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卡內基，將會從他們中間產生嗎？

大小不一的民營企業正踴躍地介入到中國這一輪以重化工業打頭陣的“新型工業化運動”中來。在這份名單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已經在某個產業領域做到老大級別的民營企業：中國的“飼料大王 ”(東方希望)、世界的“羊絨大王”(鄂爾多斯)、全球最大的化學型材生產商(實德)、中國的家電大佬(春蘭-它雖不是民營企業，但是其市場衝動和市場運作能力不言而喻)、與德隆並稱“新疆雙雄”的廣匯實業、以及全球最大的電池生產商之一比亞迪等等。

鋼鐵、有色金屬、機械、化工，這些曾一度被視作冷門或者所謂“夕陽”的產業，自2002年下半年以來，無可置疑地成為中國現階段經濟增長中最強勁的部分。其中，最大的推動力不是來自於國有(控股)企業，而是民營企業和外資，以機械行業為例，目前民營和三資企業在行業銷售收入中占到八成，利潤則占到九成。而對現在存在不同程度國家壟斷的電力、石油天然氣等能源行業，亦有大量民營資本在一側伺機而動。

由於市場需求旺盛、民營企業高度參與，最常出現的討論話題就是諸如“民營企業大煉鋼鐵是否導致重複建設投資過熱”之類。但《中國企業家》無意參與到類似的爭論中去。

當我們看到劉永行長考六年，最終做出將鋁電復體化作為“第二主業”、並在未來數年內對之投資100億元的決定；當我們看到王林祥向外界發布總投資63億元做硅電項目的消息；當我們聽徐明說他正在籌巨資向石化產業挺進、以完成實德從建材到石化的轉型；當我們聽陶建幸講述他的“三個台階論”，講他將商用車、新能源作為家電之後的第二、第三產業的規劃；還有當聽到郭廣昌大膽預測“未來，全球的鋼產量將有三分之一來自中國”……當我們在短時間內頻繁地聽到這些中國頂尖的企業家們用相似的概念、談着相近的話題，《中國企業家》的第一個想法是-

中國的卡內基，將會從他們中間產生嗎？

據全國工商聯公布的2002年民營企業營收排序，江蘇沙鋼以145.6億元的年營收僅次於聲名赫赫的聯想控股，排在第二位，同時它的淨利潤也列在第五位。這是江蘇沙鋼首度進入這個榜單。

僅比沙鋼落後幾名的復星集團也透出濃濃的“鋼鐵味”，其董事長郭廣昌公開表示，復星的鋼鐵板塊在2003年貢獻了17、18億的純利。目前復星在鋼鐵業內的年產能還只有六七百萬噸，而據說，復星計劃到2005年在鋼鐵業實現逾2000萬噸的產量。郭廣昌說：“三年前開始投鋼鐵的時候，我們連說都不敢跟人家說，因為跟任何人講到投資鋼鐵大家都會反對。”

但是現在你還會對以下的結論懷疑嗎？耕耘在重化工領域的民營企業在未來數年內將刷新中國民營企業的最強陣營；這撥以市場化力量為主要發動機的新工業運動將托生出中國第一批不是官員出身、不被政府任免、只以市場論功過的重工巨頭。

新工業運動

建國以後，中國仿照前蘇聯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戰略；20世紀80年代後，工業發展策略向輕工業傾斜，在居民對耐用消費品需求迅猛增加的情況下，輕、重工業的發展速度變換了次序，重工業年均增速僅為輕工業年均增速的76%，輕工業出現了帶有補償性質的增長，特別是耐用消費品工業(1979年-1988年)的年平均增長率26.1%到87.6%之間，遠遠高於同期工業總產值12.8%的增長速度。也就是在這段時期，中國孕育生長了一批眼下知名的家電企業，它們至今仍然代表着“中國製造”的最高水準，其管理水平、營銷能力、戰略能力至今還是被大量的中國企業視作典範進行研究。

實際上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相對重工業，輕工業對工業總產值的貢獻已經在持續減弱。但是“1997年經濟增長速度放慢以後，新的主導行業並沒有形成，”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經部部長劉世錦分析道，“這種局面直到2002年下半年才發生了實質性變化。”

