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我們跟錯了老師

清朝末年，中國政治文化在外來文化衝擊下，不得不承認不如人的現實。在“老子被兒子打倒之後”，以“老子”自居的中國不得不低頭向“兒子”學習。在當時，最先進的西方政治文化以美國為代表，屬於上上政治文化。日本虛心向美國學習，以美國為老師，脫亞入歐，政治文化也從中世紀中走出來。這兩個老師學那一個都會把中國政治文化帶出中世紀，可是，有病亂投醫的精英們卻半途而廢，認蘇俄為老師。

在三位老師中，除了蘇聯這個老師，跟哪個老師學習，我們的政治現代化進程都要比今天更快，可是，歷史的巧合讓我們抽了下下籤，選擇了一個最壞的老師。中國從此進入了轟轟烈烈地政治文化大膨脹的時代，砍頭、流血、對人的極端摧殘成了中國社會的主旋律，群眾的暴政取代了暴君的暴政。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燒成了焦土或翻成了生土，現代化在相當長的時間裡生長不出來。

“以俄為師”，實是孫中山因中國歐美民主模式失敗，而轉向依靠集權的政治。俄國的成功，孫中山欲師法俄共，開了政黨法西斯的壞風氣。**按照俄共的模式建立了組織，成了第三國際的一個好學生。老師為之提供經費，培訓幹部，設計路線和任務，對俄共的追隨和複製一直延伸到建國。二戰以後，資產階級國家元氣大傷，而斯大林工業化出現奇蹟，這都是我們跟定了老師的一個因素。建國後的國家、軍隊、經濟、教育、意識形態，中國幾乎全盤照搬蘇聯的一套。劉少奇多少承認：“我們完全是布爾什維克建黨原則建立起來的。”

跟錯老師，其實比沒有老師更壞。我們所學到“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所謂“先進文化”，其實質不過是中世紀文化的翻新。可是，翻新後的文化，實踐起來比沒有翻新的舊文化更壞。用馬克思的觀點來看，近代日本政治帶有明顯的封建主義色彩。可是，我們學到的東西，連這個不徹底的東西都不如。假如沒有俄國這個老師，中國的共產主義可能會停留於激烈的思想階段，根本不可能成為發展組織或政黨，更談不上建立軍隊顛覆國家政權了。

中世紀的文化，中世紀的臣民，中世紀的制度，三者相互交應，成了現代化進程的巨大阻力。在中世紀文化、臣民意識、以及制度作用下，中國社會退縮甚至超過了滿清的社會的最低點。沒有辮子的社會和個人，遠比有辮子滿清更為可笑，只不過，轎子換成了寶馬，電腦取代了人腦，但是骨子裡的東西依然是中世紀的東西，根本性的東西並沒有改變。

在亞洲，日本、南韓以美國為老師，兩位學生很快接受了老師的理念。台灣在日本占領時期，被老師強制灌輸老師的東西（殖民化），也為台灣今天的民主打下了基礎。可是，兩位老師學誰，中國現代化進程都會飛速進步，可是，中國長時間就是不認這兩個老師，結果，導致耽誤了自己。即便在今天，以美國為師，以日本為師，依然對我們的現代化進程有指導作用。

歷史已經證明了蘇聯錯了，老師也跟錯了。老師錯了以後，迅速改正了過來。可是，學生卻固執起來了。看來，我們依然改變不了當學生的命運。美國、日本、蘇聯，過去只要不跟蘇聯，跟誰學習，都不會被拋棄到現代化進程之外。而今，美國、日本、蘇聯，學任何一個，民族都會大有希望。為了民族的將來，跟錯老師，我們就應該勇敢地放棄他。哪個老師進步了，我們就跟定那個老師。不然，我們永遠改變不了當學生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