭受暴力集團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殘酷迫害。

擁有東方淵源 但已經接受民主文化的台灣社會所表現出來的全新面貌，也許會讓很多西方人都讚嘆不已，但對於思維格守傳統的東方人來說，能吸引他們眼球的僅僅是觀賞議員在 國會打架的混亂場面，因為這種精心裁剪的新聞既能刺激他們範圍受限的娛樂興趣，又能加強教育他們嘲弄“民主導致天下打亂”的心理偏見。別以為當紅藝人公開 表態“台灣民主是玩笑”，是他曾經過深思熟慮的觀察研究後得出的政治報告，在以限製成員自由為驕傲感情的專制文化中，借輕視民主文化的荒唐事跡來發泄一下 壓抑情緒，正是獲得群體心理“優越感”所縱容的仇視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