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一直不愿意趟64浑水。但如今孩子长大，看了卡玛女士作的【天安门】，不免问这问那。与其让他们到网上去找答案，不如我给他们解释。一．感情化和外部势力把六四的学生组织，和文革的大学生组织作一比较，好像六四一代不如文革一代。文革大学红卫兵组织比较严密，组织纪律性强。感性冲动的成份比较少。那时候大学生大多经历过四清。有些学校的学生还当过兵。这使他们比89年的大学生成熟很多。学生组织中必然有“感情煽动者”。

一般来说，这类煽动者是女性，一开始在组织中的地位并不高，到了后来地位逐步上升。外界势力很喜欢这样的人。因为这类人会煽动，能鼓励学生作一些极端性的事情。比如“坚持到最后”，“决不妥协”。在文革中也是一样。煽动者都是后来居上。但是在文革大学生组织中，感情煽动者的地位始终不高。在中学组织中地位比较高。这是一个普遍规律：在感情煽动者（一般总是女的）渐居要职的时候，一般都是外来势力介入的时候。这个外来势力，有时候就能让学生成事：突然之间造反成功。比如文革时期。只要毛泽东和中央文革一支持，学生造反马上就成功。在89学运中的某几个时期，好像也有这种可能性。有些人以为马上就成功，很多官等着他们去作。但是有些外来势力把学生当冲锋队，或敢死队。

让学生干一些极端性的事情，结果是招致镇压。所以学生运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赌博。很可能一下子就成功——当然是在外力的帮助下，也可能一下子就被镇压。赌注是相当大的。没有这种爱好的学生，应该及时退出。而有此爱好的人士，自己会激流勇进。感情煽动者的地位的上升，有榜样性。很多人会学着感情化。小伙子会哇哇大哭，比小丫头哭得还厉害。在运动后期，哭变成主要的语言。它的煽动性强大而理性成份很小。

为了让学生作出更大的牺牲，和外界的更多支持，哭是经常使用的行为。天安门事件最后几天的领袖，是学生中最感情化的人物。这应该被看作外来势力介入的结果，也应被看作是学生运动的后期的必然现象。外来介入，和运动后期，是一回事。因为学生运动一定会有外来势力介入。学生渴望着这类介入，某些势力渴望着介入他们。学生渴望介入，是因为学生自己会下意识地认识到，靠他们这几个人搞不成什么事。而那些外在势力认为，学生运动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学生运动一定会受到镇压。差别只在镇压的力度和残酷程度。学生不知道限度。他们总是在试探限度。外来势力也一定要让他们跨过这个限度。如果不镇压，学生运动就不可能结束。没有自动结束的学生运动。差别只在镇压的暴烈程度。以上是学生运动的普遍模式。学生运动对社会和学生，都有其有利的一面。对学生来说，是一种很好的锻炼和学习。

对社会来说，可能带来改革。但是外来势力的介入，一定会产生恶果。学生是被牺牲者。很难计算学生运动的利弊的大小。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之后，大学生在幼稚化。因为生活好了，政治活动大为减少。在以后的学运中，感情冲动的成份更多。或许，彻底幼稚化的大学生，对政治不再感兴趣。也就不搞什么学运了。

二．外部势力，是真正的主角文革和六四的外来势力不一样。文革的外来势力是上层力量，不外是政府，军队，和中央文革。每个组织都有一个后台。或者说，一个后台掌握一派学生。但是六四的情况非常特殊。有几伙人都在利用一伙学生。而不是三伙人利用三伙学生。六四的学生们每天作决议，所有决议都无效，就是因为几伙势力在冲突着，这些决议也是互相冲突的。利用和被利用的过程，大约是这样的：1,在改革派（以胡赵为领导）中有一伙激进分子，他们希望学生运动能推动改革。也就是启动被讨论已久的政治改革。他们这么作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已经处于背水一战的地步。因为自87年以后，胡赵改革派渐渐失势。胡被撤职了。

六四前病逝。胡的病逝对改革派是一大打击。再找不到胡这样有威望的改革人物。这时候赵也不再当总理。而当了总书记。实际上是明升暗降。改革派受到了打击。激进人物希望靠学生的闹事，挽回败局。学生和改革激进派关系密切。这种关系是靠一些老师、校长作桥梁而建立的。比如科大的校长。还有一些教师。从这个角度说，改革激进派很容易插手学生运动。应该说，改革激进派实际上并不是改革派中的主流或核心。他们属于“政治改革”派。政治改革也叫作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改革派也属于胡赵改革阵营。但是是该阵营的一个分支。并非主力。主力是经济改革集团。胡赵二人也确实想在适当的时候，启动政治改革。

