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進入8月以來，連續發生的兩場局地暴雨導致安華橋下積水事件，引起了人們對極端天氣影響的更多注意。 北京城裡上一次發大水是在什麼時候？1963年。 44年前，也是在8月上旬，一場罕見的特大暴雨沿着太行山東側席捲河北，並由此引發了數百年不遇的海河大水。保定頻頻告急，天津危在旦夕。今天的人們怎能想象，北京城裡城外也曾汪洋一片。 正是因為那年的大水，北京有了自己的“市區防洪排水標準”。這套標準一直沿用至今。 一個水患頻頻的北京 翻開北京城的歷史，這座乾渴的城市確曾有過濕漉漉的一頁。 北京地處華北平原最北端，北與蒙古高原接壤，西與黃土高原毗鄰。這裡四季分明，年降水量適中，但雨量分布很不平均。根據近百年的氣象資料統計，七成的雨量都集中在7、8、9三個月裡，且豐水年雨量高達1406毫米，枯水年則只有242毫米。 這種氣候再加上西北高、東南低的地勢，為流經北京的主要河流塑造出不羈放縱的性格。永定河哭笑最無常，它常常裹挾着大量黃沙和泥土，一瀉千里衝進北京，像一匹脫韁的野馬到處橫衝直闖。隨着城市發展，永定河上游植被遭破壞日益嚴重，泛災年份逐年遞增。每到這個時候，與永定河同屬海河水系的潮白河、拒馬河、句河等天然河流以及人工河道往往助紂為虐，同時發水，致使北京城裡水患頻頻。 據史料記載，元朝統治的98年間，北京有48個年份發生了輕重不同的水災，平均不到兩年就有一次。根據著名氣象學家竺可楨先生的論述，當時中國正處於溫暖期向寒冷期的緩慢過渡，容易引發水災。到了明代統治的276年裡，北京地區的水災年份共有104個，平均每三年一次。從1644年至1911年，清代統治的268年間，有128個水災年份，平均兩年即有一次。清順治十年(1653年)，“淫雨數月，都城內外，積水成渠，房舍頹壞，薪桂米珠”；嘉慶六年(1801年)，永定河、拒馬河河水暴漲，“西山諸山水同時並漲，浩瀚奔騰，汪洋匯注，漫過兩岸石堤、土堤，開決數百丈，下游被淹者九十餘州縣”……到了民國年間，也有大小不同的17次水災發生，最大的一場發生在1939年。聽很多上歲數的老人說，那年的雨下了整整40天。 新中國成立以後，北京仍有較為嚴重的水患發生。尤其是在上世紀50年代，防汛排澇救災一直是北京市每年夏季的頭等大事。但從1959年的大雨過後，北京地區一連乾旱了三年，直到1963年。 山雨欲來 人們原本以為，1963年會有個好年景。 三年自然災害剛過，人們剛把注意力從政治運動轉移到農業生產上來。生產積極性在鬱積了好久之後，一下子從人們身體裡迸發出來。路邊也好，溝邊也好，水邊也好，忍飢挨餓兩三年的人們在任何有土的地塊上都種上了花生、老玉米。大家還給這些地方起了個名字，叫“拾邊兒地”。那年老天爺也幫忙，雨水很足，莊稼長得好，四處洋溢着豐收在望的喜悅。“爺爺奶奶講起我們家歷史時，總會提到1963年，爺爺就覺着那年肯定是個豐收年。”現任房山區十渡鎮副鎮長韋應龍說。那時他還沒有出生。 8月1日，《天津日報》第三版左下角登載了一則小消息，標題是:8月中旬將有大雨。這條消息並未引起足夠的注意。但大雨說來就來了。8月1日大雨從淮河上游地區移至海河流域，暴雨的主要路徑由河南省南陽起，經許昌，到了河北省邯鄲，路徑區域都發生特大暴雨，24小時降雨量達到950毫米。 2日，北京房山縣開始下雨。