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8月以来，连续发生的两场局地暴雨导致安华桥下积水事件，引起了人们对极端天气影响的更多注意。 北京城里上一次发大水是在什么时候？1963年。 44年前，也是在8月上旬，一场罕见的特大暴雨沿着太行山东侧席卷河北，并由此引发了数百年不遇的海河大水。保定频频告急，天津危在旦夕。今天的人们怎能想象，北京城里城外也曾汪洋一片。 正是因为那年的大水，北京有了自己的“市区防洪排水标准”。这套标准一直沿用至今。 一个水患频频的北京 翻开北京城的历史，这座干渴的城市确曾有过湿漉漉的一页。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最北端，北与蒙古高原接壤，西与黄土高原毗邻。这里四季分明，年降水量适中，但雨量分布很不平均。根据近百年的气象资料统计，七成的雨量都集中在7、8、9三个月里，且丰水年雨量高达1406毫米，枯水年则只有242毫米。 这种气候再加上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为流经北京的主要河流塑造出不羁放纵的性格。永定河哭笑最无常，它常常裹挟着大量黄沙和泥土，一泻千里冲进北京，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到处横冲直闯。随着城市发展，永定河上游植被遭破坏日益严重，泛灾年份逐年递增。每到这个时候，与永定河同属海河水系的潮白河、拒马河、句河等天然河流以及人工河道往往助纣为虐，同时发水，致使北京城里水患频频。 据史料记载，元朝统治的98年间，北京有48个年份发生了轻重不同的水灾，平均不到两年就有一次。根据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述，当时中国正处于温暖期向寒冷期的缓慢过渡，容易引发水灾。到了明代统治的276年里，北京地区的水灾年份共有104个，平均每三年一次。从1644年至1911年，清代统治的268年间，有128个水灾年份，平均两年即有一次。清顺治十年(1653年)，“淫雨数月，都城内外，积水成渠，房舍颓坏，薪桂米珠”；嘉庆六年(1801年)，永定河、拒马河河水暴涨，“西山诸山水同时并涨，浩瀚奔腾，汪洋汇注，漫过两岸石堤、土堤，开决数百丈，下游被淹者九十余州县”……到了民国年间，也有大小不同的17次水灾发生，最大的一场发生在1939年。听很多上岁数的老人说，那年的雨下了整整40天。 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仍有较为严重的水患发生。尤其是在上世纪50年代，防汛排涝救灾一直是北京市每年夏季的头等大事。但从1959年的大雨过后，北京地区一连干旱了三年，直到1963年。 山雨欲来 人们原本以为，1963年会有个好年景。 三年自然灾害刚过，人们刚把注意力从政治运动转移到农业生产上来。生产积极性在郁积了好久之后，一下子从人们身体里迸发出来。路边也好，沟边也好，水边也好，忍饥挨饿两三年的人们在任何有土的地块上都种上了花生、老玉米。大家还给这些地方起了个名字，叫“拾边儿地”。那年老天爷也帮忙，雨水很足，庄稼长得好，四处洋溢着丰收在望的喜悦。“爷爷奶奶讲起我们家历史时，总会提到1963年，爷爷就觉着那年肯定是个丰收年。”现任房山区十渡镇副镇长韦应龙说。那时他还没有出生。 8月1日，《天津日报》第三版左下角登载了一则小消息，标题是:8月中旬将有大雨。