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卡内基，将会从他们中间产生吗？

大小不一的民营企业正踊跃地介入到中国这一轮以重化工业打头阵的“新型工业化运动”中来。在这份名单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已经在某个产业领域做到老大级别的民营企业：中国的“饲料大王 ”(东方希望)、世界的“羊绒大王”(鄂尔多斯)、全球最大的化学型材生产商(实德)、中国的家电大佬(春兰-它虽不是民营企业，但是其市场冲动和市场运作能力不言而喻)、与德隆并称“新疆双雄”的广汇实业、以及全球最大的电池生产商之一比亚迪等等。

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化工，这些曾一度被视作冷门或者所谓“夕阳”的产业，自2002年下半年以来，无可置疑地成为中国现阶段经济增长中最强劲的部分。其中，最大的推动力不是来自于国有(控股)企业，而是民营企业和外资，以机械行业为例，目前民营和三资企业在行业销售收入中占到八成，利润则占到九成。而对现在存在不同程度国家垄断的电力、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行业，亦有大量民营资本在一侧伺机而动。

由于市场需求旺盛、民营企业高度参与，最常出现的讨论话题就是诸如“民营企业大炼钢铁是否导致重复建设投资过热”之类。但《中国企业家》无意参与到类似的争论中去。

当我们看到刘永行长考六年，最终做出将铝电复体化作为“第二主业”、并在未来数年内对之投资100亿元的决定；当我们看到王林祥向外界发布总投资63亿元做硅电项目的消息；当我们听徐明说他正在筹巨资向石化产业挺进、以完成实德从建材到石化的转型；当我们听陶建幸讲述他的“三个台阶论”，讲他将商用车、新能源作为家电之后的第二、第三产业的规划；还有当听到郭广昌大胆预测“未来，全球的钢产量将有三分之一来自中国”……当我们在短时间内频繁地听到这些中国顶尖的企业家们用相似的概念、谈着相近的话题，《中国企业家》的第一个想法是-

中国的卡内基，将会从他们中间产生吗？

据全国工商联公布的2002年民营企业营收排序，江苏沙钢以145.6亿元的年营收仅次于声名赫赫的联想控股，排在第二位，同时它的净利润也列在第五位。这是江苏沙钢首度进入这个榜单。

仅比沙钢落后几名的复星集团也透出浓浓的“钢铁味”，其董事长郭广昌公开表示，复星的钢铁板块在2003年贡献了17、18亿的纯利。目前复星在钢铁业内的年产能还只有六七百万吨，而据说，复星计划到2005年在钢铁业实现逾2000万吨的产量。郭广昌说：“三年前开始投钢铁的时候，我们连说都不敢跟人家说，因为跟任何人讲到投资钢铁大家都会反对。”

但是现在你还会对以下的结论怀疑吗？耕耘在重化工领域的民营企业在未来数年内将刷新中国民营企业的最强阵营；这拨以市场化力量为主要发动机的新工业运动将托生出中国第一批不是官员出身、不被政府任免、只以市场论功过的重工巨头。

新工业运动

建国以后，中国仿照前苏联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20世纪80年代后，工业发展策略向轻工业倾斜，在居民对耐用消费品需求迅猛增加的情况下，轻、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变换了次序，重工业年均增速仅为轻工业年均增速的76%，轻工业出现了带有补偿性质的增长，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工业(1979年-1988年)的年平均增长率26.1%到87.6%之间，远远高于同期工业总产值12.8%的增长速度。也就是在这段时期，中国孕育生长了一批眼下知名的家电企业，它们至今仍然代表着“中国制造”的最高水准，其管理水平、营销能力、战略能力至今还是被大量的中国企业视作典范进行研究。

实际上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相对重工业，轻工业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已经在持续减弱。但是“1997年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以后，新的主导行业并没有形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经部部长刘世锦分析道，“这种局面直到2002年下半年才发生了实质性变化。”

他说的“实质性变化”就是，由于处在终端需求的住宅、汽车、电子通讯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行业的拉动，市场对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建材、化工行业的需求大增，以上两个方面又拉动了电力、煤炭、石油等能源行业的增长。“在由这种逻辑关系构成的增长格局中，快速增长的行业大多数属于重化工业。”刘世锦说。研究者们相信，目前这种发展态势正契合了大部分工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发展经验的，它们基本上也是沿着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高新技术业-服务业这么一个链条走过来的。