但是对如何进行政改，他们并不知道。连邓小平也不知道。但是胡赵建立研究政治改革的机构。和招募了一伙学者。其目的是研究如何进行政治改革。他们认为到了这个时候，再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负作用就会被放大。比如说，造成严重的贪污，和贫富悬殊。使穷人生活困难。造成社会动乱，他们认为民主制度可以防止这些坏事发生。政改派没有实力，也没有权力。他们和经济改革的从事者不一样，搞经济改革的，差不多多少都掌握的经济、金融的实权。这让政改派很羡慕。政改派认为当时的很多现象，比如官倒、贪污、腐化，市民生活水平下降，是经济改革的负作用。现在应该是他们掌握实权，纠正这些问题的时候。政改派认为如果现在不利用学生，背水一战，他们也就没有机会了。六四学运一开始有改革激进派的介入和利用。

2,同样，保守派也希望有一次学运。因为他们认为，他们也到了背水一战的时刻。因为在赵紫阳当总理的后期，进行了最为关键的物价改革。计划经济从此彻底完蛋。这个物价改革对中国的影响，极其巨大。它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分水岭。一旦物价放开，计划经济就完了。对于企业来说，政府和其他客户一样，变成一个购买者或供货者。而不是下达指令的上级。计划经济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中心。

所以物价改革，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水岭。一旦物价改革进行完了，再想改回去，那也非常困难。社会主义经济将在物价改革的冲击下瓦解。保守派认为这也是非出手不可的时候。怎么出手？有胡耀邦先生的实例作榜样，那就是让学生闹事。胡耀邦就是因为学生闹事，引起邓小平和保守派的不满，而迫使其下台。胡耀邦后来说，他轻信了科大校长这类人物。这类人物希望社会动乱。希望学生和当局对立。科大校长作为年轻有为的学者，是改革派倚重的谋士。但是谋士不是权臣。手中的权力有限。谋士大都羡慕权力。谋士想当权臣的，在文革中有陈伯达先生。毛泽东很器重他，但是不给他权力。后来陈伯达就投靠了林彪。希望林彪当国家主席的时候，给他一个实权职务。结果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找个理由把陈伯达除掉了。所以这个谋士变权臣的事情，十分难办，而且危险。以后谋士想当权臣，应该注意：自己必须降格。比如陈伯达，他是中央最高级的谋士，如果相当权臣，应该到省里当省长。不可能在中央作总理。陈伯达要提出当省长，毛泽东也不会有意见，还会觉得他是“下放锻炼”。

但是谋士一般认为他就是大材料，应该在高级地方当掌权者。这是个大错误。犯这个错误而倒霉的人不少。我们再说，这些改革谋士想当大官，用什么办法。他们用了一些很不高明的办法。就是利用学生闹事，强行获得权利。这可不是好事，这是很危险的事。但是这些人在89年，也认为自己只有这么背水一战，不然也就没机会了。原因是他们已经搞了一次学运。也就是87年那次。结果不但没有成功，还被保守派仇恨。他们知道，要按正常的上升阶梯，他们绝对是没希望了。他们已经彻底地得罪了当权者。不但得罪了保守派，也得罪了改革派。保守派把他们当坏人，改革派把他们当捣乱者。学生闹事，成为他们唯一的一线机会。保守派是非常希望这伙人闹事的。因为他们闹事就是向政权挑战。那意思是：把权力交给我，不然我就让学生闹事。这是威胁而不是商量，更不是合作。所以最高领导，不管是谁，都必须打击他们。这样，按中国的土话，拔起萝卜带出泥，把改革派的谋士拔出来了，改革派也罪责难逃。

在87年的时候，学生闹事，向当局挑战，已经被镇压，并把胡耀邦当作泥巴带出来。有了这种经验，在政治斗争中身经百战的中共高级干部，当然认识到，如果再这么搞一次，很有可能把紫阳也当作泥巴拉出来。问题是，必须把事情闹得足够地大。闹大了才能有足够的理由，狠狠地打击改革派，甚至有希望把经济改革给翻过来。保守派们从一开始就欣喜地看着学生闹事。而且在必要的时候，搞点动作刺激学生把事闹大。