这条消息并未引起足够的注意。但大雨说来就来了。8月1日大雨从淮河上游地区移至海河流域，暴雨的主要路径由河南省南阳起，经许昌，到了河北省邯郸，路径区域都发生特大暴雨，24小时降雨量达到950毫米。 2日，北京房山县开始下雨。4日，北京城里也下了一场雨，雨量不算大，时而下，时而停，人们也不太在意。8月5日《北京日报》上的天气预报说:阴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当天报纸的第二版上还登着条好消息:城郊连降伏雨，对庄稼有利。实际上，这是一场受较强西南低涡气流影响而来的降雨。当这股西南低涡气流以每天93公里的速度缓缓移动到石家庄地区时，已经大为减弱，但势力仍在。8月6日，北边突然灌进一股冷空气，冷热空气剧烈作用。原有西南低涡的北部又新生出一个西南低涡，气势汹汹地向北京方向扑过来。7日，河北司仓迎来了24小时760毫米的降雨量。8日，这个“新势力”到达北京。 8日一大早，北京又开始下雨。那阵子正值党中央、毛主席提出“干部也要参加劳动”的倡议，市属各区各县正在积极组织区县、公社、大队的三级干部大会，认真讨论学习。十渡镇的各级干部把上衣脱下来往书包里一塞，披上块塑料布，啪嗒、啪嗒趟着水赶到县上开会去了。 雨沥沥啦啦地下，十渡山上开始出现小小的洪流，顺着山体缝隙汩汩地往下流。没有人通知，也没有人组织，但祖祖辈辈居住在拒马河边的十渡镇人觉得不对劲儿了。常年看天吃饭的农民本能地感觉到了危险的存在，他们开始往高处的亲戚朋友家搬迁。韦应龙的大伯那年30来岁，背上一小囤的土豆，就奔了七渡的韦应龙家。那个小囤可比柳条筐还大，装了满满一囤土豆，足有一两百斤。几天后，再让他搬回去，他可怎么也搬不动了。 城里也是一样，雨下了一天。按照西城区德胜门附近松林闸水文观测站的记录，下午6时，降雨量达到50毫米，夜里12时超过100毫米。雨水不小，甚至冲垮了德胜门附近一段城墙，但总体态势还算平稳。 真正的危机，在于北京城里已是沟满壕平，蓄水量几乎达到极限。而一场百年不遇的暴雨正趁着夜色，悄然袭来。 城、近郊区全线告急 入夜12时，雨量骤然增大。 松林闸水文站的雨线清晰地记录着突如其来的变化:原本走势平缓、徐徐上行的雨线突然间陡峭起来，仿佛被什么力量给硬生生地拽了上去，与原先的路径几乎构成了一个大直角。老人们说，从那时起，雨不是下的，而是倒的。如果端个海碗，打开窗户，胳膊往出一伸再缩回来，就是满满一碗水。到9日早上8时，松林闸地区的24小时降雨量就达到了325毫米(24小时以内降水量超过200毫米叫做特大暴雨——编者注)。 但最大降雨还不在西城区，而在朝阳区。来广营地区24小时降雨量为464毫米，超过北京市平均年降雨量的三分之二；朝阳区气象站监测到的雨量为404.2毫米；酒仙桥为400.7毫米。当时，朝、海、丰都算近郊区，城区只包括东城、西城、崇文、宣武。 从8日早8时到9日早8时，北至昌平沙河、东至朝阳楼梓庄，包括整个城区在内的900平方公里土地上，24小时平均降水量达到300毫米。雨量超过200毫米的地区，范围北至昌平山前地带、东至顺义城关、西至石景山、南至大兴黄村，面积超过2400平方公里。总体说来，西部、北部山区雨量偏少，约为50毫米至100毫米，通县及其以东地区雨量更少，只有50毫米。 城区、近郊区河道漫溢，全线告急。护城河水位迅速拉高，超过历年最高水位。东南护城河水位超出附近地面1米，成了罕见的地上河。与护城河连通的93处下水道中，62处被水淹没。洪水顺着下水管道灌回下水口，一股冲劲居然把前三门大街的下水道铁盖顶起老高，而后甩在一边。 