他說的“實質性變化”就是，由於處在終端需求的住宅、汽車、電子通訊和基礎設施建設等行業的拉動，市場對鋼鐵、有色金屬、機械、建材、化工行業的需求大增，以上兩個方面又拉動了電力、煤炭、石油等能源行業的增長。“在由這種邏輯關係構成的增長格局中，快速增長的行業大多數屬於重化工業。”劉世錦說。研究者們相信，目前這種發展態勢正契合了大部分工業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產業發展經驗的，它們基本上也是沿着農業-輕工業-重工業-高新技術業-服務業這麼一個鏈條走過來的。

棉紡織業是英國在第一次工業革命中最先得到工業化的產業，而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以受益最大的美國為例，主要的突破則是建立起了鋼鐵、石油、化學、汽車等行業的生產體系，誕生了影響工業世界百年的企業，比如卡內基、標準石油、杜邦、福特等等。和中國鄰近的幾個國家(地區)的發展經驗也證明，重化工業企業的發達繁榮才意味着一個國家(地區)完整工業體系的確立。比如日本在明治維新50來年後，進入1920年代，重工業開始迅速成長；台灣，當局在五六十年代大力扶植紡織業的發展和出口，而20世紀70年代初中期即開始在台推行“重化工業”革命，以“人造纖維、塑膠-石化”及“金屬製品、機械-鋼鐵”兩大系列作為代表，加速發展資本及技術密集工業，以“進口替代”戰略建立台灣自己的重化工業，這次浪潮托起了台灣有名的中鋼公司以及後來的台灣首富-王永慶家族(台塑集團)；韓國也是在70年代開始重工化道路，政府制定“重化學工業”計劃,把鋼鐵、機械、石油、化學、造船、電子、有色金屬列為6大“戰略產業”加以扶持。

中國雖曾和前蘇聯一樣，在輕工發展之前就優先發展重工，不過用劉世錦的話說，那是“沒有居民消費基礎”的發展，最後難免身陷困境；另外一個重大不同是，那時更沒有民間資本的參與，沒有劉永行們-今天中國的重化工業走入的是一個“企業家時代”。那麼，曾經在飼料、電子、地產、紡織等產業領域裡取得過巨大成功的這些企業家，他們會以何種手段來撬動重工？他們撬得動嗎？

他們有可能因此失敗，他們也有可能因此偉大，我們只是看到了一場大幕的開啟而已。

“新人”肖像

是什麼推動着他們從四面八方不約而同地趕來，站到一條條全新且類似的起跑線上？能不能為這些重工業的“新人”們畫一個帶有他們某些共同特徵的肖像？

1、主業做了一、二十年，有產業戰略轉型的緊迫感

鄂爾多斯王林祥、東方希望劉永行、春蘭陶建幸，這些將原來的主業做到相當規模的企業家碰到一個類似的問題：即使可以將主業規模繼續做大，業務卻面臨着邊際利潤下降的危險。

陶建幸說：“別人是占有率至上，而我是利潤至上。為什麼非要在一個領域做大？誰規定我一定要做空調的？”他稱他國內那些競爭優勢一在營銷、二在大規模生產的企業稱為“殼企業”，看上去很大，但做得很辛苦。有豐富的股市投資經驗的陶，做產業也一樣，在把利潤做到最高點之前就撒手。那麼到哪兒去尋找第二、第三產業呢？陶建幸認為一般做傳統產業起家的企業仍然是在傳統產業里尋找可以互補的產業，但是他舉出GE、三星、松下的例子，認為大公司應該沿着傳統產業-現代產業-未來產業三個台階爬升。所以，當他認為春蘭在家電業已經做到盡頭的時候，他選擇了將商用車、新能源作為春蘭的第二和第三個台階。春蘭是當年家電業第一陣營里惟一一個走出家電混戰、實現產業轉型的大佬。

如果說陶建幸對傳統產業、現代產業、未來產業的分類有較強的個人理解色彩，那麼王林祥和劉永行則對由“輕”至“重”的轉型有明確的要求。

由於發展羊絨業有資源限制，鄂爾多斯雖然近年來已成為世界最大的羊絨加工企業，但多年來一直在尋找未來能替代羊絨的主業。王林祥分析，中國輕工業在世界上的比較優勢太強了，現在各國對中國製造的反傾銷措施對其還有所限制，但即使這樣，用不了十年二十年，中國的輕工製造一定會獨步天下。“鄂爾多斯就是要找一個進入門檻稍微高一些，不是國內所有企業都能一哄而上去做的。這也是我們進入重工業的一個原因。”

