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案而起”的闻一多先生，于1946年7月15日倒在国民党特务的子弹下。但就在此几年之前，他还是国民党的支持者，对共产党抱敌视态度。他的政治态度由亲蒋反共遽而突变为拥共反蒋，原因当然非常复杂。其中之一，就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

　　早在清华读书时，深受渐进改良影响的闻一多对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激进思想十分反感，认为是只破坏不建设。1925年回国后，他一度与著名的国家主义者李璜有所来往，并表示“现在北京的共产党闹得不成话，非与他们先干一下，唱唱花脸不可。”（李璜：《学钝室回忆录》，第134页）他参加过几次国家主义派在北大召开的反苏反共大会，几乎每次都与共产党人发生激烈冲突。这更加深了他对共产党的反感。

　　30年代初闻一多曾在青岛大学任教两年，他虽已转向学术研究，但由于身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便难以完全摆脱政治的纠缠。“九·一八”事变使爱国学生运动日益高涨，青岛大学亦三次爆发学潮。在每次学潮中，闻一多都站在校方一边反对学生罢课，主张开除学运积极分子。学生也将矛头对准闻一多，甚至发表《驱闻宣言》，指其为“准法西斯蒂主义者”。

　　西安事变爆发时，清华大学的教授几乎一致反对，闻一多的态度更为鲜明。他与朱自清、冯友兰、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等被推举为起草电报与宣言的七人委员会成员。在《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中，他们愤怒谴责张学良说：“同人等认为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清华大学校刊》第799号，1936年12月16日）平日在课堂上从不提课外话的闻一多此时也抛开讲义，怒气冲冲地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装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许你们妄加伤害！”直到40年代初，闻一多仍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对国民政府虽有种种不满，但基本立场还是站在国民党一边的。闻一多当年清华的同窗好友、后又一同赴美留学的罗隆基回国后一直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曾因争自由、民主、人权及对国民党进行严厉的抨击而入狱。对罗隆基的言行，闻一多颇不以为然。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闻一多等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闻一多参加了历时两个多月、横跨湘黔滇三省共三千余华里的步行团，对社会下层的生活有了真切的了解，埋下了思想变化的契机。同时，他们本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迅速贫困化。许多教授要靠业余经商、到中学兼课或卖文售字才能维持生活。包括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夫人在内的一些教授夫人们开始合制糕点送到商店寄售，要养活八口之家的闻一多只得给人治印，勉强维持日用。生活的平民化，把他们彻底赶出了安逸的象牙之塔，使他们观察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在这种情景下，执政者的贪污腐化便更加触目惊心，使人感到忍无可忍。

　　闻一多的变化，是从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开始的。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认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在不知不觉之中做了外国文化的奴隶了”。尤其是“五四以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流行国内……其流风之所至，一般人以为西洋的一切都是的，而中国的一切都不是的。”“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这些学说和政争，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他认为西方历史上有皇权专制，而中国则相反，不仅历史上从无皇权专制，而且人民的自由太大，所以“无论在战时或在战后，一片散沙一样的‘个人自由’是不能存在的。”要大力弘扬八德、四维等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今后立国的基础。

　　这些观点，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闻一多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联大八年》第4页）这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详细了解共产党的各种情况。