棉纺织业是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最先得到工业化的产业，而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以受益最大的美国为例，主要的突破则是建立起了钢铁、石油、化学、汽车等行业的生产体系，诞生了影响工业世界百年的企业，比如卡内基、标准石油、杜邦、福特等等。和中国邻近的几个国家(地区)的发展经验也证明，重化工业企业的发达繁荣才意味着一个国家(地区)完整工业体系的确立。比如日本在明治维新50来年后，进入1920年代，重工业开始迅速成长；台湾，当局在五六十年代大力扶植纺织业的发展和出口，而20世纪70年代初中期即开始在台推行“重化工业”革命，以“人造纤维、塑胶-石化”及“金属制品、机械-钢铁”两大系列作为代表，加速发展资本及技术密集工业，以“进口替代”战略建立台湾自己的重化工业，这次浪潮托起了台湾有名的中钢公司以及后来的台湾首富-王永庆家族(台塑集团)；韩国也是在70年代开始重工化道路，政府制定“重化学工业”计划,把钢铁、机械、石油、化学、造船、电子、有色金属列为6大“战略产业”加以扶持。

中国虽曾和前苏联一样，在轻工发展之前就优先发展重工，不过用刘世锦的话说，那是“没有居民消费基础”的发展，最后难免身陷困境；另外一个重大不同是，那时更没有民间资本的参与，没有刘永行们-今天中国的重化工业走入的是一个“企业家时代”。那么，曾经在饲料、电子、地产、纺织等产业领域里取得过巨大成功的这些企业家，他们会以何种手段来撬动重工？他们撬得动吗？

他们有可能因此失败，他们也有可能因此伟大，我们只是看到了一场大幕的开启而已。

“新人”肖像

是什么推动着他们从四面八方不约而同地赶来，站到一条条全新且类似的起跑线上？能不能为这些重工业的“新人”们画一个带有他们某些共同特征的肖像？

1、主业做了一、二十年，有产业战略转型的紧迫感

鄂尔多斯王林祥、东方希望刘永行、春兰陶建幸，这些将原来的主业做到相当规模的企业家碰到一个类似的问题：即使可以将主业规模继续做大，业务却面临着边际利润下降的危险。

陶建幸说：“别人是占有率至上，而我是利润至上。为什么非要在一个领域做大？谁规定我一定要做空调的？”他称他国内那些竞争优势一在营销、二在大规模生产的企业称为“壳企业”，看上去很大，但做得很辛苦。有丰富的股市投资经验的陶，做产业也一样，在把利润做到最高点之前就撒手。那么到哪儿去寻找第二、第三产业呢？陶建幸认为一般做传统产业起家的企业仍然是在传统产业里寻找可以互补的产业，但是他举出GE、三星、松下的例子，认为大公司应该沿着传统产业-现代产业-未来产业三个台阶爬升。所以，当他认为春兰在家电业已经做到尽头的时候，他选择了将商用车、新能源作为春兰的第二和第三个台阶。春兰是当年家电业第一阵营里惟一一个走出家电混战、实现产业转型的大佬。

如果说陶建幸对传统产业、现代产业、未来产业的分类有较强的个人理解色彩，那么王林祥和刘永行则对由“轻”至“重”的转型有明确的要求。

由于发展羊绒业有资源限制，鄂尔多斯虽然近年来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羊绒加工企业，但多年来一直在寻找未来能替代羊绒的主业。王林祥分析，中国轻工业在世界上的比较优势太强了，现在各国对中国制造的反倾销措施对其还有所限制，但即使这样，用不了十年二十年，中国的轻工制造一定会独步天下。“鄂尔多斯就是要找一个进入门槛稍微高一些，不是国内所有企业都能一哄而上去做的。这也是我们进入重工业的一个原因。”

