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東方追趕上來（三）

天下萬國

　　中國上古傳說時期、唐虞時期、夏商二代均在本章討論的時間段。本章涉及的中國古遺址有丁公遺址、陶寺遺址、二里頭遺址、東下馮遺址、偃師商城遺址、鄭州商代遺址、安陽殷墟遺址、三星堆遺址、金沙遺址、江西瑞昌銅陵古礦冶遺址和盤龍城遺址等。

　　和埃及、美索不達米亞不同，公元前第四個千年間的中國沒有向城市和國家轉變，而是出現了穩步但並不顯著的人口增長。東方在沿着同西方類似的路徑上發展，但是至少晚了一千五百年。公元前2500年到前2000年，東方保持了進度，經歷了和西方在前4000年到3500年的相似轉變。

　　黃河和長江流域所有地方均加速變化，但是出現了一個有趣的模式。最快速的變化不是出現在最遼闊的平原，而是在狹窄的地方，在這裡一旦人們在村落之間爭奪資源或戰爭中落敗，則難以逃離並再造家園。例如，在山東的一個小平原上發現了一種新型的定居模式成型於公元前2500年和2000年之間。一個約有五千居民的大城鎮成長起來，周圍有較小的衛星城鎮，而這些小城鎮又各自擁有更小的衛星村落。伊朗西南部的蘇薩（Susa）也發現了類似的模式，但比山東的早了約一千五百年。可能當一個社區贏得政治控制權時，情況一貫如此。

　　從豐富的陪葬品判斷，公元前2500年之後真正的國王可能已經在山東出現。一些墓地里發現了非常引人注目的的玉器。山東丁公遺址發現的一片陶片上有十一個符號（指丁公陶文——譯註），無論這是不是文字，治理山東社區的一定是有影響力的人。這些上層人物是誰，汾河的陶寺遺址也許可提供一些線索。

　　張光直認為，陶寺和其它類似遺址表明，中國的宗教和帝王象徵成形於公元前2500年至前2000年之間。約兩千年後的《周禮》仍然認為陶寺墓葬發現的所有器物是合乎貴族祭祀的。張光直相信，約和《周禮》同時期成書的其它著作也呈現了公元前2000年前的時期。例如，呂不韋言，“天道圜，地道方，聖王法之，所以立上下”（《呂氏春秋·季春紀·圜道》）。聖王據稱是上帝（the high god Di，應指黃帝——譯註）的後裔。最後一個聖王禹，被認為經由治水拯救了人類而受擁戴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完全由人類組成的朝代夏。

　　大多數歷史學家認為這些聖王是虛構的，但是張光直認為呂不韋的著作保存了公元前第三世紀後半期的真實信息，儘管有扭曲。東方在這一期間類似王權的事物正在形成。聖王們將“天圓地方”作為模型的描述和琮（音從）有關聯。琮是一種玉制容器，出現於約公元前2500年的長江三角洲富裕的墓葬，然後傳播至陶寺和其它遺址。古代的祭司——國王們用琮象徵權力。如果張光直的見解是正確的，那麼公元前2500年和2000年間，宗教專家變成了統治精英，如同一千多年前的美索不達米亞。

　　到了前2300年，陶寺看起來很像正在形成中的烏魯克。不過，突然之間陶寺被破壞，面積縮小了一半，而在幾公里之外一個新的大城鎮成長了起來。到了前2000年，山東最大的遺址也已被拋棄，整個中國北方人口下降。當然，於此同時，乾旱、饑荒和政治崩潰正在折磨着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是否是氣候變化導致了遍布歐亞大陸的危機？

　　鑑於沒有黃河水位測量標尺，也許可以從兩千年之後的文學描述中獲取信息。呂不韋言，“當禹之時，天下萬國”（《呂氏春秋·離俗覽·用民》）：如果把這裡的“國”譯為“部落國”（chiefdom），很多考古學家認為，這很好地描述了公元前2500年至2000年間的黃河流域。一些學者進一步主張，禹是真實存在的，他結束了萬國時代並將它們統治於夏王朝。文學記錄甚至提供了一個氣候因素，即十年九澇。像這樣的事情的確是可能發生的。