护城河以内，600公顷的积水面积无法下泄，就好像在城区里凭空添了三个颐和园昆明湖的水面，积水深度达到0.3米至1.5米。天桥、永定门一带逢雨必涝，自然是积水重灾区。孩子们不顾大人的呵斥，兴奋地追逐着水里漂过来的大西瓜。他们也许不知道，和这些大西瓜一样在北京城里漂来漂去的，还有市商业局的870吨煤末儿、4000公斤劈柴；市供销合作社的9000公斤冬瓜、茄子、100公斤鸡蛋和100瓶白酒…… 大人们的神经绷得紧紧的。当时的人们大多住在老房子里，其中不少年久失修。家里的盆盆罐罐都用来接屋顶漏下的雨水，有条件的家庭往屋顶上铺毡子。全北京市的雨毡子迅速脱销。大人们整晚不敢睡觉，就怕墙倒屋塌。在崇文区，1.8万间房屋被水淹，影响了1.14多万居民的正常生活。据统计，城区和近郊区总共倒塌房屋11016间，危险房屋20913间。公房漏雨305222间，庭院积水775处，影响住户8067户，总计4万余人。 东西长安街、新华门附近、王府井南口、交道口、新街口南大街、北河沿大街、永定门内大街、朝阳门内大街、广渠门内大街等城中心的几条主干道积水达半米以上。市内公共交通全部瘫痪，无轨电车自8日下午就停运，至9日上午仍未能开动。市内56条公共线路，全部停驶和分段停驶的有36条。 据说，暴雨时，正值党和国家领导人要在中南海接见某国青年代表团，车队行至新华门附近时再也无法前进，最后不得不出动警卫部队将车推进新华门，才使接见照常进行。 护城河外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 长河从白石桥到西直门桥全线漫溢，动物园被淹。据当时在动物园工作的老员工回忆，道路上的水没了膝盖，所有动物都被转移到兽舍里。但许多兽舍也进了水，小鹿仰着小脑袋在水里游来游去。幸亏，动物园的排水系统比较好，大水很快就从虎山旁边的出水口流走了。 莲花河的河堤决口，洪水围困住市商业局所属的马连道仓库。莲花河北岸的居民，住房被莲花河洪水淹没，许多人只好打着伞站到了马路上。 当时的三环路还是条只有两个车道的小马路。太阳宫一带的乡民养殖的鱼，都被北小河和坝河里来的洪水冲上了三环路。朝阳区的三级干部会议也开不下去了，楼梓庄镇党委书记吴忠文绕道天竺，走了整整一天才回到镇子里。市属12条放射线公路，除去通往西边石景山、房山、焦化厂的三条畅通之外，其余全部断路。经过北京的京广、京承、京包几条铁路累计中断2300小时。为了确保重点通讯，北京长途电话局暂停了普通长途电话业务。 暴雨中，全市共有295家工厂生产受损，全部停产的达到85个。清河三个毛纺厂和清河粉丝厂被水浸泡得最为严重。全市工业损失在1千万元以上。农业方面，朝阳、海淀、丰台3个近郊区淹地30万亩，成灾9.8万亩，损失蔬菜1亿斤、粮食1千万斤。死亡35人。 “龙扒”来了！ 远郊区县里受灾最严重的是房山。时至今日，站在九渡岸边，房山张坊水务中心站副站长刘广厚还能清晰地辨认出1963年洪水线。这条斑驳的洪水线印刻在九渡的崖壁上，距离现在的水面至少有十多米。崖壁顶正是两个蹦极台，每天都有人跑来这里，挑战自我。他们飞身向下一跃，恰好穿过洪水线，也就此成了勇敢者。只是，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永远是那么渺小。那条洪水线形成的时候，刘广厚9岁。 “我就记得外面的声音好大，不像下雨，倒像是呼呼的刮风声。”刘广厚回忆说，大人们不许他出门，因为外面在下雨，很大的雨，拒马河在涨水。 拒马河发源于河北省涞源县，据说因水宽河深可以拒马而名拒马河。