刘永行几乎说过一模一样的话，他认为前二十年积累下来的丰厚资本是东方希望进入重工的一个基本保证。他从1996年就在为东方希望寻找“第二主业”，因为他预见到，几年后在全国将饲料厂布点完毕后，东方希望如不为资本找到新出路，就将陷入漫长的停滞期。“我们应该做一点更大的事情，再做轻工业是不可能了，随着中国逐步成为全世界制造中心，中国对原材料需求越来越大、对装备水平要求越来越高，中国的重工业化趋势是必然的。”

当企业转型的一般命题和由“轻”至“重”的特殊任务揉合在一起，企业面对的挑战之大可想而知。这些企业在谋划此次转型时，都酝酿了相当长时间，其间包括对若干产业的考察，对资金、人才、技术的筹集和积累。陶建幸说：“打仗最忌临阵乱，(转型)这种事不能急，得等，怎么也得六七年，最快也要三年。”非常准确--刘永行、王林祥对“第二主业”的选择均用了五六年时间。

2、共同的武器：以低成本为核心的“相对优势论”

成本低！这是民营企业家们认定自己做重工一定能赚钱的最大原因。

刘永行在接受本刊专访时，主动谈的第一个话题就是他提倡的“企业相对论”。他对咨询公司给出的“朝阳产业”、“夕阳产业”的概念颇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一个误区，有时候其实大家是把完全竞争产业等同于夕阳产业。他最注重的是，如果东方希望进入某个产业后，能不能在这个产业里建立起它的相对竞争优势、做到前三名？

他曾给很多人算过他在铝电业上的账：用跨国公司1/3的成本、花1/3的时间建起了具有国际先进技术的工厂，并且从铝电到赖氨酸再到饲料，打通一个产业链。他不信自己这么做没有竞争力。

王林祥也强调鄂尔多斯做硅铁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低成本。在决定做硅电之前，鄂尔多斯对“次主业”的寻找一直不顺，去海南搞过制药、在当地搞过建材、还做过电子元器件，但是都交了学费。王林祥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搞这些产业无法在内蒙建立起相应的产业集群、配套跟不上，而利用鄂尔多斯当地天然资源做硅电，却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炼一吨硅铁需要9000度电，需要焦煤、矿石。这三种东西我们当地不仅有，而且储量非常丰富，而且价格、成本是全世界最低。我们分析了近十年来硅铁的价格波动和市场需求，最后的结论是，在我们当地做硅铁，即使全世界的硅铁厂都死掉我们仍然可以存活，这是我们下决心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

复星副董事长梁信军坦言，复星之所以敢投巨资大炼钢铁是因为算清楚了成本这笔账，“找到了商业的真理。”据他说，国际通行的标准是每形成一吨钢的生产能力，需投入一万元人民币，而复星炼钢以来，对每吨钢产出的投资仅为860元-1800元人民币。

除了原材料、人工便宜，这些企业家们亦深知重工业里成本和产量之间的重要关系、低于某个规模进行的经营将要受到惩罚，于是改变了以往做轻工将产量逐步扩大的经营作风，纷纷“孤注一掷”，有意“毕其功于一役”。事实上，在美国商业史学家钱德勒对美国重工业史的分析中也说道：先行者的一大优势和必要手段就是通过对大工厂的投资建立起寡头垄断。

于是我们看到，保质、高效地建一个最佳规模、以实现规模经营的工厂，成了这些民营企业家进军重工业之初最关键的商业行动。在刘永行、王林祥的规划中，自己所建的铝电厂、硅电厂都将达到全球单体企业在该产业里的最大产能。

低成本、高效率本来是中国民营企业在轻工制造上百试不爽的利器。现在当他们进军所谓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重工时，主要倚赖的，还是这两把钥匙。但不知道它们能不能打通重工业的门。

3、自觉建立起的全球视野

他们攥着自己在本土创业一二十年攒下的资本、转身走向内陆某个并不知名的小城市，炼钢、炼铝，但是和20年、10年前他们草创基业的时候不同，他们眼下在进军重工业时，有非常明确的全球视野。他们对产业走向的判断、对成本利润产量的估算，均是将企业放在全球生产体系下作出来的。