4日，北京城裡也下了一場雨，雨量不算大，時而下，時而停，人們也不太在意。8月5日《北京日報》上的天氣預報說:陰轉多雲局部地區有陣雨。當天報紙的第二版上還登着條好消息:城郊連降伏雨，對莊稼有利。實際上，這是一場受較強西南低渦氣流影響而來的降雨。當這股西南低渦氣流以每天93公里的速度緩緩移動到石家莊地區時，已經大為減弱，但勢力仍在。8月6日，北邊突然灌進一股冷空氣，冷熱空氣劇烈作用。原有西南低渦的北部又新生出一個西南低渦，氣勢洶洶地向北京方向撲過來。7日，河北司倉迎來了24小時760毫米的降雨量。8日，這個“新勢力”到達北京。 8日一大早，北京又開始下雨。那陣子正值黨中央、毛主席提出“幹部也要參加勞動”的倡議，市屬各區各縣正在積極組織區縣、公社、大隊的三級幹部大會，認真討論學習。十渡鎮的各級幹部把上衣脫下來往書包里一塞，披上塊塑料布，啪嗒、啪嗒趟着水趕到縣上開會去了。 雨瀝瀝啦啦地下，十渡山上開始出現小小的洪流，順着山體縫隙汩汩地往下流。沒有人通知，也沒有人組織，但祖祖輩輩居住在拒馬河邊的十渡鎮人覺得不對勁兒了。常年看天吃飯的農民本能地感覺到了危險的存在，他們開始往高處的親戚朋友家搬遷。韋應龍的大伯那年30來歲，背上一小囤的土豆，就奔了七渡的韋應龍家。那個小囤可比柳條筐還大，裝了滿滿一囤土豆，足有一兩百斤。幾天后，再讓他搬回去，他可怎麼也搬不動了。 城裡也是一樣，雨下了一天。按照西城區德勝門附近松林閘水文觀測站的記錄，下午6時，降雨量達到50毫米，夜裡12時超過100毫米。雨水不小，甚至衝垮了德勝門附近一段城牆，但總體態勢還算平穩。 真正的危機，在於北京城裡已是溝滿壕平，蓄水量幾乎達到極限。而一場百年不遇的暴雨正趁着夜色，悄然襲來。 城、近郊區全線告急 入夜12時，雨量驟然增大。 松林閘水文站的雨線清晰地記錄着突如其來的變化:原本走勢平緩、徐徐上行的雨線突然間陡峭起來，仿佛被什麼力量給硬生生地拽了上去，與原先的路徑幾乎構成了一個大直角。老人們說，從那時起，雨不是下的，而是倒的。如果端個海碗，打開窗戶，胳膊往出一伸再縮回來，就是滿滿一碗水。到9日早上8時，松林閘地區的24小時降雨量就達到了325毫米(24小時以內降水量超過200毫米叫做特大暴雨——編者注)。 但最大降雨還不在西城區，而在朝陽區。來廣營地區24小時降雨量為464毫米，超過北京市平均年降雨量的三分之二；朝陽區氣象站監測到的雨量為404.2毫米；酒仙橋為400.7毫米。當時，朝、海、豐都算近郊區，城區只包括東城、西城、崇文、宣武。 從8日早8時到9日早8時，北至昌平沙河、東至朝陽樓梓莊，包括整個城區在內的900平方公里土地上，24小時平均降水量達到300毫米。雨量超過200毫米的地區，範圍北至昌平山前地帶、東至順義城關、西至石景山、南至大興黃村，面積超過2400平方公里。總體說來，西部、北部山區雨量偏少，約為50毫米至100毫米，通縣及其以東地區雨量更少，只有50毫米。 城區、近郊區河道漫溢，全線告急。護城河水位迅速拉高，超過歷年最高水位。東南護城河水位超出附近地面1米，成了罕見的地上河。與護城河連通的93處下水道中，62處被水淹沒。洪水順着下水管道灌回下水口，一股衝勁居然把前三門大街的下水道鐵蓋頂起老高，而後甩在一邊。 護城河以內，600公頃的積水面積無法下泄，就好像在城區里憑空添了三個頤和園昆明湖的水面，積水深度達到0.3米至1.5米。