3.外国，或者说美国，对学生闹事有极大的期望。他们认为，闹事可能有两种结果。一个是共产党就此完蛋。共产党完蛋的主要原因，当然不是学生的力量大，伸出两根手指头, 就把拥有几百万军队的共产党一下子推翻。而是共产党中有一伙人，而且是当权者，希望共产党完蛋。然后摇身一变，从干部变成资本家。不论从哪一方面说，当资本家都比当干部好得多。好的不能比。所以如果民众表现出讨厌共产党，不少共产党干部会砰然心动：何不乘此机会，把共产党解散了拉倒，而自己会因此受民众拥护，官还会接着当，钱则会更多地捞。生活可以更开放地改善。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就是这么垮台的。美国CIA有一定的理由，相信中国也有这么一伙官员。

如果让他们这么一搞，共产党完蛋，美国不是很开心？所以美国坚决地支持学生闹事。并在必要时给予支持。美国还有第二种考虑。那就是如果共产党不就此完蛋。那么把事情闹大，让共产党没法收拾，或收场得很不好看，结果是共产党面上漆黑，有助于以后把共产党搞垮。一张太脏的脸，谁也不想要。扔掉这张脸的时候，会更痛快。CIA在最后阶段，成为支持学运的主要力量。因为他们学生领袖们非常希望出国。这本是绝大多数学生向往的事情。

4.结果，因为各自的原因，这三伙人：保守派，政治改革派，和CIA，从头到尾，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想让学生闹事。他们都认为学生闹事对自己可能有利。我们也应该看到，也有不想让学生闹事的。那就是经济改革派。他们是改革派阵营中的主力。他们心里最明白，他们干了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这大事情，就是把计划经济一锅端地破坏了。这是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会有很多负作用。好比一场大手术，一定会有大负作用。国家必须好好地养一养，现在经不起折腾。因为物价一改革，老百姓自从50年代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那点存款，眼看着就缩了水。以前存了几千块钱，以为很多，很不得了，现在在一年之内，贬值了几倍。以前一块钱一斤肉，现在要十块钱了。物价改革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物价飙升。物价改革的好处，要在两年或数年之后才能表现出来。而且获得好处并非是无条件的。必须社会稳定，货币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人们才愿意生产和买卖,物价改革才能有成果。但是货币稳定正好是物价改革首先要冲击的。所以又要物价改革，又要货币在一定程度上稳定，非常困难。实际上，俄罗斯就是没能过这一关。他们的休克疗法，中心就是物价改革，也就是取消计划经济。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货币完蛋了。完蛋的原因是工人闹事，议会和政府冲突。也就是社会不稳定。如果社会稳定，那么货币稳定有可能作到。如果社会不稳定，那么物价改革必然造成货币崩溃。那改革就一定失败。所以改革派认为这时候不能闹事。这时候闹事可能把经济改革闹砸。但是政治改革派不这么认为。实际上，这时候改革派中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分裂。政治改革派和经济改革派分裂了。经济改革派中的中心人物，根本不明白政治改革派想干什么。经济改革派中的重要人物，在“物价闯关”之前就想到，物价改革很可能会引发动乱。所以有人在一年多以前，就书面提出建议，成立防暴警察部队。防暴警察有特殊的装备和训练，可以不伤人命地处理民众的闹事。但是这一提案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对于邓小平来说，他有自己的考虑。这考虑就是，干了这么大的一件事，不但要保持社会稳定，还必须把干事的人牺牲掉。因为胡赵一伙，干了这么大的事，必然成为某些人心目中罪大恶极，罪该万死的人物。持这种意见的，首先包括坚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人。

其次包括计划经济的既得利益者。比如说市民和国企职工。物价改革，市场化，马上就要进行利益再分配。 所以国企工人也会痛恨物价改革。实际上，物价飙升，工人生活困难，是引发六四事件的主要原因。所以，为了平息这些人怒火，特别是要平息保守派的怒火，必须牺牲掉几个人。或许邓小平在事件发生之前认为，牺牲一个胡书记就够了。牺牲的人太多，可能引发反改革回潮。也就是推翻已经作了的经济改革，那问题就大了。改革成本会扩大无数倍。但是89运动的势头，让邓先生意识到，牺牲一个胡耀邦不足以平息各方面熊熊燃烧的怒火，必须把赵先生和他的一些手下，特别是整个政改集团牺牲掉，这是最起码的代价。付出这种代价才能保护经济改革的成果，和经济改革的一些干部——和赵紫阳关系不深的干部。所以胡赵二人，在物价改革，计划经济完蛋的时候，是准备牺牲掉的。胡赵二人都很坦然地接受了这种安排。他们把马克思列宁主张的，革命老前辈建立的计划经济，一锅端地搞垮了，自己承担点责难，不是很正常的？我们说过，俄罗斯没能撑过物价改革。