陶建幸在参考国际大公司的产业升级史后，作出应该由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升级的战略判断；刘永行和其他企业联合，有意到海外去收购氧化铝资源；郭广昌之所以大炼钢铁是基于他对中国成为全球制造大国的认定；王林祥比较了全球近十年来硅铁的价格波动和市场需求，最后决定上硅铁项目。

正因为中国新一轮工业化一开始就被置于全球工业体系进行考量，所以在最近两年炼钢热、炼铝热中进入的大量搞小规模经营的企业很快就会被淘汰出局，不管它是民营资本还是地方政府投资。4、资本主角不再是银行

以数十亿、上百亿的总投资计，刘永行已不太可能像他从前二十年做饲料那样以零负债、自有资金滚动投入的手段来做重工业。但是银行并不是他融资时的惟一选择，甚至都不是最重要的选择。东方希望包头稀铝厂第一期20亿元的投入，他是靠零负债做的。“如果继续投入有困难，我们可以把第二期建得慢一点。”他说。当然，还有更积极的选择，那就是变卖他这几年在民生银行(相关,行情)、民生保险、光明乳业(相关,行情)等一些企业的股权，或者引进合资者，比如说他的三位兄弟。

并不是刘永行全面排斥银行，“如果银行能提供帮助就更好了，但是如果上级有疑虑……”刘永行指的是东方希望的三门峡氧化铝项目、包头稀铝项目还没有获得国家级审批，拿不到审批，就拿不到银行的贷款。王林祥建硅电厂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鄂尔多斯发展了20多年，整个集团的净资产也就是34亿元，而现在搞硅电一期投资就要37亿元，但是由于2×330万千瓦的火电厂拿不到国家级审批，不能借贷，鄂尔多斯只能依靠自筹的20亿元先期投入，其中，6亿元来自集团上市公司投资。王林祥说他的算盘是，2006年，该项目就能达到一年6亿元的利润，鄂尔多斯电力冶金公司就可作价60亿，也就是说“只要拿出30%的股份，就可以换回18亿投资。”

而对于资本高手复星来说，尽量向资本市场融资更是其第一冲动和最突出的能力。现在，南钢是其钢铁业面向国内融资的一道窗口，另据报道，当宁波建龙300万吨钢铁产出时，宁波建龙有向海外融资25%的计划。“我们几乎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做成这个事情，不是完全要依赖银行，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政策风险。”郭广昌称。

上述情形倒是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美国经济学家格申克隆在1979年曾提出过的“工业化主体替代模式”。他认为，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初始期、中间阶段、后期三个阶段的发展中，依次是以国家、银行、企业为主来提供资本和发挥主要作用。

5、国内重工业大规模的资本整合、产业整合由他们始

我们当然还记得皮尔庞特·摩根，1901年，是他的联邦钢铁公司收购了卡内基公司，继而带动了其他九家钢铁公司与之合并成为美国钢铁公司，成为有史以来全球最大的工业公司，美国钢铁业由此开始了大规模的重组。我们也还记得洛克菲勒通过组成美孚石油托拉斯，控制了美国90%的煤油产量。

无论是纵向一体化还是横向兼并，莫不是服从重工业规模经济的本质特点。从前的国有老重工企业由于缺乏企业家精神的注入以及体制、资本支持等诸多原因，至今从总体上看还是一盘散棋。而向重工业跃进的民营企业仅在眼下即已显露了其整合的眼光和思路。比如，刘永行通过打通产业链来做重工业，就是对上下游产业的整合；而善长以收购整合来做大产业的复星，在入股建龙、收购南钢之后，更不可能停下收购整编的步伐。正因如此，东北庞大的重工业资源被开发、运作、翻新的最大希望实则寄托在参与重工业的民企身上。甚至可以预测，民营企业家在重工业领域里对原材料、品牌、网络的整合在最近一两年就有可能拓展到海外，大大快过当初中国轻工、电子企业的国际化步伐。

然而，如果想当然认为整合将直接使大工业企业成为抽取(寡头)垄断租金的提款机，那么这无疑是一种误解。对资本、设备、技术、人员的协调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将是对一个重工业巨头最根本的挑战--正是在这一点上，纷纷向重工业跃迁的民营企业巨头们能走多远，并不以他们手中所握的资本多少、甚至既有什么产业经验来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