天橋、永定門一帶逢雨必澇，自然是積水重災區。孩子們不顧大人的呵斥，興奮地追逐着水裡漂過來的大西瓜。他們也許不知道，和這些大西瓜一樣在北京城裡漂來漂去的，還有市商業局的870噸煤末兒、4000公斤劈柴；市供銷合作社的9000公斤冬瓜、茄子、100公斤雞蛋和100瓶白酒…… 大人們的神經繃得緊緊的。當時的人們大多住在老房子裡，其中不少年久失修。家裡的盆盆罐罐都用來接屋頂漏下的雨水，有條件的家庭往屋頂上鋪氈子。全北京市的雨氈子迅速脫銷。大人們整晚不敢睡覺，就怕牆倒屋塌。在崇文區，1.8萬間房屋被水淹，影響了1.14多萬居民的正常生活。據統計，城區和近郊區總共倒塌房屋11016間，危險房屋20913間。公房漏雨305222間，庭院積水775處，影響住戶8067戶，總計4萬餘人。 東西長安街、新華門附近、王府井南口、交道口、新街口南大街、北河沿大街、永定門內大街、朝陽門內大街、廣渠門內大街等城中心的幾條主幹道積水達半米以上。市內公共交通全部癱瘓，無軌電車自8日下午就停運，至9日上午仍未能開動。市內56條公共線路，全部停駛和分段停駛的有36條。 據說，暴雨時，正值黨和國家領導人要在中南海接見某國青年代表團，車隊行至新華門附近時再也無法前進，最後不得不出動警衛部隊將車推進新華門，才使接見照常進行。 護城河外的情況也好不到哪兒去。 長河從白石橋到西直門橋全線漫溢，動物園被淹。據當時在動物園工作的老員工回憶，道路上的水沒了膝蓋，所有動物都被轉移到獸舍里。但許多獸舍也進了水，小鹿仰着小腦袋在水裡游來游去。幸虧，動物園的排水系統比較好，大水很快就從虎山旁邊的出水口流走了。 蓮花河的河堤決口，洪水圍困住市商業局所屬的馬連道倉庫。蓮花河北岸的居民，住房被蓮花河洪水淹沒，許多人只好打着傘站到了馬路上。 當時的三環路還是條只有兩個車道的小馬路。太陽宮一帶的鄉民養殖的魚，都被北小河和壩河裡來的洪水衝上了三環路。朝陽區的三級幹部會議也開不下去了，樓梓莊鎮黨委書記吳忠文繞道天竺，走了整整一天才回到鎮子裡。市屬12條放射線公路，除去通往西邊石景山、房山、焦化廠的三條暢通之外，其餘全部斷路。經過北京的京廣、京承、京包幾條鐵路累計中斷2300小時。為了確保重點通訊，北京長途電話局暫停了普通長途電話業務。 暴雨中，全市共有295家工廠生產受損，全部停產的達到85個。清河三個毛紡廠和清河粉絲廠被水浸泡得最為嚴重。全市工業損失在1千萬元以上。農業方面，朝陽、海淀、豐臺3個近郊區淹地30萬畝，成災9.8萬畝，損失蔬菜1億斤、糧食1千萬斤。死亡35人。 “龍扒”來了！ 遠郊區縣裡受災最嚴重的是房山。時至今日，站在九渡岸邊，房山張坊水務中心站副站長劉廣厚還能清晰地辨認出1963年洪水線。這條斑駁的洪水線印刻在九渡的崖壁上，距離現在的水面至少有十多米。崖壁頂正是兩個蹦極台，每天都有人跑來這裡，挑戰自我。他們飛身向下一躍，恰好穿過洪水線，也就此成了勇敢者。只是，在大自然面前，人類永遠是那麼渺小。那條洪水線形成的時候，劉廣厚9歲。 “我就記得外面的聲音好大，不像下雨，倒像是呼呼的颳風聲。”劉廣厚回憶說，大人們不許他出門，因為外面在下雨，很大的雨，拒馬河在漲水。 拒馬河發源於河北省淶源縣，據說因水寬河深可以拒馬而名拒馬河。彎彎曲曲的拒馬河盤繞在一座座陡峭的山腳下。在每一個河灣處都有一個渡口，從張坊往上依次為一渡、二渡一直到十渡。河水造就了旖旎的十渡風光，也偶爾泛濫成災。 