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錚是西方人權標準的試金石作者：看山
不同於焦國標、賀衛方、艾未未、陳光誠們稍稍受到一點委屈和打壓，西方媒體就義憤填膺，西方官員就頻頻表態、施壓，逼迫中國政府讓步；北京經濟管理學院女教師王錚銷聲匿跡已有20多天，迄今渺無音信，而西方的政界和輿論界一片沉寂，好像這件事從來沒有發生。誰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但所有人都選擇沉默，選擇視而不見，只有幾家媒體試圖採訪，聯繫不上也就作罷。
同樣是嚴重踐踏人權的行為，為什麼對中國“人權問題”一直表現極端熱切的西方政界和媒體，此次卻顯露出截然不同的面孔？這當然是因為人權被踐踏的對象，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傾向：焦國標、賀衛方、艾未未、陳光誠等人，都是西方普世價值的鼓吹者，是西方利益的同路人；而王錚支持主張中國走自己獨立道路的薄熙來，其政治立場對西方不但無益，而且有害。可見，西方對“人權”的關注也是選擇性的。他們手中舉的牌子是“人權”，心中衡量的標準卻是“政治”，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也看不到半點“普世”。與其說他們是關心中國的人權，不如說他們是以此方式選拔、培育和支持自己在中國的別動隊，人權只是道具。作為外國政府，這種做法可以理解，可怕的是，整個西方世界的主流輿論也莫不如此——可見，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確實是一種比之核武器更加強大的精神原子彈，就像1930年代的馬克思主義一樣。
面對“另一些人”的人權遭到侵害，這一回西方不但沒有“仗義”援手，反而還落井下石，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當“烏有之鄉”頂着巨大壓力發表對薄熙來事件的看法和聲明時，西方主流輿論竟然眾口一詞宣稱：“烏有之鄉”這樣做是“為了自保”——世界上有這樣“自保”的嗎？這樣做又如何能達到“自保”的目的？除了招致更大的壓力和打擊外，“烏有之鄉”還能得到什麼？與此同時，一個一直被主流學術界視為頭腦混亂、沒有理性的下三濫學者，突然之間成了香餑餑，對他話語中充斥的邏輯混亂和理性缺失，學術界和輿論界突然視而不見，因為這個人在正確的時候做了正確的選擇：當“烏有之鄉”被查封和禁言後，他以“烏有之鄉”創始人的身份站出來，舉證“烏有之鄉”的“邪惡”。雖然他所謂“創始人”的身份早已經被證偽，但這絲毫也不妨礙西方媒體反覆炒作“創始人揭露烏有之鄉變邪教”。
從這裡也可看出，西方要的其實只是一個道具、一個幌子，他們甚至都不怎麼在意自己的道具是否整潔、是否能夠自圓其說。如果真是要促進中國的人權保障，王錚的意義遠非焦國標、賀衛方、艾未未和陳光誠可比，或許只有當年的張志新才可與之接近。但張志新的影響力，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官方需要樹典型而作的標榜所致，就像焦裕祿、雷鋒一樣。王錚的影響力，則完全因為她自己，因為她的所作所為——她就是這樣影響了國家的時局，拷問着許多人的內心，改變了不少人行為的方式和尺度。
更重要的是，王錚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殉道者。在當下中國，右翼不乏勇於犧牲的人，甚至數量遠多於左翼。但是，左右面對的險境是不一樣的。右傾激進固然也有風險，但這種風險有其底線，因為有美國等西方國家為之兜底；而且這種風險還伴隨着機會——說不定突然就出名成了英雄，得個諾獎、弗獎什麼的，至不濟也可逍遙海外，像焦國標、陳光誠一樣。而左傾的風險卻沒有任何底線的支撐，不但風險更大，而且不可能兌換成任何的機會或利益，因為沒有“另一個美國”為左翼提供這種空間與資源（由此也可理解右翼對“民主美國”的感情）。沒有了對利益的期盼，左翼的犧牲就是純粹的赴難，而且得不到右翼主導的主流輿論的關注和同情，只會有不少人出來爭吃人血饅頭。所以，思想界的現狀是，右比左表現得更勇敢，更勇於激進。這不是由價值的傾向造成的，而是由人性的趨利避害決定的——任何人都有現實一面，即使是那些站出來勇敢擔當的人，也只是放大了自己心中理想的一面；現實的一面依然存在，並且在默默影響着行為的選擇。
正因為如此，更見得王錚的難能可貴。在今天，這個名字本身就代表了一種成就，構成了一座豐碑——不需要人為雕塑，不需要有人喝彩，她就矗立在那裡，孤獨卻有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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