劉永行幾乎說過一模一樣的話，他認為前二十年積累下來的豐厚資本是東方希望進入重工的一個基本保證。他從1996年就在為東方希望尋找“第二主業”，因為他預見到，幾年後在全國將飼料廠布點完畢後，東方希望如不為資本找到新出路，就將陷入漫長的停滯期。“我們應該做一點更大的事情，再做輕工業是不可能了，隨着中國逐步成為全世界製造中心，中國對原材料需求越來越大、對裝備水平要求越來越高，中國的重工業化趨勢是必然的。”

當企業轉型的一般命題和由“輕”至“重”的特殊任務揉合在一起，企業面對的挑戰之大可想而知。這些企業在謀劃此次轉型時，都醞釀了相當長時間，其間包括對若乾產業的考察，對資金、人才、技術的籌集和積累。陶建幸說：“打仗最忌臨陣亂，(轉型)這種事不能急，得等，怎麼也得六七年，最快也要三年。”非常準確--劉永行、王林祥對“第二主業”的選擇均用了五六年時間。

2、共同的武器：以低成本為核心的“相對優勢論”

成本低！這是民營企業家們認定自己做重工一定能賺錢的最大原因。

劉永行在接受本刊專訪時，主動談的第一個話題就是他提倡的“企業相對論”。他對諮詢公司給出的“朝陽產業”、“夕陽產業”的概念頗不以為然，認為這是一個誤區，有時候其實大家是把完全競爭產業等同於夕陽產業。他最注重的是，如果東方希望進入某個產業後，能不能在這個產業里建立起它的相對競爭優勢、做到前三名？

他曾給很多人算過他在鋁電業上的賬：用跨國公司1/3的成本、花1/3的時間建起了具有國際先進技術的工廠，並且從鋁電到賴氨酸再到飼料，打通一個產業鏈。他不信自己這麼做沒有競爭力。

王林祥也強調鄂爾多斯做硅鐵具有令人難以置信的低成本。在決定做硅電之前，鄂爾多斯對“次主業”的尋找一直不順，去海南搞過製藥、在當地搞過建材、還做過電子元器件，但是都交了學費。王林祥認為一個重要原因是搞這些產業無法在內蒙建立起相應的產業集群、配套跟不上，而利用鄂爾多斯當地天然資源做硅電，卻能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煉一噸硅鐵需要9000度電，需要焦煤、礦石。這三種東西我們當地不僅有，而且儲量非常豐富，而且價格、成本是全世界最低。我們分析了近十年來硅鐵的價格波動和市場需求，最後的結論是，在我們當地做硅鐵，即使全世界的硅鐵廠都死掉我們仍然可以存活，這是我們下決心的一個非常關鍵的原因。”

復星副董事長梁信軍坦言，復星之所以敢投巨資大煉鋼鐵是因為算清楚了成本這筆賬，“找到了商業的真理。”據他說，國際通行的標準是每形成一噸鋼的生產能力，需投入一萬元人民幣，而復星煉鋼以來，對每噸鋼產出的投資僅為860元-1800元人民幣。

除了原材料、人工便宜，這些企業家們亦深知重工業里成本和產量之間的重要關係、低於某個規模進行的經營將要受到懲罰，於是改變了以往做輕工將產量逐步擴大的經營作風，紛紛“孤注一擲”，有意“畢其功於一役”。事實上，在美國商業史學家錢德勒對美國重工業史的分析中也說道：先行者的一大優勢和必要手段就是通過對大工廠的投資建立起寡頭壟斷。

於是我們看到，保質、高效地建一個最佳規模、以實現規模經營的工廠，成了這些民營企業家進軍重工業之初最關鍵的商業行動。在劉永行、王林祥的規劃中，自己所建的鋁電廠、硅電廠都將達到全球單體企業在該產業里的最大產能。

低成本、高效率本來是中國民營企業在輕工製造上百試不爽的利器。現在當他們進軍所謂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重工時，主要倚賴的，還是這兩把鑰匙。但不知道它們能不能打通重工業的門。

3、自覺建立起的全球視野

他們攥着自己在本土創業一二十年攢下的資本、轉身走向內陸某個並不知名的小城市，煉鋼、煉鋁，但是和20年、10年前他們草創基業的時候不同，他們眼下在進軍重工業時，有非常明確的全球視野。他們對產業走向的判斷、對成本利潤產量的估算，均是將企業放在全球生產體系下作出來的。