8日，滾滾洪水從西北方向就着山勢奔流而來。一路之上，千萬股流水從山上不斷匯入。“到我們這兒的時候能有幾丈高，卷着就下來了。”十渡的老人們一邊回憶當時的情景，一邊用手比劃着浪卷翻天的樣子。 山區里發大水跟平原地區完全不一樣。平地上發水是不斷地上漲和漫溢，山區里則是瞬間猛漲、驟然來臨，老百姓管它叫“齊頭水”。“齊頭水”所過之處，土壤鬆動、山石滾落、植物被連根拔起，仿佛是被蒼龍的利爪狠狠地抓了一把。人們都說，“龍扒”來了！——那個時候，還沒有“泥石流”的概念。“從山上衝下來的大水裡什麼都有，死雞、死羊、死豬、蓋房子的檁子。”劉廣厚說，為了撈水裡的白薯，他差點兒被水沖走。洪水是黑色的，因為房山產煤，山里大大小小的礦區好多座。 高海亮當時在房山水利科秘書組工作。下雨時，全縣31個鄉鎮、水文站、氣象站和水庫都得向他們報雨情、報水位，他們再及時上報，並將領導指示下傳。8日夜裡，張坊水文站被大水衝垮。高海亮只聽見電話那頭喊了一句:“(流量)已經超過一萬(立方米每秒)了，頂不住了！”電話就斷掉，再也要不通了。 高海亮趕緊把電話打到張坊鎮裡。對方回答說，水文站的職工都跑出來了，不過水文站被沖毀了。每秒9920立方米，這是張坊水文站觀測員最後記錄下的流量數字，已經創造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最大洪峰流量。而實際流量很可能還要超出一些。當天，地處房山的漫水河水文站也記錄下大石河出現每秒1160立方米的最大洪峰。 張坊、南尚樂地區有7個村莊被洪水圍困，老百姓在房頂上、樹頂上等待救援。高海亮奉命聯繫了縣裡的飯店，以及有伙房的單位，趕緊烙大餅，裝進麻袋，運往良鄉機場。一架“安二”型直升機從那裡起飛，將整麻袋的烙餅和慰問信空投到被水圍困的村莊裡。 洪水致使房山6.4萬畝耕地被淹沒成災，也粉碎了這些地方人們的豐收希望。所幸的是，由於疏散及時，並未造成太大的人員傷亡。房山區十渡鎮現任副鎮長韋應龍聽爺爺說過，當時自己家裡就收留了20多位親戚朋友，奶奶支起了直徑1米的“七印鍋”，熬了滿滿一鍋粥招待大家。眼見着洪水沖毀了家園，懷胎十月的母親一着急，就生下了兒子，仿佛是應了水龍的召喚。村裡的下放女醫生給新生兒起了個名字，叫“韋應龍”。“所以，我們家老人一講起家事，就離不開1963年那場大水。”韋副鎮長說。 拒馬河在北京境內僅有61公里，再加上地勢陡，所以洪水來得猛也去得快。最大洪峰很快就流出了北京，流入河北省境內。8月10日，暴雨雖止，但南北來水都匯集於天津外圍，海河抗洪鬥爭的重頭戲隨之拉開。百萬抗洪大軍在河北省白洋淀、東淀、賈口窪等處晝夜奮戰。 直到9月下旬，圍困天津的水位才全部回落。天津保住了，但河北省中部和南部遭受嚴重損失，104個縣受災，受災人口2246萬，被淹耕地5438萬畝，山區的許多梯田被沖光，顆粒無收。災區總共淹死5119人，受傷43318人，災後有130萬人染病。 圖一:1963年8月8日至9日北京市區暴雨災情圖 圖二:北京軍區空軍某部官兵在護城河搶險。 圖三:“同暴雨洪水搏鬥”成了報紙的主旋律。 