弯弯曲曲的拒马河盘绕在一座座陡峭的山脚下。在每一个河湾处都有一个渡口，从张坊往上依次为一渡、二渡一直到十渡。河水造就了旖旎的十渡风光，也偶尔泛滥成灾。 8日，滚滚洪水从西北方向就着山势奔流而来。一路之上，千万股流水从山上不断汇入。“到我们这儿的时候能有几丈高，卷着就下来了。”十渡的老人们一边回忆当时的情景，一边用手比划着浪卷翻天的样子。 山区里发大水跟平原地区完全不一样。平地上发水是不断地上涨和漫溢，山区里则是瞬间猛涨、骤然来临，老百姓管它叫“齐头水”。“齐头水”所过之处，土壤松动、山石滚落、植物被连根拔起，仿佛是被苍龙的利爪狠狠地抓了一把。人们都说，“龙扒”来了！——那个时候，还没有“泥石流”的概念。“从山上冲下来的大水里什么都有，死鸡、死羊、死猪、盖房子的檩子。”刘广厚说，为了捞水里的白薯，他差点儿被水冲走。洪水是黑色的，因为房山产煤，山里大大小小的矿区好多座。 高海亮当时在房山水利科秘书组工作。下雨时，全县31个乡镇、水文站、气象站和水库都得向他们报雨情、报水位，他们再及时上报，并将领导指示下传。8日夜里，张坊水文站被大水冲垮。高海亮只听见电话那头喊了一句:“(流量)已经超过一万(立方米每秒)了，顶不住了！”电话就断掉，再也要不通了。 高海亮赶紧把电话打到张坊镇里。对方回答说，水文站的职工都跑出来了，不过水文站被冲毁了。每秒9920立方米，这是张坊水文站观测员最后记录下的流量数字，已经创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大洪峰流量。而实际流量很可能还要超出一些。当天，地处房山的漫水河水文站也记录下大石河出现每秒1160立方米的最大洪峰。 张坊、南尚乐地区有7个村庄被洪水围困，老百姓在房顶上、树顶上等待救援。高海亮奉命联系了县里的饭店，以及有伙房的单位，赶紧烙大饼，装进麻袋，运往良乡机场。一架“安二”型直升机从那里起飞，将整麻袋的烙饼和慰问信空投到被水围困的村庄里。 洪水致使房山6.4万亩耕地被淹没成灾，也粉碎了这些地方人们的丰收希望。所幸的是，由于疏散及时，并未造成太大的人员伤亡。房山区十渡镇现任副镇长韦应龙听爷爷说过，当时自己家里就收留了20多位亲戚朋友，奶奶支起了直径1米的“七印锅”，熬了满满一锅粥招待大家。眼见着洪水冲毁了家园，怀胎十月的母亲一着急，就生下了儿子，仿佛是应了水龙的召唤。村里的下放女医生给新生儿起了个名字，叫“韦应龙”。“所以，我们家老人一讲起家事，就离不开1963年那场大水。”韦副镇长说。 拒马河在北京境内仅有61公里，再加上地势陡，所以洪水来得猛也去得快。最大洪峰很快就流出了北京，流入河北省境内。8月10日，暴雨虽止，但南北来水都汇集于天津外围，海河抗洪斗争的重头戏随之拉开。百万抗洪大军在河北省白洋淀、东淀、贾口洼等处昼夜奋战。 直到9月下旬，围困天津的水位才全部回落。天津保住了，但河北省中部和南部遭受严重损失，104个县受灾，受灾人口2246万，被淹耕地5438万亩，山区的许多梯田被冲光，颗粒无收。灾区总共淹死5119人，受伤43318人，灾后有130万人染病。 图一:1963年8月8日至9日北京市区暴雨灾情图 图二:北京军区空军某部官兵在护城河抢险。 图三:“同暴雨洪水搏斗”成了报纸的主旋律。 