　　也許大禹的故事確實是依據約公元前2000年的大災難，也許只是民間傳說。然而，儘管原因不明，後果是清楚的。到了公元前2000年山東和汾河的城鎮恢復元氣之時，在西方歷史裡非常重要的後發優勢開始起作用，原先落後的伊洛河建造了更加壯觀的遺蹟。二里頭遺址在公元前1900年和1700年之間迅速成長為具有兩萬五千人的真正的城市，領先於其它社區並轉變成了國家。

　　中國的許多考古學家認為二里頭是夏代的都城，非中國籍的學者大體上持異議，後者指出文獻記載的夏代始於二里頭被遺棄一千年之後。他們認為，也許夏代和大禹都是編造的。這種爭論無疑是令人不快的。原著傾向認為，夏代是確實存在的，二里頭也是其都城，儘管大禹的故事大多是民間傳說。我們在下節可以看到，無論何時核查，中國後世的史學家們在記載古人方面相當出色。作者認為很難想象大禹和夏代僅為憑空編造。

　　落後可能蘊含優勢，但是同樣有缺點，尤其是邊緣地區擠進舊核心後，會發現自己將面對新的邊緣地帶，而後者同樣熱衷於擠進核心。到了公元前1650年，二里頭是東方最光彩奪目的城市。然而，在黃河一天的路程開外，就會從都市進入狂暴的世界，那裡有堡壘和積怨已久的首領。偃師遺址體現了東方的擾亂，該遺址建於約公元前1600年，距二里頭僅約八公里。大多數中國的和許多非中國籍考古學家認為商在約前1600年渡過黃河，打敗了二里頭，並建造了偃師以便統治更先進的戰敗者。二里頭衰落的同時偃師興起。約前1500年，也許覺得無需如此密切地監視宿敵，商王遷到了約八十公里外的鄭州。無論二里頭能做什麼，鄭州都做得更好，或至少是更大。

　　然而，只是到了大約前1250年，商代對於我們才變得栩栩如生，這是因為安陽甲骨文的發現。發掘表明，建於約前1300年的安陽確實是商代後期的都城。發掘出的甲骨文開始於武丁王（前1250－前1192）長時期的統治期間。按西方的標準來看，商代的軍隊規模較小。甲骨文記載的最大的軍隊是一萬人，僅為法老拉美西斯二世（Ramses）在卡迪什（Kadesh）之戰的三分之一。

　　列出了商代國王的公元前一世紀的史學家司馬遷使得中國早期的歷史聽起來很簡單。各位聖王之後是夏代，然後是商代，然後是周。由此中國成長起來，其它不值一提。然而，儘管考古表明二里頭和安陽在當時的確無與倫比，卻也顯示司馬遷的記述將事情過度簡化了。和埃及、巴比倫一樣，夏和商也要處理許多個鄰國。

　　考古學家們只是剛剛開始發掘這些其它的國家，尤其是中國南方和東部。對於四川的一個曾經興盛於前1250年的王國，直到1986年我們仍所知甚少。三星堆遺址無意中呈現了一個泯沒的王國，而2001年在金沙遺址發現了一個都邑。我們對西方被劃分為許多個國家習以為常，然而在東方，司馬遷的故事情節是中國始於夏代，再向外擴展，這很容易使我們認為這些早期、但今天均位於一個統一的現代國家內部的王國“始終”是中國。實際上，古代的東方和西方極有可能有着相似的相互競爭的國家，它們共享一些信仰、實踐以及文化形態，但其它方面則並不雷同。它們相互貿易、戰爭、競爭和擴張。隨着證據的累積，社會發展在東西方得以上升的過程正變得越來越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