戰洪圖 面對百年一遇的暴雨，北京全力以赴。 8日下午，房山縣緊急停止了正在召開的三級幹部會，讓在縣裡開會的幹部回去指揮抗洪搶險。但拒馬河、大石河水位已開始猛漲，攔住了幹部們回鄉之路。北京鐵路分局緊急調出一輛混合列車，卻派不出列車員。當時19位剛到北京的石家莊車務段列車員正在公寓休息，聽到這個情況，馬上冒雨出發，將臨時列車開到周口店。600多位幹部和趕去搶險的人通通上了火車。 翻開當年的《北京日報》，8月9日第2版頭條新聞標題是:緊急行動起來，迎戰暴雨洪水。旁邊還配發了社論，“為了保衛首都的社會主義建設，保衛今年的農業好收成，全市城鄉人民都應當緊急動員起來，加強戒備，準備隨時同暴雨、洪水搏鬥。”“一場嚴重的防汛防洪鬥爭，已經擺在全市人民的面前。” 此時，房山縣已經動員組織起5萬多幹部、群眾，先後加固、加高堤埝110餘處，長達1.3萬米，安全轉移305戶、1390人。朝陽區政府抽調力量，在威脅城區安全的南護城河左安門、東護城河東直門兩個險段現場成立搶險指揮部，組織了1000多人的防汛搶險隊伍，分別築起兩條400多米長的土圍堰，擋住了將要漫溢的護城河，保住了城區。 《北京晚報》8月9日頭版頭條大標題:雨大鬥志高，奮戰不辭勞。2版標題:英勇戰洪流風格高尚，昨天大雨中佳話頻傳。字裡行間，透着千軍萬馬戰洪圖的激情與豪邁。各行各業的人們堅守崗位，譜寫出一曲雨中讚歌。 永定河出現4年來最大洪峰，河水急速向下游傾瀉，7名水文哨兵堅守在岸邊，數小時內發送一百餘封水情電報。 馬連道倉庫被水圍困，商業局的幹部職工奮戰一晝夜，用了3千多條沙土袋，將88棟庫房門堵住。 天橋煤場的工人劉寶棠冒着雨給35戶居民送去了3800斤煤球和120斤劈柴。 連接海淀與青龍橋電路的一根電線杆被水沖歪，北京供電局配電工區檢修一班工人坐着搶修車直奔海淀后街西口，而這時他們已經連續奮戰了9個小時。 地下陰溝又髒又臭，但北京印刷廠的職工顧不上考慮，直接用手掏挖，積水被排走，7萬多本教科書就此保全下來。 近郊農民冒雨趕了十多里路，將12萬斤蔬菜送進菜站，他們知道雨水多蔬菜不易保存，所以早就把有斑點、質次的菜全部挑揀出來留下自己吃，把好菜運進城。 當位於清河鎮的北京市敬老院被洪水包圍時，解放軍空軍某部兩個單位的軍官、戰士和中國人民公安部隊學院的幹部、學員近1000多人火速趕來。戰士們先把老人們背到敬老院裡地勢較高的俱樂部。水勢繼續上漲，戰士們又把老人一位一位背上船。逆流行船，運行困難，船身搖晃不穩。幾百名戰士下水，推着船走，堅持了五六個小時，才把老人們送到安全地帶。 9日上午10時左右，暴雨逐漸小了下去。處於上游地區的河水、積水開始慢慢下降。而泄水集中的下游地區反倒面臨着更大的考驗。 朝陽區水利科科長簡惠岐當時正在樓梓莊一帶指揮搶險。樓梓莊是朝陽區流水的下梢，地處溫榆河、壩河和北運河之間，地勢低洼。民間有個順口溜兒，說樓梓莊這片地方“下雨就泡湯，一年不長莊稼，就長拉拉秧”。這個情況，簡惠岐了解得很清楚，所以他在8日上午就帶着人趕到了樓梓莊。 9日下午，幾條河流全線漫堤，樓梓莊地區的5個村子和一個農場全部被淹，交通斷絕。很快，指揮部就與農場失去了聯繫。簡惠岐急得火燒火燎，上級下了“不許死人”的死命令，但農場裡的300多職工目前生死不明。市指揮部了解到情況，馬上派車運船從距離樓梓莊12華里的駒子房下水，趕來支援。 10日早上7時許，支援船隻還沒到。簡惠岐實在等不及了，仗着自己一副好水性，他決定游過大水到農場看一看。現場幫忙搶險的兩名解放軍戰士一人抱着個汽車輪胎內膽，也要求一起出戰。三個硬漢就從距離農場8華里的曹各莊下水出發了。 一路之上，全是茫茫大水。高粱穗頂頭趴着的蛤蟆、水蛇撲騰撲騰往簡惠岐的身上跳，簡惠岐乾脆把身上的白背心一脫。