战洪图 面对百年一遇的暴雨，北京全力以赴。 8日下午，房山县紧急停止了正在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让在县里开会的干部回去指挥抗洪抢险。但拒马河、大石河水位已开始猛涨，拦住了干部们回乡之路。北京铁路分局紧急调出一辆混合列车，却派不出列车员。当时19位刚到北京的石家庄车务段列车员正在公寓休息，听到这个情况，马上冒雨出发，将临时列车开到周口店。600多位干部和赶去抢险的人通通上了火车。 翻开当年的《北京日报》，8月9日第2版头条新闻标题是:紧急行动起来，迎战暴雨洪水。旁边还配发了社论，“为了保卫首都的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今年的农业好收成，全市城乡人民都应当紧急动员起来，加强戒备，准备随时同暴雨、洪水搏斗。”“一场严重的防汛防洪斗争，已经摆在全市人民的面前。” 此时，房山县已经动员组织起5万多干部、群众，先后加固、加高堤埝110余处，长达1.3万米，安全转移305户、1390人。朝阳区政府抽调力量，在威胁城区安全的南护城河左安门、东护城河东直门两个险段现场成立抢险指挥部，组织了1000多人的防汛抢险队伍，分别筑起两条400多米长的土围堰，挡住了将要漫溢的护城河，保住了城区。 《北京晚报》8月9日头版头条大标题:雨大斗志高，奋战不辞劳。2版标题:英勇战洪流风格高尚，昨天大雨中佳话频传。字里行间，透着千军万马战洪图的激情与豪迈。各行各业的人们坚守岗位，谱写出一曲雨中赞歌。 永定河出现4年来最大洪峰，河水急速向下游倾泻，7名水文哨兵坚守在岸边，数小时内发送一百余封水情电报。 马连道仓库被水围困，商业局的干部职工奋战一昼夜，用了3千多条沙土袋，将88栋库房门堵住。 天桥煤场的工人刘宝棠冒着雨给35户居民送去了3800斤煤球和120斤劈柴。 连接海淀与青龙桥电路的一根电线杆被水冲歪，北京供电局配电工区检修一班工人坐着抢修车直奔海淀后街西口，而这时他们已经连续奋战了9个小时。 地下阴沟又脏又臭，但北京印刷厂的职工顾不上考虑，直接用手掏挖，积水被排走，7万多本教科书就此保全下来。 近郊农民冒雨赶了十多里路，将12万斤蔬菜送进菜站，他们知道雨水多蔬菜不易保存，所以早就把有斑点、质次的菜全部挑拣出来留下自己吃，把好菜运进城。 当位于清河镇的北京市敬老院被洪水包围时，解放军空军某部两个单位的军官、战士和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学院的干部、学员近1000多人火速赶来。战士们先把老人们背到敬老院里地势较高的俱乐部。水势继续上涨，战士们又把老人一位一位背上船。逆流行船，运行困难，船身摇晃不稳。几百名战士下水，推着船走，坚持了五六个小时，才把老人们送到安全地带。 9日上午10时左右，暴雨逐渐小了下去。处于上游地区的河水、积水开始慢慢下降。而泄水集中的下游地区反倒面临着更大的考验。 朝阳区水利科科长简惠岐当时正在楼梓庄一带指挥抢险。楼梓庄是朝阳区流水的下梢，地处温榆河、坝河和北运河之间，地势低洼。民间有个顺口溜儿，说楼梓庄这片地方“下雨就泡汤，一年不长庄稼，就长拉拉秧”。这个情况，简惠岐了解得很清楚，所以他在8日上午就带着人赶到了楼梓庄。 9日下午，几条河流全线漫堤，楼梓庄地区的5个村子和一个农场全部被淹，交通断绝。很快，指挥部就与农场失去了联系。简惠岐急得火烧火燎，上级下了“不许死人”的死命令，但农场里的300多职工目前生死不明。市指挥部了解到情况，马上派车运船从距离楼梓庄12华里的驹子房下水，赶来支援。 10日早上7时许，支援船只还没到。简惠岐实在等不及了，仗着自己一副好水性，他决定游过大水到农场看一看。现场帮忙抢险的两名解放军战士一人抱着个汽车轮胎内胆，也要求一起出战。三个硬汉就从距离农场8华里的曹各庄下水出发了。 一路之上，全是茫茫大水。