500天休克一开始，经济就垮台了，卢布就完蛋了。而中国的人民币撑过来了。撑过来是有条件的。就是政府严密的控制。俄罗斯一休克，市场上什么都没有了。如果谁家里没有食品储备，就会被饿死。因为大家都知道，物价要飙升了，谁也不知道能升到什么水平。这时候要是拿出东西来卖，今天卖出去的钱，明天一定买不回来那些货。所以谁也不拿出东西来卖。在现代都市，这么搞一天，就有人挨饿。中国的物价改革的时候，因为有政府控制，政府可以调动很多钱财和物质的储备，供应市场。而且可以用铁腕镇压故意囤货不卖的人。一个稳定的政府，可以大大增加人们对货币的信心。俄罗斯那时候政府和议会冲突，政府一个政策，议会另外一个政策。以上所有控制市场的事情，都干不了。所以这时候政局稳定，非常重要。牺牲胡赵，任用李总理，和镇压运动，都为这一目的服务。邓从来就扮演一个平衡者的角色。但只是角色。他实际上是改革者。

是改革者的后台。但是他必须在领导集团中当平衡者。这就像当年毛实际上是中央文革的后台。但是他必须充当平衡者。他必须在老周被攻击的时候，安抚老周。在贺龙被关起来前，拉着贺龙同乘一辆吉普。因为他如果不当平衡者，其他人就和中央文革拼命，他的文革阻力就会增加很多。邓小平如果不当平衡者，保守派就和改革派拼命，改革也改不下去。作为平衡者，在物价改革之后，应该帮助保守派出出气，好好地收拾一下胡赵集团。借此化解保守派的阻力。

5 学生们在那三伙人的鼓舞之下，在天安门坚持。经济改革派们想了一些办法让学生回去。赵紫阳本人也尽其所能，劝学生回去。但是赵紫阳集团已经是被牺牲的人物。谁都知道他们已经失去权利。所以，就连学生们，对他们也不屑一顾。学生领袖们的权利嗅觉极其灵敏。他们和更有力量的外国建立了关系。 我们已经说过，学生运动被人利用，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要让学生运动不被人利用，好比是让孩子没有爹妈。 问题是大家都怎么收场。在保守派的坚持之下，用最暴烈的方式结束了事件。邓小平同意他们用这种方式。CIA也喜欢。背水一战的政改派也愿意。因为，保守派想泄愤，并借此机会，一鼓作气，清算改革派。不只清算政改派，也清算经济改革派。邓小平同意他泄愤，是因为可以借此让保守派背上黑锅。在六四之后，李总理要求像公审四人帮一样公审赵紫阳。被邓小平严辞拒绝。邓回答的大意是：你们自己的形象如此丑恶，还有何脸面作公审别人的世界性表演。丑恶的形象来自残酷的镇压。一旦干出了这种事，保守派的能量也就释放光了。他们从社会主义的理直气壮的保卫者，变成了天安门屠夫。他们的群众基础彻底地融化。他们的政治生命进入苟延残喘的阶段。他们再也没有能力把经济改革翻回来。因为他们如此痛快地在全世界众目暌暌之下，用坦克机枪屠杀了市民和学生。他们因此背上了一个事先没有称重量的黑锅。等事情完了之后，他们才发现这锅超出了他们的负载能力。这时邓小平站了出来，背起了这只黑锅。

从此保守派，只能躲在邓大爷的庇护之下。64以后保守派变得比较听话。天安门的鲜血废掉了他们的武功。所以这个惨烈的收场，是那几个外界势力集体企盼的。保守派，邓先生，政改派，CIA，都希望有这么一个结局。或许赵紫阳先生、经改派、和一些悲天悯人之辈，不希望看见这种结局。但是他们已经无权无势。有人送信给学生，让他们快撤。告诉他们是真镇压，不是假子弹。但是没用。连送信的人，都被学生的广场保卫人员，押送到文化宫，并驱逐至视野之外，使其不得在广场散布消息。在这以前，这人（送信者）因为掌管香港援助财物，被学生领袖们如众星捧月一样地拥戴。一些现象，比如坦克开到路边，军人们下来整队离去。军车撞人群，等等，很多人都已经说过，这是为了增加结局的惨烈程度，而事先作的铺垫。惨烈的结局苦了一些受害者。他们被打死了。应该说是为改革作了牺牲。经济改革因为他们的牺牲，成功的希望增加了。因为保守派背了他们的黑锅，力量减小。也因为以后想闹事的人，都看到了镇压的残酷。也就不敢闹事了。社会因此稳定。改革的暂时的受害者只好忍着。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在几年之后，尝到了改革的甜头。也可能还在受苦。