越往前游，水越大，水流越急，而且是逆流而上。幸虧簡惠岐是在白洋淀長大，從小就在拒馬河裡撲騰。用他自己的話說，“能在水裡走路，能在水裡睡覺。”游到一半的時候，簡惠岐發現了一根電線杆子，這下他更踏實了。 “有電線杆子，就有電線。順着電線走就不會迷路，而且還能借點力。”44年後，簡惠岐對當時的情景依然記憶猶新。與大水奮戰了近4個小時後，三個人終於游到了農場。遠遠的，就看見有人騎在房頂上向他們揮手。那正是農場職工，已經被洪水圍困了12個小時。簡惠岐一到，就趕緊找場長詢問:“有人傷亡沒有？”場長回答說:“沒有，截止到目前，只損失了一頭豬。”簡惠岐這才放下心來。 當天下午，救援的船隻也紛紛趕來了。簡惠岐放眼一看，什麼樣的船都有。有解放軍舟船部隊開來的綠色鐵皮船，有戰士們剛剛紮好的木筏子，還有漁民打魚用的小船，居然還有北海公園里的十多條小遊船。這支海上“雜牌軍”紛紛靠岸，噔噔噔地跑來找簡惠岐報到，領任務。大家有條不紊地把農場職工運送到了附近皮村的大堤上。簡惠岐又坐着船回到了樓梓莊指揮部。 市防汛指揮部這時候發來消息:馬上有飛機空投救援物資。樓梓莊中學操場有片空場，人們就在那裡用布匹擺了個大大的十字。下午5時左右，北京空軍部隊一架運輸機起飛，朝着樓梓莊飛去。飛機上裝着1200多公斤熟食和藥品。這些熟食是東城區食品加工廠和朝陽區7家飯館在短短兩個小時就準備好的，朝陽區衛生部門送來了藥品，王府井百貨大樓送來塑料布包裝藥品，糧食局送來麻袋包裝食物。 裝着烙餅、藥品、大蒜、慰問信的麻袋一包包從飛機上投了下來。傍晚時分，人們又用船把物資分發到周圍的村莊。第二天的《北京日報》記載下社員張海景的一句心裡話:“有黨、有公社，就不怕。” 準備分洪 大雨中，有一個地方的人們，比在雨中搶險的人還要緊張。 當時，在木樨地以南、會城門那裡有一座不怎麼起眼的二層小樓。小樓二層北邊房間是行政辦公室，中間是電話總機房，南邊的幾間屋子就是北京市市政管理工程處河道管理所的辦公地點。 北京城近郊區主要排水河道有四條:清河、壩河、通惠河、涼水河，它們的小支流有30多條。每到汛期，這些河道里的水怎麼調配，從哪裡排，排多少，都歸河道管理所負責。 李裕宏當時28歲，是河道管理所的一名工程技術人員。“那場雨太大了，我們幾間屋子裡的電話響個不停。”李裕宏回憶說。各處水文站觀測到的雨情和水情通過一條條電話線，迅速匯集到管理所。這些數據就成為水閘是開是關的重要依據。巨大的北京市河道示意圖就掛在牆上，李裕宏他們根本沒時間看，也不需要看，哪裡的警戒水位有多高，保證水位有多高，都深深地刻在腦子裡。即便如此，每次做決定時依然很艱難。因為水閘的一開一關、一升一降之間不僅關繫着水勢，更關繫到河道兩岸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 李裕宏清楚地記得1959年水災中發生在右安門閘的那場衝突。當時為了保住右安門閘以東的東南郊工業區，西來的洪水被右安門水閘死死擋住，向西南漫溢，近郊區農戶家裡的洪水都上炕了。鄉民們不幹了，舉着鐵鍬就鑿開了水閘。後來還是市領導趕來做工作，才將群眾情緒安撫下去。 1963年依然危機重重。“通惠河的水位一點點地漲，高碑店閘也跟着一點點地提高，下游的壓力一點點地增大。完全顧不上下游了。”李裕宏知道，高碑店閘的水位無論如何也不能超過31米。