陶建幸在參考國際大公司的產業升級史後，作出應該由傳統產業向現代產業升級的戰略判斷；劉永行和其他企業聯合，有意到海外去收購氧化鋁資源；郭廣昌之所以大煉鋼鐵是基於他對中國成為全球製造大國的認定；王林祥比較了全球近十年來硅鐵的價格波動和市場需求，最後決定上硅鐵項目。

正因為中國新一輪工業化一開始就被置於全球工業體系進行考量，所以在最近兩年煉鋼熱、煉鋁熱中進入的大量搞小規模經營的企業很快就會被淘汰出局，不管它是民營資本還是地方政府投資。4、資本主角不再是銀行

以數十億、上百億的總投資計，劉永行已不太可能像他從前二十年做飼料那樣以零負債、自有資金滾動投入的手段來做重工業。但是銀行並不是他融資時的惟一選擇，甚至都不是最重要的選擇。東方希望包頭稀鋁廠第一期20億元的投入，他是靠零負債做的。“如果繼續投入有困難，我們可以把第二期建得慢一點。”他說。當然，還有更積極的選擇，那就是變賣他這幾年在民生銀行(相關,行情)、民生保險、光明乳業(相關,行情)等一些企業的股權，或者引進合資者，比如說他的三位兄弟。

並不是劉永行全面排斥銀行，“如果銀行能提供幫助就更好了，但是如果上級有疑慮……”劉永行指的是東方希望的三門峽氧化鋁項目、包頭稀鋁項目還沒有獲得國家級審批，拿不到審批，就拿不到銀行的貸款。王林祥建硅電廠也面臨着同樣的問題。鄂爾多斯發展了20多年，整個集團的淨資產也就是34億元，而現在搞硅電一期投資就要37億元，但是由於2×330萬千瓦的火電廠拿不到國家級審批，不能借貸，鄂爾多斯只能依靠自籌的20億元先期投入，其中，6億元來自集團上市公司投資。王林祥說他的算盤是，2006年，該項目就能達到一年6億元的利潤，鄂爾多斯電力冶金公司就可作價60億，也就是說“只要拿出30%的股份，就可以換回18億投資。”

而對於資本高手復星來說，儘量向資本市場融資更是其第一衝動和最突出的能力。現在，南鋼是其鋼鐵業面向國內融資的一道窗口，另據報道，當寧波建龍300萬噸鋼鐵產出時，寧波建龍有向海外融資25%的計劃。“我們幾乎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做成這個事情，不是完全要依賴銀行，也沒有什麼所謂的政策風險。”郭廣昌稱。

上述情形倒是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美國經濟學家格申克隆在1979年曾提出過的“工業化主體替代模式”。他認為，後發達國家在工業化初始期、中間階段、後期三個階段的發展中，依次是以國家、銀行、企業為主來提供資本和發揮主要作用。

5、國內重工業大規模的資本整合、產業整合由他們始

我們當然還記得皮爾龐特·摩根，1901年，是他的聯邦鋼鐵公司收購了卡內基公司，繼而帶動了其他九家鋼鐵公司與之合併成為美國鋼鐵公司，成為有史以來全球最大的工業公司，美國鋼鐵業由此開始了大規模的重組。我們也還記得洛克菲勒通過組成美孚石油托拉斯，控制了美國90%的煤油產量。

無論是縱向一體化還是橫向兼併，莫不是服從重工業規模經濟的本質特點。從前的國有老重工企業由於缺乏企業家精神的注入以及體制、資本支持等諸多原因，至今從總體上看還是一盤散棋。而向重工業躍進的民營企業僅在眼下即已顯露了其整合的眼光和思路。比如，劉永行通過打通產業鏈來做重工業，就是對上下游產業的整合；而善長以收購整合來做大產業的復星，在入股建龍、收購南鋼之後，更不可能停下收購整編的步伐。正因如此，東北龐大的重工業資源被開發、運作、翻新的最大希望實則寄托在參與重工業的民企身上。甚至可以預測，民營企業家在重工業領域裡對原材料、品牌、網絡的整合在最近一兩年就有可能拓展到海外，大大快過當初中國輕工、電子企業的國際化步伐。

然而，如果想當然認為整合將直接使大工業企業成為抽取(寡頭)壟斷租金的提款機，那麼這無疑是一種誤解。對資本、設備、技術、人員的協調組織能力和管理能力，將是對一個重工業巨頭最根本的挑戰--正是在這一點上，紛紛向重工業躍遷的民營企業巨頭們能走多遠，並不以他們手中所握的資本多少、甚至既有什麼產業經驗來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