6. 邓小平的用人技术，在于让一伙人干一件事，干完了就换人。这也是西方社会的用人的特点：每人都有任期。胡赵要干的就是废掉计划经济，建立市场经济。干完了这事，就该下台。在这之后必须有一个稳定休息时期，不再需要胡赵的改革热情。在这个时期的重点是稳定，让市场化渐渐地发挥其好的作用，超过其负作用。我们知道，什么东西都有负作用。物价改革和市场化的负作用，在一开始十分巨大，好作用微小。因为物价飞涨。但是过了一段时间，高昂的物价会激发生产和供货的积极性，货物会因此而涌现。当然中国的情况和战后的德国不一样。德国的人才和规则都已经存在，一旦有了新马克这种稳定的货币，货物在几天之内就出现。中国没这个能力和规则。中国的市场化的成果，出现的比较慢。负作用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一旦破坏了计划经济，下一步的重点是稳定社会和货币。这就需要铁腕，谁闹事就镇压谁。哪里出了事，赶快去救火。谁受苦，自己忍着。这么作很残酷。但是政治和经济就是这样。干这种事，李总理比较合适。邓找到他，也算是个好选择。李总理是保守派认可的人物。让他干总理，保守派不闹事。李先生根红苗壮，从小上有高层呵护，下有周围追捧。能力比较平庸，整人却不留情。所以是个铁腕。另外，能力平庸有其好处，面对以前胡赵的大刀阔斧的破立，李先生只能接受，不能反复。邓先生又及时地把江和朱引进中央。一些李先生力所不及的工作，由他们二位承担。64是个很残酷的事情，也是个各派表演的舞台。邓先生棋高一筹。证明他道行深厚，目光高远，还应该说他运气奇好。如果他在64之后就去世了，事情就麻烦了。7,或许应该注意，64运动中，有很多反经济改革的内容。如有青年工人说：只有官倒，能用计划（国拨）价格买了东西，再用市场价格卖出，赚取暴利。问题是这种行为，是当时新兴商人的特征。商人的工作就是用市场价格卖出。如果卖不出必然降价。如果卖的好可能涨价。高价卖出反映市场有此需求，也有此承受能力。

至于那货物是用什么价钱买进来的，和卖价并无关系。官倒的出现，也是一个过渡现象，这时正好是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的时期。一部分东西还在实行计划。另外一部分已经价格开放。商人是当时的新兴群体。国企工人则是走下坡路的群体。在计划经济的时代。有些东西被计划压低价格收购，有些东西被计划抬高价格收购。农民的粮食，石油钢材，被压低价格收购。一些国企职工的劳动，被抬高价钱收购。有些职工从文革以后就很少干活。这行为从经济学上也可以解释。既然收入固定，为了提高收入的质量，就应该尽量少干活。当然这不是职工的过错，而是制度的过错。经济改革正好要废除这种制度。国企职工因此而必须增加工作量，以前有保证的工作职位和收入，也变得不可靠。以前令人羡慕的国企职工的地位，也逐步下降。特别是外来民工的竞争势不可挡，所有这些都让他们怀念计划经济。国企职工对经济改革心怀不满，而且是运动的主力。广场上的是学生，外围保护的职工。前面冲锋的学生，后面支持的职工。职工人数比学生多。当年撒切尔太太和英国的矿工，也闹过类似的纠纷：国营煤矿的工人硬是不让关亏本的煤矿。

结果是矿工失败。中国也是这样。本来国企职工，可能成为保守派的群众。如果保守派有能人指挥，又有积极肯干的干部，或许可以分化群众，把国企职工拉到自己的一边，形成文革时中央中的一派，掌握着群众中的一派的局面（那问题可就大了。中国经济难逃俄罗斯的劫难）。这也并不难。只要高举社会主义大旗，反对贪污、腐败、官倒、私倒、走私、贫富悬殊和物价飙升，就能把很大一批人争取过来。因为这些事情，确实是经济改革的伴生现象。但是邓先生没给他们这样的机会，保守派也没有这样的能人指挥，也没有愿意工作的干部。他们有的是对改革的一腔怒火，和已经老得转不动的脑筋。