“如果超過31米，河水就會淹了東郊熱電廠。全北京供電當時全靠它。”幸運的是，在距熱電廠取水泵不足半米的時候，高碑店閘的洪水位停止了上升。玉淵潭閘水位也在逼近最高限水位的最後一刻降了下來，沒有分洪。 如果再下雨該怎麼辦？ 市規劃局的技術人員緊急計算。他們設想暴雨中心若再往西移動20公里，下在南旱河或者永定河會怎麼樣。“這是完全可能的。1963年8月那場大雨距北京城市上游僅僅20公里，又同屬西山山前地帶。如果再有場大雨，很可能下在那裡。”當年在市規劃管理局市政處工作的文立道老人回憶說。計算的結果令人們大驚。南旱河的河水將以146立方米每秒的速度衝進北京城，動物園水深將超過1米，通用機械廠、迎賓館(現在的釣魚臺國賓館)、三里河一帶將全部被淹。洪水入城後，很可能沖毀前三門的河林閣閘和南護城河泄洪閘。洪水將從正陽門橋上岸，沿前門外大街南流，繼續加重天橋、金魚池一帶的災害。城區內積水加重，東南西北向交通將全部中斷。左安門、右安門、東直門幾處河道可能決口。通惠河高碑店閘土壩可能漫溢，影響熱電廠的正常生產。若暴雨中心移至永定河，將淹沒石景山車站、石景山電廠、張儀村車站、盧溝橋、豐臺鎮菜地…… 為了防備可能出現的問題，一輛輛卡車軋着尚未退去的積水趕往南旱河，運去一車又一車的草袋子，草袋子裡都裝上泥，人們將南旱河的大堤加高再加高。 朝陽區水利科科長簡惠岐剛從抗洪第一線下來，回到區里。他氣兒還沒喘勻，就被通知開會。朝陽區所屬的南磨房、十八里店、老君堂，通縣的神樹，4個鄉、8個村的一把手全來了。會上有領導傳達上級指示:只要再下兩個小時的雨，就要扒開東南護城河分洪，洪水將順着架松墳(現在的勁松)淹沒南郊的4個鄉8個村。會上讓這4鄉8村的領導趕緊回去開會，組織老百姓做好轉移的準備。 簡惠岐記得，南磨房的黨委書記當時就急哭了:“這讓我們往哪兒搬啊。”“不搬也得搬，往指示地點搬。財產可以有損失，絕對不能死人。”區里領導的語氣無比堅定，不容置疑。 幸運的是，這場推算出來的大雨最終沒有來，分洪也就沒有進行。 1963年8月的大雨就這樣過去了。 催生城市防洪排水標準 如今，北京城裡再也找不出1963年8月份大水的痕跡，不過，它卻以另外一種方式深深地印刻在我們的城市生活中。 大水過後，市規劃局、設計院、勘測處、河湖管理處等部門的130位技術人員組織起來，在城近郊區搞了一次水情、災情調查。 1963年，北京市河道排洪能力比現時低很多。永定河左堤只能防禦15年至20年一遇的洪水，溫榆河也只能排除20年一遇的洪水。市區內部的主要排水河道通惠河、涼水河、清河、壩河泄洪能力很有限，只能對付日降雨量在100毫米至150毫米的雨水。一批河道舊建築、臨時性低標準建築阻水嚴重。據調查，市區河道上有橋梁255座，發生阻水的有96座。再加上城裡引水、排水不配套，上下遊河道宣泄能力不配套，許多地區的下水道還是明清時修建，出現問題自然是在所難免。 當時也沒有現在先進的排水設備和裝備。一把大鐵鈎子，或許還有輛自行車，這是城裡下水道工人的“標配”；區縣裡每位搶險隊員配備一把鐵鍬，一副土筐，每10人配備一個大鋸、一把刨斧、一個提燈，每35個人才有一副水桶…… 根據調查的結果，市規劃局在1964年向市里提交了一份北京“市區防洪排水規劃報告”。 這是北京市第一次有了自己的防洪排水規劃，也是北京市第一次提出防洪排水標準。“北京城裡原先並沒有自己的防洪排水標準。城市河道的防洪標準參照農村，排水標準根本沒有。”