高粱穗顶头趴着的蛤蟆、水蛇扑腾扑腾往简惠岐的身上跳，简惠岐干脆把身上的白背心一脱。越往前游，水越大，水流越急，而且是逆流而上。幸亏简惠岐是在白洋淀长大，从小就在拒马河里扑腾。用他自己的话说，“能在水里走路，能在水里睡觉。”游到一半的时候，简惠岐发现了一根电线杆子，这下他更踏实了。 “有电线杆子，就有电线。顺着电线走就不会迷路，而且还能借点力。”44年后，简惠岐对当时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与大水奋战了近4个小时后，三个人终于游到了农场。远远的，就看见有人骑在房顶上向他们挥手。那正是农场职工，已经被洪水围困了12个小时。简惠岐一到，就赶紧找场长询问:“有人伤亡没有？”场长回答说:“没有，截止到目前，只损失了一头猪。”简惠岐这才放下心来。 当天下午，救援的船只也纷纷赶来了。简惠岐放眼一看，什么样的船都有。有解放军舟船部队开来的绿色铁皮船，有战士们刚刚扎好的木筏子，还有渔民打鱼用的小船，居然还有北海公园里的十多条小游船。这支海上“杂牌军”纷纷靠岸，噔噔噔地跑来找简惠岐报到，领任务。大家有条不紊地把农场职工运送到了附近皮村的大堤上。简惠岐又坐着船回到了楼梓庄指挥部。 市防汛指挥部这时候发来消息:马上有飞机空投救援物资。楼梓庄中学操场有片空场，人们就在那里用布匹摆了个大大的十字。下午5时左右，北京空军部队一架运输机起飞，朝着楼梓庄飞去。飞机上装着1200多公斤熟食和药品。这些熟食是东城区食品加工厂和朝阳区7家饭馆在短短两个小时就准备好的，朝阳区卫生部门送来了药品，王府井百货大楼送来塑料布包装药品，粮食局送来麻袋包装食物。 装着烙饼、药品、大蒜、慰问信的麻袋一包包从飞机上投了下来。傍晚时分，人们又用船把物资分发到周围的村庄。第二天的《北京日报》记载下社员张海景的一句心里话:“有党、有公社，就不怕。” 准备分洪 大雨中，有一个地方的人们，比在雨中抢险的人还要紧张。 当时，在木樨地以南、会城门那里有一座不怎么起眼的二层小楼。小楼二层北边房间是行政办公室，中间是电话总机房，南边的几间屋子就是北京市市政管理工程处河道管理所的办公地点。 北京城近郊区主要排水河道有四条:清河、坝河、通惠河、凉水河，它们的小支流有30多条。每到汛期，这些河道里的水怎么调配，从哪里排，排多少，都归河道管理所负责。 李裕宏当时28岁，是河道管理所的一名工程技术人员。“那场雨太大了，我们几间屋子里的电话响个不停。”李裕宏回忆说。各处水文站观测到的雨情和水情通过一条条电话线，迅速汇集到管理所。这些数据就成为水闸是开是关的重要依据。巨大的北京市河道示意图就挂在墙上，李裕宏他们根本没时间看，也不需要看，哪里的警戒水位有多高，保证水位有多高，都深深地刻在脑子里。即便如此，每次做决定时依然很艰难。因为水闸的一开一关、一升一降之间不仅关系着水势，更关系到河道两岸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 李裕宏清楚地记得1959年水灾中发生在右安门闸的那场冲突。当时为了保住右安门闸以东的东南郊工业区，西来的洪水被右安门水闸死死挡住，向西南漫溢，近郊区农户家里的洪水都上炕了。乡民们不干了，举着铁锹就凿开了水闸。后来还是市领导赶来做工作，才将群众情绪安抚下去。 1963年依然危机重重。“通惠河的水位一点点地涨，高碑店闸也跟着一点点地提高，下游的压力一点点地增大。完全顾不上下游了。”李裕宏知道，高碑店闸的水位无论如何也不能超过31米。“如果超过31米，河水就会淹了东郊热电厂。全北京供电当时全靠它。”