8.64被认为是一场追求民主的运动。百年以来，这类运动有过很多次。结果民主仍然没有出现。有人会认为，以后还会不停地追求，最终有实现民主的一天。而笔者认为百年以来的经验证明，至少在目前，民主并不适合当作一个被争取的目标。自古（而非百年）以来，民主在中国成功过很多次，但是它的结局就是专制。共产党自己的历史就是明证。另外一个事实：民主斗士们到了最民主的美国，仍然不能建立有内部民主的组织。倒是建立了许多金庸武侠小说中描写的门派和山头。或许可以看出，这就是民主胜利后中国的局面。然后必须要作的，仍然是出现一个真命天子，扫灭群雄，一统天下，建立专制。或许还是应该遵守刘少奇工运学运的原则，那就是“有理有利有节”。工运学运又不是夺取政权，目标不能定得太高。学生和年轻工人很喜欢“出气”“解恨”，一定会把目标定的很高，打击面也特别宽。比如六四一开始就拿邓小平赵紫阳的儿子当作攻击目标。并广泛地攻击“高干子弟”。这个改革开放，如果不让大官和子弟获利，只让小民获利，怎么可能呢？官民冲突永远会有。

只要有官有民，就会有官民冲突。如果把激化这个冲突当作运动的主要内容。那事情就一定只会是死了人也办不成事。如果想办成一点事，就必须找到一个大部分官民都能接受而且可行的目标。如果找不到这个目标，还想闹事，就要准备自己解气，也让别人解气。再说说民主。民主在一个没有法治和分权传统的社会中，必然导致社会动乱。中国青年多以为民主就是“多数统治”。多数统治和法治不一样。以前搞的运动（包括文革）都是多数统治。多数人把少数人整死了也没人管。另外多数也很容易受煽动和被控制。世界上凡是标榜民主社会的，都有一套办法防范多数暴政。但是这套办法是潜在和隐蔽的，隐藏在文化和经济状态之中，一般人看不见。表面上是选举搞的最热闹，让我们这些第三世界的老百姓，以为那就是先进社会的第一法宝。实际上背后的文化和经济的力量很复杂。没有它们民主搞不成功。 西方社会（从古至今）的特点是分权。常说的三权分立，只是第二级分权。第一级分权是政教分离。现在教会在西方的力量仍然很大。在德国仍然被认为是第二大的势力。在美国的作用也不比这小。科学可以被看作是现代宗教。科学和基督教结合在一起，监督制衡着世俗权力机构。然后在世俗权力机构内部，才有三权分立。这是第二级的分权。西方现代社会结构，是宗教和世俗政权之间，长期冲突妥协的产物。冲突的结果是宗教分裂了，分成了很多教派。政权也分裂了，变成了三权分立。政教冲突过程长达两千年。中国也有类似的历史，在中国是儒教和皇权互相制约和妥协。中国文化之所以相当发达，原因在于这种冲突，也有两千多年，比西方的政教冲突的历史更长。如果没有这两个势力的冲突，就没有中国文化。但关键问题是中国的皇权始终太强。而儒教没有组织。双方力量不平衡。而西方的教会组织严密，势力强大。足以和世俗政权抗衡。现在中国出现了强大的党组织，可以看作是学习西方而获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应该把这个成果，和引进现代工业，现代科技相提并论。问题是如今党政合二而一，重要的社会资源被浪费，不能发挥效用。

类似的情况——政教合一——在西方历史也出现过。一出现这种情况，政治和宗教都变得残暴无能。社会也停滞甚至退步。如果他们分离了，社会就出现活力。中国的党从几个方面说，不像政党而像宗教。一方面是共产主义本身和天堂一样，在地球上并不存在。共产主义理论本来就和新约相似。另外，“书记”本来是教会中的职务。还有：共产主义的词根，commun, 本是最早在罗马帝国的奴隶之中，建立的教会的名字。而党的组织结构，也非中国土生，而是来自罗马教会。对于中国来说，一个这么大的党，是宝贵的社会资源。至于如何发挥其好作用，则是另外一回事。资源就如江河一样，可以发水灾，也可造福人类。全看人的智慧。不过这些事情，都和学生无关。现代政治是全球化时代的政治。和这个时代的经济一样，只有超大型的集团，才能算得上是个角色。学生和市民如果要参与，只能当道具。最后以一个老学运分子的经验，奉劝学生（如果他们能看完此文）：一旦看见学生领袖痛哭，最好开溜回家。除非你对热闹的喜爱，超过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