文立道說。 按照規劃，擬定用1963年酒仙橋一帶暴雨中心420毫米的日降雨量，作為城市河道的防洪標準，這個標準相當於百年一遇。至於城市河道的排水標準，則按照徹底解決1963年暴雨時城區的積水問題，擬定城市河道排水標準採用20年一遇的頻率，相當於6小時降雨150毫米，日降雨量225毫米。此後，北京市所有河道、建築物的建設都遵照這個標準執行，直至今天。 這份“規劃報告”還提出了城區防洪系統工程。一共分了五期:頭一期包括涼水河疏浚、玉淵潭疏浚；二期包括蓮花河、蓮花池疏浚；三期整治通惠河、南和東南護城河；四期是長河、西護城河、前三河；最後整治壩河。一期工程開始時，北京特意從天津調來了“北京號”挖泥船。大鐵船已經運送到京，就等着重新組裝，好正式開工。這時，“文革”開始了。所有的工程停滯下來。 1974年，北京市給中央打了報告，將防洪工程再次提上日程，並從中央得到了6億元資金和物資的支持。1975年開始，北京疏浚了壩河及其支流北小河，新辟了北護城河向壩河分流的分洪道，1978年至1984年間，先後疏浚了清河及其支流萬泉河、小月河，以及北護城河。 這段時間裡，整個海河流域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63年大水之後，毛主席題詞:“一定要根治海河”，這是新中國成立後毛主席第三次對全國大江大河治理做出的重要指示。幾十萬大軍在海河工地上奮戰了14個春秋，終於完成了海河防洪除澇體系建設，使河道的泄洪能力達到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10倍。 百分之一的可能 40多年過去了。今天的北京，成了一個嚴重缺水的城市。海河也再沒發過大水，這與全球氣候大背景關係很大。 上世紀70年代後期，全球變暖的影響加劇。北京地區從1971年至2000年的常年氣溫平均值，要比1951年至1980年高出1攝氏度。降雨量則與此成反比，下降了10％。 1997年以來，北京持續乾旱。 2005年，北京市首次提出變“防汛”為“迎汛”。 但這是否意味着北京不會再遇到大雨成災的情況？誰也不敢這麼擔保。而如果真的迎來“63·8”那樣的大雨又會怎麼樣？專家們表示:情況會比1963年更糟糕，因為那時的北京遠沒有今天這麼多的建築物，也沒有這麼多的硬化地面。 2004年7月10日，北京降了兩小時暴雨。每小時降雨量僅為40毫米至50毫米，但已足以造成市區交通大癱瘓。2007年8月6日，北京降雨，安華橋下水沒車頂，三環此路段雙向交通因此中斷4小時。這也是繼8月1日晚以來今年本市第二次出現極端降雨天氣。局地暴雨和日益增多的極端天氣正使我們這座城市面臨着嚴峻的考驗。 北京市水務局的老專家劉延愷認為，現代城市必須提高集蓄雨水的能力，以防出現城市型洪水。 1963年那場大雨西南低渦直接穿過北京的天氣條件非常少見，百年不遇。但是，專家們也說，百年一遇，不是一百年才遇到一次，而是每年都有百分之一的幾率遇到。 我們必須作好準備。 圖一:大雨之後，北京空軍出動了運輸機向被水圍困群眾空投救援物資。 圖二:1963年形成的洪水線(紅線標註處)。(攝於九渡) 圖三:上世紀70年代，首都十萬治水大軍奮戰在東南郊治澇工地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