幸运的是，在距热电厂取水泵不足半米的时候，高碑店闸的洪水位停止了上升。玉渊潭闸水位也在逼近最高限水位的最后一刻降了下来，没有分洪。 如果再下雨该怎么办？ 市规划局的技术人员紧急计算。他们设想暴雨中心若再往西移动20公里，下在南旱河或者永定河会怎么样。“这是完全可能的。1963年8月那场大雨距北京城市上游仅仅20公里，又同属西山山前地带。如果再有场大雨，很可能下在那里。”当年在市规划管理局市政处工作的文立道老人回忆说。计算的结果令人们大惊。南旱河的河水将以146立方米每秒的速度冲进北京城，动物园水深将超过1米，通用机械厂、迎宾馆(现在的钓鱼台国宾馆)、三里河一带将全部被淹。洪水入城后，很可能冲毁前三门的河林阁闸和南护城河泄洪闸。洪水将从正阳门桥上岸，沿前门外大街南流，继续加重天桥、金鱼池一带的灾害。城区内积水加重，东南西北向交通将全部中断。左安门、右安门、东直门几处河道可能决口。通惠河高碑店闸土坝可能漫溢，影响热电厂的正常生产。若暴雨中心移至永定河，将淹没石景山车站、石景山电厂、张仪村车站、卢沟桥、丰台镇菜地…… 为了防备可能出现的问题，一辆辆卡车轧着尚未退去的积水赶往南旱河，运去一车又一车的草袋子，草袋子里都装上泥，人们将南旱河的大堤加高再加高。 朝阳区水利科科长简惠岐刚从抗洪第一线下来，回到区里。他气儿还没喘匀，就被通知开会。朝阳区所属的南磨房、十八里店、老君堂，通县的神树，4个乡、8个村的一把手全来了。会上有领导传达上级指示:只要再下两个小时的雨，就要扒开东南护城河分洪，洪水将顺着架松坟(现在的劲松)淹没南郊的4个乡8个村。会上让这4乡8村的领导赶紧回去开会，组织老百姓做好转移的准备。 简惠岐记得，南磨房的党委书记当时就急哭了:“这让我们往哪儿搬啊。”“不搬也得搬，往指示地点搬。财产可以有损失，绝对不能死人。”区里领导的语气无比坚定，不容置疑。 幸运的是，这场推算出来的大雨最终没有来，分洪也就没有进行。 1963年8月的大雨就这样过去了。 催生城市防洪排水标准 如今，北京城里再也找不出1963年8月份大水的痕迹，不过，它却以另外一种方式深深地印刻在我们的城市生活中。 大水过后，市规划局、设计院、勘测处、河湖管理处等部门的130位技术人员组织起来，在城近郊区搞了一次水情、灾情调查。 1963年，北京市河道排洪能力比现时低很多。永定河左堤只能防御15年至20年一遇的洪水，温榆河也只能排除20年一遇的洪水。市区内部的主要排水河道通惠河、凉水河、清河、坝河泄洪能力很有限，只能对付日降雨量在100毫米至150毫米的雨水。一批河道旧建筑、临时性低标准建筑阻水严重。据调查，市区河道上有桥梁255座，发生阻水的有96座。再加上城里引水、排水不配套，上下游河道宣泄能力不配套，许多地区的下水道还是明清时修建，出现问题自然是在所难免。 当时也没有现在先进的排水设备和装备。一把大铁钩子，或许还有辆自行车，这是城里下水道工人的“标配”；区县里每位抢险队员配备一把铁锹，一副土筐，每10人配备一个大锯、一把刨斧、一个提灯，每35个人才有一副水桶…… 根据调查的结果，市规划局在1964年向市里提交了一份北京“市区防洪排水规划报告”。 这是北京市第一次有了自己的防洪排水规划，也是北京市第一次提出防洪排水标准。“北京城里原先并没有自己的防洪排水标准。城市河道的防洪标准参照农村，排水标准根本没有。”文立道说。 按照规划，拟定用1963年酒仙桥一带暴雨中心420毫米的日降雨量，作为城市河道的防洪标准，这个标准相当于百年一遇。至于城市河道的排水标准，则按照彻底解决1963年暴雨时城区的积水问题，拟定城市河道排水标准采用20年一遇的频率，相当于6小时降雨150毫米，日降雨量225毫米。此后，北京市所有河道、建筑物的建设都遵照这个标准执行，直至今天。 这份“规划报告”还提出了城区防洪系统工程。一共分了五期:头一期包括凉水河疏浚、玉渊潭疏浚；二期包括莲花河、莲花池疏浚；三期整治通惠河、南和东南护城河；四期是长河、西护城河、前三河；最后整治坝河。一期工程开始时，北京特意从天津调来了“北京号”挖泥船。大铁船已经运送到京，就等着重新组装，好正式开工。这时，“文革”开始了。所有的工程停滞下来。 1974年，北京市给中央打了报告，将防洪工程再次提上日程，并从中央得到了6亿元资金和物资的支持。1975年开始，北京疏浚了坝河及其支流北小河，新辟了北护城河向坝河分流的分洪道，1978年至1984年间，先后疏浚了清河及其支流万泉河、小月河，以及北护城河。 这段时间里，整个海河流域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63年大水之后，毛主席题词:“一定要根治海河”，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第三次对全国大江大河治理做出的重要指示。几十万大军在海河工地上奋战了14个春秋，终于完成了海河防洪除涝体系建设，使河道的泄洪能力达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0倍。 百分之一的可能 4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北京，成了一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海河也再没发过大水，这与全球气候大背景关系很大。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全球变暖的影响加剧。北京地区从1971年至2000年的常年气温平均值，要比1951年至1980年高出1摄氏度。降雨量则与此成反比，下降了10％。 1997年以来，北京持续干旱。 2005年，北京市首次提出变“防汛”为“迎汛”。 但这是否意味着北京不会再遇到大雨成灾的情况？谁也不敢这么担保。而如果真的迎来“63·8”那样的大雨又会怎么样？专家们表示:情况会比1963年更糟糕，因为那时的北京远没有今天这么多的建筑物，也没有这么多的硬化地面。 2004年7月10日，北京降了两小时暴雨。每小时降雨量仅为40毫米至50毫米，但已足以造成市区交通大瘫痪。2007年8月6日，北京降雨，安华桥下水没车顶，三环此路段双向交通因此中断4小时。这也是继8月1日晚以来今年本市第二次出现极端降雨天气。局地暴雨和日益增多的极端天气正使我们这座城市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北京市水务局的老专家刘延恺认为，现代城市必须提高集蓄雨水的能力，以防出现城市型洪水。 1963年那场大雨西南低涡直接穿过北京的天气条件非常少见，百年不遇。但是，专家们也说，百年一遇，不是一百年才遇到一次，而是每年都有百分之一的几率遇到。 我们必须作好准备。 图一:大雨之后，北京空军出动了运输机向被水围困群众空投救援物资。 图二:1963年形成的洪水线(红线标注处)。(摄于九渡) 图三:上世纪70年代，首都十万治水大军奋战在东南郊治涝工地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